請聽大洋彼岸的轟轟雷鳴

張維平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巴特拉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對數百名教授與學生，公布了五點預言。他斷定一九七九年伊朗會在宗教革命的幌子下發生成功的政變，并預言在一九八○——一九八一年間將爆發兩伊戰爭，戰爭至少會持續七年。兩年之后，上述預言全部應驗。

第三個預言是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間歐洲將經歷一場經濟衰退。如果不從國民生產總值，而從失業率去考察，這個預測似乎也不幸言中。一九八六年英法兩國的失業率達到戰后最高紀錄，整個西歐的平均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一。

第四個預言是：一九八九——一九九○年美國會發生大蕭條，它將波及全世界，并持續七年。

關于第五個預言，在本文結束時再談。

乍一聽，仿佛象巫師算命。但巴特拉聲明，他所作的全部預言，是將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工具結合著一種新的歷史哲學——他稱為歷史決定論，但與我們熟知的那種形式頗為不同——而作出的理性判斷。

一、四分社會系統與社會周期規律

拉維·巴特拉(Ravi Batra)，供職于美國南美以美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擅長經濟計量分析，被認為是世界一流的貿易理論家。實證分析工具的發展，已使經濟學躋入精確科學之林，這正是馬克思當年夢寐以求的。但巴特拉在其學術生涯的盛年期，卻轉向了歷史學。他推崇美籍印裔學者帕拉哈·薩爾卡(Prabhat Ranjan Srkar)在其著作《人類社會》(Human Society)中表達的社會進化思想。薩爾卡“吸取以往全部編史者”的思想，而創立的“社會周期規律”(the Lawofsocialcycle)，尤為巴特拉瘋狂迷戀，并構成了他的歷史哲學——歷史決定論的核心部分。巴特拉認為，在解決社會進化之謎的自古及今的累代探索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圣·奧古斯丁，馬克思，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等巨匠都貢獻了各有特色的歷史決定論思想，其中雖然有許多歷久不衰的東西，但總的來說缺少吸引力。巴特拉認為，薩爾卡的“社會周期規律”復活了歷史決定論，避免了兩種歷史觀的對抗。過去的決定論觀點之所以備受嘲笑，在于其人類社會最終不能決定自身命運的悲觀論。薩爾卡肯定人確實是其自身命運的建筑師，但人必定只能在由自然這一更高原則決定的邊界之內運作，以創造一個較好的社會環境。換言之，人活動于中的競技場，是由社會進化原則事前決定的。

至此，人們或許會認為這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必然性與個人首創精神相互關系的辯證法異曲同工。但兩者的關鍵區別，應該從薩爾卡對人類社會這一競技場所作的解釋中去尋找。

首先，他按照心智結構或內在稟賦，把人劃分為古今皆然，超越任何特定時代的四個社會階級，又稱“四分社會系統”(quadri-divisi－onalsocialsystem)：

組別之一，這類人生就超常膂力，他們在需要耐力、勇氣、活力與體力的工作中略勝一籌，這是“尚武階級”(the classofworriors)。中世紀的騎士和當代社會中的士兵、警察，職業運動員等。

組別之二，是智者階級(theclassof intellectuals)，他們傾向于用智慧而非武力解決問題。哲學家，作家，科學家，律師，醫生和工程師等。

組別之三，是聚財者階級(theclassofacquisitors)，錢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內容。封建地主與現代社會中的商人，銀行家與企業家等。

組別之四，是勞力者階級(the c1assoflaborer)。農場工人與非熟練粗工屬此。他們缺乏尚武者的活力，智者的敏慧和聚財者的積累本能。他們教育水準低，且無所作為和追求，永遠處在社會底層而被人剝削。當然，淪落到這個階級中的人有可能是例外，真正的勞力者是自身無能而甘愿于此的，區別就在這兒。

在任何一種社會中，通常由尚武者維持法律與秩序，智者提供哲學與宗教，聚財者管理經濟。薩爾卡的階級劃分雖然不排斥經濟背景，但也不否認社會流動性，智力的進步，本人的勤勉加上與其它社會階級的接觸，都可以導致階級身份的變化。

與四分社會系統相對應，人類社會是按照勞力者時代，尚武者時代，智者時代和聚財者時代這樣的順序循環往復地演進的，這便是社會周期規律。勞力者社會是無政府的，野蠻的，沒有法律、秩序和道德規范的停滯而死氣沉沉的社會。取而代之的尚武者社會則是集權、獨裁，人民有高度紀律并遵守道德規范的社會。窮兵黷武是其特征。從獨裁與高壓社會中脫胎而出的智者社會，則在巧妙與偽善地為現存社會秩序辯護的基礎上，全面控制各階級，其中女性地位尤其低下。在和平的環境中，聚財者突破智者統治的偽善說教和社會禁錮，而迎來了自己的時代，出現了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分權對集權的反抗，在意識形態上的特征則是渴望財富的思想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在任何其它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都不曾普及得如此徹底。而隨著財富的增長，紀律開始松懈，道德又形廢弛，加上貧富兩極分化，致使尚武者與智者們也開始藐視現存的法律與秩序而與勞力者為伍，從而人類又回到勞力者時代并開始一輪新的社會循環。但這時的循環不是一種簡單的重復，而是進入了一個較高的層次。如，再度出現的勞力者社會便不可能由生性散漫的勞力者自身去統治，而是由聚財者統治的，故而貼切的叫法是“聚財者兼勞力者”(acquisitive－cum－laborer)時代。這個時代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犯罪與日俱增，法律被廣泛漠視，無政府主義傾向彌漫于全社會。這時，它又預告著新的尚武者時代的到來。

二、美國實例：聚財者時代的蕭條循環論

翻開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的西方社會編年史，羅馬帝國是掙脫勞力者時代的第一個尚武者社會。接著，出現了由羅馬教皇和主教代表的智者時代，從五世紀中葉延續到大約九世紀末。然后是封建地主支配的聚財者社會，從十世紀延續到十四世紀中葉。由于英法百年戰爭等事件，歐洲史上出現的無政府主義時期導致了一個百年左右的“聚財兼勞力者”時代。歷史至此開始新一輪循環。十五世紀中葉，英法西班牙恢復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歐洲進入了第二個尚武者時代。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則標志其第二個智者時代的開始。一八六○年英國工業革命推出了資本主義制度，是歐洲史上又一個聚財者時代。而當代西方，則已經再度淪落為“聚財兼勞力者”社會。

由歐洲移民為主建立的美國社會，在其誕生之日，便展現了第二個聚財者社會的全部特征。從獨立戰爭到一九二九年，是其聚財者時代發展的全盛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股市崩潰，進而危及整個經濟機器，此后三年，失業者達一百五十萬，幾百人失去積蓄而沿街乞討，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下降百分之三十，國內私人投資下降百分之九十，工業生產下降一半，同期貨幣收入減少百分之五十三，實際收入下降百分之三十六。而由于農產品價格下跌百分之六十，農業經營者的處境最為凄慘，其收入下降百分之七十(見Peter Fearon《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大蕭條的起源與實質》，麥克米倫1979年英文版第35頁)。這一瘟疫迅速地蔓延到整個西方世界。而所有這些，恰好發生在美國國民人均收入創歷史最高水平之時。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五十余年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且又相對平穩，使人們覺得，當年的悲劇不會再度重演。但巴特拉不茍同于此。他立論的基礎仍然是薩爾卡的循環論：不但社會是按四個時代周期地循環演進，而且每一時代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力量也是有節律地周期變動著的。任何實體，不論其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其運動都是非線性的循環式發展。而要把握任何特定時代循環節律，關鍵是找出其主導變量的運動軌跡。

巴特拉選取了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和政府管理經濟這三項，作為資本主義型聚財者社會的主導變量。對于貨幣，側重在其供應量的增長率。通貨膨脹則被定義為物價總水平的持續而非短期內的上升。政府管理則指它對私人部門經濟決策過程的干預，測度的內容包括各時期政府經濟管理機構的數量，規模和國會通過的主要經濟立法。巴特拉考察了從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全部可資利用的統計數據，對長達二百余年的時間序列的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除開內戰時期，這三個變量是精確地沿著同一軌跡作周期運動的。以每十年作為測度變化率的單位，則貨幣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政府干預程度每隔三十年同步地攀升到高點，然后下滑。這不應該看作是巧合，而是有力地印證了薩爾卡關于任何居支配地位的力量都有節律地作周期循環的猜想。

主導變量的確定，巴特拉也自認是無可非議地符合薩爾卡理論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主導力量是占有和控制財富的工商巨子這類聚財者，其權勢的興衰變化是通過貨幣這個財富的一般代表的周期運動來體現的。富豪位居社會最高層次，而貨幣與財富又是近乎同步變動的同義語，所以，貨幣供給便必然成為包括經濟本身在內的社會所有變動的最重要因素。通貨膨脹之作為主導變量，是由它與貨幣供給的聯系決定的。

巴特拉選用這三個變量，而撇開人們常用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固定資本投入等宏觀經濟指標，來考察美國的經濟周期，體現了其反對里根經濟政策的明顯意圖。政府能控制貨幣供應嗎？短期可以，長期不行。聯邦儲備銀行的成立并不能改變原先的貨幣運行周期。近年來美國通貨膨脹率低企，亦非里根之功，而是其運動周期已越過高點開始下滑了。此外，以為變動政府機構便會對經濟發生根本影響，也純屬誤解。巴特拉認為，人可以在某一時點上控制自己的命運，但最終只能在比他更為強大的社會周期規律所設定的范圍內照章行事。

在研究了三個變量之后，巴特拉引導人們把眼光聚焦在財富集中問題上，并由此建立了他的美國資本主義蕭條循環論。他不滿足于人們通常依據國民收入的進退消長來確定商業周期的辦法，而是深入區分了?！八ネ恕?、“蕭條”與“大蕭條”三個概念。衰退一般持續三年，失業率低于百分之十二。越過此限，便是蕭條，若經濟停滯六年以上，失業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且居高不下，則為大蕭條。他認為以往有關經濟危機的眾多學說，實際上提供的只是衰退而非蕭條的理論。大多數人只看到了對于商品和勞務的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失衡，是危機的原因，卻忽略了財富集中這個更重要的參數，而這才是蕭條特別是大蕭條的真正原因。巴特拉則認為是財富不平等導致蕭條，其因果聯系主要表現為二個方面。首先，財富集中引起金融恐慌。當富人愈富，而貧困者隊伍擴大時，全社會的借貸需求上升，還債信譽則普遍下降，銀行為開展業務又不得不擴大信貸，信譽好的主顧有限，只得去找信譽差的顧客，這就增加了銀行本身的經營與破產風險，債務鏈條的脆弱與斷裂便勢不可免。其次，少數人握有巨額貨幣，必然使財富邊際效用遞減，并伴隨資產運用的風險敏感度降低，從而把投資從生產性轉向投機性經營。而聚財者時代的普遍社會心理是“人無橫財不富”，買空賣空可以使人傾刻之間變得富有的誘惑，會使人人起而仿效，結果便引導全社會脫離物質與勞務生產，而去追求虛幻的財富。投機狂熱會自行助燃，一當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這種“太虛幻境”，則整個社會物質根基的崩潰便指日可待了。

至此，我們可回到衰退與蕭條的區別上來。國民收入由需求不足引起下降并伴隨失業，這就是衰退。如果衰退之前有大規模投機行為，衰退中又出現金融體系崩潰，這就是蕭條。它是由財富不平等引起的。

巴特拉結合前面提到的三個主導變量，對一七九○年以來的美國經濟史作了實證研究，結論是，每十年至少出現一次衰退，三個主導變量同時達到高峰的周期是三十年，而大蕭條的間隔則是三十年或六十年。如果第三十年避開了蕭條，則第六十年會由因果累積爆發全面災難。例如，美國一七八○年曾出現蕭條，一八一○年沒有，一八四○年便發生大蕭條。一八七○年出現蕭條，一九○○年避開了，一九三○年便是大爆發。一九六○年幸免災難，一九九○年便在劫難逃。

對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美國史上發生的空前浩劫的原因，貨幣學派與凱恩斯主義各執一端地強調了貨幣與財政政策，巴特拉用三個主導變量的周期節律對此作了否定，并用財富集中取代。此外，他還用人類犯錯誤的心理歷程來強化論證。并確定三個主導變量以三十年為一個周期。

三、思考與啟示

這本書的確有一種令人窒息而又迫人深思的邏輯力量。一方面，很難說作者在經濟思想史上貢獻了什么新的東西。他似乎傾向于凱恩斯，但又在許多方面不滿于政府干預；他譏諷米爾頓·弗里德曼是不合時宜的亞當·斯密，但又時時求助于弗氏的貨幣理論。另一方面，他也確實有新奇之處，這就是他運用社會周期規律與聚財者時代的循環節律理論，對當代經濟學的主要流派和美國二百余年的經濟發展作了某種與眾不同的整合與概括。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其社會歷史觀。且不論這種觀點究竟是理論創新，還是舊話重提。它對于習慣于用邏輯演繹和線性思維方式來塑造未來社會的理想模式與完美境界的人來說，或許會有一種疏通思路的作用。

在預言了蕭條之后，出路何在呢？巴特拉說，我們并不是歷史決定論的寡助無援的祭品，原因一旦發現，循環便可突破。這就引出了他的改革方案。該方案不在于消除周期波動，而是在現存無序的體制中建設自然周期相對穩定的，亞當·斯密型的自由市場經濟，又叫大眾資本主義或產業民主，以便實現充分競爭，防止壟斷造成的財富與收入不平等，因為只有競爭不足才會導致財富集中。就是說，作者在追求一種利益均分的“理想競爭”狀態。正是在這個環節，他與其全部立論基礎的“社會周期規律”發生了沖突。如果當代“聚財者社會”竟能逃脫蕭條循環論，而進入理想狀態，那么又如何與社會周期規律為它安排的那個命定是消沉混亂的“聚財兼勞力者”社會相銜接，并進入另一輪尚武者社會呢？如果社會周期中止循環，那么新的循環法則又是什么呢？

結合作者提供的改革措施，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主張最低與最高工資差距不能超過十倍，要求把石油與煤鋼等生產部門劃分為較小的競爭性單位，把股份分散到社會各階層，用遺產稅消除財富集中，為財產繼承規定上限并使之與最低工資相連等等。這些東西并不新鮮，戰后英國工黨，北歐福利國家與美國的“新政”都在這方面做了廣泛的試驗。結論很清楚，一種禁止人民在積累財富方面正當競爭的體制，是不可能促使社會財富總是迅速增長的，因而也不會是一個完美的競爭機制。更何況，上述措施，歸根到底必須通過強化政府干預才能做到，而作者在描述“政府管理”這一主導變量時，已經否定了政府行為是可以超越蕭條循環規律的，就是說，是與作者的改革主張自相矛盾的。當然，從另一角度看，中國的經濟改革設計家們亦可從中受到啟發?！俺墒斓氖袌鲶w系”究竟是什么樣的，也許至今仍無定論，因為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關于自由市場制度的定義也是言人人殊的。

此外，在整理人類歷史方面，社會四分法與周期規律是不是一個合理而有效的工具，應該由史家們去鑒別和選擇。但無可否認，人類進步的歷程確實體現著某種循環法則?！度龂萘x》開宗明義，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便是一種循環論。而戰爭與和平，繁榮與蕭條的周而復始，亦勿庸置疑地貫穿人類史。每一次戰爭都使萬千生靈涂炭，并使幸存者信誓旦旦，要世世代代永保和平。但不同利益與價值觀沖突的累積效果，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使人類忘記過去的災難而卷入新的流血沖突。本世紀便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伯特蘭·羅素認為，原子武器的發明有如人類第二次發現了火，對世界和平是一件幸事。我理解，這是指原子武器的巨大毀滅力，對人類好斗本性的盲目沖動形成了一種威懾。使人們認識到，個體自我保存在核時代是與人類整體安全休戚相關的。從而形成了和平力量對于世界性戰爭的阻扼作用。當然，循環的某種程度的突破，只是意味著新形式取代舊形式，例如當今落后民族之間的地區沖突，恐怖活動乃至太空爭奪等等。

也可由此延伸，去理解繁榮與蕭條的循環。當然，具體到一九二九年大蕭條會否重演的問題，我不敢對巴特拉的預言妄作評論。作預言與評論預言都是危險的。但有一個事實很清楚，去年十月二十九日華爾街股市狂瀉的“黑色星期一”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性股市震蕩，到得比巴特拉的預期早三年。三個余月已經過去了，股市風暴并未完全止息，但美國經濟走勢始終良好，增長達百分之三，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則是近年來最低的，特別是銀行系統全無崩潰跡象，所有這一切與一九二九年的情況竟是如此不同。真所謂“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美國《幸?！冯s志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一篇評論文章說，千百萬人民通過電視而在全球范圍內親睹“黑夜星期四”的現狀，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梢栽O問，信息工具的巨大進步是否使人類擁有了更多的防衛力量以阻擋蕭條變成災難？

不過畢竟，巴特拉還有第五個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在一九九○年代將被徹底改造，在本世紀的轉折點上，共產主義制度也將如此，結果將是全球性黃金時代的到來?！?/p>

就是說，不僅東方社會主義，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在致力于革新自身的社會弊端，改革確實是一個世界性潮流。因此，那怕這場股市風暴果然是預告暴風雨即將來臨的轟轟雷鳴，人們也無須悲觀。

(《一九九○年大蕭條》，［美］拉維·巴特拉著，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組譯，將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