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威脅?還是感到威脅?

沈 琦

“中國威脅論”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經在美國火熱過,事異時移,美蘇冷戰的大背景已經不存在了,然而“中國威脅論”卻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究其根本,就是國際上圍繞中國經濟崛起而引發的特殊言論之一,而美國,特別是美國國會,是這個言論的溫床。自從“9·11”事件之后,美國小布什政府在反恐和防止武器擴散等方面需要中國的支持,“中國威脅論”聲音漸弱,但是,正如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委員Patrick A. Mulloy所言,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在對外政策的制定上有一種獨有的機制,有些觀點在一時未受重視并不表明這些觀點不重要,這里面有個時機的問題。如果當行政部門在某一個時機決定對華采取強硬措施了,國會這些報告中反應的觀點就會被行政部門很好的采用,以鼓動民意、得到民眾的支持。因而,我們很有必要對美國國會中的“中國威脅論”繼續研究。本文試圖采用羅伯特·杰維斯的關于對“威脅”認知的理論,對美國國會中的“中國威脅論”進行淺薄的分析。

一、杰維斯的《國際政治中的認識與錯誤認識》

杰維斯在關于如何判斷他國是否具有威脅性的論述中認為,政策制定者在以下幾種情形下會比較容易得出他國具有高度威脅性的結論:

(一)政策制定者將他國行為的原因歸于他國行為的非常理智的方式。

(二)發現另一個國家將大筆金錢花在只能以發生戰爭來證明是正當的工程上是相當令人擔憂的。

(三)當國家采取觀察者認為違背其自身經濟利益的行動時會產生更加強烈的效果。

(四)當觀察者相信行為者可以在不阻礙他人的情況下就能達到其表面的目標那么這個行為者就會被認為想要傷害他人。

(五)當另一個國家拒絕政治家相信可以達到對方所聲稱尋求的目標的建議時,對他國可能會采取的行為方法的選擇的同樣的分析也同樣可以采用。

二、從認知角度看美國國會中的“中國威脅論”

90年代以來,第一次“中國威脅論”泛濫于1992—1993年間。Ross H. Munro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所辦刊物《政策研究》上發表了題為《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中國在一個多世紀的努力之后,忠于堅實地走上了經濟騰飛之路,在軍事上也開始鋒芒畢露,而且還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共產主義國家,無論在經濟方面還是在戰略方面,中國將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構成一種越來越大的威脅①。這個論調出臺的背景是,1992年11月28日出版的《經濟學家》雜志“中國特輯”中首次將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估算為中國官方數字的兩倍,則中國的經濟實力次于美國和日本,已與德國比肩。此外,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蘭德公司、世界銀行等相繼評估中國經濟發展狀況,1993年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公開聲稱中國的GDP“即使算不上第二,也已經是世界第三經濟大國”②。這些關于中國實力和潛力的評估被美國中央情報局采用,作為美國對中國經濟崛起考量的參照。美國的“中國威脅論”鼓吹者們認為,世界大國發展的必然邏輯就是經濟發展—政治崛起—軍事擴張,中國既然可以在經濟上威脅到美國的絕對統治地位,那么在政治和軍事上也可能威脅;中國在經濟上的蘇醒,顯示了它在政治和軍事領域里的蘇醒。這個道理也可以從八、九十年代美國對日本的態度上顯示出來,當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時,美國相當擔心日本未來的走向,雙方互有嫌隙,而當1997年金融危機過后,美日顯然又成了親密無間的好伙伴,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后,美國相當鼓勵日本加強軍事。此其一。其二,雖然日本經濟僅次于美國,但是美國人對于日本的擔心顯然不如對于中國來得大。在分析當時各個機構對中國經濟的評估時,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經濟學家》1992年的評估數字是中國官方數字的兩倍③,而在美國中央情報局遞交給國會的1993年年度報告中對中國GDP的評估為2.35萬億美元,是中國官方統計數字的7—8倍④。顯然,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官方數字是不可靠的,而如果中國在這些數字上沒有講實話,而是大大減小了數字,那么,一方面,想到的是中國即使在經濟方面有所欺瞞,那么在其他方面呢?中國的國防開支呢?軍隊規模呢?關鍵也許不僅在于所欺瞞的實質內容,更在于欺瞞這種行為本身,中國所公開的其他一切東西都將遭到質疑,包括其所宣稱的良好意圖。而更糟的是,對于中國的信用產生了疑問之后,會進一步懷疑是什么樣的動機會使得中國政府掩蓋真實的數據和意圖。另一方面,欺瞞這種行為,又暗示著對國際機構的藐視,因為欺瞞者的行為動機中暗含著這樣的思考:我可以唬弄過這些機構,而這些機構的運作規則和合法性則是若干國家共同認可的,藐視它們也就是藐視他們,而對于他們所認可的其他規則,比如說聯合國的權威、和平、不首先向其他國家動用核武器等等也是可以視而不見的。正是這樣的推理,真正使得

“中國威脅論”者驚恐難安。其三,蘇聯解體后,美國人自己也還沒有做好準備來面對后冷戰時代的世界,不知道如何處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過往的幾十年中,美國人沒有很多和中國(“紅色中國”)打交道的經驗,卻有很多和前蘇聯打交道的經驗,當人們在遇到不熟悉的對象時,很容易在不熟悉的對象身上尋找原本熟悉的一些特征,分門別類,然后用一種已經熟悉的模式化的方法來應對。所以,中國既然和前蘇聯一樣是社會主義國家,那么前蘇聯所具有的特征中國也必然擁有,這是很容易得出的結論。那么,對于中國具有“威脅性”的假設也是自然的,仿如先驗。

第二次“中國威脅論”浪潮的掀起源于1995—1996年間的臺海危機,這一場危機導致了美國國內對華政策的大辯論。是不是中國的飛彈試射本身真的對“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又或者對美國的安全戰略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這個問題本文不予討論,但是觀察者對這個行為的認知和理解,則是本文所考察的。試射飛彈的這一行為與其說是要造成實質傷害,不如說是一種實力的顯示,顯示給誰看的呢?在“中國威脅論”鼓吹者們看來,如果中國真的如所說的那樣是為了達到影響臺灣選舉的目的,那么試射飛彈非但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反而會使得島內輿論偏向更不利的方向,如此一來,中國的真正用意又是值得懷疑了,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就會聯想到自己是一個明顯的多的目標。一方面,臺灣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的內政,要解決也是海峽兩岸之間解決,最好是和平磋商解決,現在一言不和就動用武力,不啻是“耀武揚威”,是對美國的一種威脅和挑戰,更何況當時的情況顯示大陸方面溫度飆升的一個導火線就是美國給予李登輝前往美國的簽證并參加康奈爾大學的校友會。Richard Bernstein和Munro在他們合作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中聲稱中美兩國已成為全球范圍的對手,中國對美國在世界上“至高無上的地位”形成了“難以應付的挑戰”,斷言美中軍事沖突不可避免⑤。而這個言論不能說不是這種心理的產物。另一方面,大陸的飛彈針對的是軍事實力相對較弱的臺灣,那么,美國方面理所當然的一個推理就是,一旦大陸的軍事實力處于優越的位置上,它就會顯示出它的擴張性,對周邊提出領土要求,而這是直接危害到美國利益的。這種推理忽略了臺灣問題的特殊性,以及臺灣和大陸之間血脈相連的事實,而模糊了“臺灣”與“中國周邊國家”之間的巨大差別。除此之外,在美國看來,臺灣問題是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的,需要尊重臺灣民眾的意愿和選擇,大陸不放棄動用武力,也就是說,在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卻仍然選擇一個會招致巨大經濟損失的方法,那么,是不是中國為之冒險的誘惑(目標)大到足夠彌補這個損失呢?也就是說,中國不惜違背自己的巨大經濟利益,寧愿以臺灣民眾的痛苦(在美國人看來是痛苦)和克林頓政府的政治挫折為代價,而訴諸武力。

第三次“中國威脅論”起于1998—1999年間,從“李文和案”到“中國政治獻金案”“中國衛星案”,直到1999年5月25日眾議院特別調查委員會拋出《關于美國國家安全以及對華軍事及商業關系的報告》為其高潮。這一次的“中國威脅論”,戰場從媒體和學界轉向了國會,歸根結底是前兩次“中國威脅論”在國會的反映,焦點和第一次有所雷同,在于對中國信譽的質疑。在前文中已有分析。2002年7月12日,美國國防部依據國會通過的《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向國會提交《中國軍力年度報告》,7月15日美國國會新成立的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向國會提交了第一份年度報告《美中經濟關系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連同緊隨其后的媒體文章輿論宣傳,掀起了第四次“中國威脅論”高潮。與前幾次相比,在內容上并沒有新鮮的東西,只是增加了許多捏造的事實。

三、結語

這種間歇性發作的病癥——“中國威脅論”,當然有鼓吹者自己不可告人的動機這個因素,但是他們對于中國的形象的認知,是威脅還是伙伴,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了解到他人為什么會產生出“中國-威脅”的意象,有助于我們致力于羅伯特·杰維斯所說的“廉價的形象”(cheap image),從而為我國的和平崛起創造和平和諧的外部環境。

注釋:

①Ross H. Mo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 Fall, 1992, pp.10-17

②吳心伯.“論克林頓亞太安全戰略的形成”[J].國際政治研究,2003(2):69.

③同上.

④黃仁偉.“‘中國超級大國論及其對我國國際環境的影響”.我國周邊環境及國家關系.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1993年年會論文集,P.23.

⑤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7.

參考文獻:

[1] 吳心伯.“論克林頓亞太安全戰略的形成”[J].國際政治研究,2003(2).

[2] 黃仁偉.“‘中國超級大國論及其對我國國際環境的影響”[OC]我國周邊環境及國家關系,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1993年年會論文集.

[3]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7.

(作者簡介:沈琦(1983—)女,南京大學歷史系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美關系史和美國國會中的中國游說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