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主的技術

艾志強

摘要：對于技術化統治的拯救不僅是法拉克福學派科學技術批判的核心問題，也是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共同關注的話題。其中，馬爾庫塞主張通過科學技術自身的革命走出技術化統治的困境；哈貝馬斯則認為只有建立一種關于技術的民主對話機制才是唯一的出路。而此種機制的形成有賴于兩個條件：一是科學的民主化，二是要為技術與政治的民主對話的實現在政治、科學和社會范圍內創造一個公共領域。

關鍵詞：哈貝馬斯；技術；民主；公共領域

中圖分類號：N0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165(2009)02-0032-06

法蘭克福學派科學技術批判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化統治問題，正是因為技術異化為了統治的工具，才造成單向度的人、單向度的社會和單向度的思想的出現。因而，解決技術化統治問題，是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兩個人共同的夙愿，馬爾庫塞提出了技術與藝術聯姻的拯救途徑，而哈貝馬斯認為只有建立一種關于技術的民主對話機制才可能走出技術化統治的困境。

一、技術與藝術的聯姻

盡管馬爾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中的科學技術持一種強烈批判的態度，但他認為，在一種全新的社會、政治、美學和人道的條件下，一種替代現有科學技術的新的科學與技術是可能的，它們將打破現有的科學技術的統治邏輯，成為拯救人類和自然的新生力量。

馬爾庫塞認為，雖然科學技術在發達工業社會已成為統治工具，要拯救這種危機，就需要一種全新的科學方法和技術，他指出：“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學已經規劃和創立起這樣一個領域，即對自然的統治依然同對人的統治相聯結的領域——它們的聯結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領域而言是必不可免的?！绻闆r果真如此，那么，在也許有助于上述必然聯結的進步方向上的變化就會影響到科學的結構——科學的謀劃。它那沒有喪失合理特征的假說，將在一種根本不同的經驗環境(一個和平的世界)中得到發展；隨之而來的是，科學將獲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確認根本不同的事實。這一合理的社會推翻了理性的觀念?！瘪R爾庫塞這里的意思實際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即發達工業社會的制度框架并不能決定科技進步的速度、方向和功能，反之，在獨立的科技進步過程中，制度框架是可以替代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認為當科學技術進步到一定程度，社會制度的變革是可能的。因此，馬爾庫塞認為，這種新科學技術是為革命的理論服務的，同樣，革命的理論應承擔起這種新科學技術的綱領。他指出：“技術轉變同時就是政治轉變，但政治的變化只是到了將改變技術進步方向即發展一種新技術時，才會轉化為社會的質的變化。因為已確立的技術已經變成破壞性政治的工具?！?/p>

新科學技術該如何產生呢?在馬爾庫塞看來，新科學技術的產生是和理性的變革密切相關，因為在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的異化與理性的工具化有必然聯系的，所以，新科學技術的產生首先必須使理性擺脫工具理性而恢復否定性和批判性。他寫道：“技術進步的這種新方向將是既定方向的突變，即不僅是流行(科學和技術)合理性的量的漸進，而且更確切地說是流行合理性的突變，是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新觀念的突現?！?/p>

馬爾庫塞將新科學技術的確立寄托在科學、技術、形而上學(哲學)和藝術的結合上。在他看來，首先，科學、藝術和哲學之間存在著原始的聯系?？茖W曾包含審美理性、自由、想象和幻想?？茖W曾沉迷于各種可能性的合理化，它玩弄過這些可能性，即解放——一種更高真理——的可能性。其次，技術與藝術具有姻親關系，像技術一樣，藝術也通過反對現存領域，并在現存領域中創造了一種思想和實踐的領域。但是，由于后來科學技術理性取得了統治地位，科學、技術、哲學和藝術便被分離了?！敖y治的合理性不是使科學理性和藝術理性分離開來，就是把藝術結合進統治領域從而否證藝術理性?！?/p>

那么，科學技術、藝術、哲學該如何結合呢?馬爾庫塞認為，發達工業社會已經將技術理性推向了極端，達到了它的終點，進一步的發展將導致一個質的飛躍，即呈現出一種本質上新的人類現實的可能性，那時，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的特征不存在了，科學技術將對“生活藝術”開放，科學、技術、藝術和哲學便會結合到一起。他這樣論述道：“在有步驟地將自己規定為政治事業的過程中，科學和技術將超過它們曾因其中立而從屬于政治的那個階段，并反對它們作為政治工具的專門功用。因為，對終極因的技術再規定和技術控制，是擺脫了妨礙滿足人的需要并發展人的才能的特殊利益之后對(物質和精神)資源的建設、開發和利用。換言之，它是人作為人的合理事業，是人類的合理事業。因此，技術可以對理性和自由的不成熟狀況提供歷史的矯正，據此，人在以壓迫為基礎的自我持續的生產能力的進步中，可以成為自由的并保留自由。就技術在此基礎上獲得的發展程度而言，矯正決非技術進步本身的結果。它牽涉到政治的變革?！痹谶@段話中，還隱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即馬爾庫塞不認為技術自身的發展存在內在的邏輯，科學技術的進步是根據政治需要提出的。這個觀點在下面這段話中表露得更加明顯：“擺脫剝削特征后的技術合理性愈是對社會生產起決定作用，它就愈是依賴于政治方向——依賴于集體的努力以爭取和平生存并實現自由的個人為自己設立的目標?！?/p>

馬爾庫塞對于新科學技術將帶給人類和自然的解放堅信不疑。他認為，新科學技術除了帶給人類物質上的滿足以外，還將帶給人類自由發展的前景，正義、自由和人性的觀念都將在新科學技術下獲得它們本真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同時，藝術與技術聯姻后，藝術的技術合理性將具有美學的還原特征，到那時，征服自然意味著減少人對自然的暴行，土壤的耕作不同于浪費性的開發，開辟森林本質上也不同于大規模的砍伐森林?？傊?，科學、技術、藝術和哲學的結合一旦產生了新的科學技術，“技術的邏各斯就將開放出一個根本不同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領域”。

從馬爾庫塞對“新科學技術理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對科學技術態度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他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已經異化為統治工具，執行意識形態功能，因此，科學技術的中立性不再適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科學技術可以不受社會制度的限制，科學技術進步到一定程度，制度框架可以替代，技術可以成為解放人類的新力量。這種“搖擺不定”受到了哈貝馬斯的批判。

二、走向民主的技術

對于馬爾庫塞提出的“新科學技術理論”，哈貝馬斯持反對態度。他認為馬爾庫塞新科學技術理論中技術化社會的概念是模棱兩可的，“一方面，馬爾庫塞懂得，生產和解構的技術力量，進入了政治統治和社會權力的制度聯系中，……另一方面，他則認為，前進中的技術系統似乎具有無所不包的力量——技術本身成為一種生產關系”。哈貝馬斯認為，模棱兩可的原因在于馬爾庫塞否認了技術發展的內在邏輯，將技術等同

于生產關系，從而也就使技術喪失了純潔性。他指出：“我們必須捍衛技術的純潔性，反對蔑視它的十足的猜疑。很清楚，技術的純潔性就在于，人類的再生產和延續受工具的、全部目的理性行動的條件的制約。所以，歷史上能夠改變的不是技術的結構，而只是技術支配力能達到的有效范圍，只要原本的人類始終是有組織的”。因而，“馬爾庫塞對技術的否定和新的科學觀念，按照他自己的標準，是抽象的。對科學和技術的制度化進步來說，從它們的結構上來判斷，無論在什么地方，我們看不到一種功能上具有同等價值的選擇”。另外，哈貝馬斯認為，馬爾庫塞的“新科學技術理論”的出發點——由目的理性行動規則和成套技術手段構成前進中的技術系統，自身將成為工業先進社會的制度框架是值得懷疑的。既然馬克庫塞接受了這個出發點，就意味著他相信政治統治能轉化為技術支配的形式，承認技術支配政治統治的形式，也就等于馬爾庫塞把原本批判的意識形態——科學技術作為了其“新科學技術理論”的依據。而這種意識形態是一種技術統治論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技術統治論的意識形態下去解決技術化統治問題顯然是行不通的。

基于對馬爾庫塞新科學技術理論的批判，哈貝馬斯提出了解決技術化統治的另一途徑，他說：“我認為，應該從分析的層面上，把一個社會系統的制度框架或者社會生活世界(社會生活世界似乎包括在社會系統的制度框架中)和前進中的技術系統加以區分?！弊鞒鲞@樣的區分后，哈貝馬斯面對的問題是制度框架與技術系統的關系協調問題。因為，制度框架長時期的結構變化(只要是這些變化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是在被動地適應前進中的技術系統的形式中完成的，制度框架的結構變化，不是有計劃的、目的理性的和后果受到監督的行動的結果，而是自然發展的產物；當遵循著目的理性的技術規則的技術系統進化速度長期快于制度框架結構變化的速度時，技術系統就會把制度框架的歷史文化因素消解掉?！鞍焉鐣钍澜缧纬傻闹贫任盏角斑M中的技術系統中的理性化，廢除了統治系統和文化系統的歷史關系，那些既能疏導欲望的滿足，又同時拒絕欲望的滿足，但也由于內在化的強制的反思而使自由得以可能的規范，現在被通過誘惑的外部控制所代替。這些規范是起作用的；與這些規范相比較，反思似乎軟弱無力，因為反思對按照目的理性建立起來的自我保存的系統不起作用”。反思的缺失就會造成政治傳統與文化傳統的斷裂，從而致使社會使用技術的能力偏離生活實踐的意愿。所以，哈貝馬斯認為，重建制度框架與技術系統協調關系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能夠把技術上可使用的知識轉化為社會的生活世界的實踐意識?！绾螌夹g進步和社會的生活世界之間今天仍然處于自發狀態的關系進行反思以及把這種關系置于理性爭論的控制之下”。對此，哈貝馬斯提出：“必須發起一場把社會在技術的知識和能力上的潛力，理性地、負責任地同我們的實踐知識和愿望聯系起來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討論”。對于這樣的討論進行的策略，哈貝馬斯基于他的交往行動理論，提出了重塑技術與民主對話的關系，將技術放在民主對話的實踐哲學的坐標系中加以理解的解決方法。他說：“現在，我想用政治意志形成的坐標系再一次重新闡明(技術進步與社會的生活世界)這個問題。下面，我想把‘技術理解為對對象化過程的科學上合理的支配。因此，我說的系統是研究和技術與經濟和行政管理賴以構成一種反饋關系的系統。其次，我想把‘民主理解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開的交往形式，而普遍的和公開的交往涉及的是這樣一個實踐問題：在人們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斷擴大的客觀條件下，如何能夠和愿意彼此生活在一起。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技術和民主的關系問題，即如何把人們所掌握的技術力量，反過來適用于從事生產和進行交談的公民的共識?”確切地講，就是要進行一種政治上能夠將社會使用技術的能力同生活實踐的意愿合理地聯系起來的對話。通過這樣的對話，一方面引導政治家按照技術規則糾正他們傳統的、想當然的滿足自身利益的行為模式；另一方面，政治活動家也能夠根據討論中所表達的和得到重新解釋的需求的認識，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從而合理控制和發展技術知識。

這種對話如何實現呢?哈貝馬斯認為，這就要創造一種政治意志，此種政治意志并不僅僅是政治家共同體的決定，而是受普遍的和自由的討論的原則制約。那么，普遍的和自由的討論在什么范圍內進行?又如何進行呢?哈貝馬斯認為這種討論需要在政治、科學和社會三者間進行。這就涉及到兩個條件：

條件一：要實現科學的民主化。

科學與政治(民主)的關系是哈貝馬斯密切關注的問題。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通過技術向各個領域滲透的過程中以自身的模式同化滲透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民主實踐的政治亦被科學化了。哈貝馬斯認為必須對這種現象進行反思，從而合理處理好科學與政治的關系。

關于政治與科學的關系，哈貝馬斯考察了歷史上的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決定論的模式。這種模式的代表是馬克斯·韋伯，其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霍布斯。這種模式將專家的職能與政治家的職能嚴格地區分開來，技術官吏統治與政治領袖集團是對抗的關系，專家依附于政治家。政治家使用技術知識，但是其活動不能合理地進行自我論證，政治活動是在具有競爭性的價值法則和信仰力量之間做出決斷的，信仰力量缺乏令人信服的論據，并總是拒絕對事情進行使人感到親切的討論。第二種模式是技術統治論模式，這種模式可以從圣西門追溯到培根。在這種模式中，專家依附于政治家的關系被顛倒過來了，政治家成了對有科學知識的人所作的決斷的執行人。在具有此種模式的國家中，政治家實際上只是從事一種虛幻的決斷活動，至多像一個尚不完善的統治的合理化的漏洞的填補者。國家也不再使用暴力來實施原則上無法論證的、僅僅代表決斷者的利益的機器，而是成為合理的行政管理機構。第三種模式是實用主義模式，這種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的杜威。在此種模式中，批判關系的更換取代了專家的職能和政治家的職能之間的嚴格區分，專家既不像在技術統治論模式中那樣成了實事服從于必然規律，并且只能在只用假想做決斷的政治家面前獨立行使權力的人；政治家也不像決定論模式假想的那樣，在有說服力的合理化的實踐領域之外，仍然保留著一個特權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實踐問題都必須由意志活動來決斷。相反，專家和政治家之間的相互交往成為可能的和必要的：“科學家們向作出決斷的行政當局‘提供建議，反過來，政治家們按照實際需要給科學家們‘交付任務。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從明顯的視野中產生的新技術和新戰略的發展，將受到需求和這些需求的歷史的既定解釋，即價值系統的控制；另一方面，這些反映在價值系統中的社會利益將通過檢查滿足這些社會利益的技術可能性和戰略手段加以控制。這樣，一部分社會利益被認可，一部分被否定，即這些社會利益或者

得到明確表達和新的闡釋，或者失去它們的意識形態上神化了的和具有約束力的性質?！盵3]102

哈貝馬斯認為，在上述三種模式中，決定論的模式使科學與政治處于對立，技術統治論的模式則損害了民主，而只有第三種模式，即實用主義模式才與民主相關。當然，實用主義模式也存在不足之處，即“實用主義模式忽視的僅僅是把科學信息可靠地轉化為實踐的日常語言的邏輯特性和社會前提以及反之，從實際問題的前后聯系中把實踐的日常語言反過來轉化為技術成果和戰略成果的專業語言的邏輯特性和社會前提?！边@就是說，實用主義可能會把科學的規則混淆為實踐的意識，從而陷入到實證主義的局限性中或者拒絕讓科學接受自我反思的批判。所以，不能把實用主義的模式不假思索地應用于現代大眾民主政體中的政治意志形成上，而必須充分考慮到科學和政治之間的轉化問題以及科學和公眾輿論的關系問題，即公共領域的形成問題。

條件二：要為技術與政治的民主對話的實現在政治、科學和社會范圍內創造一個公共領域。

此公共領域相當于在國家和社會間開辟了一個緩沖地帶。這是一個保證公民之間自由、平等的民主對話的領域，它使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處于一種合理的張力之中：一方面，通過公共領域可以將社會生活的需求和意志傳遞到國家的政治系統，并影響到相應的決策；另一方面國家的政治意志也可以通過公共領域影響到廣大社會公眾。這樣，科學技術就可以通過公共領域的自由討論和平等的民主對話而滲透到公民的實踐意識中，從而具有了政治意志啟蒙的作用，從而使科學與政治之間的轉化通過公眾輿論這個中介得以發生，科學因此獲得了反思的維度，政治也具有了科學化的傾向。

但是由于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在行使著意識形態的功能，國家利用科學技術及其成果控制著輿論的導向，從而使公共領域成為了國家執行政治統治的工具，這就扭曲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并破壞了自由交往和對話機制。哈貝馬斯認為這種局面主要存在四個障礙：首先是制度的局限性。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廣大居民的非政治化和政治的公眾社會的衰落，抬高技術問題，排除實踐問題等做法成為統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從而破壞了自由交往和對話機制。其次，軍事的保密規定封鎖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堵塞了科學信息自由地流入社會。再次，官僚主義的封鎖破壞了科學和公眾社會兩者間的交往渠道。最后，國家間的競爭壓力使得彼此間不信任，解決問題不是通過對話，往往是通過經濟、科技和軍事威懾，從而阻礙了科學和政治間的交往。面對上面四個障礙，哈貝馬斯認為，開放社會的綱領首先是要求科學信息的自由交往。

從上面技術與政治民主對話的兩個條件可以看出，哈貝馬斯是寄望于未來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科學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科學技術、政治和社會之間能形成一種對話機制，這種機制則是在依靠公眾輿論的公共領域內運行的。為此，他認為，要滿足上面的設想，就應做到以下兩點：一是科學家、技術專家發揮他們既是專家又是公民的雙重角色，要求他們要超越科學技術，并對科學技術所造成的實踐成果進行反思，就他們的研究實踐所產生的政治影響進行討論和爭論，并將這種討論和爭論訴諸于公眾輿論，納入相互交往的人們的語言財富中。二是科學技術專家、公眾和政治家之間要自由、平等、民主地對話，從而共同決定哪些科學技術上可用的知識應該被轉化為社會的生活世界的實踐知識。那么，政治家、科學技術專家和公眾如何保證自身在對話中的決定不被私利左右而具有公平性呢?哈貝馬斯認為，這要借助于商談倫理學的“普遍化”原則，即道德、倫理規則來源于人們的約定，人們共同承認和尊重的規范標準應是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并能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的。

三、兩點評論

從實踐的角度看，興起于美國，在丹麥得以制度化，當今風靡于歐洲的“共識會議”，實際上就是哈巴馬斯所提倡的商談倫理學的現實模式，此種模式對科技風險持有一種建構論的觀點，賦予了專家與公眾在面對科技風險問題時同等重要的地位，體現了協商民主的規范原則。但是，由于共識會議僅僅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勢必存在著很多問題。在更一般的意義上，正如美國學者加沙諾夫曾提出的，共識會議至少存在以下四個重要問題：過早達成共識(有沒有進行充分的討論而過早形成共識的可能)，虛假共識(有對參與者實行限制而形成共識的可能)，由不合適的參與者形成的共識(有理應加入的參與者并未參與而形成共識的可能)，暫時的共識(只在某一時間和地點形成的暫時性的共識，隨著影響因素、價值觀、知識等發生變化，這種共識就可能喪失了合理性)?？梢哉f，共識會議所面對的問題也是哈貝馬斯力圖通過商談倫理學建立公共領域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所謂共識只不過是在有限的范圍、有限的時間內，由有限的成員進行的討論，這意味著，力圖想通過協商來達成真正的、完全的共識是不可能的。對于哈貝馬斯通過對話可以取得共識的觀點，利奧塔則從語言游戲的角度給予了否定。利奧塔認為首先，哈貝馬斯的共識理論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即所有對話者都會贊同那些對所有語言游戲都普遍有效的規則或元規定。但是，從語言游戲的異質性看，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規則或元規定違背了語言游戲的異質多樣性的特點。其次，哈貝馬斯是假設了對話的目的是達成共識。但是，在科學語用學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共識只是討論的一個狀態而不是討論的目的?！案_切地說，討論的目的是誤構?！庇捎谡`構包含著雙重目標——規則的異質性和追求分歧，所以哈貝馬斯所堅信的如下信仰正在消失：“人類作為集合的(普遍的)主體通過調節所有語言游戲中允許使用的‘招數來追求自身的共同解放，任何一個陳述的合法性都在于它對這一解放所作的貢獻?！?/p>

綜上所述，雖然哈貝馬斯提倡的通過商談倫理建立的公共領域不會像他所說那樣的完全解決技術化統治問題，但是，作為一種積極的對待和處理科學技術、政治、公眾與社會四者關系的一條進路，還是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鑒。

參考文獻：

[1]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151-152，

[2]哈貝馬斯，理論與實踐[M]，郭官義，李黎，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3]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M]，郭官義，李黎，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4]劉兵，江洋，日本公眾理解科學實踐的一個案例：關于“轉基因農作物”的“共識會議”[J]，科普研究，2006(01)：41-46，23，

[5]利奧塔，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M]，車槿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