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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淺民族性對俄羅斯情報工作的影響

2009-09-28 08:38章小勇彭剛虎閆倍迎
首都教育學報 2009年8期
關鍵詞:情報工作民族性俄羅斯

章小勇 彭剛虎 閆倍迎

摘 要:民族性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復雜的社會自然環境中形成的,它一經形成,必將對該民族的各項社會實踐活動產生長期的潛移默化地影響。受俄羅斯民族獨特個性的影響,俄羅斯情報工作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本文僅試圖從俄羅斯人心中民族個性中的一些消極因素來探究它對情報工作的影響,理解俄羅斯情報工作的歷史淵源,把握其情報工作的特點。

關鍵詞:俄羅斯;民族性;消極因素;情報工作;影響

民族個性是一個民族在長期而復雜的社會、自然環境中形成的,一經形成,就對該民族的各項社會實踐活動產生潛移默化地影響。長期的東正教教育和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使俄羅斯民族形成了自己獨特而又復雜的民族個性。正如俄羅斯19世紀著名詩人丘特列夫所言:“用理性理解不了俄羅斯,用一般標準理解不了俄羅斯”。這種復雜而又獨特的民族個性滲入到俄羅斯民族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影響,俄羅斯的情報工作也不例外。與俄羅斯曲折發展的歷史一樣,俄羅斯的情報體系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從沙俄時期的國家秘密警察組織到現在俄羅斯聯邦專門的國家情報機構,俄羅斯情報歷史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俄羅斯民族個性相對來說,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對情報工作的影響也有利有弊。這里,我們僅從俄羅斯人眼中的民族個性中的一些消極方面來探究它對俄羅斯情報工作的影響。

一、非理性

俄羅斯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發表過這樣一種觀點:“大自然經常讓俄羅斯人最謹慎的盤算落空;變幻莫測的氣候和土地經常欺騙對它們報有最微小期盼的人民,于是,習慣了這種欺騙、有所圖謀的俄羅斯人便立即魯莽地做出了未經深思熟慮的、最沒有希望的決定: 把其勇敢的任性與大自然的任性對抗起來”。[1]這里,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俄羅斯人的任性、魯莽特征,這一特征也或多或少地溶入到了俄羅斯的情報工作之中。二戰蘇德戰爭前夕,有關法西斯德國即將入侵蘇聯的各種情報從四面八方匯聚到蘇聯最高統帥面前,“然而,所有情報所說的戰爭爆發時間都成為過去,提供的情報被證明是不準確的,斯大林終于不相信這些情報的準確性了?!盵2]在一次次欺騙面前,斯大林終于做出了未經深思熟慮的、最沒有希望的決定。美國情報學家理查茲?休爾認為斯大林知覺上的“鏡象思維”是造成此次情報失誤的根源,俄羅斯情報學家梅利秋霍夫(М?И?Мельтюхов)則更多考查的是情報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但是,無論是知覺上的錯誤,還是情報上的失準,作為情報用戶的斯大林——俄羅斯民族的典型代表身上所具有的任性、魯莽特征很難說沒有影響到斯大林的決定。

如果說上述例子還不足以說明俄羅斯情報工作中非理性的一面,那么俄羅斯情報傳統中下面這個特點也許更具說服力。俄羅斯情報傳統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重視人力情報,忽視情報分析。在人力情報搜集領域,俄羅斯情報機構可謂大獲全勝,輝煌一時,但是在情報分析方面的亮點可謂乏善可陳。無論是在帝俄時代還是在蘇聯時代,情報分析始終是俄羅斯情報工作最薄弱的一環,大量的情報分析判斷方面的工作留待決策者自己進行,既加大了決策的負擔,也為決策者根據自己的主觀意志判斷情報提供了空間。[3]俄羅斯情報工作對情報分析的忽視或輕視,正是俄羅斯人任性、魯莽、缺乏理性的民族特征使然。

二、變革性

俄羅斯民族是易變性的民族,在他們潛意識里總是包含著對絕對真理的不斷追求,數世紀的東正教教育和地理、自然因素對俄羅斯人生活的影響催生了這一渴求,這種渴求使俄羅斯人成為真理和正義的探索者、改革者。[4]這一點也可以從俄羅斯社會歷史的曲折發展中看出來。從18世紀彼得一世改革,到19世紀農奴制改革,再到20世紀的十月革命、蘇聯解體,俄羅斯民族這種易變的民族個性溶入到俄羅斯社會的各個發展階段。同樣,這種易變的民族個性也深深溶入到俄羅斯的情報歷史之中,甚至可以說,俄羅斯情報史就是一部情報改革史。以顯赫一時的克格勃為例,克格勃情報機構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爾什維克政府剛建立時成立的全俄肅反委員會(ЧК)“契卡”,再到后來的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人民內務委員會——國家安全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國家安全局,蘇聯情報機構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做了6次較大規模的改革,期間各種小的調整、重組多達幾十次,正是通過不斷的改革調整,克格勃領導機構的配置趨于合理,人員編制不斷完善,成為顯赫一時的超級情報機構??梢哉f,正是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易變性,使他們不拘泥于形式,不斷追求完善,才有了俄羅斯情報機構在世界情報舞臺的叱咤風云。

當然,這種易變的民族個性也對俄羅斯情報工作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同樣是改革,俄羅斯情報工作的改革有時卻顯得有點盲目和不知所措,有時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竟然會進行幾次機構重組,更換幾任領導人。頻繁的機構重組、領導人變更,極大地損壞了情報機構的穩定性,使俄羅斯的情報工作缺乏系統的機構發展構想,情報工作方向性不夠明確,從而導致情報人員在這頻繁地改革和重組之中迷失。

三、極端性

利哈喬夫在談到俄羅斯民族的極端性問題時,曾發表過這樣的觀點:“在俄羅斯民眾中善與惡之間的搖擺特別大。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極端性的, 從一端迅速而突然轉向另一端的民族, 因此, 這是一個歷史不可預測的民族?!盵5]他們看待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常常是極端主義的,采取的行動往往是極端的,而這種極端性的行為往往會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20世紀20-30年代是蘇聯軍事情報機構最為艱難的時期。當時由于情報工作資金不足,干部緊缺,情報機構之間的惡性競爭,情報領導機構的盲目樂觀,情報組織的自我封閉,對情報活動缺乏嚴格監管等一系列的原因導致這一時期許多境外蘇聯情報組織和人員被摧毀和逮捕,然而作為蘇聯情報最高用戶的斯大林1934年在俄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上就這一系列失敗進行總結時極端地認為:“通過對失敗原因的仔細研究表明,失敗是由于叛徒的出賣;挑選了那些過去存在疑問的國外人員;情報人員未按規定辦事;總參謀部第四局對國外情報工作領導不力……”??傊?在斯大林看來,人是導致失敗的罪魁禍首,于是在1937年斯大林在蘇聯軍事偵察局會議上指出:“偵察局及其機構已經落入德國人之手”,并下令解散間諜網,對整個蘇聯情報機構進行徹底地清洗?!翱梢哉f,在清洗的2年時間內,軍事情報機構的所有有經驗的職業領導人被全部處死了”。正是這一系列極端性的行為給后來蘇德戰爭前后的蘇聯情報工作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當時,蘇軍情報工作甚至達到了沒有真正專業的情報人員可用的地步。[6]正如俄軍前總參謀長克瓦什寧在總結衛國戰爭的教訓時將情報工作失效列為衛國戰爭的第六條教訓。不可否認,對蘇聯情報機構的清洗,有著很多的政治斗爭因素,但是俄羅斯民族骨子里極端性的一面,是他們做出如此行為的民族性格根源,蘇聯情報機構也為俄羅斯民族內心中的極端性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四、兩面性

在俄羅斯精神結構的基礎中有兩種對立的因素:自然的、語言的、狄奧尼索斯的力量和禁欲主義的僧侶東正教。尼?別爾嘉耶夫在其《俄羅斯思想》一書中,對俄羅斯民族個性作過如下表述:“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現矛盾的特征: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順;信守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吹自擂和普濟主義、全人類性:世界末日-彌賽亞說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誠;追隨上帝和戰斗的無神論;謙遜恭順和放肆無理;奴隸主義和造反行動?!盵7]俄羅斯人內心精神層面的矛盾性,使他們行為上表現為一定的兩面性,蘇俄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根據1959年1月9日前蘇聯部長委員會確定的《克格勃及其地方情報機構章程》,蘇聯情報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要嚴格遵守社會主義法律,然而事實工作當中,那種違反規定,踐踏法律的活動卻是屢見不鮮。另外,克格勃的領導人及黨組織總是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員“……要有黨性原則,要忠誠于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真誠對待自己的事業……”,[8]然而在實際工作中,蘇聯克格勃領導機構在高度集權的情報體制下,為了達到個人目的,經常會出現一屆情報機構領導人上臺后,總是在一些關鍵崗位安插自己的親信,個人的利益和意志取代了黨和國家的利益和意志,甚至使情報機構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結果,一方面使情報機構本身遭到重創,大批情報人員成為清洗對象,情報工作出現不應有的混亂;另一方面由于情報機構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干預,擾亂了黨和國家社會生活的穩定。

五、結語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人是各項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體,實踐主體的差異性必然會使實踐帶有強烈的主體個性。長期的東正教教育和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使俄羅斯民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個性,這種獨特的民族個性也使俄羅斯的情報工作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

俄羅斯民族非理性、極端性、兩面性和易變性的民族個性使俄羅斯情報或多或少具備了這樣一些民族特點。情報工作中理性的缺乏,導致情報工作的易變和搖擺,而又由于理性的缺乏,使得俄羅斯情報機構在搖擺中有時做出極端的行為,這種極端行為的后果就是情報工作更加地缺乏理性。如此循環,俄羅斯情報工作如同他們民族一樣,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或許理性的重拾,才是俄羅斯情報工作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

當然,俄羅斯民族作為世界上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身上有著許多其它民族所不具備的優點,這些優點也極大地促進了俄羅斯情報工作的發展。因此,加強對俄羅斯情報工作民族性的研究,一方面將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俄羅斯情報工作的歷史淵源和發展特點;另一方面也將有助于我們更加明確地把握俄羅斯未來情報工作的趨勢。

[參考文獻]

[1]〔俄〕克柳切夫斯基:《歷史的肖像》, 莫斯科, 真理出版社,1990年俄文版, 第57 頁。

[2]〔俄〕格奧爾基?康?朱可夫:《朱可夫元帥回憶錄》,徐錦棟、思齊等譯,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第252-253頁。

[3]《外國情報體制研究》,劉宗和、高金虎,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57頁。

[4]〔俄〕B. 斯塔羅杜布采夫,《俄羅斯人心理圖解》,凡保軒譯。

[5]〔俄〕利哈喬夫:《解讀俄羅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第19 頁。

[6]〔俄〕參見《俄羅斯軍事偵察百科》,Л?Б?雅斯特列波夫、Л?А?扎哈洛夫等,莫斯科,Астрель出版社,2004年俄文版,第48-72頁。

[7]〔俄〕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第25頁。

[8]參見《俄羅斯軍事情報文選》,王亮、彭亞平編著,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46-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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