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政府的權力結構及其經濟績效
——試論奧爾森的經濟政治觀

高春芽

（天津師范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天津 300387）

專制政府的權力結構及其經濟績效
——試論奧爾森的經濟政治觀

高春芽

（天津師范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天津 300387）

在新政治經濟學思想中，奧爾森使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討論了專制政府的權力結構及其經濟績效。由于共容利益的存在，專制政府有激勵供給公共物品，從而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但專制社會無法確保共容利益的穩定性，所以難以出現可持續的社會繁榮。

奧爾森；專制政府；權力；經濟績效

一、專制政府起源的模型

專制政府的起源是專制制度的發生過程，它具體表現為公共權力的形成和有組織的實施。權力長期是政治學研究的對象，而奧爾森在將理性人假設從市場領域推廣至政治領域的基礎上，解析了專制政府的形成機制，明確提出了國家的權力理論。[1]224

奧爾森對專制政府產生原因的解釋非常獨特，認為它源于匪幫之間的暴力沖突。以匪幫解釋專制國家的產生，這作為普遍的歷史過程難以成立，但作為邏輯過程卻值得探討。人們可以設定一種場景：在前政治狀態，不同的流竄匪幫競相劫掠居民財產，不存在維護安全和秩序的政府。當流竄匪幫不定期對某地實施劫掠時，居民的財富在事實上已成為“公共池塘資源”，匪幫集團可以自由進入、肆意搶掠。[2]257由于流竄匪幫之間存在競爭關系，任一匪幫都會盡可能地一次掠走所有財產。流竄匪幫盛行的世界是典型的無政府狀態，它同時也必定是貧窮和匱乏的狀態，因為人們除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之外，不會有激勵從事穩定的生產性活動和遠期投資活動。流竄匪幫最終也會面臨沒有財產可供劫掠的局面。這意味著，一旦能夠重建社會秩序，無論是匪幫還是居民都能夠從生產性活動中受益。流竄匪幫較分散的居民而言，具有暴力上的優勢，強力搶掠而非平等交易是獲取財產最為直接有效的方式。而當最富有強力的匪幫擊敗其他流竄匪幫，并對一塊地盤行使穩定控制權以后，就轉變為擁有固定領地的長駐匪幫。長駐匪幫對所占的領地擁有壟斷的盜竊權，他們的提取量在居民的總產出中占有相當的比例，所以長駐匪幫的利益同社會利益之間是共損共榮的連帶關系，他們控制了這塊地盤上的共容利益。長駐匪幫將適當地降低攫取的份額，提供公共物品，保護人們的生產貿易活動，并期待通過抽稅實現長期收益最大化。由于征服者和社會之間存在共容利益，統治者主觀上的自利行為將在客觀后果上表現為社會利益的實現。亞當·斯密曾經認為市場中存在一只看不見的手將個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與此類似，奧爾森認為匪幫的統治權受一只“隱蔽之手”的牽引，它將在與社會利益一致的方向上行使。[3]73匪幫的統治權受隱蔽之手的引導，實際上就是受共容利益的引導，匪幫權力將由原來的破壞性使用轉換為建設性使用。匪幫首領一旦成為頭戴皇冠的君主，原先存在于匪幫和受劫掠地區之間的無政府狀態就被統治者和臣民之間的保護——稅收關系取代。匪幫的強力將從赤裸裸的私人暴力轉變為公共權力。

奧爾森不僅從經濟學的角度揭示了專制政府起源的實質，他還借助理性分析的方法論證了專制政府長期存在的頑固性。專制政府常常是非人道和低效率的政府，長期遭受奴役的人們能夠從推翻專制政權和建立民主制度中獲益，但這樣的反叛行為往往是例外而非常態。認為被統治者不堪專制重負就奮起反抗將會犯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大集團會遭遇集體行動的困境。推翻腐朽政府的反叛行為是供給公共物品的集體行動，個人基于理性的計算將不會選擇參與，最終出現了集體非理性的結局。真正影響人們決策的不是公眾利益，而是私人抱負，反叛往往是精英人物推翻既有政府、謀求統治權的副產品。[4]96在有利的時機或出現卓越領導者的條件下，反抗專制政府的集體行動或許能夠發生，但這往往是專制政府重新開始的序幕，而非建立民主制度的先聲。一旦某個集團推翻原有的專制政權，他們的理性選擇是將其他集團排除在統治者之外而不是與之分享權力。對于反叛集團及其領導者而言，成為新的專制統治者是最為有利的選擇。雖然反叛者承諾要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但結果往往只是統治集團的改變，除此之外，無法將新舊兩個政府區別開。[4]95專制政府的自我復制阻礙了向民主政府的轉型，這是“不可能的過渡。[5]573民主政府無法從專制政府的基礎上自發產生，這對于理解為何有些國家長期陷入專制主義的歷史循環中富有啟發性。它從集體行動的角度解釋了原有制度安排如何決定了現實的制度選擇，即路徑依賴問題。

二、專制政府起源模型的推論

奧爾森指出，專制政府的出現并非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不是完全以犧牲被統治者的利益為代價滿足統治者的貪欲。在被稱為虛幻共同體的國家背后，專制者和社會之間存在真實的共容利益，是共容利益這只看不見的手促使長駐匪幫轉變為統治者。

1.政治秩序較無政府狀態而言具有經濟優勢。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如何低成本地獲取和使用各種稀缺資源。社會學家奧本海把獲取資源的方式區分為“經濟手段”和“政治手段”，前者指通過自己勞動或與他人進行交換獲取資源，后者指無償占有他人的成果。[6]12經濟手段建立在平等交易的基礎上，交易以雙方自愿為前提；而政治手段建立在不平等交易的基礎上，交易的實現只是因為能夠對他人實行強制。自愿交易可以產生社會剩余，而以非合作的方式攫取財富將導致社會資源從生產性用途轉向自我保護活動，潛在的社會財富將不能被創造出來。

政治秩序是社會存續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在穩定的秩序中分工才能展開，信用才能維系，慣例才能產生?；舨妓箯陌踩鳛槿说牡谝恍枰霭l，認為有序的政治狀態總是優越于無序的自然狀態。[7]141雖然人類學的研究表明，在落后的酋長社會能夠出現“有序的無政府狀態”，[8]7但隨著群體規模的擴大，政府就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政府是對大集團集體行動能力不足的克服。[9]91擁有強制力的政府能夠提供安全和秩序，它具有無政府狀態所不具備的經濟優勢。

2.社會契約論違背集體行動的邏輯。國家起源理論大體區分為兩種類型：自愿理論和強制理論。[10]733自愿理論以社會契約論為代表。社會契約論曾經是啟蒙思想家表達自由民主理想的理論武器，它解釋了政治服從的應然機制，也為限制國家權力提供了道義基礎。在現代社會，由于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布坎南的憲政經濟學思想的提出，契約理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與上述思想家相比，奧爾森對專制政府起源的解釋可以歸入掠奪理論的范疇。

對社會契約論的批判存在兩種否定性的觀點，一種從歷史經驗出發，認為歷史上并沒有真正出現過簽訂契約的過程，社會契約論是無益的虛幻；另一種觀點則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認為社會契約論是近代資產階級為了論證革命和統治的合理性而捏造的神話。不同于這兩種觀點，奧爾森假定人是理性的，從集體行動的角度指出了契約理論的邏輯困境。政府雖然是供給公共物品的主體，但政府本身也是特殊類型的公共物品，人們簽訂社會契約是典型的集體行動，搭便車將瓦解人們創建政府的志愿行為。在大集團中，個人難以對群體行為產生顯著影響，成員之間的關系較為松散。而在小集團中，成員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相互依賴性，小集團的行動能力相對較強。在集團利益沖突中，能夠有效地采取集體行動的集團將處于有利地位。在長駐匪幫與居民的利益沖突中，前者是一個有組織的小集團，而后者是結構松散的大集團。

在專制政府起源的模型中，奧爾森批判了利用志愿主義解釋政府起源的觀點，認為必須在自愿談判框架之外提出“強制和權力的邏輯”。[1]225自愿交易并非政府產生的充分條件，只有引入強制的因素才可以從理論上解釋國家的起源。統治大規模群體的政府的興起，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而是源自暴力組織者采取理性行動。[5]568

三、專制社會中的共容利益與經濟繁榮

在西方學者中，以匪幫解釋專制國家的起源不乏其人。政治學家潘恩也曾經認為專制政府起源于匪幫，他認為在蠻荒時代，一伙歹徒用暴力征服了某個區域并搶掠了人們的牲畜，“匪幫頭子就偷偷把強盜這個名稱換成了君主，而這就是君主制和國王的起源”。[11]234潘恩的上述觀點意在質疑專制制度的正當性，與此不同，奧爾森并沒有對專制制度作出任何道德判斷，他只是在暴力與利益互動的基礎上解釋專制政府的形成過程。

1.共容利益與專制社會中的繁榮。在專制政府的起源模型中，關鍵點是共容利益概念的引入。雖然專制往往伴隨著貧窮，但專制社會中也曾經出現經濟繁榮，共容利益可以合理地解釋這一現象。首先，較于流竄匪幫盛行的無政府狀態而言，專制者的稅率相對要低得多。專制社會存在統治者收益最大化的稅率，在這個稅點上，減少的提取份額將會被從更大社會產出中提取的收益所抵消。在專制社會中推行穩定的稅收政策，臣民可以預期將稅后收入進行各種生產活動，從而提高社會產品的總量。其次，專制者將會供給公共物品，從而為社會繁榮創造條件。公共物品雖然有利于人們開展各種生產性活動，但它具有非排他性，所以市場并不會自動供給諸如防洪、治安等服務。而專制者在社會中擁有共容利益，能夠通過供給公共物品增加自己的凈收益。專制者將提供公共物品，直到他支付的供給成本等于從社會總產出增加中獲得的收益為止。

從奧爾森對專制政府經濟績效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依據理性人假設分析專制者的決策行為。專制者是經濟人，他對臣民的偏好和生產函數擁有充分的信息，所以能夠根據成本——收益的原則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經濟人，專制者是壟斷行使公共權力的尋租者。[12]796專制者根據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非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制定政策，這既不能保證在社會有效的水平上制定稅率，也不能保證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給，專制者的尋租行為將導致巨大的無謂損失。然而，較之于無政府狀態，專制政府表現出了相對優勢。執行穩定稅率的專制政府為臣民的生產活動提供了合理預期，這有利于開展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專制者享有不受社會制約的權力，但個人理性在引導專制者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限制了權力行使的范圍。專制者的個人收益來自臣民的生產活動，對生產活動的保護就是對專制者自身利益的保護，在專制者和臣民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重疊”。[3]80理性的專制者具有約束自己任意行使強權、肆意剝奪臣民的內在激勵。共容利益在誘導專制者攫取的同時也限制了他的攫取份額。

奧爾森對專制政府和社會繁榮之間關系的分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諾斯的國家理論。諾斯認為，任何政府都有兩個目標：規定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為統治者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所有權結構；減少交易費用，以便促進社會產出的最大化。[13]25諾斯指出了統治者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具有相關性，但他并沒有論述專制社會出現經濟繁榮的內在機制。與此不同，奧爾森在對專制政府和社會繁榮關系的分析中引入了共容利益，強調了統治者與社會之間的利益相容性。專制社會中的經濟繁榮因此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它不是源于專制者的大度仁慈，而是源于專制者的理性自利。

2.共容利益與專制社會繁榮的限度。專制政府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但專制政府從來都沒有實現持續的社會繁榮。共容利益誘導專制者制定適宜的稅率和供給公共物品，除此之外，專制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會產出最大化之間還存在難以克服的沖突，專制者也會以損害長期收益為代價追求短期利益。共容利益的確可以發揮看不見手的作用，但專制者還有一只攫取社會財富的“貪婪之手”，它將葬送社會繁榮。專制政府存在與生俱來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它無法長期保持統治權的有序更替。專制之所以稱其為專制，就在于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不可能創設獨立的權威機構以確保權力的有序繼承。[9]27雖然不存在有效限制專制權力的制度安排，但專制者的權力受到其自然壽命的限制，這是任何人為力量都不可逆轉的。隨著專制者壽命行將終結，出現權力繼承危機或其他危害專制者壟斷統治權現象，他將會沒收臣民財產、拒絕償還債務、制造通貨膨脹。專制者之所以采取短期化措施，這是因為預期收益面臨較高的時間貼現率，充滿了不確定性。當專制統治者不考慮社會產出而濫征無度時，他們就像大肆劫掠的流竄匪幫。專制政府起源于匪幫未必符合史實，但專制政府始終存在蛻變為匪幫的可能。

專制政府的繼承危機傷害的不僅是統治者的利益，它還傷害了臣民的利益。奧爾森得出了一個戲劇性的結論，當臣民高呼國王萬歲的時候，絲毫不必懷疑他們的真誠。如果專制君主真的能夠萬壽無疆，他就有可能以長遠眼光保護臣民的財產而不是將其隨意沒收，并預期從中獲得穩定收益。專制制度的穩定性不僅來自統治者自身的努力維護，它還來自無數臣民的默契支持。對于一個理性的臣民而言，“太平犬”畢竟勝過“亂世民”。歷史上的偉大王朝往往出現在專制君主長久執政時期，這或許可以說明，只有在專制者牢固執掌政權時，共容利益才有可能穩定地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奧爾森從兩個緯度上談論共容利益：一個是空間意義上的，即專制者從特定地理區域內提取的社會總產出的份額；另一個是時間意義上的，即專制者是否能夠穩定地保持這一提取份額。也有的學者將這兩個緯度稱作共容利益的廣度和長度。[15]392專制社會之所以能夠出現社會繁榮，這是因為存在共容利益；而專制社會之所以不能出現持續的社會繁榮，這是因為不存在穩定的共容利益。

四、共容利益并非社會繁榮的充分條件

共容利益是專制社會繁榮的重要原因，這從激勵結構的角度解析了經濟增長的動力。那么共容利益能否成為社會繁榮的充分條件呢？溫特羅布指出，僅從共容利益的角度解釋專制社會的經濟增長是不夠的，它還需要兩個補充條件。第一，專制者只為經濟目標所激勵，不存在擴大權力和擴張領土的動機。當專制者為極端意識形態感召，或將社會資源用于提高自己的軍事威望時，這將會提高政府稅率、阻礙經濟增長。利益最大化的確會成為專制者的決策目標，但這里的利益不僅僅是物質利益，它還可能是軍事利益和政治利益。專制者所欲求的目標不僅可以表現為稅收，還可以表現為政治秩序，他必須在經濟效率和政治穩定之間求得平衡。[16]42第二，專制者穩定地控制領導權，不存在外來競爭者。[15]392-394潛在競爭者的出現將會對專制者的統治地位提出挑戰，使其采取極端化經濟政策。這表明，國家間政治對專制者的行為激勵產生巨大影響。威爾基認為，“引導流竄匪幫轉變成長駐匪幫的‘看不見的手’可能是存在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長駐匪幫一定是安于和平的匪幫?！盵17]320專制者并不會安于提取穩定的賦稅，他們可以通過發動對其他國家的戰爭，擴張領土、擴大稅基。當專制者對局勢判斷失誤并試圖為其軍事目標提供財政支持時，他有可能孤注一擲地在國內推行殘酷剝削政策。

溫特羅布等批評者對共容利益的激勵效能持有保留態度，但他們和奧爾森的根本觀點卻是一致的，都認為專制社會不可能出現持續的社會繁榮。奧爾森將其原因歸結為共容利益的不穩定，而批評者則從獨裁者有限理性的角度說明，即使存在穩定的共容利益，專制者也會舍其不顧地追求經濟目標以外的軍事政治目標。在專制社會中，存在專制者權力的無限性與其理性能力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共容利益只能為專制者的自我約束提供內在激勵，而在缺乏外在制約的條件下，專制者可能像流竄匪幫那樣劫掠社會資源，以實現個人的狹隘利益而非王朝的共容利益。巴羅曾經區分了兩類形式的獨裁者，“一類是個人目標和經濟增長相沖突的獨裁者；另一類是由其利益所決定的，要專注于經濟發展的獨裁者”。[18]36然而，專制政府中出現發展導向型的統治者是偶然的，社會繁榮依賴于專制者的人格化特征。如何平衡統治者與社會之間的利益緊張，這是專制政府根本無從解決的難題，因為當專制權力在與共容利益相反的方向上行使時，不存在作為矯正力量的裁決者。社會繁榮受惠于專制者的共容利益，但專制者是否一定根據共容利益作出決策是不確定的。

五、結論

專制政府的共容利益能夠為社會繁榮創造條件，但即便是穩定的共容利益也不足以成為社會繁榮的充分條件。專制社會能否出現經濟繁榮不僅決定于共容利益的穩定性，它還與專制者理性能力的限度和決策行為的可預期性有關。只有統治者必須以共容利益作為決策取向，或當他作出違背共容利益的決策時存在有效的矯正機制，共容利益才能夠真正地發揮促進社會繁榮的作用。而出現獨立于專制權力的矯正機制，本身就意味著專制制度的終結，它只能夠存在于公共權力受到制約和公民權利得到保障的民主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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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

A

1002-7408（2010）01-0060-03

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方集體行動理論發展跟蹤研究”（09CZZ006）成果之一;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政治學方法論變遷視野中的集體行動理論研究”（TJZZ08－1－015）階段成果。

高春芽（1978－），男，江蘇宿遷人，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政治學博士后，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研究。

[責任編輯:王潤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