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政治穩定

化濤

（山東政法學院法學院,濟南250014）

論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政治穩定

化濤

（山東政法學院法學院,濟南250014）

政治穩定通常指政治系統為適應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發展所建立或維持的一種有序的政治態勢。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高速發展，使得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經濟結構以及文化意識等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重大變革。這種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社會規范和控制機制，使既存的政治體系面臨新形勢的嚴峻挑戰。換言之，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失序和不穩定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時代課題。

社會轉型；利益協調；文化整合；政治穩定；和諧發展

一、引言

政治問題緣何產生，它需要通過何種途徑加以解決，或者說怎樣盡量避免棘手政治問題的出現等等，無疑是十分復雜、頗具爭議且需要廣泛論證的內容。然而，有一點是具有普遍性的，即政治與社會密切相關。社會的存在與發展離不開政治秩序的維持與規范，社會目標與利益分配的實現離不開政治秩序的保障。因此，建立和維護穩定的政治秩序便成為所有社會共同體的一個普遍而恒久的目標追求。就當代中國而言，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引發了結構轉變、體制轉軌、利益調整、觀念更新以及文化多元的空前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在給我國發展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必然孕育了大量影響政治穩定的突出矛盾和尖銳問題。怎樣有效化解變革中呈現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進而實現政治穩定有序的發展，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現實層面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二、社會轉型——中國現代化之旅的陣痛

社會轉型是社會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現代化理論的一個特定概念和基本范疇，它強調的是以社會自身結構為主體的社會整體性發展和結構性變動。近幾年來，這一概念被政治學、行政管理學等學科廣泛運用，并逐漸成為這些學科分析和研究轉型時期社會政治問題的一個重要工具。就我國的社會轉型而言，通常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換的過程，特別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迅速發展變化的時期。這一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與社會不斷走向現代化幾乎是同步的，它在為社會革新與發展贏得時機的同時，也極易導致社會失序乃至于政治的動蕩和不穩定。對此，恰如學者所言：“現代性孕育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a生政治秩序混亂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現代性，而在于為實現現代性所進行的努力?！盵1]38其實，早在中國社會進入高速轉型的初期，就有學者已經指出，由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些社會緊張和沖突必定會加劇，并在中國的政治中產生出新的緊張和力量。[2]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進一步變革在更深層次孕育并加劇了社會矛盾與沖突?；蛘哒f，社會的快速轉型已成為中國現代化之旅的陣痛，這一過程不僅需要我們付出大量代價，而且還使政治穩定發展具有了更大的挑戰性和風險性。

社會經濟機制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影響國家政治穩定最主要的因素，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和常態運行模式基本上是由該國的經濟結構所決定、所塑造的。然而，我國目前正處在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這就意味著經濟領域既非傳統的計劃經濟，又非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是處于兩者之間的過渡型經濟。正是經濟體制的轉軌、新舊的更替，往往導致實然狀態制度的缺位，進而引發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與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弱勢群體救濟制度不完善，社會失業人數增多和就業壓力上升，環境污染加劇以及自然生態惡化，社會流動性加快與社會機會相對不足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質言之，社會轉型期經濟領域的癥結就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不高而且不均衡、經濟結構不甚合理，物質財富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顯然，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而是積重難返進一步惡化，其不僅會反過來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且更會超越經濟層面而凸顯出政治性，進而對社會穩定造成沖擊。

社會轉型特別是經濟形態的空前變化，客觀要求政治系統也要及時調整、加快革新，在樹立新公共權威的同時強化制度化建設。然而，“此種政治演進在20世紀以來正在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里沒有發生，那里社會勢力強大，政治機構弱小，……國家的發展落后于社會的演變?！盵1]11就我國政治領域的現狀而言，政治體制改革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確落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和政治呈現出失衡和不對稱性。如果從理論視角進行分析，我們可以說政治制度化水平是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它可以有效規范、控制社會政治行為，使政治行為和社會政治事態按照既有軌道運行，進而通過減少其不確定性而強化穩定性。當我們依此審視目前我國政治領域，便不難發現政治制度化水平總體偏低，實踐中政治系統的開放性、凝聚力、吸納性以及法制化相對脆弱，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民眾政治參與、意愿訴求、政治維權等渠道的狹窄和不暢，使本能及時有效化解的問題變得更加困難與復雜。同時，社會轉型期這種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也造成了政治系統自身監督機制相當薄弱，并極易造成政治決策或政策執行的失誤、權力的濫用與腐敗等現象?；蛘哒f，在法理型權威普遍盛行的當代社會，政治制度化的低水準會大大弱化民眾對政治系統的合法性認同，甚或導致政治危機的出現。

文化作為社會領域的重要范疇，其基本的功能就是為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相互影響的場所，因此文化的演變與發展會以某種方式影響政治和經濟，尤其對政治的影響更為顯著。隨著我國社會轉型，“原來占主導地位的舊有價值觀體系逐漸瓦解、重組，并將最終讓位于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價值觀體系。然而，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后于社會發展、暫時混亂、局部失序的情況，從而加劇了社會轉型中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產生和蔓延?！盵3]或者說，文化領域的精神信仰、思想觀念、心理情感、價值體系以及道德習俗對于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當這些因素發生改變或異化時，社會共同體就會失去原有的凝聚力和約束力，進而引起政治的動蕩和不穩定。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說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的、單一的、同質的社會結構不斷消融，現代的、多元的、異質的社會結構正在形成，社會體系的解構與重組,新舊體制、新舊觀念的摩擦與沖突,會不斷衍生出諸多結構性的矛盾，并可能會造成“21世紀初，政治的不安定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正常特征?！盵4]或者說，當代中國多元、多變、動態而復雜的社會轉型讓我們深深地意識到，“在許多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決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盵1]7對此，鄧小平同志也曾明確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盵5]的確，穩定的政治秩序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更離不開穩定的政治環境。

三、政治穩定——中國發展的要求和保障

就政治穩定的內涵而言，它通常指整個政治系統為適應社會環境變化而不斷調整各要素之間的結構，并保持相對平衡與協調，進而使政治系統的運行呈現出有序性和連續性的狀態。然而，當代中國社會深層結構的變遷使傳統社會控制機制的調控能力不斷弱化，而適應現代社會的整合機制尚處在培育之中，這難免造成社會充滿矛盾和不確定性，進而回流般地影響社會發展和政治的穩定。對此，如果上升到政治學與行政學層面分析的話便涉及到了政治合法性問題，它表明傳統政治體系面臨危機，政治的動態平衡受到挑戰?；蛘哒f，實現社會轉型期的政治穩定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更是實現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保障。鑒于此，我們就應該運用系統的分析方法，在全面研究當前影響政治穩定的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既符合我國國情又適應時代要求的維護政治穩定和發展的新思路與有效對策，建構一系列的政治穩定機制，進而及時、有效地化解、消融社會矛盾和沖突。

1.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確保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在現代社會中，政黨日益成為國家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并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就執政黨而言，其自身建設和執政水平直接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誠如學者所言：“在傳統政治制度軟弱的地方，穩定的先決條件至少得有一個高度制度化的政黨。有了這樣一個政黨的國家，比沒有這樣一個政黨的國家顯然要穩定的多?！盵1]85就中國而言，要想實現社會持續發展和政治穩定有序，就必須確保我們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整個國家政治體系中處于最核心地位，它應該站在新的歷史高度,洞察社會發展趨勢，把握時代命脈，審時度勢地提升決策水平和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蛘哒f，我們黨的決策水平越高就愈能制定出符合實際、反映民眾利益的方針政策，也就愈能切實解決社會問題，進而更能實現和維系政治穩定。同時，我們黨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越強就越能從容應對大發展、大調整和大變革的社會轉型，也就更能及時、有效地化解危機與矛盾，保持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當然，我們黨高超的執政能力來源于其自身的不斷完善，因此我們必須以“強化思想理論”、“完善黨內民主”、“推進基層組織”、“強化黨的作風”和“從嚴治黨”為切入點，系統而全面地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只有如此，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我國社會進程的真正主導者和推動者，才能更大程度上消除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政治不穩定因素，進而引導和規范社會沿著正確方向健康發展。

2.強化政治系統的制度化建設，確保其在開放性的基礎上與社會系統的動態平衡。政治系統的制度化，是指政治系統內部各要素按照一定程序、規則、方式相互作用和有序運轉,它會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系統是否能夠常規化、穩定性發展。誠如學者所言：“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會引起社會上各種勢力的集聚化和多樣化?！粋€社會的成分越復雜，各種集團越是縱橫交錯，其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就越依賴于政治制度的功效?！盵1]8-9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造就的經濟多元、利益多元以及社會階層多元的政治效應，也促使政治主體日趨多元化，這就客觀上使舊有政治體系難以將其涵蓋其中。為了讓多元政治主體給自己以適當定位，并能在一體化的政治系統中平等共處、和諧發展，政治系統應該擴大開放性，強化包容機制。同時，政治系統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穩定與發展是與周圍環境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要建立一種政治系統與社會系統的互動機制，更好地實現政治系統的自我更新與完善。這樣不僅可以通過擴大政治系統的輸入機制保證社會廣泛參與，進而緩釋積聚的社會力量；而且還可以通過輸出機制更好地實現國家有效控制與管理，及時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當然，這種政治系統的制度化必須具有適應性而非刻板性、自主性而非從屬性、復雜性而非簡單性、內聚性而非分散性的特征。唯此，方可使其自身與社會系統之間建構起足夠的緩沖區域，實現兩個系統的動態平衡和良性發展。

3.加快行政改革與創新，提升政府管理水平與服務職能。政府作為當代社會直接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其公共行政和管理體系的不斷完善，無論對經濟發展還是政治穩定，乃至整個社會的和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抑或說，當今中國社會轉型使得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社會矛盾和問題凸顯與頻發。為此，政府必須加快改革與創新，由過去的微觀管理轉向宏觀調控，由經濟為中心轉向兼顧經濟調節、市場監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由無所不包的全能政府轉向有限政府，由管制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以便更好地適應復雜多變的行政環境。具體而言，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加強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罢维F代化和民主化的過程是一個從管制政府不斷走向服務政府的過程”。[6]顯然，政府服務職能的提升既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更是政治發展的客觀要求?；蛘?，服務型政府的建構不僅能提高管理水平、優化管理職能，實現在服務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務，而且還可以通過公共利益與公共服務的輸出與整合，最大限度地滿足民眾的愿望和要求，進而促進社會更快更好地發展。

其次，加強責任型政府建設。責任是現代政府進行有效管理的核心要素，責任型政府的建設就是讓政府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必須對公民承擔法定的職責和義務，其失職行為必須得到相應的追究”。[7]換言之，就是使政府在具體行政過程中真正踐行有權就有責、用權受監督、維權必追究的原則。責任型政府不僅要對民眾反應比較強烈、涉及大多數人利益的公共問題及時作出回應，更要以負責人的心態積極主動有所作為，前瞻性地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再次，加強法治型政府建設。法治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的、公認的價值追求，也是現代政府實施有效管理的基礎。法治型政府的建構就是使政府把憲法和法律作為工作的根本原則，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進而不斷提高行政能力?；蛘哒f，法治政府“意味著政府除非實施眾所周知的規則以外不得對個人實施強制，所以它構成了對政府機構的一切權力的限制”。[8]法治政府的建設一方面使政府權力受到法定的規范和制約，這樣便可以防止政府任意侵入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使其不能隨心所欲地限制、干預公民權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這又在一定程度上為政府在適當時候介入社會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保證了政府及時、有效、權威性地處置各種社會問題。

除此之外，還應該進行參與型政府建設。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的政治素能和參政意識不斷增強。為了滿足公民這種參政意愿并將之納入正常軌道，就必須通過建設參與型政府來不斷開放政府體系，真正還政與民，讓公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更多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管理。只有如此才能使以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等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政治落到實處，才能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才能更好地完善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整合機制進而實現政治持久穩定。

4.加大文化整合力度，積極塑造統一的政治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從理論層面而言，“文化意味著個人或群體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它是包括社會組織所有方面的最寬泛的范疇——政治、經濟、宗教和其他?！盵9]顯然，正是文化自身這種彌散性和滲透性特點決定了它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巨大作用。

從文化視角審視我國的社會轉型，我們不難發現多元利益群體的形成客觀上導致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現象：既有主流文化的發展，又有多種亞文化的呈現，它們彼此之間難免發生碰撞與沖突，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人們文化歸屬的混亂和內心世界的扭曲。同時，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和利益分配的不公，也會使弱勢群體產生相對乃至絕對社會挫折感和被剝奪感，這種心理情感一旦形成就會表現為對社會的極大排斥與反感。換言之，社會急劇轉型引起的心理震蕩、道德滑坡、價值觀錯位以及信仰危機等文化層面的問題，會直接誘發民眾對現存政治體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質疑，這無疑是政治穩定的不利因素。因此，我們必須加大文化整合力度，通過塑造統一的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來強化政治認同感，為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發展提供“軟要素”保障。

具體而言，我們一方面要不斷強化政治系統自身合法性的文化論證。因為通常情況下，“一個政治系統提取資源、管制行為和分配產品與服務的能力將受制于當局合法性的程度和性質。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通過強制手段迫使許多人服從，政府的作為也會受到障礙；如果人們就哪一個政權具有合法性的問題發生爭論，其結果往往是導致內戰或革命?！盵10]或者說，對于任何政治系統而言合法性都是其管理和控制社會、維護穩定的最重要的政治資源，我們必須通過其自身合法性的文化論證真正讓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1]進而自覺服從和協助政府管理。另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培育社會共識、樹立共同精神支柱，從而有效協調沖突與摩擦，規范個人與群體行為，鞏固政治穩定的深層基礎。

四、結語

政治穩定并不意味著穩而不動、靜而不變，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特別就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而言，政治穩定的維系更是一個系統而復雜的工程。對此，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求我們必須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通過不斷改革為長期穩定提供動力機制，通過科學發展為穩定提供目標機制，通過持續穩定為改革和發展提供保障機制?？傊?，當代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注定是一個不平靜的過程：既是社會全面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多發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難免造成對現有政治體系的挑戰。但是，我們堅信中國的政治必定會在改革發展中克服危機，在克服危機過程中健康、穩定、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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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04-0039-03

化濤（1979-），男，山東臨沂人，法學（政治學）博士，山東政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政治與社會、政府理論與公共行政。

[責任編輯：王潤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