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當代技術文化危機與系統轉化

李長江 曾 鷹

摘 要:生態危機是人類當代技術文化危機的征候之一。當尋求生態危機的根源時,我們不應把技術當成一種純粹“工具理性”進行質疑甚至貶抑,辯證剖析生態危機與技術文化的內在關聯,實現系統轉化,進而選擇適宜的生態文化模式,才能使我們的反思和批判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關鍵詞:生態危機;技術文化;生態文化;系統轉化

中圖分類號:G0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0)04-0025-04

隨著自然在這個普遍技術化的現代性文化中進一步被貶黜,生態危機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顯命題。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歐文?拉茲洛(Ervin Laszlo)告誡,文化確實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決定性力量,許多沖突表面上貌似政治性的,實際上卻包含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就人對自然的破壞來看,在其背后是由一種文化支撐著,這便是西方的主流文化所堅持的:人是為了自身的目的才征服并控制自然[1]。

那么,生態危機與文化之間的連接點究竟在哪?生態危機的出現與強化是否預示著文化的一次重大的轉折?怎樣才能對當前生態危機反思和批判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要克服當前“馬后炮式”的困境,很有必要深入反思現代科技的文化本質及其與生態系統的轉換關系。為此,本文嘗試從技術文化的視角來透視這一問題。

一、生態危機的根源:文化“陷阱”

1.文化即“人化”。人們對“文化”概念界定的角度很多。從詞源學上分析,在拉丁文中,文化一詞為cultura,意思是指“耕作”、“栽培”;而“中國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指文治教化的總和,與天造地設的自然相對稱,與無教化的‘質樸和‘野蠻形成反照”[2],體現出古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從結構或者功能的角度來看,器具物品和習慣構成文化的兩大方面——物質與精神的方面,它們彼此相互形成、相互決定,共同實現文化的功能。無論從什么角度來定義文化,只要發出“文化是什么”的追本溯源式追問,總離不開相關的參照,而自然便是我們界定文化的惟一參照物。

無人的世界是一個自然的世界,這里的季節輪換、草木枯榮、潮漲潮落、花開花謝是以自然的方式來安排的,遵從的是大自然的節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列矣”[3]?？梢哉f,自然界的諸多變化均為“自化”。相反,有人的世界是一個文化的世界。文化世界是以人的活動為背景和基礎的,到處都鐫刻下了人類活動的印記。文化的世界盡顯人性的超越與自由,“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撼。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4]。顯然,文化世界即是人化世界,文化的本質就是“人化”。

文化與自然是兩個相對應的概念范疇,二者之間的對應不僅僅是對應,而且包含更為復雜的含義。其一,文化與自然是對立的,這表現出有人與無人、物化與人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與人的匠心獨運之間的對立。沒有文化難以言說何謂自然,反之亦然。其次,自然是文化的母體,文化世界是所創造出來的世界,但人不可能憑空創造出任何東西,自然便充當人類文化創造的質料——既成為物質生產的客觀基礎,又成為生產的源泉。其三,文化與自然間存在著相互轉化的關系:一方面,人類按照自己的意向來改造自然世界,使得“自然世界經過人的改造后就呈現出一種新的形態(form),這種新的形態不但具有新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這樣,它由純粹的自然的世界的事物,轉化為主體化了的客體,轉化為‘為人的自然界,從而成為文化時間的一個組成部分”[5]。另一方面,文化世界也會向自然世界轉化。在自然面前,人類迄今未能達到隨心所欲的境地,自然世界也以一種力的方式抑制人的活動,使文化世界的鋪展受到限制。如過早凋謝的古巴比倫文明、撒哈拉沙漠里的文明遺跡等,都表明曾經的文化世界后來逐漸被塌陷或被風沙遮掩,成為一個十分遙遠的夢了。 2.文化的發展,即自然的“祛魅”。從文化生成的意義上分析,它最初是人類適應自然的過程與結果,或者說自然界是人類的母親也是文化的母體。這是由于任何物種如果要繁衍下去,就必須得適應其生態系統?！叭祟愂且环N動物,和其他動物一樣,必須與環境維持適應的關系才能生存。雖然人類是以文化為媒介而達到這種適應的,但其過程仍然跟生物性適應一樣受自然法則的支配”[6]。人類的早期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都有明顯的模仿自然、與自然融通為一體的痕跡。在原始先民那里,他們的文化創造基本上利用大自然現成的材料,生產工具是以天然石塊為主,食物是自然所饋贈的果實,衣服是用樹葉和獸皮縫制而成的,房子是利用樹枝、泥土和石頭構筑而成。不僅如此,原始人的精神世界里更是充滿了對自然的敬畏,即使像星球、太陽和月亮那樣的客體,都構成其圖騰的一部分。

文化即人化,實質上就是人的生存樣式或過程。人類最初生活于一個神秘的自然王國,自然界的萬千變化使人類感到驚詫,所以早期的人類文化中充滿了神秘的符號?？墒请S著人類的進化或者發展,人類的生存方式開始逐漸地發生變化,從依順自然到漸次擺脫自然并最終放逐自然,人類文化朝著逐漸遠離自然的方向演化,文化也意味著人性對自然的異化。尤其到15、16世紀之后,工業文化的開啟。物質生產的高度發達是工業文化的主旋律,物質財富的積累形成了工業文化時代的基本色調,其直接后果就是自然與人文之間的裂隙空前擴大,對抗逐漸進入白熱化。由于工業文化時代對物質利益的高度重視和執著追求,形成對自然的強大壓力。而人類取得物質財富,決不是任憑念“芝麻開門”之類的咒語可以洞開物質寶庫的,所依靠的是征服和改造自然來實現,也就是自然的“祛魅”。按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大衛?格里芬(D. Griffin)的闡釋,所謂自然的祛魅,是自然界在人文世界里被剝奪了任何自身的特質和內在性,自然界不再成為一個離開人類仍然具有意義和價值的世界。人升格為自然的主宰,而自然卻被淪為人的奴仆。

由上所述,人類文化的演變主題實質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同文化詮釋和解讀,而詮釋和解讀的視角堅守在人驅逐自然后所占領的陣地上,人類文化的發展即自然的逐漸隱退。為此,丹尼爾?貝爾指出,人在工業社會中的主要任務是與“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較量”,“社會世界將自然事物排除,成了惟一的現實,這種現實主要是通過他人意識的反饋,而不是通過外在的現實去體驗”[7]?？梢?因技術發展所導致的生態危機與文化的連接點就是人類文化在總體走向是逐漸遠離自然,排斥自然,可以將生態危機歸之于文化危機。正是生態危機暴露了人類生存的困境,也即暴露出文化的困境,如果人類想謀求持續的生存與發展,文化的轉向或文化主題的變更迫在眉睫。

二、生態危機的支點:技術“拐杖”

生態危機的突兀充分表明,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它既不是純自然問題、也非純“技術問題”。當前首先應從技術的視角切入分析,而這必然離不開對技術文化的闡釋,“我們無法退入一個根本不存在著技術的伊甸園”[8]。人類猶如拄著技術的“拐棍”前行,而歷史是不會倒退的,技術已經成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經深深地介入、滲透于人類的一切活動之中,影響著人們的觀念意識、行為態度和生活方式等。因此,單純地對技術本身進行批判是蒼白無力的,從技術文化層面關注生態危機,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