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農民利益表達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何衛平

（西華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四川南充637002）

社會轉型期農民利益表達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何衛平

（西華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四川南充637002）

在我國由傳統農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原有的價值規范不斷地受到沖擊,整個農村社會結構面臨著新的分化、整合,社會資源利益面臨著重新分配，農民利益表達在現實的政治場域中面臨著諸多的困境。為此，應該從農民利益表達主體層面、農民利益表達制度層面及資本層面尋找解決辦法。

社會轉型；農民利益表達；困境；原因

一、社會轉型與農民利益表達

在中國社會從傳統同質性社會向現代異質性社會過渡的時期，各個階層、群體、組織不斷地分化，群體和階層間的利益意識不斷地被喚醒和強化，利益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

利益是人類生活中的重要社會現象，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前提和動力因素。利益具有自我實現的功能，利益的自我實現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利益表達、利益綜合、利益確立、利益滿足各個環節，在諸環節中，利益表達是首要環節[1]。利益表達是社會政治過程的起始階段，沒有利益表達的刺激，政治系統就無法做出反應，政治權力也就無法運作。早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便在其《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中對該問題進行過討論。他認為：“當某個集團或個人提出一項政治要求時，政治過程就開始了，這種提出要求的過程稱為利益表達?！盵2]199“利益表達是人們將其自身的要求通過一定的方式傳達給政治權力機構的行為過程?！盵3]一般來講,就利益表達主體而言，利益表達既可以是個人的行為,也可以是組織的行為；表達對象一般是政治權力機構；而表達內容是利益主體的自身需求。

農民利益表達是指在鄉村社會分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既定的利益目標，廣大農民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式直接或間接影響黨和政府的決策、執行等權威性價值分配過程的行為?！皬膸资甑霓r業政策史及其經濟后果看，缺少一個反映農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結構，是許多損害農民利益進而損害全社會利益的政策輕易出臺的重要原因?！盵4]在農耕文明沉積的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迅速轉變的時期，如何讓農民利益得到充分的表達是轉型期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國家是一個“總體性的社會”，社會的利益分化不明顯，“總體性社會”把權力資源都集中在中央，多樣化的利益在集體化、政治化運動中被同質化了。改革開放以后，這種“總體性社會”逐漸開始改變，社會階層分化越來越明顯，利益均等化的格局逐漸被打破，利益開始呈現擴散化的趨勢。不同階層之間，甚至是同一個階層內部之間也開始出現了利益的分化，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之下，各利益主體圍繞利益進行爭奪就不可避免，也因此帶來轉型期間的摩擦和沖突，各種社會問題也相繼從以前的“隱身”狀態過渡到“在線”狀態。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農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農民的主體意識開始凸現,這些對農民利益表達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社會轉型喚醒了農民的利益表達意識。隨著農村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人們的價值觀念變得越來越理性化、世俗化。在“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激勵下，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自主性得到了極大的激發;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廣大農民的商品意識逐漸增強，開始注重分工合作，農民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與此同時，人們的開放意識也逐漸增強，農村的社會流動速度空前加快，大量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從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民工”一夜之間成為學者專家嘴里的熱門詞語。越來越多的農民的利益意識開始萌發，并嘗試用各種草根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其次，社會轉型期農民階層的分化導致利益表達的復雜化。社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這種分化主要表現在職業的分化、經濟收入的分化和地域的分化。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個體戶、私人企業主、商業服務人員等，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為身份的農民與作為職業的農民在概念上開始分離了，變得不相一致了?！盵5]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群體內部利益也會表現出不同的形式,有的利益受損可能是因為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問題；有的可能是由于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的就業過程中的利益問題等?？傊?農民階層的分化帶來的農民利益分化使得農民利益表達較之以前更為復雜化。

最后，社會轉型期普遍存在著農民利益表達的不充分化。在傳統農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原有的價值規范不斷地受到沖擊,整個農村社會結構面臨著新的分化、整合,社會資源利益面臨著重新分配，在這過程中，原有的資源分配體制、組織體制以及控制體制逐漸衰退,但是新的體制卻未健全，制度化的表達渠道“有名無實”，導致非理性的表達有增無減，這些都是轉型時期農民利益表達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農民利益表達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在急劇分化的社會潮流中，廣大農民的民主意識開始萌生，利益主體意識也得到激發。他們渴望將自己的利益訴求表達出來。而如今，自上而下，農民利益問題儼然成了一個事關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重大政治問題。同時，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的民主建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村民自治制度在廣大農村地區的普遍實行，從形式上為農民當家作主、利益表達提供了合法途徑。除此之外，信訪制度、人民政協制度、人大制度等途徑也初步為農民的利益表達敞開了大門。在欣喜之余，我們也應該看到不足：利益表達渠道的“有名無實”導致非法抗爭的蔓延，利益表達的失真導致政府信任的流失等等現象時有發生。

(一）農民利益表達困境

1.農民利益表達失真。隨著我國政治開放性及透明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國民被卷入到了政治生活中。利益表達是政治過程的起點，只有當利益主體的利益需求通過一定的途徑傳達給政治決策中樞后，才能進行利益綜合、政策制定、政策執行等環節的政治活動。利益需求準確、全面、完整地傳達給政治決策中樞對于利益主體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從現實的政治生活來看，廣大農民進行利益表達通常是借助于一定的渠道來實現的，而不是直接向政治權力中心輸送自己的政治需求。按照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理論，要求作為政治系統的輸入，是政治過程的起點。要求輸入政治系統后，是需要經過轉換過程的，通過對要求進行加工和整理，作出決策，成為政治系統的政策輸出，從而對社會作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時期，一些制度初步建立，但“有名無實”的制度通道堵塞了利益表達的空間，人大、政協、村委會等渠道并沒有真正發揮它傳達民意的功能。一些基層行政官僚在長期的壓力型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報喜不報憂”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的真實信息就不能及時、有效、全面地傳送到決策中樞，影響權威性的價值分配。

2.弱者的武器：制度外反抗的凸現。轉型期農民的利益意識逐漸萌發，但傳統社會的強大慣性力量依舊束縛著他們。一些新的利益表達制度初步建立，但更多的是徒有其名。在經濟地位低下、組織分散的情況下，一些農民更容易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爱斠粋€社會中各種成分缺乏有組織的集團，或無法通過現存的有組織的集團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時，一個偶然的事件或一個領袖的出現都可能觸發人們蓄積著的不滿，并會以難以預料和難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發?！盵2]202在通常情況下他們不會采取與當權者直接對抗的形式，而是采取一些比較隱蔽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如在廢除農業稅之前農民的集體拋荒即是農民表達利益訴求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這種形式即斯科特筆下所描述的“弱者的武器”，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的抗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他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劃，他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也是其重要特點[6]。當然，這些“弱者的武器”伴隨著沖突的加劇也會不斷升級，如向集體游行示威、抗議、越級上訪等形式演變，直至釀成一些群體性的事件發生。

3．分散的馬鈴薯：無力的抗爭。利益表達主體既可以以個體形式存在也可以以群體的形式存在。一般而言,以組織的形式進行利益表達是一種高效能的表達方式,而以個體形式進行表達注定是一種缺乏力度的表達。在社會的轉型時期,農民階層的分化加劇,但農民分散個體的格局依舊延續,這種原子化的個體在利益表達中缺乏話語權,他們的利益表達注定是一種沒有力度的抗爭。在我國，不同群體都有各自專門的利益表達組織，工人有工會組織，知識分子有文聯、社聯等組織，企業家有企業家聯合會組織，而廣大農民的利益表達主體還僅僅停留在個人的層面，建國后曾一度建立起來的農會早已不存在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在一些地區相繼出現了一些地域性、行業性或專業性的農民協會或農民合作組織，但這些組織缺乏政治方面的意見表達功能。同時由于農民具有天然的地域分散性及短視性，所以，有組織的農民利益表達遠沒形成氣候。缺少了利益表達的專門組織，就注定了農民的呼聲在整個政治系統中只能處于末梢，這些呼聲不能有效地輸入到政治系統里并最終轉化為政治輸出?！爸袊r民作為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無論如何不能沒有直接代表其利益的組織，否則，我們的社會結構就是病態的，就不可能實現協同治理和城鄉統籌?！盵7]只有建立起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才能改變廣大農民由于分散導致的無力抗爭格局。

（二）農民利益表達困境的原因分析

1.臣民文化的“后遺癥”。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壓力型行政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導致農民對行政權力形成了一種極強的依賴。盡管封建主義制度在我國早已廢除，但是封建思想在廣大農民身上卻根深蒂固?！拔母铩笔甑恼物L云讓農民“談政色變”，“臣民意識”、“清官意識”在農民身上表現濃厚，而普遍缺乏一種民主的參與意識；同時，由于文化素質低，廣大農民普遍缺乏嫻熟的政治參與技能，而政治參與技能的缺失又必然導致其政治參與效能感的低下。正因為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農民為什么不愿意參加村委會的投票選舉等活動，畢竟類似投票這種政治參與行為實際上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技能的，況且農村基層民主選舉中的投票行為很容易被一些基層官員操縱，這些勢必都會影響到農民的政治參與熱情。

臣民文化下的個體極容易生成一種威權型的人格，膽小怕事，不喜歡輕易改變現狀，政治生活中怕吃虧，對政治參與冷漠。由于利益表達需要承擔一定的經濟成本、法律成本乃至政治成本，而其表達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存在著搭便車的可能性，那些不參與的農民照樣能夠坐享其成，也導致農民群體表達利益的可能性大打折扣。正是因為廣大的農民依舊沒有從傳統的臣民文化束縛下解脫出來，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在關乎農民整體利益面前的集體失語。

2.“有名缺實”的表達通道。一般而言，利益表達的渠道有兩種：一是在體制的框架內的表達，我們把它稱為制度化的表達，即代表一定利益的個人或組織，依據國家的憲法、法律、規章等所規定的制度和程序，向權力機構提出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利益要求的政治行為和過程。如常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另外一種就是不為法律所明確認可的方式,這里面包括動用私人關系與一些政治人物接觸?！耙环N政治體系適應能力強弱的一個標準，就是它對于那些向該體系提出要求的集團所采取的新的政治行動方式是否有能力予以同化、緩和化和合法化?！盵8]為廣大農民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是現代政體完善和發展的客觀要求。社會學家默頓在解釋越軌行為時認為：當官方認可的關于成功的文化目標同達到這些目標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之間出現斷裂時，個人為適應這種斷裂就可能采取五種不同的方式：（1）遵從。即接受社會倡導的目標，也采用制度化的手段，這是最常見的方式。（2）創新。即接受社會倡導的目標，而拒絕制度化的手段。（3）儀式主義。即采用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絕社會倡導的目標。（4）隱退主義。即對社會倡導的目標與制度化手段一概加以拒絕。（5）反叛。即接受某些目標與手段，但又拒絕某些目標與手段。[9]根據他的觀點，越軌行為是由社會結構的緊張造成的，即當社會倡導的目標同達到這些目標的制度化手段脫節時就容易產生越軌。借用這一個理論，我們不難理解當前農民非理性的抗爭。在鄉村急劇變遷的過程中，農民的各種需求不斷涌現。一方面是急劇增長的利益表達需求；另一方面是制度化表達需求渠道的缺失及功能的失調。于是，本該借助制度化表達渠道的農民在現實的壓力面前不得不“創新”甚至實施非制度化的手段，如越級上訪、圍攻政府部門等。

3．缺位的利益表達客體?！袄姹磉_客體是指利益表達主體進行利益表達活動所指向的對象，沒有利益表達客體，利益表達主體的利益表達就失去了目標，利益表達客體如果不積極、努力地傾聽利益表達主體的利益表達，就會使利益表達活動出現意想不到的截獲，也會影響利益表達主體的表達積極性，甚至會阻礙利益表達信息的進一步傳播與匯總，對執政黨政策和政府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盵10]

在廣大農村，利益表達的客體主要有兩種類型：村民委員會組織；基層政府組織。村委會為中國大陸地區鄉（鎮）所轄的行政村的村民選舉產生的群眾性自治組織，其產生的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根據該法第2條，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節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這種自治型的組織在壓力型的體制和鄉村特定的場域下異化了。村委會作為鄉鎮政權“代理人”的角色遠遠要超過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角色，又怎么去調動廣大農民的自治積極性呢？同時，一些農村基層干部民主意識差，脫離群眾，忘記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由于自身的利益更多由上面決定，所以工作的目標也主要朝上而不是朝下，工作上目標倒置，對于農民反映的意見以及涉及到農民的各種問題，均視為損害領導和政府部門的形象，對一些“刁民”施加壓力甚至打擊報復，堵塞農民正常的上訪。有些基層權力部門衙門作風嚴重，官僚主義盛行，對農民冷漠、冷淡，“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反映問題不耐煩”，經常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農民拒之門外，也正因為這樣，農民在正常上訪無門的情況下只好采取越級上訪甚至一些體制外的途徑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4.貧瘠的先天資本。中國農民總體上在整個政治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在涉及到一系列權威性資源分配格局中總是處于下風。在經濟資源上，城鄉之間的這種差距隨著改革的深入不是縮小而是有加劇擴大之勢。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資源的缺失導致農民在政治資源的獲取上就顯得有點勢單力薄。雖然國家法律賦予農民廣泛的政治權利，但經濟條件的制約限制了農民權利的充分實現。如村民自治制度，雖然這一制度實行多年，但廣大農民的選舉更多的是流于形式，高成本的選舉讓許多村民望而卻步。一些外出打工的人也因為選舉成本的高昂放棄自己當家作主的機會?！案咚降恼螀⑴c總是與更高水平的發展相伴隨，而且社會和經濟更發達的社會，也趨向于賦予政治參與更高的價值?！盵11]經濟地位的低下加劇了農民政治上的弱勢，他們缺乏有效的方式去影響政治決策。

三、解決農民利益表達困境的對策思路

農民利益表達不暢將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不利于整個政治系統的良性運行，也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農民利益表達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多管齊下。限于篇幅，筆者簡單地將之概括為三大層面:

一是利益表達的主體層面。就這個層面而言，我們需要完成農民政治人格的現代轉向，使廣大農民從傳統的威權型政治人格向現代的民主型人格轉變，從傳統的單一型人格向現代多元化的人格轉變，從倫理型向現代法理型人格的轉變。為了完成這種轉變，需要不斷地發展農村的商品經濟，培育參與型的政治文化生態，整合農村的政治教育資源。

二是利益表達的制度層面。需要拓展農民利益表達的制度性空間。包括完善人大制度，改革信訪制度，擴大政協的類型和界別，加強執政黨的利益整合功能以及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等。

三是利益表達的資本層面。應從鄉村的資本建設著手，大力發展鄉村經濟資本；通過加強鄉村職業教育培訓及完善鄉村醫療衛生制度等措施增強鄉村人力資本；同時通過擴大鄉村精英的作用，完善鄉村組織及重建鄉村社區建設以壯大鄉村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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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04-0069-03

何衛平(1980-),男,湖北黃岡人,西華師范大學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社會問題及政治社會學研究。

[責任編緝：孫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