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共知識分子精神與均衡階層話語權

汝緒華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人文學院，山東東營257061）

論公共知識分子精神與均衡階層話語權

汝緒華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人文學院，山東東營257061）

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對于社會分層的合理化以及階層話語權的均衡極為關鍵，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消失則意味著階層話語權的失衡難以避免。正處于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因此，就實現階層話語權的均衡、促進社會和諧與社會公平正義來說，大力倡導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無疑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均衡階層話語權；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公民文化；知識分子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階層話語權之所以重要，因為它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影響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得以實現的重要手段。階層話語權均衡，則公共政策公正、有效，利益分配合理，社會和諧；反之，階層話語權失衡，公共政策失效，利益分配失調，社會失序。因此，實現均衡階層話語權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是社會和諧與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證。正處于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出現了嚴重的失衡，現狀令人憂心。在實現階層話語權均衡的諸多策略中，大力倡導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無疑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一、公共知識分子精神與公民文化

所謂均衡階層話語權指的就是階層話語權公平正義、以人為本的一種狀態：中間階層的話語權成為社會主體性的話語權，它塑造著社會的主體話語敘事；強勢階層的話語權仍然很重要，但已經不是主導性的了，而是倡議式的；弱勢階層的話語權得到重視，有了更多表達的機會；公共政策更多的是充分體現社會互動的多元決策的結果?？梢?，均衡階層話語權也是參與型政治文化為主體的公民文化實然存在的體現，而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在公民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無疑起著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般來說，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他必須為觀念而追求觀念。二是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評價者。三是知識分子還需就社會政治問題面向公眾寫作，具有“應用性”、“當代性”和“結果定位”。知識分子只有具備上述三方面要素才能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是一個現代的概念，它作為一個自明的社會群體產生于19世紀的歐洲，興盛于20世紀以來的全世界。公共知識分子產生、興盛的歷程同時也是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彰顯的過程，正是公共知識分子對普遍價值的追求，推動了自由、平等、博愛、公正等民主政治價值理念的啟蒙與實踐，促進了民主政治理念與制度的完善與發展；正是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的話語批判，公共領域得以形成，中產階級社會日臻完善；也正是公共知識分子“應用性”的示范與引領，社會各階層“政治參與革命”的時代才最終到來。由此可見，公共知識分子精神與參與型政治文化為主體的公民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在實質上是內在契合的。一方面，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張揚意味著社會各階層政治參與時代的到來，公民文化逐漸形成與發展；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公民文化的影響與推動下，民主制度不斷完善與發展，公共知識分子實現了由顛覆性的傳統知識分子向建設性特殊知識分子的轉型。

雖然公共知識分子精神與公民文化在實質上是內在契合的，但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在公民文化發展的不同時期所起的作用是有很大差異的。在公民文化發展的初期，與參與型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民主政治還非常孱弱，不利于社會各階層廣泛政治參與的因素大量存在。從政治文化上看，地域型和臣民型政治文化殘余的路徑效應深深地影響著社會各階層的政治行為，被動的、消極的、政治知識極端貧乏且毫無政治熱情的公民是普遍的社會現實，他們雖然有言論自由但沒有權利之沖動，雖然有民主訴求，但缺乏民主之理解。從公共領域上看，公共領域尚處于成長期，中產階層開始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弱勢階層的話語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張，但還難以抗衡強勢階層的話語霸權。從政治參與的制度建設上看，社會公眾進行政治參與的相關制度仍需要不斷完善，中產階層特別是弱勢階層話語訴求通道梗塞現象還比較嚴重。從經濟體制上看，雖然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但特權經濟、官僚經濟等不公正競爭的經濟成分仍然存在，在一定時期甚至還會嚴重威脅自由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在公民文化發展的初期就特別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的“牛虻效應”。公共知識分子秉持公共理性，捍衛自由和人權，啟蒙公眾對民主政治的理解，批判任何形式的堵塞社會各階層政治參與的弊端，自由對話和平等交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推動公民文化和公民社會首先要著力的地方。他們為話語缺乏的弱勢階層代言，支持中產階層的話語擴張，批判強勢階層的話語霸權，積極推動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參與進程；他們積極介入政治，但不是為了謀取私人或階層私利，他們的責任就是在道德理想主義和功利政治之外，幫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找尋自由和理性的支點。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主要是建筑在道德良知基礎上的“代言”，而這種代言又是依賴于民眾無法分享的諸如學識、聲望、地位等象征資本，公共知識分子的主要職能也集中在社會批判、社會代言方面，致力于尋求社會各階層自由意志的平等交流與表達，希冀社會階層話語權的均衡、社會公正的實現。

在公民文化成熟的時期，與參與型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民主政治高度發達，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公共領域、民主法治制度的日臻完善，社會各階層的政治素質得到極大提高，他們積極參與政治、關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響政治，更加習慣于階層話語權博弈的民主政治規則。這時“代言型”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本身就隱喻了公民文化的欠缺或不成熟，因為它把公民自己本應腳踏實地的維權行動委托給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說，就從根本上消解了公民文化走向成熟的基石。因此，公共知識分子的公民行為而不是“代言話語”往往更具有示范性意義。但是社會各階層普遍地政治參與、廣泛地話語權博弈，并不意味著公共知識分子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利益分化以及知識的專業化、體制化、有機化、商業化、媒體化浪潮對后現代中產階級社會的侵蝕，多數人話語霸權和少數精英階層話語霸權的危險并沒有消除，公共知識分子依然承擔著防止中產階級社會異化，阻止強勢精英集團或多數人階層對話語權的壟斷的作用；仍然肩負著通過掌握的豐富的學識、聲望、地位等象征資本來完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任。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主要是建基于推動建立一種有助于推動理性批判、自由平等對話與在對話的基礎上達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識的“發言方式”。公共知識分子的主要職能則主要體現為：公共領域中“對話”的倡導者、參與者、推動者、反思者和批判者，正如荀子所說：“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

二、我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精神與均衡階層話語權

在中國古代史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地域型政治文化和臣民型政治文化，缺乏參與型政治文化生成的民主法治、市場經濟以及公共領域，缺乏孕育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產生的土壤。雖然士大夫們秉持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抱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志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但獨立的公共性精神的缺乏注定了他們與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品質的無緣。主要表現為：

其一，雖然他們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但卻沒有社會各階層自由、平等的公共交流的理念，一方面士大夫們抱著儒家知識分子的心態“經世濟民”，為民請命，為民鼓與呼；另一方面他們又瞧不起民眾，認為只有他們能夠為其代言，小民沒有文化不足以自己出頭。這種自負的士大夫性格也導致他們與被統治階層的疏離，盡管士大夫們抱持著儒家的民本思想。這是因為儒家的民本思想的主體性存在問題，它不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是以人君為主體來實現民本思想的，這種一元化的解決方式也是中國封建君主專制能夠延續兩千多年的根源所在。

其二，雖然他們秉持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但卻受制于圣人之言、祖宗之規，缺乏獨立心靈的思考；雖然他們也有社會批判精神，心懷天下，但出發點不是公共性的，而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封建專制統治；雖然他們“士志于道”，卻“學而優則仕”，將政治作為唯一的出路，缺乏獨立的社會立足點，“于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蟲，便是統治集團的乞丐”[1]。其獨立人格的缺乏就根源于此。

其三，他們著書立說的對象主要是統治者和讀書人，而不是普通社會公眾。一方面，他們為統治者寫書，規勸其遵從圣人之言、祖宗之規，施行開明統治；另一方面，他們為讀書人寫書，訓誡大家謹記圣人之言、倫理之序，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同時又勸誘他們“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學而優則仕，走科舉之途。至于農、工、商等被統治階層，士大夫們是不屑為其寫書的。由此可見，缺乏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士大夫文化是典型的臣民型政治文化，維護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話語霸權。

近代中國是苦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憂外患，危機重重。但也正是這種翻天覆地的社會劇變，以顛覆性的苦難歷程開啟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產生的縫隙。

首先，1905年，隋唐以來在中國實行了千余年的科舉制度最終被廢除。仕學合一的科舉制的廢除對傳統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士大夫階層消失了，道統與政統賦予的話語權淪落了；沒有科舉制的承接，他們為官為紳的制度途徑中斷了；不能為官為紳，與民眾聯系的紐帶也斷了。知識分子從社會中心走向邊緣，社會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急劇下滑，“他們不僅疏離了國家，也游離了社會，成為無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2]。

其次，士大夫階層消失了，讀書人仍在。隨著新式學堂和留學熱潮的出現，讀書人分化了，表現為：守舊紳士被淘汰、實業救國為儒商、新式留學生大量加入政權以及投身軍界報國。這種分化預示著傳統中國社會的中介等級——士大夫、鄉紳向現代社會的中產階級的演化。但是由于動亂的社會形勢和尚在緩慢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社會政權沒有能力大量吸納這些新生的社會力量，時局動蕩在所難免。再加上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新式讀書人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被大大地激發了，并逐漸占據社會話語權的中心，新式讀書人的這種群體意識的形成意味著他們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產生。

再次，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能夠形成“公共意見”的領域，公共意見的形成當然離不開媒體，公共性只能是被媒介化的“公共性”，而近代中國民營報業的蓬勃發展以及“文人論政”傳統無疑為近代知識分子“公共話語”提供了良好的平臺。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開創了中國近代報刊“文人論政”的先河?！皬?874年到1884年的10年時間里，王韜在《循環日報》上發表了數以千計的言論……特別是其獨樹一幟的政論文章首開中國報刊‘文人論政’的先河，……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代報刊評論的發展”。在王韜、容閎等人的示范和鼓動下，言論救國逐漸演變成全國性的思潮，中國近代報刊進入了“文人論政”的蓬勃發展期。同時兩次國人辦報熱潮更是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報刊“文人論政”的發展進程?！皳煌耆y計，在1896-1898年的第一次國人辦報熱潮中，國人新辦中文報刊105家，而在武昌起義后的半年里，我國的新聞界又迎來了‘報界的黃金時代’，全國性的報紙由100余家猛增至500家，總銷量達到4200萬份?！睆拇?，越來越多的文人加入到近代報刊的隊伍走上辦報論政的道路，最引人注目非梁啟超莫屬。1915年，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下，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從此拉開了文化運動的序幕。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等以《新青年》為陣地發表了大量的論說文字，開創了中國近代報刊“文人論政”傳統的新局面。[3]

其四，近代知識分子救國圖存的認識日漸成熟。第一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部分覺醒的知識分子主張通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洋務實現自強；第二階段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無論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派，還是在國會請愿運動中轟轟烈烈的立憲派，他們都認為改造中國首先是要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等深層次的東西；第三階段是新文化運動至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們舉起了“民主”、“科學”的大旗，開始了改造國民性和開啟民智的反思。隨著思想文化的變遷以及外國各派主義的紛紛輸入，為知識分子多角度思考社會公共問題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然而，剛剛形成的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尚未鞏固，五四運動之后，新文化運動發起者的內部就開始了分化、爭論，終至發生分裂。第一次公開的辯論即是問題與主義之爭，其直接后果就是《新青年》的分裂，知識階級的“我們”與“他們”的區分凸現出來?！坝伞徽務巍阶呱稀務巍摹缏贰?，這是知識階層的一個新動向?！盵4]此后，知識分子已不再成為一個獨立的超越的階層，也不再是全社會的代言人，而是自視為代表著某個階級。從爭取民權轉向實現某一階層的話語權，標志著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淪落。

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但經過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及文革的滌蕩，公共知識分子精神沉寂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真理問題的討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開始走向正軌。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全社會對文革災難的反思，人的尊嚴、價值、自由、民主、啟蒙與思想解放自然成為知識分子與公眾共同追求的目標，知識分子及其話語權重新回到社會的中心。他們滿懷憂國憂民的意識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呼吁對外開放、市場經濟和呼喚民主政治，強烈的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展露無遺。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社會主義公民文化建設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卻消退了。究其根源就在于，隨著貧富兩極分化差距的拉大、“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價值觀和追名逐利的市儈哲學的重新抬頭以及消費社會的知識的專業化、體制化、有機化、商業化、功利化，知識分子或者選擇退守專業領域，成為領域內的專家學者；或者投身商業，大賺其錢；或者干脆與強勢精英集團結盟成為既得利益者，重新處于社會的中心——“功利性”取代“公共性”。在社會主義公民文化發展的初期階段，公共知識分子本應承擔起批判社會弊端、代言社會公正、實現社會結構的合理化以及促進階層話語權均衡博弈的作用，然而隨著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消退，原本已經不合理的階層話語權進一步失衡了。

三、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建構路徑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對于社會分層的合理化以及階層話語權的均衡極為關鍵，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消解則意味著階層話語權的失衡難以避免。特別是對于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來說，倡導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對于實現階層話語權的均衡，減少社會沖突必不可少。因此，必須大力加強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建構。

第一，加快教育體制的改革。弊病叢生的中國教育體制是當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精神消退的重要原因，具體來說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教育的精英化傾向嚴重。且不說農村學校與城市學校的設施和師資的巨大差距，單就城市學校的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分就決定了教育資金、師資和精英學生的流向。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成為教育變革的最大動力，經濟規律和經濟理論成為教育改革的主流話語。能否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除了自身的能力外，家長的權力與金錢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各種名義的“市場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礎教育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階層差距。而與此同時，教育規律所要求的教育的相對獨立性以及人性的發展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和忽視了。其二，教育的功利化傾向突出。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中小學階段的應試教育，為考試、為升學而開展，“高考”的指揮棒正如市場中“看不見的手”那樣在調整中國教育的發展方向時發揮著威力無窮的作用?！皬耐尥拮テ稹钡膽嚱逃?，在摧殘人性的同時，大大降低了整個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質。高等教育階段專注于市場化專業教育，灌輸的是專業技術知識，訓練的是專家或技師，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學生就業為準繩，而人文教育只能列入不被重視的公共課或選修課之列。如果說中學的應試教育的弊病是“高分低能”，那么疏離了“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中國傳統大學之道的高等學校市場化專業教育肇生的嚴重后果之一就是社會上出現了“有文憑沒文化，有文化沒德行”的現象。其三，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嚴重欠缺?！妒澜缛藱嘈浴返?6條規定，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發展人的個性并加強對權利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如果不理解什么是權利和基本自由，那么就根本談不上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而我國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不僅內容上欠缺，教授方式上也還停留在條文記誦階段，學生缺乏深刻地理解和實踐體驗。如此，他們就不會自主地有覺悟地在社會生活中維護自己的權利并尊重他人的權利。反而會對別人對自己權利的侵犯習以為常，同時對自己侵犯別人的權利也不覺得有什么過錯。其四，教育體制的過度行政化，缺乏自主性。教育體制的目標是培養人才，行政的目標是權力和效率，而教育體制的行政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權力和效率對學術和人才培養的遮蔽，這不僅表現在對學生的大量擴招上，表現在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上，表現在對學術研究方向上的“設定”上，也表現在對教員的業績評介上。2005年陳丹青憤然辭職背后隱含的知識分子的“公共性”難以彰顯不容忽視。因此，培育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就必須破除教育體制的精英化、功利化、行政化傾向，加大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力度。

第二，健全公共領域，消除公共權力與市場的控制與干擾。公共領域指的是介于公民的“私人領域”和國家之間相對獨立、同時又以其輿論對公民個體和國家產生影響甚至控制的一種公共空間、一種公共生活結構。在這樣的一個公共領域，在人們“對普遍利益問題達成共識”時，可以“對國家活動進行民主的控制”。公共領域的重心就在于有話語批判功能的公共輿論，而具有公共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對于公共領域的作用無疑起著重要作用，他們是公共領域中“對話”的倡導者、參與者、推動者、反思者和批判者。維護和發展公共知識分子精神依賴一個健康公共領域的存在，然而自公共領域誕生起，公共權力和市場的控制與干擾就沒有停息，與此相應，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發展也呈消漲之勢。當代中國的公共領域發端于改革開放以后，然而時至20世紀90年，公共領域尚未成熟，在后現代社會的畸形消費主義與大行政思潮的興起的背景下，公共領域逐漸瓦解狀態，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消退了?！皥蟪曦S厚的文化人從流氓無產階級的放浪不羈上升到官僚和管理領導層的威赫尊貴……公眾分裂成沒有公開批判意識的少數專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費大眾”。[5]公共領域處于逐漸瓦解狀態，公共領域演變為“經濟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的形式，滲入轉變為貨幣和權力媒體的行動領域”[6]。主體間交往明顯受制于貨幣與權力媒介的控制，以語言為媒介的溝通與共識為利益交換所操縱，知識分子也喪失了目的性而淪為工具性手段，“學而優則仕”、熱衷政治而凸顯的犬儒哲學和追名逐利的市儈哲學大行其道，生活世界殖民化了。因此，當代中國社會若要發展公共知識分子精神，促進階層話語權均衡，就必須健全公共領域，消除公共權力和市場的不當控制與干擾。

[1]徐復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C]//.祝勇.知識分子應該干什么——一部關乎命運的爭鳴錄[C].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38.

[2]許紀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

[3]李新穎.中國近代報刊文人論政的嬗變過程[J].學術交流，2008，（5）：187-190.

[4]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J].近現代史研究，2004，（6）：134.

[5][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200.

[6][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2)[M].洪佩郁，藺青，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427.

[責任編輯：黎峰]

D 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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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07-0016-04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科研基金項目“階層話語權與和諧社會研究”（Y 090910 W）。

汝緒華（1976-）男，山東濟南人，中國石油大學（華東）人文學院公共管理學系講師，法學博士，主要從事當代中國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