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息傳輸體制轉軌問題探討

王雪麗

摘要：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信息傳輸體制逐漸步入轉軌期，日益呈現出與傳統單通道信息傳輸模式顯著不同的發展特點。從政府過程主要參與者的信息意識看，“由封閉保守”趨向“開放包容”；從傳輸主體看，由“一元擔當”趨向“一元為主，多元共存”；從傳輸過程看，由“二合一的線性傳遞”趨向“網絡化的互動溝通”；從傳輸技術看，由“單一人手人腦處理”趨向“高科技綜合處理”。中國信息傳輸模式在轉軌過程需要特別關注在保證“主渠道”暢通的同時，加大“副渠道”的建設；關注黨政信息系統內部過度行政化問題；警惕黨政信息系統主流話語權的弱化：重視信息管理的法制化建設；建設中國自己的“蓋洛普”。

關鍵詞：信息傳輸；“五位一體”；統合型信息傳輸模式；信息管理；體制轉軌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0)07-0004-04

一、問題的提出

愈是現代化的政府體系，信息的流動過程在政府過程中的地位就愈是重要。正因為如此，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將發揮政治溝通作用的信息傳輸網絡稱為“政府的神經”。目前，在可查文獻中，對中國信息傳輸模式進行專門研究的文獻不多，涉及中國信息傳輸體制轉軌問題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俞可平將中國現階段信息傳輸模式的基本特點概括為“一元化的信息傳輸模式”，并將形成這種單通道信息傳輸體制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組織上過度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因此，主張通過增大各溝通干系的相對獨立性和建立專門的官方信息機構這兩個措施來減輕和克服單通道信息傳輸中的某些弊端。張明軍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政治信息傳輸模式特點概括為：政治信息傳輸和交換體制的單一縱向性；政治信息傳輸和交換體制的層次控制性；政治信息傳輸和交換體制的自上而下性。并將形成這一信息傳輸模式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的影響和當時國際上的嚴峻形勢。他認為，信息傳輸機制的不足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通過交換機制的完善來彌補的，通過科學完備的信息交換機制可以辨別信息內容的真偽，進而預防錯誤決策的發生。應該說，上述學者對中國信息傳輸模式特點及成因的分析，比較符合改革開放前中國信息傳輸體制的實際情況，值得肯定。

然而，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發生顯著變化的時代背景下，信息傳輸領域的調整和變化已然顯現，中國信息傳輸體制日益呈現出與傳統的單通道信息傳輸模式不同的發展特點。在這種背景下，對中國信息傳輸體制轉軌問題進行研究顯得格外重要。朱光磊認為中國信息傳輸模式目前正在經歷轉軌時期，并將中國信息傳輸模式的發展過程區分為兩個不同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為典型的單通道信息傳輸模式，即影響政府決策的絕大部分有效信息、政府輸出的決策信息，以及這些決策在執行中的反饋信息，都是由一個附著于政府本身或為政府所信任的正規通道(黨政信息系統)傳輸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經過1979年后五六年的醞釀，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經形成的“四位一體”的信息傳輸模式，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了相當快的發展，并在世紀之交初步形成了“五位一體”的統合型信息傳輸模式。本文比較認同這一判斷。認為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信息傳輸體制處于轉軌期，既不同于傳統的單通道信息傳輸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典型國家的多通道信息傳輸模式。那么，中國信息傳輸體制的轉軌是在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與傳統信息傳輸模式相比，其典型的結構性特征是什么?“五位一體”的統合型信息傳輸模式，能否在未來得到持續性發展，甚至固化為區別于單通道和多通道的第三種信息傳輸模式?信息傳輸模式轉軌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有哪些，以及如何應對和處理好這些可能出現或正在出現的新問題?等等，都是事關中國政府運行質量的重要課題。本文擬就此略作探析，并希望借此引起學界對中國信息傳輸模式問題的深入研究。

二、中國信息傳輸體制轉軌的時代背景分析

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信息傳輸體制步入轉軌期，這與以下三個方面的變化是有關的。

(一)非黨政信息機構的大量出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伴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國也相應出現了一次靜悄悄的信息革命。原來不具有或較少具有信息職能的機構、團體開始產生或強化它們的信息職能，信息機構的大量出現，包括中國新聞事業的大發展，也包括一些跨地區信息組織的出現，還有個人和企業興辦的信息機構的較多出現，信息觀念獲得了社會的普遍認同。這一切都對傳統的以黨政系統為核心的單通道信息傳輸模式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大量資料表明，新的信息組織的形成，原有信息渠道的變化，大多是發生在1985年到1988年。

(二)黨政關系的新變化

傳統單通道信息傳輸模式的形成，與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有著很大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中央已經在有意識引導黨的領導方式由“黨政不分”向比較規范的方向轉化。從80年代中期，特別是黨的十三大(1987年)之后的一段時間，開始強調實行“黨政分開”——黨和行政機關及其他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的職能分開。這為信息傳輸渠道的拓展和模式轉軌提供了重要前提保障。

(三)央地關系的新變化

改革開放之前，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主要強調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地方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總體原則的前提下，開始實行以“下放權力”為基本特征的向地方傾斜的政策。1984年開始，中國的干部人事管理權限由過去的“下管兩級”改為“下管一級”，加大了地方當局在干部任用上的自主性。特別是1988年9月6日，中共中央十三屆六中全會的一個文件指出：“近幾年來，中央把一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這是正確的。今后，中央將尊重和照顧地方的利益?！边@是一個很重要的提法，標志著中國最高層領導國家結構管理觀念的深刻變化，即已經從簡單的“放權”、“讓利”，轉向了謀求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建立規范化的領導與監督、分工與協作關系。地方黨政領導機構獨立性的相對增強，使得地方信息機構的獨立發展成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促進地方黨和政府信息工作發展的有利條件。

三、轉軌時期中國信息傳輸體制的結構性特點與發展前景展望

(一)“五位一體”的統合型信息傳輸體制的結構性特征

在統合型信息傳輸模式中，“五位”是指：黨政機關中的信息系統、官方或半官方的思想信息庫、新聞媒介、民間信息機構(含有一定信息職能的社團組織)和90年代補充進來的政府與民間的電子網絡信息系統?！耙惑w”是指單通道的信息傳輸體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其他四個方面的信息機構基本上都是本著為黨和政府提供服務的精神和原則而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