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深圳

許明達

讀懂深圳

許明達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古老的中國煥發出春天的氣息和活力，整個社會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這一景象來自改革開放，其中深圳經濟特區的問世，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最典型、最鮮明、最突出的個案，它探索了與中國生產力現狀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創造了深圳速度，形成了深圳模式。

然而，深圳的實踐涉及到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這使得本應充分交流的經驗無法，這一現象看似蹊蹺，卻真實地顯示了中國經濟特區一路走來的歷史背景，也反映了經濟特區的特殊使命，跟著這個情節走，才能讀懂春天的故事。

天降深圳以大任

深圳特區的最初構想，只是建立一個功能單一、地域狹窄、針對香港的出口加工區，到了由鄧小平拍板的時候，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賦予了更大的使命，被定名為經濟特區。

作為中國改革的發動者和設計師，1979年的鄧小平正在為中國尋找一個答案：如何才能使飽受苦難的祖國不再遭受制度折磨和人禍打擊；怎樣才能讓中國盡快富強起來，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尋找這樣的答案，不能僅僅依靠思索，需要實踐的啟示和驗證。當出口加工區的設想提到鄧小平面前的時候，他看到了出口加工區在加工物質產品時必然要產生的另一種“加工”，即建立一些符合現代國家慣例的經濟制度，有了這些制度，出口加工區才能被國際經濟所認可，才能辦得起來，而建立這些制度本身就是改革，其中的經驗可以而且應該超越加工區的邊界。因此，站在全國的高度來考慮，出口加工區的原有定位既不能涵蓋它在實際運作中的全部意義，也不能滿足改革對它的更高要求。于是，鄧小平畫了一個更大的“圈”，出口加工區被定名為經濟特區。在他眼里，當年陜甘寧邊區是沖破反動統治的特區，經濟特區是走出傳統社會主義的特區，兩者都面臨舊有勢力的封殺。為此，鄧小平的口吻就像當年中南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的作戰動員，要求深圳“殺出一條血路來”！

回顧深圳經濟特區的由來，是認識深圳的始點：

第一，深圳的基本經驗不是深圳人的經驗，而是中央的經驗。中國的改革是要回答鄧小平的提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而深圳的任務則是要從一個局部的“點”去說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深圳的問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物，它的成功是中央決策的成功。深圳人在總結深圳基本經驗時，應當站在全國的高度，既不能據功為是，也不必故作謙虛，只有這樣，才能充分估計深圳經驗的歷史意義。

第二，深圳的經驗是一個系統。一個經濟特區的經驗與一個出口加工區的經驗，在內容和規模上都是不一樣的。深圳的經驗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經濟領域，也包括政治領域；既包括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改革的操作方法，也包括改革的行為方式。深圳經驗本身是一個系統，不只是各項改革經驗的匯集，而是各項改革經驗的組合，它決定了各項改革的成功，這就是本文所要著重討論的基本經驗。

第三，深圳的基本經驗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歷史積淀，其中主要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教訓。正是這些教訓，使得鄧小平改弦更張，需要建立改革試驗場。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討論深圳的基本經驗不能就事論事，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原創及其傳承進行反思，對100多年來的社會主義運動進行反思，以求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中，更深刻地領悟深圳的基本經驗。

第四，對深圳基本經驗的釋解一定會出現分歧。深圳的改革開放是對傳統思維的逆抗，因而也一定會受到傳統思維的攔截。有的人大聲為深圳喝彩，有的人則驚呼深圳“除了市政府門口的紅旗是紅的以外，其它都是黑的”。這種強烈的反差說明，偏見、成見和思維定勢，使人們的思想在僵化中無法與真實對接，進而陷入痛心疾首的狀態。

第五，深圳的基本經驗是含金量很高的經驗。所謂經驗，是從實踐中獲得的認知，而作為人的行為，實踐總是在已有認知的指導下進行的。在這個循環過程中，經驗的含金量取決于實踐前后發生在認知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大，啟迪益深，越有價值。有些實踐是在清晰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實踐的結果是事先就預見到的，這樣的經驗就不會有太大的價值。中國改革的經驗則相反，它是一個從未有過的事業。在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們只知道過去的路是行不通的，死路一條，必須堅決地改，但今后的路應該怎么走卻不清楚。深圳的實踐正是要回答這個問題。深圳的基本經驗一旦成功，會給改革帶來了認識上的堅定，行動上的果斷，這種經驗對于一個面臨轉折的社會來說，其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理論的糊涂和“難得糊涂”

理論的本來使命就是要通過對實踐的掃描，告訴世人，真實的情況是什么。但是過去的經濟特區理論似乎還有另外一個用途，就是要捂住深圳改革的老底，以減少對改革的非議。

（一）避重就輕談改革

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三個基本特征，這三個特征必然要成為改革的三個禁區。到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①這是一次實質性的思想解放，同時又是一個能夠較少受到抨擊的改革切入點。于是，理論也就欣然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當成了表述深圳基本經驗的主題詞。

應該肯定，深圳的改革過程確實是市場經濟的形成過程，正是它的形成，使得深圳的經濟變得活躍生動。當社會配置資源手段發生變化時，經濟決策的主體必然要發生轉變，而決策主體的替換意味著更深刻的變化必定發生。在計劃經濟中，經濟決策的主體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經濟決策的主體是擁有生產要素的法人，是力圖利用這些要素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人。因此，既然是搞市場經濟，就必須使一切生產要素都變成可以用貨幣計量的、可以參與分配的要素，必須使資本的擁有者、土地使用權的擁有者、知識（包括專利、品牌）的擁有者、勞動能力的擁有者都變為具有獨立經濟利益、具有自我決策權力、具有合法地位的市場主體。

于是，改革后的市場主體將以似曾相識的面目出現：被傳統社會主義趕走的資本被深圳重新請了回來，到深圳的經濟舞臺上出演正面角色。而“不在家鄉當‘主人翁’，寧到深圳當勞務工”的百萬汗民其實都是在向資本出售同一種商品——勞動。

這些變化表明，深圳的經濟制度改革并不是體制改革這個提法所能概括的，生產關系的內質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及與之相聯的分配制度，體制變化只不過是內質變化的表象而已。

歷史常常是這樣的，處于矛盾漩渦中的當事者不便說出他的本來意圖，任憑他人去猜。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當成深圳改革的主題詞，就是如此。而理論要回避其它兩個禁區，除了因為不想去刺激帶有病毒的大腦之外，還因為理論遇到了困難：資本參與分配，無疑是資本獲得了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因此，我們一下子真的不知道，對資本的擁有者應該稱他是“本家”，還是“異己”？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去解釋：改革后的深圳是否還存在階級？

（二）舍本取末談改革

鄧小平說過：“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雹陧樦@句話，一些文章把“敢闖”當作了深圳的基本經驗來談?！案谊J”這兩個字道出了改革的艱難，點出了改革的精彩，確實是深圳改革是中的亮點。但“敢闖”僅僅是一種行為特征，不能反映行為的本質。深圳的成功，在于看準了生產力的要求，看準了歷史的走勢，看準了千百個“逃港”者的心愿，深圳的基本經驗只能到“敢闖”的歷史合理性中去尋找。

鄧小平說深圳“敢闖”，主要是為了在全國掀起改革的浪潮，就深圳當政者的自身行為而言，恐怕不能簡單地稱之為敢闖。我們知道，特區的建立能夠使改革的風險發生在局部地區，這等于是為改革中的中國提供一個保證全局穩定的安全閥，即使深圳倒在血路上，也不會影響大局。但對特區自身來說，這始終是一步險棋，充滿了不可知的因素。雖說改革允許失敗，但哪一屆有責任心的政府愿意讓改革事業砸在自己手里？敢闖的前面有風險，敢闖的背后一定是小心。譬如說，深圳人再“敢闖”，也不敢在中央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前公開提出搞市場經濟，他們只能對外商說，我們將“按國際規則打籃球”，這里說的“國際籃球規則”，當然就是市場經濟規則。再譬如，像土地拍賣和外匯交換市場之類的改革措施，決不是一闖了之的產物。深圳當政者不能不考慮，這是不是“違憲”，是不是違反外匯管理規定？然后會與有關部門進行反復商談，以求可行。

總之，深圳人恰恰是善闖勝于敢闖，他們每走一步都是謹慎的，沒有他們的謹慎，深圳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只是這種謹慎是內斂的，外人不易看到。

（三）跳出過程談改革

對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兼改革開放的質疑者來說，有一個妙招可以讓他們少說幾句，這就是跳過改革的實際操作內容，用經濟發展的速度說話。于是，不侃深圳速度不成書，像“一夜城”這樣的夸張溢美之詞，居然也被用來形容深圳。然而，理論的使命不是贊美，改革開放也非另一種“大躍進”，這種“文藝式”的表述把一座最不相信神話的城市當作了神話。

深圳的發展速度確實證明了改革的必要和成功，所謂的深圳奇跡是生產力三要素有效組合的結果，是腳踏實地的產物。因此，實現生產力要素有效組合的制度試驗才是最重要的，它決定深圳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說明深圳成功的原因，只是把試驗的結果拿來炫耀，這樣的經驗總結就會失去意義。

況且，深圳在一夜之間崛起，還有別的原因，當時的香港，傳統加工業已陷入困境，高企的香港地價和勞動力價格使其難以為繼。此時成立的深圳特區成了香港加工業轉移的最佳出路。在這個特定的時點上，特區的土地，香港的資本和湖南、四川過剩的勞動力，這三個生產力要素結合成現實的生產力。香港加工業轉移的勢頭一旦形成，就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沒過幾年，香港人就驚呼本地產業的空心化?？梢?，深圳速度與改革有關，也與香港因素有關。深圳速度是一個特例，并非每一個特區都能做到。

從以上幾點可以發現，過去的理論只是在真相的外圍繞來繞去，而繞來繞去的結果常常背離了理論的至真追求。

“姓資姓社”的時代錯位

理論之所以要躲閃，是因為深圳的改革會遇到一個難以擺脫的問題，即“姓資姓社”的詰問。應該承認，經濟制度中的“姓資姓社”是一個客觀存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代表著不同階級的利益，“姓資姓社”的問題需要關注。但經濟制度除了階級屬性以外，還有時代屬性，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制度，作為一種生產關系，是與特定的歷史階段相聯系的，“姓資姓社”的選擇取決于生產力的要求，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和時間內，姓資是合理的，資本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當新的生產力已經形成，并且要求新的生產關系時，社會主義才會變成科學和合理。

因此，選擇經濟制度，不能根據道德標準和政治標準，只能根據生產力標準?！靶召Y姓社”的問題一旦脫離了鮮活的、務實的生產力標準，就會使問題本身變得僵硬和荒誕，此時的“姓資姓社”分析，只是隔絕于歷史長河的死水，飄零于生命之樹的枯葉。

當我們用唯物史觀來衡量“姓資姓社”的問題時，就需要討論一個問題：憑什么說我們這個社會不能長“資本主義的苗”？有誰能夠證明現實的生產力要求我們的經濟制度必須“姓社”？然而，自1956年以來，中國似乎一直沒有認真地討論過這個問題。出現這種狀況，一方面是因為“左”傾思想長期占統治地位，理論無法討論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初創的唯物史觀不夠成熟，理論難以說清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是從分析生產力運動開始的，但馬克思、恩格斯從沒對生產力運動的節點或階段作出過清晰的描述，他們只是以生產工具為標志來說明生產力運動的節點，諸如青銅器、手推磨、蒸汽機等，我們可稱為“以生產工具為標志的生產力節點論”。當核電站、電腦、衛星、磁浮列車、航天飛機不斷展現的時候，人們發現，“以生產工具為標志的生產力節點論”缺乏提升，它把生產力的表象當成了生產力的內部變化，很容易縮短生產力節點之間的跨度，因而也容易造成生產力時點上的誤判。直到20世紀末，在知識經濟到來之時，人們終于發現，勞動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位次在不斷變化，有不同的貢獻結構。最初出現的是自然力（土地）為第一生產力的貢獻結構，人類的生存主要依賴大自然的賜予。其次是“工具力（資本）為第一生產力的結構，人類不得不依賴工具和資本所提供的生產條件進行生產。最后是“勞動力（智力）為第一生產力”的貢獻結構，即知識的創新決定生產力的發展?？梢?，所謂生產力運動規律，并不是指人類先發明什么工具，后發明什么工具，而是說，生產力三要素的貢獻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組合，這個組合是有序變化的，表現為貢獻的重心依次從自然力、工具力，再向人的大腦轉化。

現在可以想象一下，在生產力第三個臺階上，即勞動力（智力）為第一生產力階段，會出現什么情況：在這一階段，除了自身能力方面的不平等以外，沒有任何外在因素能夠造成人的不平等，依靠土地和資本的占有來實現社會不平等的歷史將永遠消失；在這一階段，人的勞動不再被異化，人人都可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為了生存而必須按照機器或他人要求去做的歷史也將終結；在這一階段，一個龐大的制造車間只要有幾個義工在那里控制電腦就行了，絕大多數人在從事傳承知識和創造知識的工作，這種工作沒有單調和乏味的感覺，勞動本身就充滿樂趣。這就是人類所憧憬的社會主義社會，它是真正以人為本的社會。③

“以生產力各要素的貢獻為標志的生產力節點論”告訴我們，工業化，不管其發展到什么程度，都只能代表資本主義生產力，只有知識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生產力。而目前的世界上，即使是最發達的國家，知識經濟也只是初露端倪，何談發展中國家？

具體談到深圳，在改革開放前，連工業化的起步都沒有，如果這個農業小鎮、這個微型社會的各項經濟制度只能姓社，那馬克思、恩格斯何必要讓莫爾的烏托邦科學化？因此當我們站在一個準確的生產力時點上來看待深圳的經濟制度改革時，可以用八個字來消除誤解：“不是不要，時候未到”。首先，深圳的改革，并不是像有些人從表象中看到的那樣，是要否定公有制，而是要通過改革來校正與私有制決裂的時間。公有制是馬克思主義終極關懷中的基本思考，只有公有制才能避免資本參加分配，克服分配懸殊，徹底實現社會公平。傳統的社會主義確實沒有看錯所有制，但看錯了時間，即在生產力還需要資本的情況下與私有制決裂，這將使經濟的發展失去動力。其次，深圳的改革，不是要取消計劃經濟。當人類的大部分重復性勞動都可以由機器人來替代的時候，當巨型計算機的運算每秒鐘達到億億萬次的時候，當社會的全部生產單位都成為公共財產時，當利益紛爭的強權世界變成和諧融洽的地球村落時，純粹的計劃經濟必將替代市場經濟而閃亮登場。

幾起幾落的痛定思痛

回顧一下社會主義運動的失誤和失敗所在，才能認識深圳的基本經驗。

首先要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創階段。由于缺乏精確的生產力分析方法，《共產黨宣言》發生了對生產力發展時點的誤判，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不再同社會相容”，無產階級應該失去鎖鏈而資本主義必須失去世界。但歷史卻讓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另一個情景：資本主義的喪鐘敲而不響。在經歷了憲章運動和歐洲1848年革命以后，面對資本主義的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很快改變了看法，并坦誠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并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雹墚斎?，歷史的局限繼續存在，此時的革命導師依然不知道新的生產力是什么，何時能來。

到了20世紀初，列寧同樣也沒能看到由知識領銜主演的嶄新生產力，他用研究西方國家經濟制度的視角，提出了帝國主義論，斷言資本主義已經腐朽到不可救藥。這個結論似乎為俄國跳躍“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提供了理論依據，可讓列寧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困難重重，到處都是怨氣，連農民都起來反對。此時的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一樣，表現了敢于自我糾正的高貴品質，他從十月革命后的種種現象中很快得出結論：“我們用‘強攻’辦法即用最簡單、迅速、直接的辦法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原則的嘗試已告失敗?！雹轂榇?，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應該有一個“中間站”，“在這個制度內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⑥他把這個中間站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列寧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⑦這些認識表明，列寧已經開始研究如何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繼續發揮資本的作用，如何建立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作為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梢哉f，列寧是建立傳統社會主義的第一人，也是改革傳統社會主義的第一人。

深圳特色的經濟模式

在改革30年后的今天，面對富起來的人民和強起來的中國，當初的恐資心態和拒資情緒今存幾何？還有誰在擔心“改革讓中國回到解放前，開放使特區成為租界地”，此時此刻，深圳的基本經驗越是透明，對中國的發展越是有利。

那么，我們現在就來讓真實的深圳徹底亮相：通過特殊的行政設置來減少深圳與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聯系，并借用外部資本用最短的時間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從而使深圳的發展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上來，回到生產關系變化的本來次序上來，回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殺出一條血路”，它是前進中的倒退，清“左”時的右轉，是咀嚼了歷史苦澀之后的清醒。

深圳基本經驗的本質就是與生產力重新對時，堅持生產力標準，不以“姓資姓社”取舍。由此產生的經濟模式可稱為低“左”經濟模式，這個模式的全部用意就是要糾正傳統社會主義的時代錯位，否定傳統社會主義的空想，盡可能地排除“左”的傾向。

深圳特色的經濟模式將保持革命者積極進取的精神。我們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校正我們的經濟制度，使之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逐步靠攏。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圳的歷史使命遠未結束。

深圳的實踐還證明，經濟制度一旦回到了正常的歷史軌道，精神文明建設也將擺脫畸形。我們確實有過擔心，不知道改革會給深圳的精神文明建設帶來什么樣的沖擊。讓人欣慰的是：在經濟領域中，深圳人每天都在感受到“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在社會生活中，深圳人，包括那些以資本獲得分配的人，正在不斷增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現階段人生的兩大勞動目的——“謀生”和“實現自我價值”正在深圳人的行為中齊頭并進，這正是我們這個城市活力和健康的表現。

深圳的經驗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回歸，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超越。只要中國的生產力還沒有達到知識經濟的水平，這個經驗將始終現實有效。

注釋：

①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73頁；第372頁。

③許明達：《第三個臺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5頁。

⑤《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5頁。

⑥⑦《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頁；第528頁。

（作者：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