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構建和諧社會刻不容緩
——“深圳學術沙龍”第95期綜述

林祥 韓靚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構建和諧社會刻不容緩
——“深圳學術沙龍”第95期綜述

林祥 韓靚

2010年6月4日，由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辦、《深圳特區報》協辦、深圳市委黨校承辦的深圳市第95期學術沙龍在深圳市委黨校舉行。來自深圳黨校系統的學者譚剛、林祥、卞蘇徽、孟偉、范宏云、周笑冰、胡冰、宋曉東、諶毅兵，深圳大學學者易松國、逯芳，社會科學院學者李朝暉，深圳高職院學者查振祥，深圳市慈善會秘書長房濤，深圳特區報理論部主任丁立連，圍繞“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構建和諧社會刻不容緩”這一主題，從多角度展開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

近年來，全國范圍內極端事件呈多發趨勢。據不完全統計，僅2009年以來媒體披露的惡性滅門慘案就達十數起之多。今年三月起在短短48天時間里，中國六省連續發生殘殺兒童的血案，震驚世人。最近某企業員工連續跳樓自殺事件更是受到了廣泛關注。上述極端事件的直接動因是個人的極端行為，而個人極端行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自身的極端行為，包括自殘、自殺行為；另一類是將暴力行為施加給他人或社會的行為。有學者認為這兩類極端行為從個人內心變動角度來看界線并不明確，其主要差別在于個人基本的道德感和責任感及相應的約束，一旦其內心的惡性情緒波動突破了道德和責任的界限，極端行為就會升級，演變成報復社會的惡性行為。

一系列極端事件在帶給人們震撼的同時，也催人深思其產生的根源?；诖藝谰纳鐣F實，此次學術沙龍將視角對準了極端事件，深入探討了其成因、對策等諸多深層次問題。與會專家學者見仁見智，達成了以下幾點共識：

一、產生極端事件現象的原因

（一）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是導致極端事件的經濟背景

有學者指出我國傳統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特征是依賴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擔加工、裝配等非關鍵技術的生產環節，而生產環節處于國際分工垂直網絡格局價值鏈的最低端，是整個價值鏈中低附加值部分。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代工模式”盛行。而“代工模式”那種放棄品牌與自主創新，僅僅依靠成本下降來提高公司利潤率的特征決定了代工企業要想創造更多利潤，只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而這種壓縮工人成本來提高利潤的經營模式，加之企業嚴格的管理體制（甚至是軍事化管理）只能使勞資關系長期處于緊張狀態，企業利潤的獲得是建立在員工超負荷且喪失尊嚴的勞動上，這為極端行為的出現滋生了土壤。

（二）收入分配制度偏失、社會貧富懸殊是發生極端事件的經濟原因

“代工模式”的粗放型特征導致的收入分配結構失衡是中國經濟的頑疾。收入分配結構失衡會導致消費結構失衡，進而引起產業結構失衡，最終引起經濟結構失衡，而經濟結構失衡必然引發社會矛盾。某企業員工連續自殺事件正是社會矛盾長期累積、無法得到合理宣泄的一種必然結果。

我國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長期奉行“追求效率、兼顧公平”的原則，但由于衡量指標難以把握、片面追求政績等原因，上述原則往往異化為“效率唯一”，在實際經濟領域就表現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并沒有解決好社會公平問題，政府只注重把蛋糕做大，卻沒有把蛋糕分好。出現了“國富民不強”的局面。我國經濟飛速發展所獲得的利潤主要流向了政府、企業和富人手里，老百姓手里所剩寥寥。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特別容易導致社會分化，引起社會逆反心理。貧富落差的鮮明對比，容易導致社會底層人群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信心，從而激發自殘、自殺，甚至暴力報復社會的行為。

（三）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特點及所處社會環境也是誘發極端行為的催化劑

截止2009年，在全國農民工中，年齡在16歲至30歲的占61.6%，總數高達1.41億，這些“80”“90”后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成為新一代農民工。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首次正式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概念，它是指年齡在18歲至25歲之間，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這一特征就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有明顯不同。比起父輩，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在城市長大，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對生活懷抱著更多的夢想，但生活中的困惑與壓力，夢想與現實的落差，使得他們比上一輩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期望與失望并存。

有學者認為，一個情感支持網豐富、嵌入在社區生活的人是不容易自殺的。新生代農民工向往城市生活但難以融入，同時對農村、土地的感情很淡，鄉土關系也不深，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的處境就是“沒有前途、沒有后路”的孤立狀態，社會網絡斷裂，缺乏歸屬感，容易產生自殺傾向。

（四）企業傳統管理模式難以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對“尊嚴生活”的渴求

泰勒制的管理模式在中國南方的制造業工廠運用普遍，許多代工企業都采用這種模式來保證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這種高強度、軍事化、精確細分的管理方式，把人當成機器，“見物不見人”。盡可能壓低工資，降低企業文化方面的成本，忽視工人情感需求、情緒排泄和人際溝通。在這樣的環境中，對幸福感、歸屬感等精神生活有著強烈需求的新生代農民工是難以適應的。如果一個企業只把員工當成流水線上的螺絲釘，認為他們只是出賣勞動力的下等人，只有赤裸裸的管理條例和上下級關系，缺乏人文關懷，沒有溝通渠道和氛圍，使這些年輕人的苦悶、彷徨、壓抑等負面情緒無法得到宣泄和排解，就有可能導致悲劇發生。

（五）現行教育制度的缺陷

有學者指出，目前很多企業員工在校期間就有很多心理問題或者潛在的心理問題，但是在學校這座大溫室里這些問題都被掩蓋甚至是壓制住了，沒有顯現出來。當這部分學生離開校園、走進社會，一旦遇到惡劣的社會環境，問題就會凸顯出來。

學生階段易出現心理問題的重要原因是現有教育體系、制度存在缺陷，比如教育改革步伐太慢、學校等級分化嚴重等，從而加重了學生的心理負擔，極易產生心理問題。長期以來，我國學校教育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部分是缺失的，青年人的抗挫折能力非常差，遇到事情很容易從個人主觀角度出發，想不通了，就會做出極端的事情。因此，注重對學生進行挫折教育，提高他們對困難的免疫力，幫助他們成為具有勇敢、堅持不懈等優秀品質的人也是當前教育急需解決的問題。

（六）社會信仰缺失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房價飛漲、貧富懸殊等社會現象導致社會情緒中彌漫著焦慮和浮躁，對未來不確定因素的擔心與日俱增。部分地方政府基于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忽視了對人民群眾精神領域的引導，造成了社會信仰的普遍缺失。在沒有信仰的社會環境中，所有人的追求只有一個，那就是物質上的富有，而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就造成大多數人的挫敗感。在追逐私欲的過程中找不到方向，特別容易使人生觀和價值觀尚未確立的青年人變得浮躁、迷茫，甚至出現極端行為。

（七）物質至上的輿論導向是導致系列極端事件的外部原因之一

當前，社會及輿論導向廣泛存在著一種不良傾向，那就是推崇物質享受，宣揚物質主義、個人主義。部分媒體赤裸裸地宣傳拜金，炫耀富有，追求享樂，把金錢作為判斷成功的唯一標準。這些不良做法嚴重剝奪了青年一代，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幸福感，扭曲了他們的價值取向。新生代農民工向往財富上的成功，也希望像城市人一樣賺高工資、買房、買車。但巨大的貧富直觀對比落差，使得他們在面臨高工資、高財富、高消費群體時，特別容易產生自卑感，出現心理問題。

（八）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不足

長期以來，很多地方政府片面重視經濟發展，輕視公共文化服務，社會服務配套極不健全，嚴重制約著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特別是作為城市外來人口的農民工群體，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理應與城市居民一樣分享城市繁榮和社會進步的種種益處。但現實是他們得不到社會保障，無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務。農民工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流水線上的簡單環節，他們也有生活困難、生理疾患、情感困惑等等，理應得到企業和社會更多的人文關懷，讓他們體面地勞動，尊嚴地生活。給農民工更多情感關懷，應該引起各地政府和社會組織的高度重視。

二、解決對策

學者們的對策建議大致圍繞以下三方面展開。

（一）強化政府監管服務責任

首先，政府要承擔起對企業的監管責任。收入分配不均衡是市場經濟的內生缺陷之一，在一定條件下收入分配不均衡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包括勞資矛盾，這時就需要政府這只手在適當的時候，站在相對弱勢一方，即勞動方，增加勞動方針對資本的博弈能力。政府要積極推動、嚴格監督新《勞動合同法》的貫徹落實，保證產業工人基本的人格尊嚴。對此，有學者提出加強對企業社會性監管的觀點。社會性監管不同于政府性監管，它是以政府為主導，多方參與的監管模式；社會性監管也不同于經濟性監管，它主要是對環境、衛生、健康、勞動保障、員工權益、社會公平的監管。認為應該盡快建立起社會性監管體制，以適應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和公共管理價值選擇的轉型。

其次，政府應承擔促進科學發展的責任。改變只注重GDP的政績觀，加大技術研發支持力度，促進產業升級，讓中國制造成為中國創造，提高中國企業在整個國際產業鏈中的話語權。

再次，政府責任還體現在提供公共服務上。不僅要為本地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還應該把公共服務延伸到外來農民工群體：為他們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加大公共設施建設，讓員工在勞動之余感到快樂，填補精神空虛。此外，要盡快建立起社會心理健康防御體系，組建心理輔導機構和社會心理咨詢志愿者隊伍，為員工、特別是農民工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及時疏導他們的不良情緒。

（二）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

上世紀九十年代聯合國倡導企業在人權、勞動、環保和反腐敗等方面應當遵循九條原則，并且列出實行企業責任的路線圖。之后，對內保障職工權益、對外保護環境和消費者利益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風靡全球。依照聯合國的規定，企業社會責任有很多方面，其中包括保護職工生命、健康和確保職工工作和收入待遇的責任，因為這不僅關系到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也關系到社會的發展與穩定。這就要求企業除了要搞好勞動保護、不斷提高工人工資水平和保證按時發放外，還要針對新生代員工特點，改革傳統的機械性、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堅持以人為本，注重情感激勵，采用柔性管理模式，構筑“關愛圈”，防范“社會疏離感”。

（三）強化工會的代言維權責任

當前工會部分職能缺位、喪失是無法有效抑制悲劇連續發生的一個原因，因此重塑企業工會是當務之急。工會要成為保護員工利益的組織、團結互助的組織、情感疏導的組織，尤其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方面要發揮主導作用。工會要通過談判，制定與企業經濟增長相適應的工資增長制度。通過讓員工分享企業經濟成果，提高員工工作成就感，激發工作積極性，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圍。

此外，還有學者從教育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議：首先，要使教育和產業發展速度相平衡，使得高素質勞動力對應技術型崗位，避免產生心理落差；其次，加快教育體制內部改革轉型，注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再次，要加強學校、家庭對孩子的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提高青年一代的抗挫折能力。

為了避免更多悲劇的發生，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構建公平、合理、和諧的社會已經刻不容緩。

（作者單位：深圳市委黨校，林祥系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