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發展趨勢

龍永圖

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發展趨勢

龍永圖

一

對于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的形勢，我有以下三個判斷：

第一個判斷：雖然世界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遭到了重創，但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

這是中央的判斷，是經濟學界的判斷。這個判斷非常重要，使得我們中國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有了一個外部環境。如果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發生了逆轉，即便是中國繼續想推進改革開放的路線，也不具備基本的外部條件。

為什么講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首先我想講一下什么叫經濟全球化。江澤民同志在199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到，國際經濟的三個基本要素構成了全球化的核心內容：一個是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這個是經濟全球化的動力，經濟全球化之所以在過去一二百年不斷地向前發展，主要是新的科學技術不斷產生，從而推動西方經濟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策源地和原動力不斷發展。第二個要素是跨國公司的全球貿易投資，因為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大的行為必須有一個載體，實現經濟全球化的載體就是成千上萬的跨國公司。第三個是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長期以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基本上是小范圍內進行的，由于經濟全球化、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已經是以全球作為舞臺，而不是以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作為舞臺。如果一個企業是全球的企業，它就是全球整合資源的企業，如果一個國家是推動全球化的國家，它就是全球整合資源的國家。把江澤民同志講的三個基本要素串起來，經濟全球化就是科技的迅猛發展、跨國公司的全球貿易投資、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大量吸引外資，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現。

這次金融危機之后，這三個要素并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新的科技正在層出不窮的出現，特別是在全球氣候變暖、低碳經濟的形勢下，新的可再生能源、低碳制造業、綠色房屋、綠色制造業，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科學技術，所以發達國家在他們的經濟碰到很大困難的時候，正好碰到了全球變暖的大趨勢，為什么發達國家這樣全力地推動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推動低碳經濟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在新的領域掌握了全球最新的技術，所以在他們經濟很困難的時候，這些新的技術可能會挽救西方國家，使他們再一次從這次經濟危機中走出來。當然我們也參與應對全球變暖的問題，我們也想搞低碳經濟，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西方國家深刻的背景，主要得益者是他們。

從跨國公司來講，跨國公司的全球貿易和投資并沒有停止。這次金融危機遭到重創的主要是金融企業，西方的實體經濟并沒有造成很大的損失。微軟的全球副總裁張亞勤先生，他講，如果說10年前，全球跨國公司是把中國當做市場中心，本世紀他們把中國當做研發中心；那么從這次金融危機之后，跨國公司要開始把中國作為戰略中心，就是跨國公司的總部，特別是營銷總部會轉移到中國來。這樣一來，跨國公司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逐漸使中國從作為市場中心、作為研發中心，轉變到戰略中心，這樣一個重大的轉變過程，使得中國成為最大的贏家。也就是說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沒有轉變，中國的轉移不僅在數量上加快了，而且質量在提高。

所以我到有些省市的時候，領導們問我：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會不會出現原來向中國投資，原來產業向中國轉移的產業回流，重新回到發達國家的問題，我說不太可能，因為當時他們轉移的時候就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在市場的力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出現轉變。只有在市場力量出現根本變化，比如說中國的市場縮小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增加了，如果出現這些重大的情況，他們才會轉變。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說過去30年，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的主要領域是輕紡工業，或者一些電子行業，那么今后二三十年，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的重點可能在重化工業和高端的裝備制造業，兩方面都有這樣的需要。因為在全球經濟變暖和西方產業升級的情況下，他們肯定要把一些重要的重化工業向中國轉移，高端的裝備制造業也會向中國轉移，而這恰恰是中國需要的，不要看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工廠，但是中國的制造業中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核心技術、核心原材料還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里。我們必須改變中國是世界工廠，而歐洲和美國是制造世界工廠的工廠這樣一個局面，要改變這樣的局面，就必須加快重化工業向中國的轉移。

所以我覺得這次金融危機，產業從輕紡工業、電子工業更多的向重化工業和高端裝備制造業轉移的話，中國會成為經濟強國。沒有重化工業、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國家，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經濟強國。更多的跨國公司將從他們所熟悉的西方文化的環境中轉移到他們并不熟悉的東方文化的經營環境，所以跨國公司的本地化戰略會加快，也就是說他們會更多使用當地的國際化人才。但是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我們從海外歸來的人才，不僅要懂得中國的國情，也要牢記西方經營文化的特點，比如說他們非常嚴格的法制環境、法制觀念，不要到了中國就變得越來越靈活。我過去和一些同事研究，為什么跨國公司的高管中，印度人、新加坡人、包括中國的香港人、臺灣人特別多，就是他們不僅懂得中國的文化，他們也懂得西方的經營理念，比如說法制的理念、創新的理念。如果中國留學的人才丟掉了在西方學到的核心價值觀，他們不可能成為跨國公司的高管，最多是打工的。

第二個判斷：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越來越有利于東方，越來越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但是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沒有發生變化。

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沒有發生變化，會使我們更加冷靜、理智地看待我們在全球的地位，使我們始終有緊迫感和危機感。第一條使我們有信心，第二條使我們要有緊迫感，因為基本格局沒有改變。對我們這些長期從事國家經濟談判和國家經濟交往的同志來講，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重大變化使我們感到非常興奮，比如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起到全球決策和協調能力的重要的國際機制，就是20國集團。在倫敦的會議和匹茲堡的會議，應該說對遏制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和避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演化成經濟危機起到很大的作用，20國集團這個機制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產生的，過去全球決策的重要機制是8國集團，8國集團全部是發達國家，而20國集團擴大到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墨西哥，增加了10多個發展中國家，使得全球經濟的決策機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它也反映了全球經濟力量的重大變化。我希望大家關注國際關系變化的同時，多關心一下20國集團的發展，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機制。

我們和美國的談判為什么那么困難，就是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基本上都是他說了算，他拿出一個談判方案，大家決策，最多搞一點修修補補，給大家一點面子。但是美國人從來沒有和我們進行過談判，當時美國人和我們談判的時候，他們的談判方式，一上來就說這是我們美國的談判方案，在這一問題上，列出幾點，他說除了那一點之外，其他的沒有談判的余地。你上來就說沒有談判的余地，我們還談什么。后來搞了很多年，他們才把這個套話收回去。我們這些人經歷了很多這樣的事情，看到了20國的誕生，看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的時候，我們是很激動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幫了我們大忙，美國人出了大亂子，他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機制。

但是，我們還是要清醒地看到，我們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所以后來在20國集團的基礎上，美國一些政客、一些老政治家和一些專家也提出2國集團（G2），我們很多同志都興奮，現在我們和老美平起平坐，引領全球的經濟格局了。當時大家對美國提出的G2，是非常興奮的，也覺得G2的時代可能很快到來。但是大家記得，就是在奧巴馬總統訪華的時候，溫總理在見奧巴馬的時候明確提出來，中國不贊成兩國集團的提法。溫總理講了三條：第一，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意思是說我們還沒有資格和你們美國人平起平坐。第二，我們中國人不愿意和任何國家結盟。當然不可能和美國結盟，成為主導全球經濟的國家。第三，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國家參與全球的經濟決策。態度非常明確，而且也表現了在人家捧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是很謙虛。

當我看到溫家寶總理對兩國集團的提法的回答以后，回去翻了一下小平同志多年來關于中國不當頭、不稱霸的一些重要的說法。這可以說是指導中國這些年來外交戰略的最基本的思想。上世紀80年代，當時很多發展中國家和不結盟國家希望中國出來當頭，小平同志在會見一個外國代表團的時候講了這么一段話（大意）：這個我不贊成，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的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不夠，當了頭什么好處都沒有，許多主動都丟掉了。小平同志講得非常深刻：第一，你當這個頭沒有資格；第二，你當這個頭沒有什么好處，你的主動權丟掉了。如果這次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們確實贊成了兩國集團的提法，跟美國在那里好像要引導哥本哈根會議的進程，那我們什么主動權都沒有了，全球所有的抱怨都集中在中國和美國頭上。所以在全球格局基本上是美國控制的情況下，第一個是我們當不起，第二個是我們丟掉了所有的主動權，我們丟掉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而且我們也承擔了中國在現階段不可能承擔的很多義務。所以哥本哈根會議和全球氣候變暖會議對中國是艱難的。我們原則上是支持低碳的，支持防止全球氣候變暖，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承擔那些不符合中國現階段發展水平的義務。

美國的國際貿易確實像全世界一樣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包括中國的進出口也遭到很大的影響。但美國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整個出口還是保持了相當扎實的地位。因為美國的產品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可替代的，中國出口鞋、襪等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可以替代的，你不生產，印度人可以生產、非洲人可以生產。美國人生產的波音飛機這類高技術產品，基本上是不可替代的。什么叫核心競爭力？不可替代的就是核心競爭力。由于美國出口的產品基本上是不可替代的，它就保持了美國在全球貿易的核心競爭力的地位，使得美元繼續成為全球貿易的最重要的結算貨幣。不管從全球的金融貨幣體制還是全球貿易體制來講，美國人在這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了重大的影響，主要是丟了很多的面子，它的信用遭到很大的影響。但是還是沒有傷及它最核心的東西。

第三個判斷：這次金融危機中，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是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

這次金融危機當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搞了很多貿易保護措施，很多人很擔心，有的人甚至提出來，2010年是不是國際貿易保護年，或者是中國遭到國際貿易打擊最大的國家。我覺得這個判斷是不準確的，我們應該看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雖然有所抬頭，但是全球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從20國集團會議共同反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宣言來看，從最近的亞太經合組織和其他組織的會議來看，大的趨勢沒有改變。第一，跨國公司和其他一些跨國企業在我們這些國家的投資和貿易活動，使得全世界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全世界各個國家之間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所以美國不可能對中國進行全面的貿易制裁，因為美國在中國已經有大量的在華利益，他們打擊中國，就是打擊美國在中國的在華利益，打擊中國的國際貿易，很多時候傷及美國跨國公司的商業利益。美國人從來不講憐憫，你給他講好話，你跪著求他都沒有用，但是你要講這個對你是有好處的，那就好說。我和美國人談判這么多年，不要跟他講軟話，不要開導他，他不接受你的開導。他只接受實際的，你說這件事情你要堅守下去，就會損失100億美元，他算一下差不多，就會聽你的。我們為什么贊成全球化，就是全球化使得我們更加安全，他們在中國有更大的利益，他就不敢輕易對中國動手。我們要看到由于這種全球化的利益格局，使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不會形成二三十年前那么大的問題。由于形成這種利益格局，使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不會成為主流。

第二，世界貿易組織在過去制訂了一套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的規則和措施，所以誰搞貿易保護主義，誰就違背了世貿組織的規則。這樣就使得美國這些國家雖然搞貿易保護主義，但是它會有所收斂，因為你直接違反國際貿易組織的規則，對他們這些強調法制的國家是不可接受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兩種，我們要分開什么叫貿易保護主義，什么叫正常的貿易政策措施。世界貿易組織制訂的規則中有很多的貿易政策措施是合法的，比如反傾銷、反補貼這樣一些措施，這叫貿易政策措施，一個國家動用世界貿易組織中規定的貿易政策措施是合法的，一旦濫用了這些貿易政策措施，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我們不是反對美國的貿易政策措施，而是反對他們的貿易保護措施。從實際情況看，去年搞了那么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或者貿易政策措施，前三季度還出口了8600多億美元，就是說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沒有成為打擊中國國際貿易的主要手段，所以我們還是要堅定不移的堅持擴大出口。

總之，關于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分析，主要是三個基本的判斷，一個是世界經濟雖然遭到了重創，但是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這就使得我們能夠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第二是世界經濟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但是根本的格局沒有變化，這就使得我們要繼續保持冷靜的頭腦和危機感和緊迫感。第三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雖然抬頭，但是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趨勢沒有變，這就使得我們可以看到，國際貿易的大發展還是指日可待的?，F在全球貿易的蛋糕做小了只是暫時的情況，全球經濟復蘇的時候，它的貿易額很快就會擴大。

二

關于這次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經濟的一些基本走向，可能有三個大的趨勢值得我們重視。限于時間關系就不詳細講了，只講幾個提綱。

第一，以工業化、城鎮化為基本動力，建立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大趨勢。

胡錦濤同志在2009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學習會議上講到，現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基本動力，一個工業化、一個城鎮化，是今后相當長時間的大趨勢。我覺得建立中國的內需體制，首先的觀念就是城鎮化的問題，因為中國經濟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像過去幾代領導同志都講的，還是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解決農村問題、農民問題的關鍵就是城鎮化，讓大多數農民死守在一畝三分地上，中國永遠富不起來，所以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加快城鎮化的步伐。

從歷史上看，城鎮化對經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大家知道我們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好的時候是唐宋，那時候我們的城鎮化達到20%左右，后來到清朝末年只有7%，到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只有10%，建國前30年，由于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是在折騰，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們的城鎮化率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只上升了6個百分點，才16%，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城鎮化率才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去年達到46%。從16%到46%是非常重大的變化。但是我們的城鎮化率起碼要達到85%，也就是說我們還要經過三四十年的時間，如果保持過去改革開放30年的速度，才能達到發達國家目前城鎮化的水平，才能形成中國真正以內需為主導的體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絕對不能受外國人的壓力，說中國人要少出口，搞內需，著急得好像一夜之間把內需體系建立起來，我們說這是不可能的。你們搞城鎮化搞了幾百年，我們才搞三十年，你們這時候就要我們搞內需，不能出口，真是莫名其妙。

解決城鎮化的問題，大家現在最關心的就是土地政策問題，也就是說有1.5億到2億農民已經進了城，而且基本上在城里面落下來，他們又不能把地帶進城里面，怎么解決這個矛盾？城市只有那么大，突然增加了幾億人，今后還要增加幾億人，土地政策到底怎么搞？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時候，我看了一個對經濟學家的調查，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機會在什么地方？”的問題，60%的回答是說“新土地政策”，說明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小平同志一再講解放思想，我們一定要敢于直面一些問題。房價漲成這樣，大家沒有抓住重要的問題，我不好講，所以我覺得還是需要進一步的解放思想來講這個問題。我認為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只要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沒有不可碰的禁區，如果有些東西不能碰的話，中國怎么進步？

其次是工業化的問題，我們中國真正建立以內需為主導的體制，還是要大力發展我們的制造業，這是我們的看家本領，這是中國經濟的立命基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主要的勞動力，都是從農村來的，他們只有初中、高中的文化水平，這是基本國情。我們的基本國情就是要使城鎮化能得以進行，整個社會能夠得以安定，我們必須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而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主要是靠制造業，包括勞動密集型制造業。

前一段時間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矮化，我是不同意的，特別是在出口產品上，出口政策退稅上，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認為是不對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大家知道新加坡是一個很發達的國家，制造業非常發達，但是我到新加坡去，他們的官員跟我講，他們至今保留30萬個勞動密集型的崗位。為什么？不是新加坡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學，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上大學，所以他要有這30萬個職位保證他的平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清醒，我們還是要看到中國的制造業，包括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它是中國發展的基礎。我們中國太大了，地域區別、人民生活的區別太大了，我們在整個產業中既要高端，也要中端，也要低端。

有一個觀點不太符合主流的說法，我也講一下，我是不太同意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這個說法的，至少不科學。難道中國哪一天就進入到中國創造的階段，不要中國制造了？我認為科學的提法是怎么樣努力增加中國創造的元素和分量，使得中國制造中有更多的中國創造，而不是說從中國制造過渡到中國創造。美國人搞了那么多年，美國還是一個制造業大國。大家以為中國是制造業大國，從全球制造業的產值來看，美國占了1/4，還是制造業大國，我們只占了全球的1/10。過去一段時間講我們的紡織業、制鞋業、箱包業，它們是夕陽產業，要優化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不是淘汰這些產業，我的觀點是沒有夕陽的產業，只有夕陽的技術。你說紡織業是夕陽產業嗎？它永遠是朝陽產業，只不過是要不斷地注入新的技術、新的管理、創造新的品牌，使得我們的紡織業能夠保留全球競爭能力。另外，我們也要克服一些形而上學的東西，好像你搞優化產業就要淘汰一些產業，中國那么大不造紙行嗎？沒有水利行嗎？沒有污染的產業，只有污染的技術、污染的管理、污染的設備。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多一點辯證法，少一點形而上學，在產業轉型上就多一點思路。

我想強調一點，我們要深刻領會胡錦濤同志講的“工業化是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的動力”，即便是發展服務業，這也是對的，我覺得在深圳、上海這樣一些地區大力發展服務業是完全正確的，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但是中國的服務業必須是依附于制造業的服務業，就是我們講的生產型服務業，這才是有前途的服務業。所有的這些問題，我們要更多一點辯證法。對一個縣來講，如果他是發展制造業的基地，98%都是制造業，他的結構好得很，他把制造也做到極致，把制造業的創造成份搞得很大，制造業占80%、90%有什么關系。我們常常以行政單位考慮一個地區的結構優劣，這個意義不是很大，還是按照自然的規律、市場的規律來辦。這樣的話才能使得我們在產業升級和建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方面有好的方向。

還有創新，我覺得創新確實是引導我們國家發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建立經濟核心的重要問題。但是創新不僅僅是技術的創新，還有體制的創新，更多的是觀念的創新、思想的創新，這些才是全面的創新。體制的創新、觀念的創新更重要，特別是深圳這些地方，你搞高科技無論如何搞不過別的地方，我把話說在這兒，因為你沒有這樣的底子，沒有這樣的傳統。深圳的特點就是體制的創新、觀念的創新。因為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其他城市趕不過你。你到任何一個城市，多多少少都有排外，但是我到深圳多次，深圳不排外，深圳的包容性、深圳吸納人才的能力在全中國是最好的，這就是深圳體制的優勢。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把它想清楚了，就可以理解我們為什么有華為、中興這樣的全國最好的企業，雖然他們的產值比不上中石油、中石化，但是它們絕對比這些企業優秀，因為他們是從市場上搞出來的，不是靠壟斷。而這些企業誕生在深圳，說明你的體制適合全國最優秀的企業。另外，我覺得深圳強調發展金融業非常關鍵，金融業確實是我們的短腿，這次發生了金融危機，我們不能夠從反面理解我們在金融問題上要保守一點，我們還是要學習西方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很多新的經驗。我們的銀行存貸率65%，100塊錢只敢借出65塊錢，這種銀行有什么效益？如果不是在國家保護下，那早垮臺了。人家的存貸率是120%，而且搞很多金融衍生品，這次金融衍生品搞砸了，不能說他搞金融創新是不對的。上次我和美國的經濟學家談話的時候，他很謙虛地說這次他們犯錯誤了，我說你們還是老師，我們不能因為老師犯錯誤了，就不向老師學習。深圳有這樣的體制優勢，又靠近香港，我覺得如果人民幣一旦國際化以后，深圳還沒準備好，會是深圳的歷史性錯誤，我們要做好這個準備。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大的歷史潮流，不可能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他的貨幣是不可兌換的，在這個大趨勢的背景下，我覺得深圳要做好準備迎接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

第二，堅持改革開放，全方位開展國際合作的大趨勢。

金融危機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到內地，他們的出口很少，金融危機影響不大，而廣東的影響很大。好像對外依存度大了是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原因，不是這樣的，如果我們這樣理解，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啟示就是錯誤的。也不要因為政府救市，就以為政府要控制企業，他們是要退出的。這是在特殊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和西方政府采取的特殊的機制。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是政府放權，政府還要繼續放權。深圳在政府放權方面、在服務意識方面做得最好，我敢在任何一個城市講這樣的話。上海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完全是政府主導的，這是影響它發展的很大的體制性障礙。我覺得深圳應該在這個問題上發揮自己的優勢。我和一些同志聊的時候說，為什么吉利要收購沃爾沃，就是因為我們的制造業要提高產業水平比較容易，但是我們最缺的是品牌，而品牌是和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文化、特殊的意識形態相聯系的，所以如果中國的制造業要打造中國的品牌，而且要在西方國家，在其他的文化和宗教的環境里成為品牌是不容易的，就像培養一個貴族需要幾代人，培養一個品牌也需要幾代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技術發展這么快，但是我們的品牌培養不起來，我們只有買人家的品牌。

第三，在繼續加強中國硬實力的同時，大力加強中國軟實力的趨勢。

軟實力會成為今后5年、10年大家經常講的一件事?，F在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不成問題了，高盛也預測，在10多年以后，我們要超過美國。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大國，過去做夢都想不到這點。但是我們要問自己，我們準備好了嗎？我覺得沒有準備好。中國的硬實力確實有很大的發展，但是軟實力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我覺得今后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就是怎么樣提高中國的軟實力。

提高中國的軟實力，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提高中國的文化影響力，加強中國核心價值觀在全球的影響力，這方面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中國的強項是制造業，可以通過我們的強項，在中國制造中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同時加強中國的軟實力。比如，中國的玩具已經占到全球90%以上的市場，可以把中國文化的元素放在玩具的生產制造過程中，使得幾億、十幾億的兒童在玩玩具的時候學中國文化。再比如說和順堂是搞中藥的，我覺得中醫藥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我們的中醫藥能夠以最好的品質、最好的服務贏得全世界的心，這也是傳播中華文化的非常好的渠道、一個很好的載體。因為它是中國藥，根本不需要你宣傳，但是就是要最好的品質，就是要符合國際標準，不能砸中國的牌子。我看了一個資料，中藥經過那么多年的努力，去年我們的出口量已經達到17億美元，比起中國上萬億美元的出口是很小的，但是它是中華文化的載體，我們要從這個方面看，不僅僅要看到一個產品的產值，更要看到它背后中國文化、中國影響力的作用。我覺得我們今后講軟實力的時候要充分考慮這些問題，國家要對增加中國的軟實力的產品給予支持。

（本文根據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先生2010年1月24日在深圳“和順壇”名人名家文化講壇的專題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