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及其啟示

林國治,吳雨涵

（1.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200433;2.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杭州310018）

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及其啟示

林國治1,吳雨涵2

（1.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200433;2.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杭州310018）

安全與倫理問題發端于早期人類社會并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始終。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產生受外在自然條件以及自身主體意識發展狀況限制，使得其安全與倫理思想主要是通過圖騰與禁忌的方式表現出來，并具有原始性與本能性、血緣性與狹隘性等特性。其安全與倫理觀產生的根源性動力在于對自身生存安全的考量并通過血緣關系內彼此間的相互合作加以實現。這對于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安全困境”的解決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早期人類；安全與倫理觀；血緣關系

在人類社會早期（前國家時期），人們所形成的安全與倫理觀還處于一種較為直接、狹隘與相對簡單的狀態，人們的安全與倫理觀念還僅僅停留在以血緣親屬關系為紐帶的“個體”、群體和部落安全即“族群”的安全之內。因此，早期人類對安全的考量以及相關安全制度的建立也僅限于以維護血緣親屬為主要特性的“族群”的安全范圍之內，血緣親屬關系在維系早期人類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個體”與他人之間的安全關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也是早期人類為何易于進行相互間的血族仇殺，從而使早期人類陷入“生存恐慌”的安全與倫理危機中的重要原因。

一、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產生及其主要表現形式

1.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產生。早期人類社會中的以狹隘的群體為表現形式的“族群”的人的安全與倫理觀念的產生與形成，顯然是由“族群”所面臨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以及其自身所固有的特性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

早期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還處于較低的狀態，人們對自然環境具有高度的依賴性，人們的生產活動以及社會實踐活動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環境條件而處于較為狹小的范圍之內。這是以血緣群體為表現形式的“族群”的人的安全與倫理觀產生與形成的外部客觀條件。此外，早期人類社會中“個體”意識的一定程度的發展是“族群”的安全與倫理觀產生與形成的主觀條件?！案鶕v史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盵1]2因而，早期人類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尤其是生產力水平的極端低下的狀況，從根本上決定了人類的生產關系以及人類自身的社會意識關系的狀況。顯然，早期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生活于其中的單個成員的意識還只能停留在較為簡單的狀態，但其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上的相對獨立的意識，即“個體”具有較為一般的生命意識，能夠分辨出自己與他人利害關系等最為基本的意識。鑒于險惡的生存環境，早期社會中的“個體”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即血緣親屬關系的集體力量，而且這種集體的力量也只能是限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庭、氏族、部落以及部落同盟之內。這正如馬克思所言的那樣：“親屬關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中起著決定作用?！赣H、子女、兄弟、姊妹等稱謂，并不是簡單的榮譽稱號，而是一種負有完全確定的、異常鄭重的互相義務的稱呼，這些義務的總和便構成這些民族的社會制度的實質部分?！盵1]25也就是，早期人類社會中的親屬關系所反映的不僅僅是血緣關系，而且也是一種維護“個體”以及“族群”生存與發展的安全與倫理制度的重要體現。由此可見，早期人類社會的主客觀條件決定了生活于其中“族群”的安全與倫理觀的產生與形成，只能限于維護具有血緣關系的家庭、氏族、部落與部落聯盟即“族群”的安全之內，是一種原始、簡單和最基本的以維護和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為目的的安全與倫理觀。

2.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主要表現形式。早期人類社會（原始社會）極其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條件決定了生活于其中的成員的安全與倫理觀也具有獨特的表現形式。就早期社會中的人而言，由于自身所具有的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求生的本能以及險惡的自然環境促使人們對超自然的力量產生恐懼并萌發了對自身安全的渴求與考量。而這種對超自然力量的本能恐懼以及對自身安全的渴求與考量主要以圖騰與禁忌方式表現出來。[2]圖騰（t o t e m）意指“我的親屬”，后引申為祖先或保護神的某種物象?！皥D騰就是原始人以迷信的方式來看待的某類物質性對象，他們相信自己與此類對象的每一個成員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而且總是特殊的關系……一個原始人與其圖騰之間的關系是互利的：圖騰保護著這個人，而此人則以各種方式來表達他對其圖騰的敬意?！盵3]禁忌（t a b o o）意為“神圣的”、“神秘的”或者為“禁止”。謝苗諾夫認為，禁忌“是從外部強加于集體及其成員的一切行為規范”，而且“這種禁規無論怎樣地不可論證，只有一點是清楚的——違反了禁忌就會發生危險，而且往往會威脅到違反禁忌者所在的整個集體，但這種危險性如何，為什么違反了禁忌會有危險，則是不清楚的”。[4]由此可見，在人類社會早期，圖騰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確保原始人類安全與生存的“保護神”，而禁忌則是確保他們安全與生存所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它具有懲戒與約束的功能，它實質上是人們對于何為安全以及為何安全的進一步的認知與理解，是人們最早用以維護自身的利益與安全的行為規范與安全準則。因而，圖騰與禁忌可以看作是人們對自身安全的初步認知與認同在心理以及行動上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二、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根本特性

1.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原始性與本能性。早期人類社會（原始社會）極其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以及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個體”意識發展狀況決定了“族群”的安全與倫理觀還停留在較為“原始”的狀態。畢竟，早期人類由為求生存的本能性沖動所萌發出來的安全與倫理意識及其維護自身的安全的方式等帶有特定的原始韻味，甚至趨向于本能性的印記。故此，早期人類社會的安全與倫理觀具有明顯的原始性與本能性。其一，攝取食物以謀求生存幾乎成為早期人類各種實踐活動的全部。人類自形成的那一刻起，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使得他們面臨著食物短缺、險惡的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威脅，使得維持自身的安全，尤其是攝取食物以謀求生存的安全成為他們最首要的任務?！懊擅岭A段是人類的形成階段。剛開始的時候，毫無知識，毫無經驗，沒有火，沒有音節分明的語言，沒有任何技術，處于蒙昧階段的祖先們就在這種狀態下著手進行偉大的戰斗，首先是圖生存，然后是求進步，直到他們免于猛獸之害而獲得生命安全以及獲得固定的食物為止?！盵5]故此，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萌發與形成，主要是同他們的生存條件，尤其是食物的攝取與補給息息相關，進而使其具有明顯的原始性與本能性。其二，以簡單、形象和象征為主要特性的原始思維成為早期人類共有的思維方式。早期人類的思維還處于較為原始的狀態。在孟德斯鳩看來，“當人還在自然狀態的時候，他應當是只有獲得知識的能力，而知識卻是不多的。顯然，他最初的思想絕不會是推理的思想。他應當是先想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然后才能再去推究他的生命的起源?！盵6]即早期的“個體”及其群體的思維具有簡單、形象和象征性等特性。此時的原始人還尚未能夠將“個體”與群體以及外在的自然完全區分開來，即他們的思維很大程度上還處在“個體”與“族群”甚至是同外在的自然界混為一體的狀態。這種狀態一方面主要表現為“個體”的思維意識尚未完全獨立，而是依附于群體或“族群”的意志。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與外在自然關系上也同樣處于混沌狀態。原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或者本能地給外在的自然界賦予和自身相同的特性或靈性，賦予其同人類般有意識的人格，認為“萬物皆有靈”?？梢?，早期人類正是通過這種象征性的思維并借助特定的較為原始的儀式、歌舞、繪畫、雕刻以及圖騰與崇拜等形式將其對有關自身的安全與倫理觀念加以表現出來，并通過特定的方式加以實踐，進而祈求達到維護自身及其所屬“族群”安全的目的。

2.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血緣性與狹隘性。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另一個主要的特性就是血緣性與狹隘性。這種血緣性與狹隘性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以婚姻為基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組織，決定了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血緣性與狹隘性?；橐雠c血緣關系從某種程度而言在原始社會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原始社會中的各類社會組織的產生大都根源于此?！瓣P于婚姻的意義在于，與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中所發生的交配行為不同，婚姻在兩個空間分隔家族之間建立起持久的聯系。非人類靈長類動物為了交配也許會加入另一個隊群，但是，不會與先前的隊群保持聯系。相比之下，采獵群中的婚姻建立了兩個家族之間的血緣聯盟。所以婚姻不僅具有政治、經濟意義，而且具有社會意義。這是因為它有利于把來自不同隊群的家族連接在一起?！盵7]在恩格斯看來，早期人類社會中最基本的組織——家庭的發展形式所經歷的四個階段，即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對偶制家庭和專偶制家庭，實際上是與人類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相適應的?！叭夯橹剖桥c蒙昧時代相適應的，對偶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專偶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盵1]73而這些早期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家庭的變遷不僅僅反映了早期人類的婚姻家庭關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這些婚姻家庭關系變遷而生的相應的社會組織的發展以及相應的社會制度的變遷，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早期人類思想觀念尤其是有關自身的安全與倫理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早期人類社會中的家庭、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等社會組織的構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性和血緣為基礎，基于血緣關系而建立的“血緣共同體”，這些早期“血緣共同體”無非是“家”的進一步“擴展”。處于“血緣共同體”中的每一位“個體”或成員，則根據自身所屬的血緣關系享有在不同階段所規定的性、婚姻、家庭、財產以及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的各項權利，并履行維護其“血緣共同體”以及其自身的安全與發展的各項義務，任何對其自身以及所屬“血緣共同體”的安全威脅勢必引起整個“血緣共同體”的群起反擊。顯然，早期人類社會中的“血緣共同體”內所奉行的是以性為基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斷“善惡”、定“敵友”的原則，對于血緣內的成員只要能夠遵守“血緣共同體”內的習俗規范，便是“善”是“友”，是“兄弟姊妹”，彼此間便能做到“和諧”相處與“平等”相待。反之，對于血緣外的其他“個體”或“血緣共同體”往往是“敵”的關系，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用“血族復仇”等敵對的方式來處理和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關系。

二是維護“個體”以及“族群”安全的主要方式——血族復仇，決定了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血緣性，與此同時也表明了其還處在較為狹隘的原始階段。作為脫胎于動物界的早期社會中的人類，不論是“個體”還是群體，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同其它動物一樣的自然本能性，即獲取食物的本能、性本能和自我防衛等方面的本能。一旦他們的這些方面的利益受到威脅，即他們的安全與生存受到威脅，勢必會引起他們的群體自衛的本能，并采取一系列的方式來消除或消解來自這些安全方面的威脅，其中血族復仇無疑是其中最為常見和最主要的一種方式。

作為早期社會中的常見社會現象，它是人們用以維護自身利益與安全的較為普遍的行為方式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共同的社會經濟利益和血緣關系把每個成員個人的命運與氏族緊緊聯系在一起，因此氏族成員將互相援助和相互保護，并把血親復仇視為天經地義的職責，一旦氏族成員遭受他人攻擊，其他氏族成員立即會作出強烈的反應。[8]可見，這種以性為基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血族復仇”為主要方式的“血緣共同體”內的安全與倫理觀，凸顯了其獨特的“排他性”，反映了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思想的血緣性與狹隘性。

三、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啟示

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實質上是前國家時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總體體現，其產生、形成及其特性為我們正確理解和把握國家產生后人類安全與倫理觀的進一步發展與演變無疑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

首先，就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產生的根源性而言，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產生于其對自身安全與生存的考量。而且這種對自身安全與生存的考量往往不是以個體的意識表現出來，而更多的是以“族群”的整體意識表現出來的。實質上，正是這種作為人類安全與倫理觀的根源性動力——對維護自身安全與生存的考量，推動了人類安全與倫理觀的形成與發展。不管是在前國家時期還是在其之后，這種原動力即對自身安全的考量都起著根本性的作用。因此，維護人的安全與生存無疑是其它一切風俗、道德、規章、法律制度等存在與發展的根本與出發點。無論是我們今天所建立的較為完備的各種維護人類社會安全秩序的制度、法律法規，還是人權等其它方面的權利，確保人類自身的安全與生存權利無疑都是最為根本的權利和最為底線的倫理。因而無論是非法剝奪人的生存權利的行為還是觀念，無疑都是危及人類安全與生存行為或觀念中最為嚴重的、不道德和非正義的并理應加以反對和禁止的行為或觀念。

其次，人類的安全及其倫理問題的產生一方面來自外在客觀險惡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則源自于安全行為主體之間互動作用的最終結果。外在險惡的自然環境較之于正處于幼年時期的人類而言，其當然是一種十分可怕的、對人類自身的安全與生存構成重大威脅的外在條件，而且這種外在性的威脅將長期伴隨著人類的始終。就算是在科學技術比較發達的今天，人類在一些險惡的自然災害面前依然顯得十分脆弱與無助，來自外在的安全與生存的威脅依然不可避免。此外，早期人類中的某一血緣群體為了謀求長期的安全與生存而同其他血緣群體相互聯系、互動與協調并通過資源共享、相互學習等方式以增強彼此間的生存能力，從而降低安全與生存威脅的系數的做法，同樣也會引發彼此間對生存資源的爭奪而引發安全與倫理方面的危機。人類的“安全困境”在前國家時期就早已出現，而且一直延續至現在甚至遙遠的未來。如何學會和做到在交往與互動的過程當中共享資源、共謀發展，進而促進相互間的安全與發展而避免彼此間的威脅與傷害，一直以來也就成為人類所關注和亟待解決的焦點問題之一。

最后，早期人類的安全與倫理觀的形成與發展促進了各種社會單元的形成、組合與發展，同時也催生了各種人際間的交往與“外交”關系，為國家的產生以及國家間的相互交往奠定了必要基礎。早期人類所面臨的各種安全與生存方面的威脅以及在保存自身安全與生存方面的實踐中所形成的安全與倫理觀告訴他們，只有“抱團”組合成為一個個比孤立的個體更強大的社會單元，才能抵御險惡的安全與生存環境的威脅，進而達到維護自身安全的目的；同樣，也只有通過社會單元與社會單元之間的交往或“外交”關系，形成比較穩固的“安全共同體”，才能相互學習與進步，增強抵御外在生存安全風險、及時化解社會單元之間威脅各自生存安全等方面矛盾的能力，才能促進各個社會單元之間的生存與發展。也只有如此并形成共同的“安全認同”觀，方能更好地維護各自的安全和促進各自的發展。較之于早期人類社會，現代社會的結構及其所面臨的問題更加的復雜與多變，但是，在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同時形成共同的“安全認同”觀，通過加強世界各國之間的團結與合作才是解決人類面臨的包括安全威脅在內的各種困難的最為理性的抉擇。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林國治,李建華.政治權力與道德關系探微[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

[3][奧]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M].趙立瑋，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6.

[4][蘇]謝苗諾夫.婚姻與家庭的起源[M].蔡俊生，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70.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7.

[6][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4.

[7][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建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11.

[8]王斯德.世界通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2.

[責任編輯：張亞茹]

C 912.4

A

1002-7408（2010）09-0041-03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08 C Z X 029）的階段性成果。

林國治（1973-），男，廣東廉江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后；吳雨涵（1986-），女，浙江諸暨人，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