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走向、局限及引導

趙國友

（四川農業大學政法學院，四川雅安625014）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走向、局限及引導

趙國友

（四川農業大學政法學院，四川雅安625014）

中國農民是中國人口中的最大群體，對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由于受到一系列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中國農民渴望致富的積極性有余，而民主政治的張力彈性不足，政治態度缺乏明顯的進取意識，不僅影響了農民自身發展和權益維護，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沒有起到應有的推力作用。有意識地塑造、引導中國農民政治態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中國農民；政治態度；民主政治

今天是一個充滿影響的信息社會，信息普遍存在并以流量計算。在信息社會里，中國農民對其他社會群體、對整個社會有著怎樣的影響？其他社會群體、社會反過來又對中國農民施加如何的影響？這是研究中國農民政治態度需要弄清楚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當代中國農民研究中，主導“三農”問題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經濟社會問題，諸如“增加農民收入”、“減免農民負擔”、“農民工討薪”、“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將農民的政治問題納入研究視野的、成為研究主題的課題還很有限，其中的原因可能受制于研究領域或經濟決定論范式的緣故。殊不知，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正是條件所限而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沒有也不可能是自發走向中國政治發展和進步所需要的軌道。所以，有意識地塑造、引導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對于改變其弱勢地位、進一步推動“三農”問題的解決以及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的健康快速發展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及其基本走向

把種地之人叫作農民，實質上是將農民概念地理化、職業化，根本沒有體現農民的社會人格化和政治人格化的特性。研究“三農”問題，采取經濟社會價值取向是必要的，但不能沒有政治價值的取向和主題。也許現在還未到大談農民政治問題的時候，因為“農民的政治被限定在村莊社區內部，農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既缺乏縱向的政治參與，又缺乏橫向的自治組織，對于政治體制的影響顯得無足輕重”。[1]然而認清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走向，識別其局限，并給予足夠的塑造和引導，對于解決當前中國重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都是相當必要的，這是學者和政府領導人必須首先認識到的。

1.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內涵。在心理學以及與心理學相關的交叉學科如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中，態度及態度改變是一個核心范疇。態度“是對待任何的人、觀念或事物的一種心理傾向”，“它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成份”。[2]而政治態度實質上是指人們對待政治現象和政治活動的認知、情緒、意向等為主要內容的綜合心理傾向。就農民的政治態度而言，它是指農民的政治心態、權威認同以及民主信心等政治素質的綜合形態。按照組成成分，可以將政治態度分為個人的政治態度、非政府的政治態度和政府的政治態度三種。在此，不妨借助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工具——態度系統來研究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態度系統包括人們對社會事物的各種反應，分作行為本身、意向、觀念（包括信念和認知）、情感反應和態度本身五種類型，態度實質上就是建立在認知、情感反應、行為意向以及過去行為基礎上的評價傾向性，認知、情感反應、行為意向不僅與態度高度關聯，它們之間也不是獨立和分散的，關于某個事物和問題的態度、行為、認知和情緒就構成了一個人特有的整體反應系統。根據態度系統，我們可以構建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系統（如圖1）：

在這個系統中，我們不妨以當前選舉情況對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加以分析。農民的政治態度、政治認知、政治意向、政治情緒和政治行為具有相互關聯性，任何一個部分的改變都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變化。其中，農民的政治態度居于核心地位，它決定了農民在政治上有所為和有所不為，也即應該做什么、怎樣做的問題，對政治意向、政治情緒和政治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假設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如圖中所說的“我贊成直接選舉”，那么，這一態度改變會至少對兩個方面產生重大影響，一是過去的政治態度，一是當前的政治意向、政治情緒和政治行為?！拔屹澇芍苯舆x舉”的形成和確立，會使中國農民或者放棄間接選舉，或者根本轉變過去的消極的選舉態度，從贊成間接選舉到贊成直接選舉，從不關心政治選舉到政治選舉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拔屹澇芍苯舆x舉”的形成和確立，還會對當前農民的政治意向、政治情緒和政治行為產生積極作用，在政治意向上表現為“我計劃在溫飽解決后參加政治選舉投票”，這是政治態度變化所具備的一個條件，也就是說，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農民的政治熱情會逐漸釋放，參與度也會不斷提高；在政治情緒上表現為“我對目前具備直選條件的仍實行間接選舉十分不理解”，說明政治態度改變之后對具備條件的政治實踐仍然沒有變化所釋放的一種政治情緒，如果這種政治情緒長時間得不到正確引導，將不利于政治系統的穩定運行；在政治行為上表現為“我給總理寫信，反對現在的間接選舉”，這是政治態度變化的原始實現形式，如果總理和國家機關給予肯定批復，那么意味著中國農民實踐自己的政治態度的活動行將拉開序幕。

當然，在我們論及中國農民政治態度與其政治意向、政治情緒和政治行為的關系時，不可忽略政治認知這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經驗表明，對于一個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重要性缺乏必要認識的人來說，其選舉態度明顯不端正于那些有著深刻認識的人，對于選票的渴望沒有態度端正的人期望值高。這一事例恰好說明政治態度的形成和轉變是有條件的，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與其政治認知水平有關，而政治認知水平的提高離不開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提高等。所以，當前我國政府在改善民生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包括學有所教、病有所醫、增加收入、擴大就業等，實際上是為提高國民的政治認知水平和塑造良好的政治心態創造必備的條件。

2.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基本走向。要對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基本走向做一個清晰而又準確的描述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中國農民在地理空間上分布廣闊、歷史情況復雜，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又具有明顯差異。就科學教育文化而言，城鄉二元結構仍未根本改變，受此影響，中國農民的政治心理、政治態度也處于一個相當復雜的格局之中，其基本走向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政治心理健康而穩定，政治態度明確而積極。具有這種政治心態的主要為經濟發達地區及納入城區的農民，為農民中的少數人，他（她）們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法律意識較強，民主管理觀念積淀較深，比較關心政治，尤其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如國家制定有關土地政策、醫療保險、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政治活動比較關注。這一群體的歲數大多為20至50歲，他（她）們具備了參與政治的基本條件和能力；第二種情況是政治心理穩定卻缺乏熱情，政治態度明確卻十分保守。這是中國農民中的大多數，分布極其廣泛，他（她）們深受歷史因素和經濟教育發展水平的約束，一般為文盲、半文盲或者小學文化程度，他（她）們最大的愿望是過上住有所居，吃穿不愁，有學能上，有病能醫的小康生活。這些農民在政治上最顯著的特征是對村務比較熟悉，關心村務，對那些似乎與自身利益無關的“大政治”缺乏熱情和積極性。這一群體的歲數大多為成年農民；第三種情況是政治心理不穩，政治態度極端。這也是中國農民中的少數人，他（她）們的經濟、教育、收入等條件處于第一種情況和第二種情況的農民中間，為農民中的“富農”階層，有一定的非農產業經營，大多數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容易見風使舵，蠱惑人心，容易被人利用，政治心態不穩，容易走極端，是農民政治甚至整個中國政治的危險。

將上述三種情況加以概括，可以得到中國農民政治態度走向的直觀視角：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狀。值得肯定的是，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基本走向無疑是一種常態，對于推動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和農村發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有調查研究表明，農民對民主政治的支持程度比較高，公民意識正在形成和加強。他們希望擴大選舉范圍，選舉能對自身發展有更大權力的“大官”。[3]還有一些抽樣調查顯示，對國家政治發展有信心的農民占57.6%，對國家政策及農業政策關注和滿意的分別占到52.0%和64.6%，這是僅就農業勞動者來說的，如果加上農民工、村級干部和知識分子，上述比例也要高些。[4]

二、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局限性

盡管中國農民越來越關心政治，其政治能力在不斷提高，政治能量在不斷積累，但任何事物均有兩個方面，在肯定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必須看到中國農民由于各種因素和條件的制約而使得其政治態度的張力和政治能量的巨大潛力未能充分發揮。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

局限性之一，狹隘的政治功利主義傾向明顯。政治實質上是為利益而生的，政治作為一種工具就是用來維護、發展和實現一定的利益的，沒有利益的純粹政治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著名政治哲學家拉斯韋爾在其所著的《政治學》中開宗明義，認為“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難怪一些諳熟中國農民生活的著名學者如費孝通、明恩溥等在他們的著述中很難見到有關中國農民的政治生活的描述。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在幾千年專制統治下中國農民的政治生活本來就少得可憐。如此的政治文化積淀對當代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有著深刻的影響。當然，這只是中國農民政治態度中狹隘的政治功利主義傾向的歷史傳統因素。拉斯韋爾更深入論述到：“權勢人物是在取得的價值中獲得最多的那些人們?？赏@取的價值可以分為尊重、收入、安全等類。取得價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眾?！盵5]據上所述，中國農民政治態度具有利益傾向這一點是無可厚非的，關鍵在于他們沒有將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相結合來考量其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而僅從單純的個人利益出發實施政治選擇活動。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狹隘的政治功利主義傾向表現在個人利益往往多于整體利益。對中國農民比較熟悉的人都會得出一致的認識：在當代，中國農民的政治活動如上訪、是否參加村委會選舉甚至一些聚眾鬧事都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產生這一局限的根本原因在于小農經濟環境和教育文化制約的狹小政治視野。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他們只支持自己的親屬或與自己有關的熟人做基層組織的帶頭人，缺乏從組織帶頭人與組織發展的關聯性高度考慮支持所要選舉的人；同時，他們對更大范圍的政治缺乏敏銳性和積極性，認為這類政治活動與自身利益關系不大。這或許就是有些學者所說的“傳統的依附心理”[6]所致。

局限性之二，盲從、冷淡、消極、保守是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主導。中國農民盲從、冷淡、消極、保守的政治態度雖然深受來自傳統、經濟文化生活等因素的約束，但政治認知水平的有限性影響了農民的政治視野，也嚴重制約其政治態度。在此借用坎貝爾等人發明的“政治功效感”來說明中國農民主導政治態度可能更具說服力?！罢喂πЦ小敝刚纬蓡T對政治系統輸入、輸出影響能力的主觀感覺，是“個體認為其政治行動對政治過程一定有或能夠有影響的感覺”。[7]在當代，中國農民的政治功效感極差，從而缺乏政治信心。在廣大農村，由于農民組織化程度低，沒有組織可以利用，一些政治活動體現的是個人行為，涉及自我力量和主觀能力，一旦這些政治活動失敗，就會影響政治信心和政治態度。主導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盲從、冷淡、消極、保守還與中國農民的責任感有關。這里所指的中國農民責任感，包括公民責任感、政治信任感和社會責任感?？陀^而完整地分析這一問題，可以發現中國農民的責任感特別是政治責任感沒有其他階層強烈，這與農民生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有關。無論是公民責任感還是政治責任感、社會責任感的培養，主要是通過政治社會化這一過程來實現的，特別是學校的公民教育。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年，我國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集中在西部農村、少數民族和國家級貧困縣。這樣的教育狀況與農民的簡單生活方式、狹窄的社會交往方式決定了其政治信任感的松弛現實。如果認為中國農民支持和認可現存的政治體制機制而具有政治責任感，那不是農民對政治系統本身認知的結果，而是由政治系統運行給農民帶來的真真切切的實惠的緣故。否則會對現存的政治體制機制產生疏離感，即便沒有過激行為發生，但其政治心理和政治態度已經與現實政治統治所需要的方向發生偏離，為政治危機的到來打下了伏筆。

局限性之三，中國農民政治態度對中國政治發展和進步的張力還很有限。歷史上一些統治者試圖將農民與國家政治做出人為的分割，認為農民懂得政治、參與政治是一件危險的事情?！胺贂尤濉?、拒絕農民接受教育都是歷史上一些統治者政治統治技巧拙劣的表現。中國農民政治態度對中國政治發展和進步的有一定張力，表現為農民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推動了政治體制的變革和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改革，失地農民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提出的訴求推動了高層政治對社會保障制度和有關政策做出的相應調整，農民工對拖欠工資、子女就學的強烈反響引起高層政治的高度關注。正是為了維護好、發展好和實現好自身利益，農民的利益訴求不斷增多而現實的基層民主管理又不能破解，于是才有農村基層組織的一些變革，如村民自治、村務公開、實施“海選”等。盡管也有一些集體上訪、群體突發事件等顯示了中國農民對更高層次的民主政治的推動作用，但這些推力作用的特征是被動、消極的是政府不情愿的，在某些時候還起到負面影響。如果從政治態度對民主政治發展所起作用角度，我們可以將民主政治發展分為“推力式民主政治發展模式”和“拉力式民主政治發展模式”，政府和公民在這兩種模式中的作用正好相反。在“推力式民主政治發展模式”中，政府和公民的作用都是被動的；在“拉力式民主政治發展模式”中，政府和公民的作用都是主動的。在中國民主政治關系格局中，中國農民政治態度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所起作用是被動的，政府在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塑造和引導中主動性不夠明顯，屬于“推力式民主政治發展模式”。這一模式的最顯著特征是底層群眾具有較為強烈的訴求目的并采取集體上訪、阻礙交通等手段，問題解決成本較高，政治風險加大，缺乏有序性和規范化。導致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基層組織無力、一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阻礙問題解決以及訴求渠道不暢等。

三、塑造和引導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基本路徑

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積極的基本走向，并不意味著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無可塑性或改進的余地，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局限性預示著其可塑和改進的必要性。以下是根據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現狀、局限以及國家民主政治進一步發展需要對塑造和改進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基本路徑所做的探討。

1.構建政府與農民的和諧政治關系，是彰顯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張力的基本前提。我們可以設想，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里，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和認可度必然會降低，即便政府愿望與群眾和諧對話也可能無濟于事?？死嗽陉U述他的政治權力觀點談到人的共同人性時宣布：“問題是黑人是人！無論他如何地位低下、劣等、下賤和卑微，我們都有職責提高和改善他們的地位，為他們提供提高和改善地位的手段?！笙碛信c其他人同樣的特權?！彪m然作為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學和法學經常將它視為其他價值觀的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已經深入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人的心目中，但就目前中國農民的所處境界來看，中國農民似乎在所有方面只享有“二等公民”的人格和權利。這一狀況不僅惡化了農民自身的權益保護處境，而且阻礙了政府與農民之間構筑和諧對等的政治關系，延緩甚至削弱了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張力應有的作用。英國歷史學家J.R·波爾曾說：“平等思想的政治力量源于比任何可以表達出來的抽象思想埋藏更深的力量?！眮喞锸慷嗟略谘诺鋵φ问澜绲目疾鞎r也發現，對平等的要求長期以來造成公民內部紛爭和社會不穩定。在政治哲學理論中，不少學者論及政治平等的重要性，包括托馬斯·阿奎那、馬基雅維里、亞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柏拉圖等。在現實中，要彰顯中國農民政治態度對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張力作用，就需要構建一個政府與農民的和諧政治關系框架，將中國農民置于他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應處的位置。那么如何構建這一關系框架？政府可能要站在社會政治價值觀、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高度加以審視和度量。

2.加快農村經濟文化發展步伐，大力改善農民政治態度所必需的物質文化條件。經濟決定政治，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最基本原理。我們不可以設想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和農民政治態度的塑造與改進可以離開現實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科學文化水平。說到底，農民的政治態度是一種社會關系，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8]的一部分而已，它必然受到來自經濟文化方面的條件制約。所以，那些只給選民以一紙選票而不致力于改善選民經濟、文化待遇的政府在發展社會民主方面的虛偽可見一斑。有學者對前蘇聯農民的政治態度進行研究發現，農民生產生活狀況、農民自身接受教育程度以及他們的政治地位影響著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思想。[9]所以當蘇聯解體之時，對政治已陷入消極冷漠狀況的廣大農民對此幾乎沒有太多的積極反應。這一事例有力說明，無論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還是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塑造與改進都不是一句空話和套話。我國政府在秉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中深刻認識到，不僅要培養和引導農民參與民主的政治態度，更要改進和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條件和能力。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提高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度是我國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民主政治領域的具體體現。在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在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發展中采取了多項措施：在經濟上，注重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不斷改善農民生活；在教育上，免除學雜費，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在文化上，實施科技下鄉活動，普及農民科普常識。這些措施不僅為農民在政治上的作為更加積極和主動提供了有力工具，而且也對消除政治偏見、真正實現政治平等具有普遍性的重要意義。

3.拓寬政治參與的渠道和途徑，加強政府對農民政治態度的積極引導。當前，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表達對象或范圍僅限于村委會等農村基層組織，對于更高層次的民主政治參與度不高，由于政治體制機制不完善和缺乏積極進取的政治態度等因素，導致政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缺少中國農民的聲音和話語，其處境的改善完全處于被動。所以政府在引導、塑造和改進農民政治態度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國家、政府及其領導人要站在人類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高度審視和構建農民與政府的對等關系，而不是將農民視為另類公民去對待?；诖?，政府除了通過發展經濟文化事業外，還要廣開農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門路和渠道，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不斷擴大選舉人大代表和公職人員的范圍，采取多種方式吸納和聽取農民的提案、建議、意見等，對涉及農村、農業發展和農民親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可以采取聽證會、網上投票的方法和形式，引導其廣泛參與，還可以通過報刊、電視、電臺、網絡等不受地域、時間限制的大眾媒體，讓其參與到行政管理、執法監督、廉政建設中來，發揮其政治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某媒體調查顯示，“71.9%公眾認為網絡表達成為中國式民主的新通道”。[10]同時，還可通過培訓等途徑向農民宣講有關政治參與的法律程序，對農民傳統和不正確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識加以正確引導，舍棄崇拜權力、人治、等級等陳舊觀念，樹立權力屬于人民、依法治國、人人平等的新觀念、新思想。中國農民與中國中產階級相比，其政治態度可塑性較強，引導和塑造的成本較低。因為中國農民沒有中產階層拷貝外國政治模式的欲望，[11]不會造成對現成政治模式的不信任。如果社會轉型中較好地調整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引導了中國農民的政治態度價值取向，并不斷拓寬農民政治參與的話語渠道，釋放更大的政治行動空間，那么由農民造成的社會動蕩風險就會大大降低。這些措施既可正確引導農民有序、理性地政治參與，廣泛吸納意見，反映訴求，也能提高政府決策的針對性、科學性和有效性。

4.加快統籌城鄉發展，消除阻礙農民政治態度健康發展的制度短板。加快統籌城鄉發展，將農村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整體規劃，縮小城鄉經濟文化差距，必須消除阻礙城鄉融合的戶籍制度，必須消除具有歧視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消除中國農民“二等公民”身份，還農民以真正的公民權，因為農民公民身份的獲得過程，“也就是城鄉居民之間權利義務、農民與政府之間權利義務、農民公民權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構大調整，即消除對農民的制度性歧視，使農民獲得與城市市民平等的身份地位?！盵12]這是塑造和改進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政治途徑，其責任在于國家和政府。

[1]趙樹凱.農民的政治：迷茫與斷想[J].中國發展觀察,2009,(8).

[2][美]克特·W·巴克.社會心理學[M].南開大學社會學系，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243.

[3]郭正林.當代農民政治態度的定量研究[J].學術研究,2005,（5）.

[4]霍海燕.現階段中國農民階層的政治態度與價值取向分析[J].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6）.

[5][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M].楊昌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

[6]郭慧川.淺析我國現階段農民的政治心理變化[J].成都行政學院學報,2003,（2）.

[7]Campbell,Angus,GurinGerald.andWarrenE.Miller:《TheVoterDecides》[M].Evanstone:RowPererson&Co.1954：187.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9]郭春生,孫紹斌.勃列日涅夫時期農民階級的政治立場[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5）.

[10]童斌.71.9%公眾認為網絡表達成為中國式民主的新通道[N].中國青年報,2008-06-30.

[11]張翼.當前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J].中國社會科學,2008,（2）.

[12]李蘭芬.城鎮化中的農民人格的公民化趨向[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11）.

A

1002－7408（2010）04-0072-04

趙國友(1964-),男,河南固始人,博士,四川農業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三農”問題。

[責任編輯:王潤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