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篇中的意識形態與語言學家的社會責任
——論馬丁的相關理論及其應用

朱永生

(復旦大學,上海,200433)

馬丁(James R. Martin)是系統功能語言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自上世紀70年代末始,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尤其是在“話語語義學”(discourse semantics)領域(王振華2010),他從多個方面和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拓寬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研究范圍。例如,他(Martin 1997a,1997b,1999,2000,2001,2010)提出的“語類結構理論”(generic structure theory)說明了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對圖式結構(schematic structure)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豐富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言觀;他(Martin & White 2005)的評價理論(appraisal theory)為人們從詞匯層分析語篇的評價意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具體的操作方法,從而把人際意義的研究從Halliday(1985/1994)注重的語法層擴展到整個詞匯語法層;他(Martin 2004a)的“積極話語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方法打破了已有30多年歷史的“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消極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傳統做法,希望語言學家們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以建設性的態度消除不良的社會現象,為創建一個比現實美好的社會作出語言學家應有的貢獻;他(Cranny-Francis & Martin 1991)提出的“語篇對抗性”(contratextuality)理論有助于分析不同的語篇對同一個事件或同一類事件是否持有對抗性的態度,從而看到語篇類型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他(Martin 2008,2009)的“個性化”(individuation)理論,側重研究個人或話語社團(speech community)的語言特點,從而幫助人們看清支配這些語言使用特點的意識形態;他(Martin 2010;Martin in press;Zappavigna,Cleirigh,Dwyer & Martin 2009)積極倡導的“多模態話語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改變了單模態話語分析即只分析文本本身的傳統做法,對其他模態的表義方式也予以高度的重視,從而使人們對人類如何使用不同的模態或符號系統表達意義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本文將對馬丁有關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以及語言學家應盡的社會責任的相關理論及其實際應用進行評述,以幫助讀者厘清他有哪些不同于其他語言學家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應用價值。

1. 馬丁有關語言與意識形態關系的論述

功能語言學始終把語言意義的產生、傳遞與理解看作是語言學研究的重點。但語言意義在哪里？同一類語篇能否表達不同的意識形態？如何分析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語言學家是否應該具有社會責任感？對這些問題,馬丁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

1.1 意義在哪里

馬丁繼承了J.R. Firth,L. Hjelmslev和M.A.K. Halliday等人創建的功能主義語言學理論,以一種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的觀點看待語言,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社會文化與語言結構和意義之間的相互關系。但在語言意義存在于哪里這個問題上,馬丁與語言學界的大多數人有著不同的見解。

語言學界普遍認為,語言本身是由“音系學”(phonology)、“詞匯語法學”(lexico-grammar)和“語義學”(semantics)三個層次構成的符號系統,意義存在于語義層。而馬丁(1992)認為,雖然這三個層次之間確如Halliday(1978,1985/1994)所說的那樣存在著“體現”(realization)關系,即語義層由詞匯語法層來體現,詞匯語法層由音系層來體現,但并不等于說只有語義層才有意義,意義存在于語言的所有三個層次:音系層、語法詞匯層和他所說的“語篇層”(discourse),或者說在音節(syllable)、小句/單詞(clause/word)和語篇(text)所有三個層次中。這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研究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就不能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語義學,而應該對音系、語法詞匯和語篇三個層次予以全面的關照。

1.2 同一類語篇能否表達不同的意識形態

1991年,馬丁發表了一篇題為“語篇對抗性:顛覆的詩學”(“Contratextuality:the poetics of subversion”)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語篇對抗性”這個術語。他分析了“生在美國”(“Born in USA”)和“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Sunday,Bloody Sunday”)這兩首著名的搖滾歌曲。他首先從語類結構(generic structure)、音樂結構(musical structure)、話語范圍(field of discourse)、及物性(transitivity)和語氣(mood)等方面對它們的異同進行分析,然后從語言和表演等方面作了進一步的對比,最后又從對話性的角度論述了這兩首歌曲所包含的主流意義以及與顛覆相關的非主流意義,從而揭示了說明性語篇(expository text)彼此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可能存在某種對抗性的關系。

這項研究告訴我們,雖然有些語篇屬于同一語類,但每個語篇的內部以及不同語篇之間可以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對抗的意識形態。這對我們研究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無疑有著一定的啟發作用。

1.3 如何分析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

長期以來,系統功能語言學家們在分析話語意義時,已習慣于把研究重點放在與語篇類型這個概念緊密相關的“語域”(register)和“語類”(genre)上。馬丁(1986)則認為,這樣的分析難以解釋語篇中的所有變化,尤其是意識形態的變化。人類不是喜歡獨居的物種,而是喜歡群居的“政治動物”(political animal),因此在使用語言時,不僅要注意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的制約,而且要考慮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或任何一個詞在意識形態上都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

馬丁(1986)在“使生態學語法化:小海豹與袋鼠的政治”(“Grammaticalising Ecology:The Politics of Baby Seals and Kangaroos”)一文中指出,意識形態與語篇類型(discourse type)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雖然每個語篇都有意識形態,但相對而言,意識形態在具有爭議的事件中表現得最明顯,其原因是與這些事件有關的人通常都會以某種方式表明自己的態度。

在文章中,馬丁還告訴我們,人們看問題的方法不同,對意識形態的界定也就不同。他認為,既可以對意識形態作“概要式的”(synoptic)解釋,把它看作是一種與一群特定的語言使用者(language user)有關的“語言品種”(lect),也可以作“動態的”(dynamic)解釋,把它看作是一種依賴于語言使用(language use)的語言變體。這就是說,意識形態不僅存在于各種地理變體即方言(dialect)中,而且也存在于各種功能變體即語域之中。忽視任何一種變體中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取的。

1.4 語言學家是否應該具有社會責任感

既然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每個語篇中都包含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意識形態,那么,語言學家就面臨三個選擇:一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對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作靜態的描寫和客觀的分析;二是像批評語言學家那樣,以消極的態度分析語篇中的意識形態,揭露和批評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弊病;三是采取積極的姿態,在通過話語分析揭露社會問題的同時,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和措施。

在這三者之間,馬丁(2002)選擇的是第三個。他把熱衷于揭露社會陰暗面的批評語言學叫做“水門語言學”(Watergate Linguistics),竭力主張語言學家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放棄“解構”(deconstructive)的做法,建立“和平語言學”(Peace Linguistics),以建設性的(constructive)態度對待各種社會問題,通過對話與和解,設計并建構一個美好的未來。

2. 理論的實際應用

馬丁不僅在理論層面上對語篇中的意識形態與語言學家的社會責任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而且身體力行,把這些觀點應用到具體的語篇分析之中。在這里,我們將對馬丁圍繞政治語篇和學校教育中的意識形態所作的分析進行評述。

2.1 政治語篇中的意識形態分析

在所有語篇類型中,政治語篇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最為密切。在分析此類語篇時,馬丁做了三件事。一是分析這些語篇中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通過各種語言手段得到體現的;二是分析這些語篇中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通過語言以外的手段得到體現的;三是主張語言學家承擔起應盡的社會責任,以積極的姿態對待這些語篇涉及到的敏感事件,不僅揭露歷史和現實中的種種不公,更要努力尋求消除矛盾和解決分歧以達到和解的途徑。

在第一個方面,我們以馬丁(2006)的“對方言的解構:破壞性的旋轉”(“Vernacular Deconstruction:Undermining Spin”)一文為例。Martin應用Halliday的功能思想和他自己提出的評價理論,從概念功能、人際功能、情感投入等方面對三個各有不同、但都與戰爭有關的語篇進行了分析。

第一個語篇是英國U2樂隊的主打歌曲“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Sunday,Bloody Sunday”),由Bono主唱,講的是1972年1月30日發生在愛爾蘭的一次由北愛爾蘭民權協會組織的抗議游行,這次游行遭到了政府的殘酷鎮壓。馬丁從概念功能和人際功能的角度分析了這首歌曲對政府殘酷鎮壓此次游行的強烈不滿。

第二個語篇是Mark Twain去世后才公開發表的“戰爭禱告者”(“The War Prayer”)。這篇短文假借教堂布道的形式,譴責美國政府如何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訴諸武力,打敗了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而奮勇戰斗了數十年的菲律賓軍隊,并推翻了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Martin在分析該語篇時,再次把積極話語分析和名詞化了的“spin”(“旋轉”)即動作的名詞化分析結合起來。Martin發現,該語篇和前一個語篇一樣,都是先講抽象的概念,然后逐步轉向現實。

第三個語篇是Raymond Briggs撰寫的兒童故事“外國的錫壺將軍與年邁的鐵女人”(“Tin-Pot Foreign General and the Old Iron Woman”),以隱喻的方式影射了1982年英國和阿根廷因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歸屬而爆發的那場戰爭。馬丁告訴我們,這個語篇與上兩個語篇有所不同,它不是從抽象走向現實,而是從虛幻突然走向現實。

在第二個方面,我們以馬丁和Stenglin(2007)為例。在題為“實現和解:一次后殖民時期展覽中的分歧協商”(“Materialising Reconciliation:Negotiating Difference in a Post-colonial Exhibition”)一文中,馬丁應用了Halliday的功能思想,對位于惠靈頓的新西蘭國家博物館舉辦的一次跨殖民時代的展覽會的空間安排進行了多模態分析。在概念意義層面上,他把展覽的組成部分分成兩大類:軌道式的(orbital)和順序排列式的(serial),前者表達的是核心意義及其附屬意義,后者表達的則是不分主次的若干組成部分如何組合成一個意義鏈。在人際意義層面上,馬丁區分了兩種類型:約束(binding)和結合(bonding),前者關心的是展廳的開放程度及其產生的舒適程度,后者關心的則是參觀者對展覽品的態度,影響參觀者態度的有旗幟、會標、顏色等具有象征意義的會場布置。在語篇意義層面上,馬丁借鑒了Kress和Leeuwen(2006)的觀點,從展廳和展品所處的位置來判斷整個展覽會的“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從上下、左右等視角判斷信息的新(new)與舊(given)。在這篇文章中,馬丁向我們說明了一個道理:能表達意義的不只是語言,平面空間和立體空間也有意義,也有“語法”,關鍵是我們要學會如何在貌似隨意、甚至雜亂的空間意義中尋找規律和特點。

在第三個方面,我們分別以馬丁(2004a)和馬丁(2004b)為例。

第一篇是“通過協商解決分歧:意識形態與和解”(“Negotiating Difference:Ideology and Reconciliation”)。在這篇文章中,馬丁首先談到20世紀70年代在澳大利亞發生的一次土著工人罷工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收復運動,希望我們關注的是這些事件引發的不同聲音和態度,要討論的問題是,我們應該通過批評話語分析對白人霸權進行解構,還是在白人和土著人之間尋求和解。然后,馬丁應用Halliday(1985/1994)有關“投射”(projection)的理論,從“引用”(quoting)和“轉述”(reporting)兩個角度,向我們展示如何在話語中傳達土著人的聲音。馬丁要表明的是: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交際,白人依然掌握著話語的主動權,他們的聲音始終是社會態度的主流,話語分析家們有責任讓人們聽到沒有權勢的土著人發出的各種聲音,替他們說話,為他們寫作,歌頌他們,從而幫助人們看到歷史的真相。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已經有白人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但還遠遠不夠,此外,土著人也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因而,目前這種話語交際還處于單向狀態,不利于民族和解的實現。

第二篇是馬丁1999年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宣讀、2004年發表的“積極話語分析:團結與改革”(“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馬丁首先對批評話語分析過于關注語言與權力因素的關系提出了批評,認為這種話語分析基本上是以解構的方式對待各種社會問題,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主張,語言學家應采取積極的態度,以建構的(constructive)方式處理各種社會矛盾,以便設計、建立一個比較理想的人類社會。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馬丁第一次正式提出“積極話語分析”這個口號,并通過分析具體的語篇,如澳大利亞前總理Paul Keating和John Howard就澳大利亞歷屆政府強迫土著居民的子女脫離父母去遙遠而陌生的白人家庭接受所謂良好教育一事發表的演講,向我們展示了積極話語分析的含義和動機,以及積極話語分析的語料選擇和分析方法。

2.2 學校教育中的意識形態分析

多年來,馬丁對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以及語言學家的社會責任所給予的關注并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他身體力行,把他的思想貫徹到實際的學校教育事業中。這里僅以他對澳大利亞土著人的關注為例。

2003年,馬丁發表了題為“為‘他人’代言:閱讀與描寫澳大利亞土著人”(“Voicing the ‘other’:Reading and Writing Indigenous Australians”)。馬丁告訴我們,如何傾聽“他人”即以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為代表的非白人社團所發出的聲音,以及這些人用土語或英語的口頭或書面形式講述過去和發表觀點的方式和特點,從而看清歷史真相,理解“他人”不幸的經歷和心中的怨恨,最終實現不同民族之間的和解。

在“接觸語類:對文化邊界的理解”(“Encounters with Genre:Apprehending Cultural Frontiers”)(Martin & Rose in press)一文中,他向讀者揭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澳大利亞這個多民族的國度里,土著人和非土著人之間在寫作方面所接受的教育和訓練不同,這是彼此之間缺少相互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馬丁分析了兩類故事在語類結構上的差異,認為“假設類故事”(just-so stories)只適用于低年級小學生,而“夢想類故事”(dreaming stories)則應由土著人自己來講述,并用作土著文化教學計劃的組成部分。他還認為,應該把那些由土著人撰寫的土著人傳記和歷史故事引入到寫作課的教學中去,因為這樣的語類涉及的話題不僅為土著兒童所熟悉,而且會引發所有兒童的興趣。此外,馬丁還建議把報道(reports)、解釋(explanations)和議論(arguments)在內的書面語類也納入教學計劃,以幫助學生更多地從土著人的角度來了解土著文化以及全國的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土著人社區的成員應該結合自己的文化背景給兒童開設土著語言課程,從而維護土著人的語言地位。

馬丁不僅關心澳大利亞土著人在學校受教育的內容,而且關心教師授課所使用的語言。他(1990)在“語言與控制:用詞語戰斗”(“Language and Control:Fighting with Words”)一文中,對澳大利亞土著人雙語學校中的寫作課應該使用什么語言的問題進行了探討。他發現,現在采用的轉寫法(transcription)只是把土著人口傳的個人經歷變成了他們自己的文字,因而失去了以平等的方式與白人交流的權利。他認為,土著人可以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寫作,以保護已經受到嚴重威脅的土著文化;但他們也必須學會用英文寫作,以達到與白人進行交流和協商的機會。這就是說,在雙語社會中,不同的語言承擔著不同的功能。如果土著人只會使用自己的母語,他們就會處于被他人控制的地位。雙語學校有責任為土著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教育,幫助土著人掌握用不同語言實現不同社會功能的基本技能。

3. 結語

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以及語言學家如何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對系統功能語言學來說,是兩個重要的課題。馬丁所做的理論研究和具體的語篇分析起碼可以給我們兩點啟示,一是科學研究需要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這是科學發展的關鍵,但偏偏是我們的“短板”所在;二是語言學家需要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各種社會問題,擔負起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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