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發展我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重要性與路徑選擇

魏麗華

（中共河北省委黨校，石家莊050061）

培育發展我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重要性與路徑選擇

魏麗華

（中共河北省委黨校，石家莊050061）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經濟、社會與環境等多元因素的綜合概念，對于區域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诖?，探索培育發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相關路徑模式，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必要性；路徑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此外，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

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诖吮尘?，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作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國區域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從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開始，接連有近20個區域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或國家發改委的批準。這些規劃，在地區分布上，遍布了全國的東、中、西、東北等各大區域板塊；在產業發展格局上，著眼于產業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著眼于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事實上，這一系列規劃，無論是基于產業發展，還是基于區域競爭力的提升，其實施進程以及預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這一區域發展平臺的培育與發展。通過打造新興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集聚區域力量，改變產業同構性嚴重、重復建設、過度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低等惡性循環，摒棄各自為政、盲目發展、“諸侯割據”的區域混戰局面，提高產業實力與區域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產業的實體支撐。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與“戰略性”決定了其主導產業需要摒棄過去“三高四低”——高資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產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報率、低競爭力的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轉為以擁有關鍵核心技術為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以關鍵核心產業的發展為載體，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的結合為途徑，充分利用現有的和潛在的優勢，推動傳統產業的高新化、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優勢產業的集群化發展，通過產業布局的科學統籌規劃、產業鏈的延伸、主導產業的增長、優勢產業集群的形成、企業實力的增強，發展壯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關聯度高、市場前景廣的產業項目，推動產業的規?；l展。并且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注重推進節能降耗，推行清潔生產，促進資源利用的循環化，以此來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進而在實現城市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石化、鋼鐵、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產業，制造業、紡織輕工和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金融、航運、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和生物醫藥、新型材料等新興產業在區域經濟的振興過程中可以得到科學的發展規劃，實現合理的空間布局，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而在區域增長極的新型化帶動產業發展的高端化的同時，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在行政區劃經濟的大環境下，一味追求G D P增長而導致的空間開發無序現象嚴重。區域經濟的數字增長以過度占用土地、礦產、水等資源和環境損害為代價，眾多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盲目開發現象，致使資源更加匱乏，生態環境更加惡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同時在區域體內部，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存在著“諸侯割據”、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現象。上述問題的存在，既制約著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進程，也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綜合承載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發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通過合理規劃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以創新與科技的蓬勃發展為核心，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以各類別的城鎮、產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為載體，以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榮、經濟活動聯系的日益緊密，產業關聯度的日益增強為媒介，可以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推進地破除行政區劃壁壘，提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和對內、對外的開放度，強化科技與創新對城市的承載力。進而有效彌補現有行政區規劃的不足，以差異化、互補化、協作化的競合發展，破解諸如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分工與合作度低、基礎設施共享度差、資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動不足、環境保護協作度弱等難題，弱化產業同構、重復建設等導致的投入產出率低，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以區域發展的新型化、戰略化以及科學化發展路徑模式，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導致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傊?，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三、加快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培育發展的路徑

1.改變“唯G D P是上”的政績考核體系，建立科學完善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代理者，二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钡闹鲃有?。因此，在過多關注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 D 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2]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2.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產業基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一系列特點決定了其要以內生型集約化的經濟發展方式、日漸完善的現代產業體系為重要內容。國際金融危機表面上是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舊有經濟發展方式和落后產業結構的沖擊。舊有的經濟模式與產業結構已經不適合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需要。這就使得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內涵式轉變，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調整，積極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資源投入的創新驅動型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必然。鑒于此，就需要充分發揮地方的各種優勢，變資源優勢為發展優勢，變比較優勢為后發優勢，變專項優勢為綜合優勢，變潛在優勢為現實優勢，以創新引領產業鏈升級，強化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高端附加值環節，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此來推動園區經濟、集群經濟的規?；?、集約化運行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進程。同時，還要大力發展社會公共事業，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突出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縮小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差距、地區發展之間的差距以及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

3.破除行政壁壘，創新城市之間的合作體制與機制。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其發展歷程離不開其他城市的協調與合作。然而，在我國，無論是長三角、珠三角，還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區域板塊內，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行政分割導致的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都非常突出。各個行政體都保持著自身經濟活動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從而既導致了區域合作機制的缺乏和產業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資源流通不暢和能源浪費，從而影響了資源的優化組合和區域整體效益的發揮。有些省區之間原本具有優越的分工互補基礎，但是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使產業聚集與擴散受阻。過度的競爭、低度的合作，不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兩敗俱傷”。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要破除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細化城市之間的一體化發展規劃，推進各城市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協調與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體化的商品要素市場。而這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創新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機制、利益共享機制、政績考核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等相關的利益統籌分配體系，解決好合作中增長的G D P分享、財政分配、投資分擔等重大問題。以開放的區域運行環境，一體化的產業運行體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間的經濟社會聯系，來搭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有效平臺。

[1]弗朗索瓦·佩魯.經濟空間:理論與運用[J].經濟學季刊，1950,(1).

[2]顏鵬飛.經濟增長極理論研究[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1,(2).

[3]趙健仲，震古.改進政府績效考核體系[N].中國經濟時報，2010-03-05.

[責任編輯：孫巍]

F 299.2

A

1002-7408（2010）11-0073-03

2010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多元化差異性優勢背景下培育壯大河北省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研究”（201004043）和全國黨校系統2010年調研課題“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與對策”之子課題“后危機時代培育壯大我國多元化差異性優勢下的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魏麗華（1979-），女，回族，河北易縣人，中共河北省委黨校講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