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延安時期毛澤東戰略思維的轉變與創新

魚俊清，胡 捷

（西安政治學院軍隊黨的建設學系，西安710068）

論延安時期毛澤東戰略思維的轉變與創新

魚俊清1，胡 捷2

（西安政治學院軍隊黨的建設學系，西安710068）

延安時期，毛澤東科學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方法，準確判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及時對黨的戰略思想進行大膽的轉變與創新，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戰略基礎。認真研究延安時期毛澤東戰略思維轉變與創新的主要內容，對于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延安時期；毛澤東戰略思維；轉變與創新；現實意義

一、延安時期毛澤東戰略思維轉變與創新的主要內容

每一時代的戰略思維，都是那一時代歷史的產物。延安時期，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中國革命的主題從土地革命戰爭以來的民主革命轉變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民族革命；二是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從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領導者轉變為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局部執政的合法政黨。由此，引起黨的戰略思想發生了從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從民主革命到民族革命的轉變。其間，毛澤東戰略思維實現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對外等五個方面的重大轉變與創新。

1.政治上，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向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集中表現為中日矛盾。日本以武力獨占中國的行為引起了中國國內政治形勢與階級關系的重大變化，各階層人民自發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抗日斗爭。在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出現了嚴重分化。大革命失敗后一度追隨國民黨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也改變了政治態度?？谷諔馉帍V闊的歷史背景為全國民眾認同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也為黨實現重大戰略轉變提供了新的歷史條件。第一，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轉變。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了關于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等問題，批判了黨內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是可以爭取的，并且提出必須建立最廣泛的“下層與上層”統一戰線的觀點。兩天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著重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糾正了中共五大、六大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分析的錯誤，對中國的階級關系做出了正確判斷，不再把民族資產階級當成“最危險的敵人”，而是當作反帝反封建的同盟者，黨不僅僅要實行下層統一戰線，也要實行上層統一戰線。第二，對蔣介石集團策略的轉變。為了進一步推動蔣介石南京政府轉向抗日，1936年8月1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放棄“抗日反蔣”方針，向“逼蔣抗日”方針轉變。9月1日，黨內發出了《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這個黨內指示概括了8月政治局會議的內容，標志著黨中央“逼蔣抗日”方針正式確立。1936年9月15日至17日，黨中央召開了34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統一戰線問題。周恩來提出了“聯蔣抗日”的問題，并指出，“聯蔣抗日是具有重要意義的”。1937年7月15日，我黨向蔣介石提交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耽擱已久的《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中共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轉變。此后，黨中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確定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統戰策略，從而勝利地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第三，處理與各階級關系上具體政策的轉變。例如，給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改變對富農的政策、不沒收富農的財產、保護民族工商業、歡迎海外華僑投資并保護他們的利益等。

2.軍事上，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內戰爭的運動戰向抗日戰爭時期的游擊戰轉變。根據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要求全黨全軍實行軍事戰略轉變，即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內戰爭集中兵力打運動戰轉變為以分散兵力到敵后廣闊的農村發動大規模的抗日游擊戰爭。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用戰略思維的眼光把中國抗日游擊戰爭從戰術范圍提高到戰略地位問題加以思考，并提出如下理由：一是敵人占地甚廣，戰線拉長，兵力不足，占領區空虛，適合游擊戰爭開展；二是游擊戰爭作為方式不是內線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三是由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抗日游擊戰不是小規模，而是大規模的，超出戰術范圍的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游擊戰，要求把游擊戰問題放在戰略觀點加以考察。[1]404-406對于軍事戰略轉變的戰略方針，1937年洛川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和國共關系問題的報告，系統地闡述了紅軍出師抗日的基本任務和戰略方針。紅軍作戰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述中把中國革命戰爭的軍事戰略轉變分作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兩個過程來研究。國內戰爭分為前后兩個戰略時期，前期主要是游擊戰爭，后期是正規戰爭?？谷諔馉幰彩莾蓚€戰略時期，前期戰略防御和戰略相持階段，主要是游擊戰爭，后期，即戰略反攻階段，主要是正規戰爭。由此，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兩個過程和四個戰略時期之間，共存在三個戰略轉變：一是國內游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轉變；二是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三是抗日游擊戰向抗日正規戰爭的轉變。[2]549

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充分證明了抗日游擊戰爭戰略轉變的重要意義。它成為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不斷壯大抗日力量，最終贏得抗戰勝利最重要的戰略指導原則，并為以后由抗日戰爭游擊戰向解放戰爭的正規戰轉變，最終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奠定了基礎。

3.經濟上，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削弱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向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兼顧農村各階級關系的政策轉變。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原有的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斗爭形勢需要。黨中央迅速采取了停止沒收土地的政策。這種經濟政策的轉變，把解決土地問題與保衛祖國結合起來，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結合起來，通過調整自己的土地政策，以達到緩和地主與農民矛盾，實現了土地政策的戰略改變。

1937年8月25日，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要求地主、債主減租減息，減輕對農民的剝削，農民交租交息，承認地主、債主對土地和財產的所有權。1942年初，中央做出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和《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總結了抗戰以來根據地進行減租減息的經驗和問題，規定了減租減息的各種具體政策，決定在根據地深入普遍掀起減租減息運動。1943年，各根據地普遍掀起減租減息高潮。減租減息政策承認農民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減輕了農民身上的負擔，激發了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同時兼顧了農村中各階級的關系，照顧到地主、富農的地位和利益，這樣做，有利于抗日救國，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鞏固。

4.文化上，引導多元文化向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轉變?？箲鸪跗?，中國大地文化呈多元態勢。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為達到滅亡中國之目的，在以武力入侵的同時，強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奴化教育體系。另一方面，抗戰文化存在著國民黨三民主義文化、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宣揚的民族主義文化和歐美資產階級文化、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等多元文化。這種狀況對實現全民族抗戰極為不利。如何確立一個使中國普通民眾，而且也能使中國知識分子從中看到希望的文化建設方案，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時調整文化政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多維構建抗戰文化理論體系，逐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抗戰文化綱領——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以后改為《新民主主義論》，并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毛澤東認為，中華民族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不是一般民主主義的，而是新民主主義的?！艾F階段中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的新文化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3]129-130在內容表述上，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是大眾的，因為是民主的，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揭示了“抗戰建國”新文化的本質，界定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社會屬性，使“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有了科學定位。

5.對外方面，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對世界資本主義、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向抗日戰爭時期反對日本侵略進行民族革命轉變。延安時期中國革命的歷史方位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時期的中國革命不僅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且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抗日戰爭的爆發，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方針和政策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對資本主義、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戰略向抗日戰爭時期反對日本侵略進行民族革命的戰略轉變。具體講是“兩個結合”：一是把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結合起來，二是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5年12月，黨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并整個中國，引起國內各種政治勢力重新分化和重新組合，新的民族民主運動高潮已經到來。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確定黨的戰略任務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為了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黨中央要求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組織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聯合起來開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傊?，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開展和進行民族革命與民族戰爭。在實行對外戰略轉變過程中，把對內反封建主義與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結合起來，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

二、延安時期毛澤東戰略思維轉變與創新的現實啟示

1.要始終站在時代前列，科學判斷中國革命和黨的歷史方位變化，及時進行戰略思維調整。延安時期，毛澤東戰略思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能站在時代的前列，用馬克思主義寬廣的眼光觀察世界與中國，從全局的高度判定中國革命和黨的歷史坐標，從而制定能指導革命實踐的正確的戰略思想。這種統籌全局的大局觀和判斷能力，對于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維化的今天，黨制定總攬全局的戰略思想、戰略目標、戰略方針和戰略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第一，要始終站在時代前列，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與中國。一方面，要全面把握時代脈搏和特征，把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放到世界和平發展時代的大視野中去觀察，妥善處理影響世界和中國發展的各種復雜因素，抓住和用好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給我們提供的戰略機遇。另一方面，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中國的基本國情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務等。第二，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黨的歷史方位和肩負的神圣使命。歷史證明，我們黨的一切重大勝利和發展，都離不開正確認識和把握自身所處歷史方位；而一切重大失誤和失敗，其癥結也都同在歷史方位認識上的偏差和錯誤密切相關。當前，我們總結和借鑒延安時期黨正確判定歷史方位的寶貴經驗，一方面要認識到黨和國家正處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前邁進；另一方面要認識到黨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世所罕見，全黨必須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第三，要根據形勢任務需要，進行戰略思維轉變與創新，提出奮斗目標、政治路線和戰略任務。黨的七大提出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明確了革命的領導者、目標、任務和途徑，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途。今天，我們要以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總目標、總任務和國際戰略為指導，科學判斷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及時進行戰略思維調整，不斷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和推進黨的建設。

2.要全面總結黨在延安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探索革命黨思維向執政黨思維轉變的規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黨在延安革命根據地局部執政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爭取農民支持，奠定了黨局部執政的牢固基礎；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等廣大中間勢力支持，擴大統一戰線群眾基礎；爭取和實行民主制度，建立民主政權；加強根據地民主政權建設；在不同時期提出符合民意的口號和方針政策等。這些寶貴經驗，對實現黨從革命黨思維方式向執政黨思維轉變，加強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革命黨思維與執政黨思維是兩種不同的理念。首先，革命黨思維關注的中心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即社會生產力方式和產品分配方式的變革。革命的首要問題——分清敵、我、友，也是通過分析各階級在舊生產關系中所處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派生的不同的利益關系來解決的。而執政黨思維的聚焦點是尋求建設的動力，通過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尋找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其次，革命黨思維要求黨必須首先代表社會上處于被壓迫地位的中下層勞動階級的利益，并有意識地為下層社會群體服務。執政黨思維則要求執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即執政為民。再次，革命黨思維強調不同階級根本利益的對立和不相容，而執政黨思維以“執政”為立論的方向，以“建設”為開展工作的中心，強調整個社會的發展。革命黨和執政黨的區別，從表面看是路線、方針、政策的差異，而實質則是思維模式的不同。[4]256-258

在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不僅面臨著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而且面臨著由自我封閉條件下領導計劃經濟的執政黨，轉變為在對外開放條件下領導市場經濟的執政黨。這后一轉變，不僅意味著我們黨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的轉變，而且要求黨在思維方式、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等方面有重大突破。而理論思維的創新是實現這一突破的首要問題，也是探索新世紀新階段依靠力量途徑的必要前提。因此，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現政黨思維方式的轉變，重點要解決好革命意識與改革意識，求異思維與求同存異思維，階級性與社會性，政治動員與社會整合，理想訴求與現實目標，高度集權與執政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等六組關系。

3.要深刻預見和準確把握國際形勢變化的新特點、新趨勢，抓住機遇有所作為。第一，認清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給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近年來，世界多級化、經濟全球化、發展模式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四個基本趨勢深入發展，呈現出“五個重大”、“五個更加”的動態性特征：世界經濟受到重大沖擊，發展問題更加突出；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轉化，世界多極化前景更加明朗；主要大國對外戰略出現重大調整，相互合作與競爭更加明顯；國際體系面臨重大變革，各種國際力量博弈更加復雜；國際思想文化領域出現重大動向，軟實力之爭更加激烈。在這個特殊階段，機遇稍縱即逝，挑戰更為嚴峻，要求我們必須不斷提高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使黨的建設更加符合世界發展趨勢，更加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第二，要把國內改革發展與對外開放、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三者統一起來。必須更加注重從國際國內形勢的相互聯系中把握發展方向；必須更加注重從國際國內條件的相互轉化中用好發展機遇；必須更加注重從國內外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必須更加注重從國際國內因素的綜合作用中掌握發展全局。第三，以新的戰略思維方式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從戰略高度運籌大國關系，積極擴大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積極推進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合作，主動參與周邊地區機制建設，構建和平安寧、和諧友好的周邊環境；進一步增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擴大同發展中國家各領域的務實合作；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按照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的要求，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努力促進同世界各國在安全上對話協作。

4.要全面總結延安時期黨培養干部的戰略思維，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政策制定好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延安時期黨的事業之所以能如火如荼，迅猛發展，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有一條既注重理論養成又注意實踐鍛煉的正確的培養干部戰略思維的干部路線。新世紀新階段，我們要更加注重提高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能力。加強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領導能力培養，要貫徹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的戰略思想，重點提高謀劃發展、統籌發展、優化發展、推動發展的本領和群眾工作、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維護穩定的本領，注重增強新形勢下依法辦事能力和應急管理、輿論引導、新興媒體運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搞好這些工作，對于提高黨的執政水平、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更好地擔負起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使命具有重大意義。

[1]毛澤東選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楊忠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實踐的創新[M].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

[3]金麗薇.政黨、階層、和諧——多元視角下的依靠力量研究[M].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

[4]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R].人民出版社，2007.

[5]胡錦濤.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R].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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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12-0030-03

魚俊清（1955-），男，陜西韓城人，西安政治學院軍隊黨的建設學系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共產黨戰略策略研究；胡捷（1978-），男，陜西西安人，西安政治學院軍隊人事管理學系學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軍隊人才與人事管理研究。

[責任編輯：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