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實踐理性”對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作用探析

馬菊霞

（西安體育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西安710068）

傳統文化“實踐理性”對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作用探析

馬菊霞

（西安體育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西安710068）

中國傳統文化“實踐理性”的特點對中國人在20世紀初選擇接受馬克思主義起著重要作用。其從文化的角度再次證明，近代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對我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實踐理性；馬克思主義；中國社會

20世紀初，正當中國社會深陷于民族危機的困境時，大量來自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國，令正在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馬克思主義正是這些林林總總的思潮中的一種。當時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對其進行廣泛的傳播，從而促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并以其作為指導理論，引導中國社會一步步邁向實現獨立富強的目標。本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實踐理性”的特點在其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踐理性”及其影響

作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化有很多自己獨特的特點?！皩嵺`理性”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從孔子開始，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在思考問題時，總是立足于現實。他們并不像西方人那樣單純注重知識的探求和抽象的思辨，而是重視人生與社會的問題。知識的探求也好，哲學的思考也好，其最終的目的往往是得到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實用知識，進而進行現實的實踐活動。就個人而言，中國哲學注重人對德性的追求，關注人格的修養、自我的完善，即所謂的“內圣”；就社會而言，中國哲學強調人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以高尚的人格、完善的自我去成治事功，實現治國平天下，即所謂的“外王”。二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歷代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中國哲學的這種很強的實用性以及強烈的崇尚實際的現實精神，造就了中國傳統文化“實踐理性”的特點。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文化這一特點的浸淫下，都崇尚積極入世和求真務實，關注現實的社會政治，力求通過經世致用，尋求安邦定國之道。因此，我們才會在歷史上看到眾多的仁人義士，胸懷經世救國之志，常存憂時憂世之心，甚至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不惜犧牲自我。

近代以來，中國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大門，并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20世紀初，“何以救國”的問題仍然困擾著中國人的頭腦，尖銳地擺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面前。李大釗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尋求救國出路時，沒有將自己的思想禁錮起來，而是以“實踐理性”的態度和眼光去審視各種思潮，把能否解決中國社會最緊迫問題作為衡量標準，對各種思潮進行比較和取舍。而馬克思主義則以其科學的理論體系和現實的震撼力量，得到了中國人的青睞和信任，最終成為扭轉中國命運的指導性思想。

二、傳統文化的“實踐理性”對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作用

第一，十月革命的勝利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這是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依據。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進的中國人始終沒有間斷過對救國救民真理的探索。面對強大的侵略者，我們明顯感受到自身的落后，“向西方學習”成為我們首先想到的改變自身處境的方法。所以自鴉片戰爭起，中國人就一直沒有停下“向西方學習”的腳步。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開明派，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喊。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早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認為不僅要學習西方的技術，更重要的是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這些理論和主張都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相反，到了20世紀初，西方文明本身的局限性也暴露了出來。1919年，梁啟超曾到歐洲進行為期一年的旅游，對戰后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作了全面細致的考察，寫下了《歐游心影錄》一書。他告訴中國人，戰后歐洲不僅滿目瘡痍、破敗不堪，而且存在著貧富懸殊、階級斗爭等諸種社會問題，特別是在精神上喪失了支柱，還等著東方文化去救他們，得出了“中國不能效法歐洲”的結論。而巴黎和會則讓中國人進一步看清了資本主義列強的真面目，他們所謂的正義、人道、和平只是追求利益的幌子而已。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中國人放棄了對西方文化的追逐，轉而尋找新的救國之道。在中國當時的思想界，也曾興起國粹主義的呼聲，主張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救治中國社會之弊端。但是歷史已經證明僅靠中國傳統文化是無法改變中國現狀的。經過新文化運動，傳統文化已被批判得體無完膚，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張被視為是保守的表現。中國社會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理論，為迷途中的中國人指明方向。正在此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向中國人展示了一個新的天地。與中國國情有很多相同之處的俄國，經過十月革命的洗禮呈現出全新的面貌，這一活生生的事實給中國人帶來了強烈的震撼。而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實現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在當時雖然并不為中國人所了解，卻很自然的在中國人心目中成為“希望”的代名詞，既然革命可以在國情相似的俄國取得勝利，就沒有理由在中國不能成功。而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須像俄國一樣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改造社會，這就是中國人在事實面前得出的結論。也就是說，十月革命充分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這種事實的力量，遠比任何書本上的理論有力得多。具有“實踐理性”的中國人從中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改變中國社會的可能性，這成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前提條件。

第二，馬克思主義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提供了現實的途徑和方法，這是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性因素。自1840年起，反帝救亡成為中國人民面臨的最為迫切的任務。但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無論是哪個階級的學說和努力都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而胸懷經世抱負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接觸之后，很快從中找到了拯救中國社會的藥方。馬克思主義鮮明的革命性和實踐性理論品質，正好適應和滿足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斗爭的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提供了現實的途徑和方法。按李大釗的觀點來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思想武器，它同時也包含了改造中國社會的具體方案。唯物史觀從宏觀上給中國人民提供了認識問題改造社會的工具，明確了根本改造中國的正確途徑。它告訴人們，在紛繁復雜的各種社會現象之下，最終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層面的因素。隨著社會基本矛盾的逐漸尖銳化，社會就會發生深刻的變革。而國家作為政治統治的力量，是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統治而建立的。李大釗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深深地認識到，要挽救中國的命運不能只進行局部的改良，而應實行徹底的改造。李達指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它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1]。在政治層面，國家的最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只有政權被無產階級所掌握，無產階級才能利用政治、法律等手段，征服所有壓迫自己的階級，教育、文化、道德等問題也才會迎刃而解。階級斗爭學說則提供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具體途徑。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中的表現。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階級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對社會基本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通過階級斗爭表現出來。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更，都是通過階級斗爭來實現的。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只要存在階級對抗的情況，要解決社會問題就必須通過革命和斗爭。這種觀點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廣大受壓迫的人們。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也必須通過武裝斗爭的方式，才能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達到改造中國社會的目的。因此，李大釗等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李大釗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三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紅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2]總之，與過去種種救國方案相比，馬克思主義為真正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開啟了全新的思路，這使中國人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能夠改變中國的先進理論。

第三，馬克思主義描述的未來社會的理想藍圖與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具有頗多相似之處，這是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情感因素。中國社會將來會是什么樣子？面對社會現實的不盡如人意，中國人不免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憧憬。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理想社會的最高境界莫過于“大同”社會?！抖Y記·禮運》對“大同”社會進行了生動的描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边@充分體現了人們對一個富足、平等、充滿愛與和諧、天下成為一家的理想社會的向往。近代以來，隨著民族災難的逐漸深重，這一社會理想被不斷的提及，并以各種面貌出現在政治人物的治國理論中。如洪秀全設計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理想天國，康有為構想的無家界、無國界、無產界、一切財產歸公的大同社會，孫中山追求的“天下為公”等等。而馬克思主義所預見的共產主義社會，則與中國的“大同”社會理想有著種種相似。馬克思恩格斯在展望未來社會時，并未作詳盡的細節描繪，而是揭示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一般特征。在這個社會中，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階級和國家被消滅，不再有剝削和壓迫的存在，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人們能夠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按婺谴嬖谥A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盵3]這樣一個公平、正義、平等、和諧、自由的美好社會，與“大同”理想儼然如出一轍，這從某種程度上拉近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距離，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感情基礎。也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為中國人實現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提供了一條具有現時意義的嶄新道路。

三、小結

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20世紀初年流行于中國的眾多理論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客觀上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但一種理論是否能在一種異質文明中生存和發展，必然也要取決于異質文明對待這種理論的態度。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實踐理性”影響的中國人，面對馬克思主義這種外來理論，首先看到了它改變中國社會的可能，再而肯定了它救治中國社會的能力，再加上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社會一直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相似性，使人們從情感上也認可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適用性，種種因素累積起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也就成了必然。這也從文化的角度再次證明，近代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明確這一點，對我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1]李達.李達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

[2]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72.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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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12-0035-02

馬菊霞（1978-），女，河北井陘人，西安體育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講師，從事思想政治理論和中國思想文化研究。

[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