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快推進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問題的幾點思考

劉萬翔

（陜西廣播電視大學公共課教學部，西安710068）

關于加快推進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問題的幾點思考

劉萬翔

（陜西廣播電視大學公共課教學部，西安710068）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起來后的中國，各種社會矛盾開始凸顯，已進入社會轉型的高風險期。廣大民眾呼喚社會公平和體制改革，加快政治文明建設的步伐勢在必行?；谥袊纳鐣F實，我國目前的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積極穩妥、科學有序地向前推進。

科學發展觀；政治文明建設；著力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7%，每一個中國人都從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中得到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與此同時，政治文明建設也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權利確實是前所未有的。公民人權和言論自由已經寫入了憲法，大部分行業的運行和監管已經被納入法律體系，中國正在一步步地由“以法治國”（rule by law）向“依法治國”（rule of law）轉變。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踐行，使廣大人民群眾看到了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力量和希望。

一、政治文明建設的兩個誤區

筆者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政治文明建設，其體現形式主要應為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多次指出，“經濟體制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1]然而，時至今日，我國思想理論界的一些人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依然存在著兩個認識誤區：一曰中國不適宜搞民主政治。二曰應走西方多黨制的議會道路。

持第一種觀點的人將非洲國家作為中國的參照物，認為中國不適宜搞民主政治。非洲許多國家自20世紀60年代獲得獨立之后，國體和政體形式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不幸的是，半個世紀以來，許多國家戰亂不斷，政變迭起，民不聊生。因此，他們認為中國也不適合搞民主政治。誠然，非洲許多國家半個世紀以來的情況確是一團糟，但筆者認為，中國與非洲多數國家根本就沒有可比性。首先，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燦爛的文明史，非洲多數國則沒有。其次，中華民族雖然在清朝后期受到西方列強的多次欺辱，但香港和澳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已回歸祖國。至于目前的臺灣現狀，那是兄弟之間內部的事情。而非洲大陸，早在19世紀就被西方列強瓜分殆盡。歐洲列強對非洲瓜分之后，對非洲人民除了掠奪還是掠奪，他們并未將歐洲的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帶給非洲人民，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相繼獨立之后照搬西方的國體和政體模式，而社會卻動蕩不已的根本原因。再次，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得到空前發展，中國目前的大中小學在校學生位居全球第一，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已得到空前的提高，有知識、懂科學的新一代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生力軍。在我國國民整體文化素質、專業素質、科技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如何能得出中國不具備搞民主政治的條件的結論呢？由是可以得出結論，將中國和非洲國家進行比較，不僅是淺薄無知，而且是典型的唯心史觀。

持第二種觀點的人，對西方的民主分權制度崇拜有加，并且習慣于將中國和西方國家作橫向比較，而不善于對各國的國情做縱向研究。15、16世紀以來，歐美各主要國家先后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這些運動持續了數百年之久，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工商業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在英國首先導致了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和1688的“光榮革命”，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國家制度層面上得以確立。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是民主、科學、人民主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三權分立，[2]其直接結果是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1776年宣布獨立的美國，由于居民主要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移民，整個社會基本上不存在封建殘余，幾乎沒有文盲，華盛頓、杰弗遜等開國領袖們對啟蒙思想家的核心思想內容了如指掌。因而，美國獨立后，沒有經過大的反復就建立了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要比歐美復雜得多。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二千多年，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的等級觀念長期盤踞在國人的頭腦之中。[3]歐洲的思想解放運動方興未艾之日，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之時。滿清王朝建立后，對思想言論采取了更加嚴厲的禁錮措施。到了19世紀上半期，龔自珍滿懷激情地寫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4]37魏源大聲疾呼“師夷長技以制夷”，[4]37但因民族整體文化落后，響應者寥寥。雖然19世紀后半期中國的有識之士在經濟界開展“洋務運動”，在政治上仿效日本實行“戊戌變法”，但均以失敗而告終。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經提出了這樣的設想：中國的革命與建設必須通過軍政時期（奪取政權）、訓政時期（教育人民）、憲政時期（還權于民）三個步驟來完成。[5]這一設想無疑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和很強的現實操作性，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孫先生的美好愿望很快就化為泡影，代之而起的是長期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直到1949年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方才結束了“茫茫九派流中國”[6]的混亂局面，使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在大力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也已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政治、經濟、社會領域是互動的，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種社會矛盾也開始集中凸現，不深入觸及政治體制的問題，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偉大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就會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愿，最終只會導致改革的失敗。

二、加快政治文明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得政治文明建設成為我國國力進一步強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加快政治文明建設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成為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深入研究世界其它國家的發展改革歷史，認真總結其歷史經驗和教訓，為中國的改革偉業提供借鑒。20年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并引發了東歐劇變，這固然與戈爾巴喬夫對改革的切入點選擇不當有關，但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由于蘇聯和東歐各國社會長期積累的矛盾沒有得到及時解決所造成的。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經濟快速發展起來，但由于政治文明建設的缺失，遂使日本加速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獲得統一后，在德皇威廉二世和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威權統治下，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德國人以任何別的社會不曾有過的信心和精力來組織科學研究，并努力把科學方法和成果迅速轉化成工業產品和社會生產力?？杀氖?，德國人步了日本人的后塵。直到二戰結束后，德、日兩國方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走上了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近代的英國和美國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曾遇到過不少社會問題。但英美兩國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失時機地進行改革，及時化解社會矛盾。英國在19世紀就進行過多次改革。[7]美國在《1787年憲法》頒布不久，就增補了憲法前十條修正案。截止1992年，美國憲法共增添了27條修正案。[8]目前的中國已發展為一個世界公認的經濟大國，但要成為一個受世界各國的人們佩服、尊敬、具有強大軟實力的國家，不僅僅是經濟的快速發展，更重要的是政治文明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階段加快政治文明建設的步伐，不僅是適時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進入“黃金發展時期”與“矛盾凸顯時期”并存的階段，為了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必須加大社會和體制改革的力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報道，目前我國的社會結構明顯滯后于經濟結構，且滯后期達15年之久。[9]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甚至有些指標已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但是社會結構指標還沒有隨著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實現整體性轉型，多數社會結構指標還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這說明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嚴重失衡。正是由于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導致了近年來各種光怪陸離、讓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不斷出現——上海襲警案、福建殘殺幼童案等事件，各種矛盾一旦遇到“導火索”，極易爆發為濫殺無辜或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呈現出突發性、對抗激烈、破壞力強、處置難度大等特點。再者，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分配不公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國際上通用的表明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的合理數值在0.28到0.3之間。而一些研究機構的研究表明，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基尼系數是0.28，到1995年是0.38，近年來則達到0.47，[10]這充分表明目前中國社會已步入高風險期。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對世界上幾十個發展中國家做了研究后得出結論：欠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由于社會各階層的表達能力和權力訴求增強，而此時國家的政治制度建設往往又跟不上，因此極易帶來社會動蕩。人們看到，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國家，往往并不是那些最貧窮的國家，而是那些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人均國民收入達到某種規模的國家。[11]我們的近鄰印度和巴基斯坦國內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我國2008年發生在貴州甕安、云南孟連、甘肅隴南以及2009年6月發生在湖北石首等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已經開始證明這一論斷。

再次，我國產生的腐敗問題已經突破民眾承受底線，干群沖突已經產生嚴重信任危機。不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不僅我們黨有危險，而且中華民族亦有可能重蹈歷史的覆轍。近年來，每年兩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查處的縣處級以上官員均超過五位數，省部級高官均在兩位數以上。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可謂前“腐”后繼，大量群體性的腐敗案件時有報道，老百姓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仇富心理轉變為仇官心理。另外，干群沖突（尤其在基層）的報道已經司空見慣，雇兇殺人事件時有所聞。一些地方的干群矛盾已從隱蔽半隱蔽狀態轉變為公開狀態。慶父不死，魯難未已；腐敗不除，國無寧日。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腐敗問題和干群矛盾已造成了嚴重的信任危機，使社會穩定和政權合法性受到嚴重威脅。從這個層面上說，目前的中國，加快政治文明建設的步伐，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緊迫的。

三、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發展理論的巨大進步，也是發展觀演變達到的一個新的高度?？茖W發展源于初級發展，又高于初級發展，既繼承，又提高。但是這種提高是帶有一種質的飛躍的提高?？茖W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因為“發展是硬道理”。為什么說科學發展觀是帶有一種質的飛躍的發展理論呢？筆者認為，它的深刻內涵不僅僅是追求GDP的增長，讓老百姓的腰包越來越鼓，而是包括文化、社會、經濟建設、政治文明的全面發展，所以它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全體中國人民為本。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官本位”的觀念。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適時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它深刻地昭示人們，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采用統籌兼顧的方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實踐愈來愈表明，在新的發展時期，不僅要繼續發展經濟，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而且更應強調社會文明與政治文明建設，以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需求?；诳茖W發展觀的思考，筆者認為，現階段中國政治文明建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發力：

第一，進一步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催生了30年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催生了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同志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解放了人們的頭腦，解放了人的思想。它成為中國這三十年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這一切自然地為政治改革和民主發展鋪平了道路?！盵12]誠如是也！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要比經濟體制改革難度大得多。中國幾千年社會分工的排序是士、農、工、商，中國人頭腦中的“官”念思想根深蒂固，直到現在許多人依然將當官作為人生最成功的標志，媒體報道的深圳40位教授爭一名處長位子在中國是活生生的實例，在西方國家會成為人們飯后茶余之笑料。

黨的十七大報告第六部分用一個獨立篇幅專門闡述了“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報告中69次提到了“民主”。幾乎在同一時間，黨內的民主改革也悄然啟動。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十七大召開以后的近兩年多的時間內，黨內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以期實現中央最高決策層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進程的戰略目標。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边@是對全黨的警世恒言?？梢哉f，胡錦濤同志的講話精神，傳遞出改革開放新的信號，吹響了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的號角。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如欲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加快政治文明建設的步伐，首當其沖的任務是：必須徹底破除“權力分立和制衡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形式”的思想禁錮，充分認識權力分立和制衡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們不必照搬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兩（多）黨輪流執政的體制模式，但我們必須建立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權力分立和制衡體系，從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問題。只有堅持不斷解放思想，踐行科學發展觀，中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各項事業的發展才能邁上新的臺階。

第二，不斷完善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切實加強人大的監督保障作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國的各級人大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但我國的現實情況是，人大代表都是兼職，人民代表的人員構成是政府官員、各條戰線的勞模、各界名人和企業家。很多人認為人大代表是一個榮譽，而不是一種責任。許多地方的企業家想方設法要弄一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但卻很少參加人大和政協會議，履行相應的職責。顯而易見，他們的目的并非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是借此名譽為自己的企業撈好處，有的甚至將其看成一種護身符。我們國家的一級地方行政官員是由上級黨委提名，經當地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并對人大負責。而在西方國家，議員一般都是職業政治家，且有明確的任期制，如果不為選民負責，下一屆選民就不會選他，他連飯碗都沒有了。這就從客觀上決定了他們在任時必須盡職盡責。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聯系，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我們看到，城鄉選舉實行“同票同權”已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高票獲得通過。我們可以將選舉人大代表作為切入點，引入競爭機制，競選產生代表，逐步實行人大代表職業化。此外，各級人大主任和副主任應由人民代表差額選舉產生，而不是主任由同級黨委一把手兼任，副主任由退居二線的老干部組成。同時，應借鑒西方民意測驗的方法，由人大對不稱職的官員實施彈劾或罷免。只有這樣，才能切實加強人大的監督作用。人民代表人民選，人民代表為人民。唯有如此，方能體現“以人為本”——以全體中國人民為本的政治理念。

第三，逐步實現政府內司法獨立，黨內紀檢委獨立行使權力。一些網民認為我國司法系統是檢而不察，察而不明；判而不審，審而不公。這些言論似乎有些偏激，但當今社會中此種現象確實存在。試想，檢察機關干部的人事和財務管理權在黨委和政府，你又如何去監督政府？曾被人們寄予厚望的反貪局因受體制所困，終究未能如香港廉政公署一樣，憑一己之力清除腐敗，就是明證?，F實生活中，領導批示往往比生效判決更管用，這是權大于法的典型表現，無怪乎法院系統內不時有人發出“法官難做，院長難當”的感慨。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查處的腐敗大案、要案、窩案一個接一個，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這些案件大部分是由中紀委和省級紀委直接插手查辦的。但紀委的監督也有其困境，中紀委前副書記劉錫榮曾在不同場合發出如此感慨：上級監督下級太遠，同級監督同級太軟，下級監督上級太難，組織監督時間太短，紀委監督為時太晚。真是一語中的。另一方面，近年來紀委書記、反貪局長落馬的案例已不鮮見。因此，現階段，我國應盡快實行紀委系統、司法系統垂直領導，再從財務管理制度入手，逐步實行黨內紀委系統、政府部門司法系統獨立。除人大監督外，同級黨委由同級紀委實施監督，同級政府部門由同級司法系統監督，紀委系統由同級黨代表實施監督，司法系統由同級人大實施監督。

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擁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盵13]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已成為文明世界的共識。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異化機制，領導干部同樣具有作為“人”所具有的人性弱點，任何權力不加限制監督，就必然會走向腐敗。不言而喻，腐敗現象的出現，根本原因是由于權力缺乏制約，是一種體制性的弊端。不可否認，30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逐步得到了完善，也出臺了一系列反腐敗措施，并先后進行了“整黨”、“三講”、“保先”教育活動等，然而事實證明，僅靠理想和紀律教育只能達到短期之功效，未能起到標本兼治之效果。我們黨歷來強調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筆者認為，在新的形勢下，黨的制度建設應該擺在首要位置。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只有堅持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對權力實行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反腐方能達到標本兼治之效果；只有堅持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真正作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第四，逐步將官員的財產置于陽光之下，實行全方位的輿論監督。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各級官員的財產幾乎都是透明的，我國由于這一制度的缺失，近年來揪出的貪官的貪腐數額迅速由90年代的數百萬上升到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確實令人瞠目結舌。近期出臺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相比于1995年開始實行的官員收入申報制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筆者認為，每年將官員的財產申報到組織部門和紀檢部門是不夠的。此番官員財產的申報，應該是一個通向官員財產公開的臺階。只有將官員的財產置于陽光之下，讓廣大人民群眾對其實施監督，方能真正有效。

輿論監督，是社會公眾依據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利，要通過輿論機構或借助輿論工具，從善治的角度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權力組織和決策人物的言行予以道義上的審視、評價和督促，當然也包括對官僚主義、缺德行為等社會不良現象的批評指責。輿論監督具有透明度高、時效性強、震撼力大、影響面廣等特點。[14]410馬克思曾經深刻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15]列寧也十分重視報刊在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中的作用：“報刊應當成為我們加強勞動者的自我紀律，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陳舊的、完全無用的方法或偷懶方法的首要工具，通過報刊來揭露各個勞動公社經濟生活中的缺點，無情地抨擊這些缺點，公開揭露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一切毛病，從而呼吁勞動者的輿論來根治這些毛病?！盵16]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先生談及國家政權建設中的“興衰周期律”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7]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同志也在不同場所多次強調輿論監督的重要性。

在中國，近年來不斷有因網上言論屢屢被司法追查的人、因短信被控告誹謗的人、因負面報道被“進京拘人”的記者，表明新聞立法迫在眉睫。新聞立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保障、規范新聞自由；另一方面是防止濫用新聞自由，尤其是防止新聞媒體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公共利益、侵害公民名譽、泄露個人隱私、妨礙司法公正、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等負面效應。[14]467此外，報紙、電臺、電視和互聯網，都應該是民眾輿論介入政府和國家事務管理和行使監督權利的工具，又是支持和幫助政府科學有效、穩定地統治國家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實踐證明：只有實現新聞自由，人人都關心國家事務，人人都積極參與國家事務，才能體現真正的“以人為本”，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亂，我國可否先建立幾個政治改革特區，特區內實行全方位輿論監督，以點代面，逐步推廣。

四、結論

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深刻地指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蔽覀儜撉逍训卣J識到，中國的問題是異常復雜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是相當大的。薩繆爾·亨廷頓曾經指出：改革者面臨的問題，比革命者更為困難。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須兩線作戰，同時面對來自保守和革命兩方面的反對；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縱各種社會力量，而且在對社會變革的控制上也必須更加老練；再次，如何處理各種形式改革的輕重緩急問題，對改革者來說比對革命者要尖銳得多。[18]由此可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不亞于毛澤東同志帶領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奪取政權的難度?？少F的是，我們黨已經積累了三十年的改革經驗，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完全具備駕馭政治體制改革全局的能力。胡錦濤同志高屋建瓴，在十七大報告中闡述的具有深刻內涵的“科學發展觀”理論，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國近現代歷史和當今社會的現實表明，任何反對繼續改革的言行或者照搬西方模式、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企圖都是對中華民族不負責任的表現，必然會遭到歷史的唾棄。[19]中國的實踐更是證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如果說，三十年中國經濟改革成就的取得是依照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不斷排除“左”、右兩方面的干擾，一點一點突破的話，那么，今后的政治文明建設仍需“摸著石頭過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采取循序漸進、潤物無聲、逐步增量的方式，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只有如此，才能實現社會轉型時期的軟著陸，才能安全地度過高風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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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12-0037-05

劉萬翔（1955-），男，陜西乾縣人，陜西廣播電視大學公共課教學部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化與社會經濟。

[責任編輯:閆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