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嬗變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

黃曉云

(長江大學政法學院，湖北荊州434023)

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嬗變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

黃曉云

(長江大學政法學院，湖北荊州434023)

生態文明是建立在人與人關系和諧基礎上的人與自然的和諧。調整理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特殊的體制環境下形成的強國家—弱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對生態文明建設必然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應當是強國家—強社會模式下的正和博弈關系。因此，要加強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應在增強國家能力的同時，努力加強社會建設。

國家；社會；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態，它的核心是人與自然協調發展，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由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決定的，一定程度上受到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影響。國家與社會是一對相伴而生、相互作用的概念，歷來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因此，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角度分析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家與社會及其關系嬗變

1.國家與社會的原初同一。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臘的亞利斯多德，他在其名著《政治學》中首先提出了“Politik Koinonia”的概念，即政治共同體或城邦國家，具體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個合法界定的法律體系下結成倫理政治共同體。該概念后來由西塞羅轉譯為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1]亞利斯多德這里的國家與社會是同一個概念，即相對于野蠻社會的文明社會。啟蒙思想家洛克論證了由自然狀態到政治社會的國家的生成，“政治社會都起源于自愿結合的人們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統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協議”。[2]洛克也沒有區分國家與社會，而是把國家混同與社會，統稱政治社會。與亞利斯多德不同的是，洛克的政治社會是相對于自然狀態而言的。

2.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蘇格蘭思想家亞當·福格森把市民社會界定為在封建社會政治經濟關系之外萌發的資本主義經濟生活，它以一種經濟的、私人的社會生產領域而與政治的、公共的社會領域相對，從而將市民社會與國家置于對立兩極，并表達對國家向市民社會領域擴張而侵蝕“市民美德”的擔憂。黑格爾從政治與經濟領域進一步區分了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指社會經濟關系領域，即“私人需要的體系”或“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國家則指社會政治關系領域?！皬慕洕慕嵌瓤创忻裆鐣?把它規定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進行經濟交往的領域；同時指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界限,這無疑抓住了市民社會的本質?！盵3]不過，黑格爾心目中的“市民社會”完全從屬于政治國家，即國家高于社會。受黑格爾的啟發，馬克思把市民社會歸結為“物質交往關系”，指出社會就是“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4]是私人的物質交往關系的總和，這一認識深刻地揭示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的客觀經濟結構。馬克思和黑格爾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論述，奠定了現代政治國家—經濟社會分離的基礎，從而使現代意義的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得以確立。

3.國家與社會的現代發展?，F代社會從國家分離出來后，學界對國家與社會的概念作了進一步探討。20世紀社會科學家大師韋伯將國家定義為：“國家是一種持續運轉的強制性政治組織，其行政機構成功地壟斷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并以此維持秩序?！盵5]三農問題專家徐勇則指出，現代國家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民族國家—現代國家的組織形式，以主權為核心；二是民主國家—現代國家的制度體系，以主權在民為合法性基礎。并提出了現代國家建構中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6]在社會概念的發展中，由葛蘭西開創、帕森斯等人特別是由哈貝馬斯所發展的理論則代表市民社會研究的當代轉型，它將文化引入社會領域，強調市民社會的文化體系。晚期的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主要是文化危機,其表現為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工具理性對生活世界交往理性的侵蝕和吞噬及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抵御政治和經濟的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成為必要，故而將經濟領域從社會中剝離出去，僅突出市民社會的文化體系。剝離了經濟領域的市民社會更具現代性，更注重公民參與政治的自治權力，學界更傾向稱之為“公民社會”。

二、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嬗變及其對生態文明的影響

大多數學者認同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二分法也可以應用于分析我國的情況。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內容的綜合性問題，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嬗變必然影響生態文明的建設。

1.國家統領社會及其對生態文明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是千瘡百孔的社會經濟和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敵意和破壞，在這種嚴峻的現實下，當務之急是站穩腳跟、恢復經濟。在這樣的環境下逐步建立起了全能主義國家，即國家統領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以此來謀求最大限度地度過難關、調配資源，滿足人們起碼的溫飽需要。這種全能主義國家“實際上是黨通過自身的領導體系和組織體系對國家、對社會實行集中統一領導，從而把國家和社會全面整合進黨的領導體系和組織體系之中”[7]。在這種體制下，作為與國家構成一種平衡機制的社會，被強大有力和無所不包的行政力量吞噬了。據統計，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絕大部分資金集中在中央手中，中央財政收入占總收入的80%，中央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75%。[8]盡管有學者認為，中國當時的社會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基層政府和社會還是具有一定的利益空間和自主權，并且中國的“參與式動員”也不同于蘇聯的命令式動員。但總體來說，用執政黨控制下的“蜂窩狀結構”來形容當時的中國社會結構應該是較為貼切的。在國家與社會高度聚合的大前提下，國家行政權力一直下沉至鄉村，“政治萬能”成為支配社會生活各領域的主導原則，社會自主性被極大地忽視。在國家統領社會的模式下，強權的國家確有能力調動各方面的資源搞建設，以完成國家的目標任務，但往往會造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2.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及其對生態文明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取向的改革使政企分開、黨政分開成為必要，國家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農村模式等方面的作出了諸多的調整，使原有的國家與社會的高度聚合狀態開始出現松動。一方面，國家機構獲得了制度和法律上相對獨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國家體制外的社會領域的重要性也得到很大彰顯。此外，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還表現出一些互動的特征。如中國村民自治及其中生成的某些規則，主要是在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過程中實現的。這些都表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要轉型。通過國家的放權、體制的轉軌、社會的逐步覺醒，相對于傳統的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社會的經濟自主性正在逐步獲得并得以進一步加強。但總的來說，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仍然處于一種失衡狀態。這種失衡主要表現在：首先，社會經濟自主性未能完全發揮。市場取向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由國家主導推動的，社會自治的發展很多方面都帶有國家的痕跡，改革開放后的鄉村社會仍顯示出國家權力的下沉，甚至一些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都是半官方性質的。其次，國家在某種意義上說缺乏權威性。在我國加速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轉軌的過程中,一方面是中央高層政治權威的日益制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是基層民主欠缺，使國家的法理性權威基礎不足。再次,在以往的歷史進程中，我國的國家整合表現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整合特點，結果是城鄉的分化或對立。顯然，在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下，國家對社會的主導，導致法理上的“由民作主”成為“替民作主”，社會的自主性受到了壓抑，[9]不可能自發形成在環境保護中起重要作用的民間環保團體。而且，貧困是一種更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城鄉的分化和對立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

三、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要求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生產仍然是當前的第一要務。生產發展和消費的增長都會給生態環境帶來壓力，而我國人均資源貧乏，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十七大報告根據我國的國情和政治經濟發展狀況，首次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因此，我國的生態文明實際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一種文明形態。

文明形態的轉換要求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作相應的變革：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應是強國家與強社會良性互動的模式。這里的強國家，并不是國家權力的增強，而是國家能力的強大，即國家具有高度的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國家的合法性得到廣泛認同的狀態。這里的強社會，既是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社會，也是政治民主的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是強國家與強社會正和博弈的良性互動模式。在我國當前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狀況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加強國家能力和市民社會建設。

1.加強國家能力建設。邁可·曼(Michael Mamn)區分了兩個層面的國家權力，即專制權力和基礎性權力。前者是指國家精英可以在不必與市民社會集團進行例行化、制度化討價還價的前提下自行行動的能力；后者是指國家事實上滲透市民社會，在其統治區域內有效貫徹其政治決策的能力。套用邁可·曼對國家權力的區分，“強國家”是說國家擁有強大的基礎性權力，而非專制權力。[10]對“強國家”進行這樣的界定，不僅可以避免國家為其濫用權力侵害公民而尋找借口，而且有助于國家提高相應的基礎性能力（如汲取能力、調控能力和合法化能力），并免除“自由派”對強大國家能力的無端責難。斯蒂格利茨甚至指出：有關政府作用的爭論的核心不是政府在“所有領域中都已管得太多，而是在某些領域里管得太少”。[11]而對有長期封建專制傳統的中國而言,國家權力過大與國家能力下降并存。

我國屬于后發型現代化國家，又處于社會急劇轉型期，矛盾錯綜復雜，社會自治能力較低，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國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更主要的任務是加強民主—國家建設，構建一個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相對均衡的現代國家,提高國家的基礎性能力。今后政府應該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以及提高公共服務質量方面，而不是對社會的具體事務進行干預。要加強對國家權力運作的規范，建立健全法規和制度，提高國家工作人員的法治意識，使國家權力的運作走向法律化和制度化，努力做到“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要本著國家權力源于社會、國家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加強制度建設，如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加強新聞輿論監督等制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努力防范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而這些正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

2.加強市民社會建設。市民社會既是國家與社會分離的產物，又是建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基礎。要建立國家與社會正和博弈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應加強市民社會建設?！榜R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認為，社會公共權力原本產生于社會，但因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它逐步脫離于母體，成為社會的‘異己力量’，成為統治社會的強制工具。未來政治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消除這種疏離性和異己性，使社會公共權力回歸社會。未來政治形式的選擇和完善應當符合這一政治發展的基本走向?！盵12]馬克思要消滅的是不平等的市民社會，并沒有否定市民社會本身。過去我們對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的理解出現偏差，以為市民社會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與國家相抗衡的力量，因而實行了高度集權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形成了國家包攬和控制社會、權力遏制和侵吞權利的非均衡、不正常狀態，阻礙了社會的健康發展。

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發形成的社團是市民社會的外在表現形式，而社會資本則體現了市民社會的內在本質,也是市民社團產生的社會文化基礎。加強公民社會建設應注重公民教育和發展民間社會組織，培育社會資本。在生態運動中，生態團體及生態非政府組織以及綠黨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它們擴大了生態政治的社會影響，將生態環境議題帶入現代政治的殿堂。市民社會建設也需要加強國家能力建設，市民社會增長絕不能視為國家機構衰落的自然、必然后果,培育市民社會,效能國家必不可少。只有強有力的國家和健全的市民社會的正和博弈，才能實現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搭建生態文明所需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平臺。

在強國家—強社會正和博弈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下，社會可以暢通有效地表達民眾的利益需求，國家可以充分汲取社會的意見和建議，并利用其合法擁有的權力采取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從而使人—社會—自然達致平衡與協調。

[1]Jean L.Cohen and 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M].Massachusetts London.The MIT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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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A

1002-7408（2010）12-0050-03

2009年度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生態環境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2009q035）階段研究成果。

黃曉云（1975-），女，湖北安陸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

[責任編輯：閆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