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沖突的雙重作用

種海峰

（海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71158）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沖突的雙重作用

種海峰

（海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71158）

在全球化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全球文化的傳播與沖突問題不僅構成了時代主題的重要章節，而且日益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全球交往格局中的文化沖突既有其積極因素，亦有其消極方面，尤其在全球化交往的今天，對弱勢文化的國家和民族沖擊尤甚。對此，我們應該在客觀審視的基礎上，趨利避害，在中國現代性文化建構中有所作為。

全球交往；文化沖突；積極作用；消極作用

著名德國社會學家G·齊美爾在他的相關著作中，將沖突和對抗列為人類互動的基本形式之一。在他看來，“沖突是社會生活的精髓，是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推脚c世仇，沖突和秩序是相互關聯的。習慣的穩定和變革構成了社會生活永恒辨證的規律?！盵1]按照齊美爾的觀點，沖突并不見得都是壞事，它有時甚至是社會發展的必要動力。沖突除了破壞性之外，在一定條件下還具有防止社會系統僵化、增強社會組織的適應性和促進社會的整合等正向功能。

順著齊美爾的思路，可以說，文化沖突也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的功能或作用。本文僅以此為題，從這兩方面就全球交往格局條件下文化沖突的雙重作用進行一些分析。

一、全球文化沖突的積極作用

首先，文化沖突打破了文化原先封閉的保守狀態，給文化系統發展的自變量加入了新的因素，注入了文化發展的活力。一定意義上，人類文化的發展史實質就是一部文化的沖突史，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在文化沖突與矛盾中前行的。中國古代的哲學經典《周易》提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意在說明事情的發展總是在不斷的運動中實現的，運動總是帶來事物更高級的發展形式。同質的新舊文明之間沖突是如此，不同質的文化體之間的文化沖突也是如此。一般而言，文化沖突可以帶來三個結果，要么是舊的文化的消亡，要么是新的文化生成，要么是新舊文化互相吸收融合，促生出一種不同于以往、但包含新舊文化優點的一個新形式，這樣一個文化必將更富有活力。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言：“在通往這個方向的路途中，不同文明體的多元共存與競爭甚至沖突是維持人類文明行進的根本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的多元性對于人類文明的意義與生物的多樣性對生命世界的意義同等重要?！盵2]所以一定程度上說，整個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生生不息、推陳出新的沖突史。

文化如同生命形態一樣，是個活的有機體，它作為整體的系統進化離不開一定的外部條件。歷史已經證明，長期缺乏沖突和交流的文化系統正是由于它的穩定、僵化而失去了其應有的創造力，往往產生出一種不思進取的惰性而喪失機遇，從而逐漸趨向衰弱、滅亡；相反，文化之間的相互撞擊、相互溝通對文化來講常常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它因此激發出文化的內在活力，綻放出生命絢麗的火花。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沖突能夠使文化無形中增強應對外來壓力的反應能力與生存能力。每一次沖突與危機過后，社會不僅進入到一個相對平穩的發展階段，也會由此獲得比以前更加成熟的文化適應能力。由于文化的自在性與超越性、理想性與現實性、地域性與世界性的矛盾與差異，注定了文化沖突是人類不可回避的歷史宿命。質言之，如果缺乏必要的沖突，人類文化就會一成不變，死水一潭，失去前進的動力。沒有文化沖突，就沒有人類的文化發展。

其次，文化沖突能夠強化群體與社會之間的有機整合。文化沖突與融合是相生相伴的對立統一體，如前所述，沒有文化沖突就沒有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與發展空間，但每一種文化在具有其自身獨特性的同時，必然分享、體現著人類整體文化的共同性與普遍性。而文化只有展示出自身，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也只有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甚至沖突的比較對照中，才能更好認識其他文化。因此文化的沖突交融過程也是文化的一種存在方式，它具有自身獨特的存在價值。綜觀歷史，自從人類誕生以來，各種文化之間沖突一直不斷，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沒有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人類文明之間交融的可能性就顯得渺茫，因為畢竟沖突也是交往的一種方式，而互相隔絕是不會引起沖突的。正是文化沖突帶來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和認識，文化交融的過程也是先進的文化以其內在的文化價值征服、代替落后的文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種文化展現出其絢麗多彩的一面，并給人類文化的整合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機遇。

再次，全球文化沖突的結果會帶來“文化涵化”的效應?！拔幕笔菤v史和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現象，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相互采借、容納對方的文化特質，從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斷增加的過程與結果，它可以引起文化的變遷，必然推動社會進步和現代化變遷。參與沖突的文化由于相互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使文化雙方都會不同程度的變化、變形或變異，參與沖突的文化能原原本本保全自身的現象似乎還從未出現過。一般來說，參與沖突的文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原來的文化或多或少有所補充、修正或完善，弱勢文化是這樣，強勢文化亦然。

第四，文化沖突開闊了每種文化的視界，有助于各個文化體走出自我，使人們能夠放開眼光更深刻地領略并注意到其他文化的存在與獨特性，并進一步重新估價自己文化的價值與意義。全球文化沖突開闊了每種文化的視野，擴大了擁有的文化信息量。在文化碰撞、沖突情況下，人們常常有意無意進行文化間的相互比較、評判和選擇，這就為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乃至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第五，文化沖突分享、豐富了人類的文化生活和精神訴求。其實文化沖突本身就是文化多樣性的一次展示機會。世界上的每個文化既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也不可能一無是處，它總有其值得他種文化學習借鑒的因素在里面。世界上各種各樣文化圖景猶如一個五彩紛呈的萬花筒，既給人類提供了思考問題的多種視角，同時也為人類解決面臨的多種問題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方案。

二、全球文化沖突的消極作用

何事物都有其同時存在的兩個方面。以上我們談的是文化沖突的積極作用，但這只是文化沖突一個方面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的是文化沖突也有它的消極作用，尤其對以非西方國家為主體的弱勢文化的負面作用更大。首先，文化沖突畢竟是人類文化的一種不和諧現象。文化沖突作為一種社會沖突打亂、破壞了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耗損了人類的相關利益，加大了人類交往、溝通的成本，降低了人類實踐活動的效率，阻礙了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交往，使得人們之間產生不信任、隔閡，甚至處于敵對的狀態。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相對穩定的結構，但文化沖突使得原本正態運行的社會產生了結構性的紊亂，導致社會失調、社會危機的出現甚至引起社會的解體。其次，文化沖突往往以經濟沖突、政治沖突和價值觀念沖突等形式表現出來，激烈時常常演化成暴力沖突甚至戰爭，不僅對人類文明、生態環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造成國際關系空前緊張，世界和平與發展受到嚴重挑戰，而且也給廣大人民的精神、心理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在文化沖突中，弱勢文化總是居于文化交往的被動、不利的地位，其生存權利和生存空間不斷地被擠占、剝奪，阻礙了并延緩了它進一步的發展。目前，一些非西方弱勢國家的文化就正面臨這樣的危機，面對著西方強勢文化侵略，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不斷被分化瓦解，甚至面臨著消亡的危局，這些國家的政府和精英知識分子對此憂心忡忡，紛紛出謀劃策，以求解救之道。

那么，全球交往中的文化沖突究竟給弱勢文化的國家和民族帶來了什么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原有的文化樣態、生活方式逐漸發生改變。在全球交往過程中，西方文化對非西方世界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單向的、不對等的、一維的。西方國家不僅把資本的邏輯帶到其他國家，而且也把人與人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克隆到那里。如此，必然就對傳統的自然經濟與簡單的手工業經濟以及所屬的文化價值體系帶來巨大的沖擊，使其面臨著難以為繼的危險。目前全球化模式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以為占據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制高點，他們一廂情愿地認為只有西方的價值理念才是人類社會中最合理、最優秀的，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民族對此應該無保留無條件地認同接受。由于物質經濟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非西方世界整個社會生活的同一性也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逐漸被這一強大的力量格式化而發生一種結構性的變化，在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生活秩序等方面陷于被擠壓的危機，同時造成人們生活價值標準的混亂和精神上的困惑。

第二，文化自主性削弱。全球交往中發生的文化沖突，歸根結底是源于各自國家民族文化傳統及價值觀的差異。每個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都是一種文化主張，都是一種文化權力的象征。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文化沖突中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侵占就是對其擁有的文化權力的剝奪，使一些民族國家不同程度失去自主性，尤其是本國經濟政策的制定權和發展戰略與目標的實施已很難做到完全自主決策，與這種情況相伴隨的是政治自主權乃至領土完整性也成為了問題。當前，一些西方強勢國家往往以人權、民主為借口，打著維護人權的幌子，以弱勢國家的救世主自居，而對非西方國家的內政橫加干涉，更有甚者，有些西方國家提出了“人權高于主權”的口號，例如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的兩次海灣戰爭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三，人們產生越來越強烈的“現代性撕裂體驗”?！艾F代性撕裂體驗”的基本特征一是時間上的“急遽感”，二是空間上的“移位感”。許多文化學者認識到，文化認同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時空特征的。在時空中相遇而不相認同的文化之間，在一定條件下就可能會發生文化沖突。地點、方位性、地域以及地理方位這些概念構成了人類生活與生俱來的空間特性，但是空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深地牽扯著人類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實踐。眾所周知，發展中國家傳統的農業文明發展長期以來不僅依附于土地的生產活動，而且整個社會生活結構以血緣、宗法關系及其倫理為基本紐帶，客觀上要突出其地域性特征，它本身的發展具有平靜、緩慢和深沉的節奏。但是，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興起，商業、航海、工業品、炮艦、科技、印刷品的出現、發展，一下子把世界各種文化實體之間的空間距離縮小了，甚至于完全抹掉了。對大多數人來說，雖身在某地，卻能體驗全球現代性帶給他們的那種“移位感”，“整個的空間體驗改變了，它以從前的時代絕無僅有的形式把親近感和距離聯結在一起”[3]。羅蘭德·羅伯遜論述道：“世界壓縮成了一個‘單一的地方’”，“一切都說了，一切也都做了，但世界趨于單城性(unicity)的傾向是無情的”。人們能夠在思維中把自己從窄小的圈子中抽離出來，并與外部的世界環境聯系起來，以此為坐標思考自己的前途與命運。這時，人們總是覺得自己當地、當下的生活與遠處某個事件、某個中心相關聯，以這種思維方式觀察世界，處理事務，使得人們心理上總有一種不確定、流動的風險之體驗，但另一方面，無意識之中增強了人際關系的“同城感”。

第四，產生文化認同危機。文化認同是指生活在基本相同地域上的人們，對共同文化信念的信任與堅持。文化認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它的依據就是使用相同的語言文字，稟持共同的文化信仰，共享相同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以西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全球化的本質就是壓制甚至消滅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由于西方國家強勢的政治經濟地位，許多地方和民族文化形式在全球性面前顯得軟弱無力，逐漸失去了競爭力與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甚至處于完全被動接受的地位。而西方文化價值觀念憑借其優越的通訊手段和先進的傳播媒介，將這種影響廣泛傳播于民族國家的各個角落，在改變人們原有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改變了原有的民族傳統價值，使其國民的精神支柱傾斜，造成他們民族精神家園的迷失，隨之而來的就是文化多樣性的可能消失甚至消亡。因此，“現代化過程在兩個方面同時發揮其影響力：一方面，它破壞了人們習慣的生活方式，使人們為適應現實生活而不得不有所改變，盡管這種改變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另一方面，它使人們對后天獲得的自我身份認同產生懷疑。在變革的年代里，人們突然感到無所適從，因為現代化破壞了生命的世界性原始背景，人們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今天的世界已變得不再可信了；同樣，民族的文化價值和有效性也受到質疑。而這將導致一場非常嚴重的危機，并孕育著巨大的危險?！盵4]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就會不斷的發出“我是誰”、“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的疑問和困惑。

第五，文化安全問題凸顯。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全球化超越國家疆域把資本、技術和信息一體化，形成了一個單一的全球市場。資本的擴張挑戰和更新已有的生產、調控、管理和傳播技術，當下越來越發達的網絡傳播就是它們最為有效的信息傳播渠道和手段。網絡世界的開放性、虛擬性、便捷性可能既是其優點，也是其缺點。除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文化的擠壓外，其亦憑借其控制的信息網絡技術手段對后者的安全構成潛在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安全問題就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在這樣一個電子化、信息化的時代語境里，傳統的地理界限、地域差異已完全被大大超越，各國的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便捷。在全球交往時代，無論金融危機、電腦黑客、恐怖活動，還是艾滋病、環境問題，單靠每個國家已無法控制。這樣，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對經濟事務的控制力大大減弱。不發達國家的本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控制、侵犯與挑戰之下，面臨著較為嚴峻的挑戰。

第六，消費主義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彌漫。消費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即占有和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需要的滿足，而是追求被不斷制造、刺激起來的欲望的滿足，即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其符號象征意義。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物質技術產品、某些時尚性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方式，以流行的手段在廣大消費者群體中興起，它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求，產生了對享受性物品的占有情感，并有可能內化為其處世行事的價值標準，從而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強有力的支配作用。但是，消費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無止境需求和無限掠奪的基礎之上的，由于無節制的開發資源，已經引發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生態危機體現了人類“技術圈”對地球“生物圈”的沖擊與破壞。生態危機根源于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不可復制性、不可逆轉性與人類物質欲求的無限性、無止境性、貪婪性的矛盾，日益龐大的工業體系日夜生產出不斷積累的人工制品，打破、摧毀了地球資源生態系統的平衡性與可再生性的規律。只要有利潤存在的地方，就會有商品與市場，不只是物質方面商品化，就是文化精神方面也不例外，哪怕是莊嚴的宗教儀式都可能被利用成為取得物質利益的工具。對于人們，他們除了更加被動地接近消費主義之外，剩下的就是接受一個支離破碎的意義世界和嚴重破壞的生態環境。所以，盡管消費主義文化可能會受到相當多人的認可，尤其在廣大年輕人中間大有市場，但其本身是有嚴重問題的。

三、啟示與結論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全球化進程勢不可擋，無論是歡迎還是痛恨，全球化注定都是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參與全球交往化勢在必行。既然這樣，對于全球交往文化沖突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首要的是應該全面把握，承認其客觀性。研究全球交往中文化沖突的作用問題，其目的并非在于發現什么能夠一勞永逸的金科玉律，而是希望幫助我們客觀理性地審視和理解當今現實世界中的全球交往，以及深入思考各種文化跨文化傳播與沖突中出現的相關問題。對于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運動，廣大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走出民族自我封閉的圈子，邁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現代化，另一方面，還要避免屈從西方建立的“國際秩序”，防止迷失自我變成西方國家的依附品。為此，我們要順應歷史潮流，立足自己的實際，增強自覺性，在全球文化的交流、交往和對話中取長補短，不斷吸取文化發展的新鮮因素，變被動為主動，化消極為積極，化腐朽為神奇。在當代中國現代性文化的建構當中有所作為，最大限度地推動全球文化向著于我有利的方向發展，有效地促進不同文化間的對話、溝通，相互理解，和諧發展，在交往中創造出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文化，在世界文化大潮激蕩中重塑自我形象，傲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1]科塞.社會學思想名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204.

[2]塞繆爾·亨廷頓.美國國家利益受到忽視[N].參考消息,1997-10-16.

[3]Giddens,The l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Cambridge,1990:40.

[4]哈拉爾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對塞繆爾·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批判[M].酈紅,那濱,譯.新華出版社,2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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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2-7408（2010）12-0065-03

種海峰（1966-），男，陜西白水人，海南師范大學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方面的研究。

[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