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班史學思想之異

鐘淑鳳

（華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秉筆直書，力圖為讀者展現歷史發展變化的過程，并試圖從歷史的演變中探尋總結社會的規律，具有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傾向；而東漢時期出身于外戚貴族的班固則堅決反對《史記》的異端思想，堅持“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的正宗之學”［1］，譜寫包舉西漢一朝事端的首部斷代史——《漢書》。馬班史學思想之異，便是正統思想和異端思想的對立。

一、人民性和正統性

雖然同為漢朝史官，皆有弘揚漢朝威儀的任務，但是司馬遷著述《史記》的宗旨與班固的《漢書》卻截然不同，含有濃厚的人民性，與堅持正統的《漢書》是相對立的。由于存在史學思想觀念的對立，班氏父子對司馬遷《史記》的看法也是矛盾的；班彪一方面稱贊《史記》“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另一方面卻批判司馬遷“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值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2］

首先，司馬遷史學思想的人民性表現在他為項羽立本紀，為陳涉立世家，為游俠和刺客立傳，這些起義失敗或者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物群體，在正統史學家眼中是不配被編入此種地位的，但是司馬遷卻敢于改革傳統觀念，并高度評價這些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對于西楚霸王項羽，他稱道：“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保?］對于農民起義者陳涉，他稱道：“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4］對于游俠，他稱道：“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保?］在作者看來，在一定社會時勢下，項羽和陳涉的個人行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重要作用，并頌揚了游俠舍己助人之精神。而班固在《漢書》的編著中，則把項羽和陳涉降級編入列傳，將《史記》中的游俠轉換為封建統治的上層階級，以顯示其正統性。

其次，司馬遷重視底層人民群眾在歷史朝代更替和歷史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對比楚漢成敗原因和《貨殖列傳》中對勞動人民活動意義的肯定，都較為完整地體現出這一觀點。正如徐興海先生在《司馬遷歷史觀討論綜述》一文中所說的，《史記》是以人為歷史的主體。在《項羽本紀》當中，司馬遷寫到西楚霸王采取屠城坑殺民眾的殘暴政策，因而遭到失敗，說道：“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薄翱犹飿s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保?］漢高祖劉邦則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廣施仁義，贏得民心，最終轉弱為強，擊敗霸王，建立四百年的大漢王朝。由此可見，人民群眾在政權勝負中確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有這么一段話用以描述農工商虞的重要性，寫道：“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保?］他認為假如缺少了這些勞動階級的活動，則社會的運轉和國家的生活無法繼續進行，因此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過程當中是占據重要地位的。反觀《漢書·貨殖列傳》，里面所宣揚的思想則完全相反，著史者認為人的財富和社會地位都是由天命安排的，不可能僭越階級區別，奉勸人民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宣揚正統學說思想，完全忽視底層群眾的自主性和重要性。

最后，當論及馬班著史所用字句的通俗程度。相比較而言，司馬遷所著《史記》語言通俗易懂，少用難解字句，適宜廣大群眾閱讀；班固的《漢書》則喜歡以古文字來闡述記事，使文章深奧難懂，只可通覽于文人雅客當中。司馬遷兼顧廣大人民群眾，保證了《史記》的雅俗共賞，相對《漢書》更具人民性。

二、無神論與有神論

《漢書》從頭到尾均貫穿著五德始終說的封建迷信觀點，認為世間事物都是有神靈主宰的。班固繼承了劉向、劉歆父子的五行相生說，在描述漢朝成為統治政權時，就說道：“漢承堯運?！贝鬂h屬于火德，因而替代周朝，最終得天統，淡化底層群眾的決定性作用；還杜撰出當年漢高祖劉邦斬白蛇取符起義的傳說，夸大漢朝政權的天命論性質。與之相反，司馬遷認為漢朝之所以能夠成為天下政權，是因為漢高祖實施符合人心的政策，“承弊易變”，最終得天統。對此，宋倪思在《班馬異同評》評語云：“班氏述劉氏承堯，愈疏，以下取周書語、劉向頌、徒成曲說。以此得天統，與兒童無異?！保?］否定班固的有神唯心論，贊同司馬遷的唯物主義。

唐朝劉知幾曾經在《史通》中批評班固著史的迷信觀念，說道：“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蕪累尤深?！保?］《漢書》常以殲緯神學來解釋政權交替或災害事件，其中的《五行志》則濫用五行災異說等謬論，未能以歷史的角度看待問題。而《史記》記載史事，則多以唯物的觀點審視之，如關于上古五帝的傳說，司馬遷就有所懷疑其真實程度；對于“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之說，司馬遷認為“太過”，質疑其中的神異之說［10］。

兩者對比，則是唯物論和唯心論之不同，馬班思想有神與無神之異，其高低則顯而易見了。

三、秉筆直書與飾主抑臣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就表明其志向，希望可以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基礎上“成一家之言”，對于史事的記載自然也就采用秉筆直書的態度，因此 《史記》所載述之事多無虛言假字，而且深刻地反映出社會的現實，鞭撻腐朽殘暴的封建專制，奠定其良史之地位。反觀《漢書》，則多有正統避諱的虛假，還摻雜著殲緯神學的迷信色彩。所以西晉傅玄在評價班固史學水平高低時就說道：“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保?1］甚不認同其正統思想。

《史記》文筆之公正客觀并不為人物地位高低所阻礙，也不為時人或后人看法不同所阻礙。司馬遷敢于寫漢高祖年輕時的“好酒及色”，論及呂后狠毒，但同時亦肯定其政績，寫道：“天下宴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保?2］對同期的武帝一朝之苛政亦是如實記載的，寫道：“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秏而不贍?！薄白陨綎|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保?3］描述了民眾飽受西漢中期以來對外征伐之苦，暴露出封建專制的弊端。這些在《漢書》中是不可能看到的，因為班固著史之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對敏感的史事話題自然采取避而不談的方法策略。

四、變化發展與恒定不變

在司馬遷眼中，歷史是變化發展并向前行進的，《史記》一書亦力圖通過記載事物的矛盾以反映歷史是如何發展變化的；反觀班固其正統史學思想，則極力宣揚五行災異說，作為歷史恒定不變的定律，顯得僵化且不科學。

即使不能深刻意識到“物質決定意識”這一層面的唯物主義思想，此時司馬遷亦能察覺出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對西漢鼎盛時期，他寫道：“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保?4］因為經濟繁榮，生活富裕無憂，所以百姓都重視法律，道德行為高尚；相反，如果經濟狀況十分堪憂，則百姓之中易出現盜賊犯法之事，因為基本的生活訴求無法得到保障，人民只能放掉仁義。對于這種物質基礎決定精神層面的具體描述，表達形象，也表現出一種變化發展的歷史觀。而班固則相反，他認為歷史的規律是恒定不變的，慣用五行相生說詮釋社會現象，夸大統治者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光輝這一階層的形象，毫無意義積極的史學思想可言。

綜合而言，班固的《漢書》在《史記》紀傳體通史體例的基礎上發展成為紀傳體斷代史，文獻資料方面因為時代和作者身份的緣由而有所增補；就兩位作者的史學思想之異而言，確實是司馬遷略勝一籌，盡管生活在朝代較早的西漢時期，但是司馬遷著史之人民性和直言記事，還有他希望在歷史事件和朝代更替中探尋社會發展規律的宗旨要求，表現出了一種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相對班固儒學與陰陽學說相結合的史學正統思想而言，是更為進步發展的。馬班史學思想差異之關鍵在于前者是以理性的角度來實錄歷史，而后者則是以感性的角度來選擇性地記錄歷史。無論是文學體例還是史學思想，《史記》均可稱為我國史上難得的一部良史。無怪乎魯迅高度評價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1］班固.漢書·敘傳.中華書局，2007，（第一版）.

［2］范曄.后漢書·班彪傳.中華書局，2007，（第一版）.

［3］［6］司馬遷著.韓兆琦譯.史記·項羽本紀.中華書局，2008，（第一版）.

［4］司馬遷著.韓兆琦譯.史記·陳涉世家.中華書局，2008，（第一版）.

［5］司馬遷著.韓兆琦譯.史記·游俠列傳.中華書局，2008，（第一版）.

［7］司馬遷著.韓兆琦譯.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08，（第一版）.

［8］倪思.班馬異同評.

［9］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五行志錯誤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0］司馬遷著.韓兆琦譯.史記·刺客列傳.中華書局，2008，（第一版）.

［11］嚴可均.全晉文.傅子·補遺上.商務印書館，1999.

［12］司馬遷著.韓兆琦譯.史記·呂后本紀.中華書局，2008，（第一版）.

［13］［14］司馬遷著.韓兆琦譯.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2008，（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