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的政策探析*

鄧 峰 杜宇榮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的政策探析*

鄧 峰 杜宇榮

1953年初艾森豪威爾上臺后，在中日貿易問題上繼續沿用前屆美國政府的嚴格限制政策。朝鮮戰爭結束后，為了幫助日本迅速擺脫經濟困境以順利實施美國亞洲冷戰戰略，艾森豪威爾政府從1954年下半年開始對中日貿易采取一種模糊性態度，沒有堅決執行嚴格的貿易管制政策。然而，在1957年春季，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動，美國重新強化對華貿易禁運政策。這嚴重阻礙了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更使亟待振興經濟的日本付出較大代價。

冷戰;艾森豪威爾政府;中日貿易;貿易禁運

朝鮮戰爭爆發后，杜魯門政府推行僵硬的對華貿易禁運政策，嚴格管制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并且還要求其他西方國家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對華貿易關系的展開①關于杜魯門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后如何實施對華經濟戰，國內外的研究成果比較多，如陶文釗撰寫的文章:《禁運與反禁運:五十年代中美關系中的一場嚴重斗爭》第二部分“朝鮮戰爭爆發以后”(《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張曙光: 《經濟冷戰:美國對華禁運和中蘇聯盟，1949—1963年》第二章“實施對華禁運”(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and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在其之后的艾森豪威爾政府仍繼續堅持該政策。然而，為了扶植日本經濟、繼而使日本成為美國亞洲冷戰戰略中遏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橋頭堡，艾森豪威爾政府以一種十分復雜的心態來看待與對華貿易管制政策休戚相關的中日貿易問題。隨著日本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特別是國際局勢的變動，美國對中日貿易的限制呈現出一種由緊到松，再由松到緊的“馬鞍形”態勢:第一階段，1953年初至1954年下半年，在甚囂塵上的反共浪潮中奉行嚴格的禁運政策，只是偶爾作局部微調，且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嚴格限制對華貿易;第二階段，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春季，當日本經濟出現嚴重危機時，開始對中日貿易采取十分模糊的態度，對于如何嚴格執行美國對中日貿易的管制政策則舉棋不定，因而對中日貿易關系的進展表現得不太敏感;第三階段，1957年春季，根據國際局勢變動而導致的對華政策的變化，對中日貿易的政策又復歸到早期狀態。正是由于美國對中日貿易管制的這種“馬鞍形”態勢，才使得日本和中國間的雙邊貿易在第一、第三階段進展緩慢、甚至是止步不前，而在第二階段卻取得了較大進展。本文擬就上述三個階段表現出的特征為線索展開討論，重點考察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管制政策的演變軌跡以及美日中三國在此過程中的復雜博弈，以揭示美國冷戰戰略對中日貿易關系的影響。①關于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對中日貿易政策的研究，以往學術界要么從美國對華經濟遏制政策的角度簡單地提及一些，如崔丕的《美國的冷戰戰略與巴統、中國委員會》(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巴統緩和對蘇聯、東歐的貿易管制與‘中國差別’問題”，陶文釗的《禁運與反禁運:五十年代中美關系中的一場嚴重斗爭》第五部分“艾森豪威爾任內”;要么以日美有關中國問題的政治糾紛為核心附帶著論述，如，Warren Cohen，“China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in Akira Iriye ＆ Warren Cohen edited，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9;Sayuri Shimizu，“Perennial Anxiety:Japan—U．S．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1952—1958”，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Fall 1995。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美國對中日貿易的政策，揭示出美國對中日貿易的政策在不同階段的特征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對美國政策的影響。

一

艾森豪威爾于1953年初入主白宮后，沿用了杜魯門當政時期美國對華嚴格的貿易禁運政策②參見崔丕:《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東西方貿易管制政策》，《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2期。。根據1953年4月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NSC148號文件，遏制中國是艾森豪威爾新政府亞洲冷戰戰略的既定目標③Note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NSC148，April 6，195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以下簡稱FRUS)，1952—1954，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Vol．XII，Part 1，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pp．285—289．。相應地，中日貿易成為美國遠東政策限制的對象。這與杜魯門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后的政策有一致之處。只不過，新政府的考慮更周全、更復雜。事實上，就在美國政府準備出臺NSC148號文件時，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在討論如何制定美國對日本的新經濟政策。

1953年4月2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就了NSC125/5號文件，其中專門對中日貿易作了詳細規定。它的主旨思想就是避免日本依賴中國的市場和資源，排斥中日貿易在日本經濟復興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文件首先夸大中日貿易發展所存在的阻力，指出這種貿易關系要想恢復到以前狀況所存在的困難，“二戰前，日本對中國大陸 (包括滿洲)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量的大約18%，從那兒的進口占其進口總量的約25%。即使放松日本的戰略貿易管制，這么大的貿易量能否得以恢復的確是個問題，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戰前的貿易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它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另外還因為只有把戰略物資納入中日貿易，共產黨中國才會允許這種貿易關系的發展”。不過，文件還是很清醒地認識到中日貿易關系對日本經濟復興的作用，“假如解除對共產黨中國的一切貿易限制，那么在兩到三年內，日中雙方的貿易總額很可能會發展至4至6億美元……中國對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僅僅是作為天然資源的供應地，而且是日本工業制成品的銷售市場”。④Editorial Note，NSC125/5，FRUS，1952—1954，China and Japan，Vol．XIV，pt．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p．1414．正是由于看到這一點，華盛頓決策層非常擔心，“日本和共產黨中國貿易的發展將通過給共產黨中國提供戰爭資源，威脅美國戰略和政治目標的實現，并且還將通過在市場和天然資源供應地方面依賴共產黨中國，使日本在共產黨壓力面前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因此，為了防止日本因發展對華貿易而向社會主義陣營靠攏，文件主張，“日本必須無限期地從美元區進口大量的資源，如大米、小麥、棉花和石油”，同時保持日本對自由世界、而不是對共產黨中國的經濟依賴。⑤Editorial Note，NSC125/5，FRUS，1952—1954，Vol．XIV，pt．2，p．1414．

當然，NSC125/5號文件還提出，“為了使日本不再在天然資源和市場方面依賴中國大陸，同時也為了給日本的經濟成長提供一些機會”，日本應在美國的幫助下在以下幾方面付出努力:第一，開發南亞和東南亞經濟，從這些地區獲得必需的食品和天然資源，以取代從美元區的進口，同時日本也能在這些地方為它的工業制成品找到不斷擴大的市場;第二，逐漸進入美國及美元區其他國家的市場，包括由美國在關稅和《買美國貨法案》(Buy American Act)①《買美國貨法案》是美國國會于1933年通過的法案，規定美國的政府采購優先選擇國產品而不是進口品。上采取必要的和適當的行動，幫助日本實現此目標;第三，日本盡快加入關貿總協定，以全面撤除自由世界對日本產品設立的貿易障礙②Editorial Note，NSC125/5，FRUS，1952—1954，Vol．XIV，pt．2，pp．1414—1415．。

從NSC125/5號文件的相關內容，可以清晰地看出，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實施嚴格限制的政策。此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于1953年6月29日制定了NSC125/6號文件。它只是對NSC125/5號文件作了少量的修改。關于中日貿易問題，該文件重點強調了NSC125/5號文件中規定的內容，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為了防止日本依賴對華貿易而故意貶低中日貿易的重要性。文件認為，“從長遠看，日本的經濟活力對美國的安全至關重要。這種活力將非常難以實現。日本和共產黨中國之間不受限制的貿易根本就解決不了日本的經濟問題。盡管日本也許會從對華貿易中獲得許多利益，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那些收益將不會大到足以使日本不再需要來自美國的大量直接或間接的援助”。③Note to the Acting Executive Secretary(Gleaso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June 29，1953，FRUS，1952—1954，Vol．XIV，pt．2，p．1449．在中日貿易問題上NSC125/6號文件與NSC125/5號文件的一脈相承，表明美國嚴格限制中日貿易的目標沒有改變。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的嚴格管制政策，并不能阻遏日本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發展中日貿易的強烈愿望。這種情況在朝鮮戰爭結束后表現得尤為明顯，主要因為，第一，美軍“特需”訂貨支撐下的日本經濟隨著朝鮮戰事的平息亦開始衰退，日本產業界急需龐大的海外市場，而由于歷史、地理的緣故，中國是最理想的貿易伙伴;第二，朝鮮戰爭期間美軍“特需”的恩惠并沒有及于日本的中小企業，它們的經營業主一如既往地在尋求與中國發展貿易的機會④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6—157頁。。于是，日本國內出現了積極推動中日貿易發展的景象。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一簽訂，日本眾議院和參議院相繼于7月29日和30日通過了《促進中日貿易決議》，提出“政府應從速采取妥善的措施促進中日貿易，在當前，至少應將阻礙日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限制放寬到西歐水平，并放寬旨在相互通商的出國限制”⑤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第13—14頁。。隨后，由日本各黨派和工商業界代表組成的規模龐大的通商視察團于9月下旬開始訪問中國。

在日本通商視察團訪華期間，中國方面積極響應日方的友好行動，盡一切努力為雙邊貿易關系的發展創造良好條件。9月28日，周恩來在接見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時，專門談到了中日貿易關系。他指出，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所謂‘中國工業化了，中日貿易就沒有前途’的說法是完全不對的。只有中國工業化，才能徹底改變過去那種所謂‘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的經濟關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無相通的貿易關系。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中國國家和人民的生產和需要就會愈加擴大，它就愈加需要發展國際間的貿易關系。而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中日貿易的發展和經濟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廣闊前途的”。⑥《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28頁。周恩來對中日貿易重要性的強調實際上表明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并致力于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

中國領導人關于中日貿易的精辟見解無疑令日方人士感到振奮。日本通商視察團經與中方協商，準備同中方簽訂新的貿易協定。10月29日，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締結。同時雙方還簽訂了一個《備忘錄》，同意互設常駐對方的貿易代表機構。

對此，美國方面感到十分不滿。美國駐東京大使館認為，中國常駐日本貿易機構的設立使得中日關系超越了貿易范疇而具有外交上的含義，政治后果嚴重。為了安撫美國人，日本外務省向美使館官員承諾，它將不允許日本通商視察團在促進貿易的借口下將中國官員帶入日本;貿易條約只是個民間協定，無論如何不表明日本政府對中國貿易代表的官方立場。①Shimizu，“Perennial Anxiety:Japan—U．S．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1952—1958”，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Fall 1995，pp．229，231．此外，鑒于在貿易協定規定的貨物交換清單上甲類商品中仍然包含被禁運的戰略物資，美日兩國決定于10月30日在有關戰后經濟援助的聯合聲明中特意加上一句:“對中共貿易方面貨物單的放寬應通過外交機構進行”②〔日〕吉澤清次郎:《戰后日美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頁。。它們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就是日本民間勢力簽署的緩和對華禁運的協定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盡管日本官方在美國人的壓力下對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實施設置種種障礙，但是從日本本國的經濟利益出發，在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締結后，吉田政府還是明確表示歡迎。事實上，吉田茂為了恢復日本的經濟，對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充滿了很大期待。1954年，他曾在多個國際場合發表言論，主張利用對華貿易離間中蘇關系。比如，他在意大利說，中國人和蘇聯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區別，對西方來說離間二者關系是完全有可能的。他進一步解釋:“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人不會甘愿忍受外國人的控制。中國人都有一種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使得他們有強烈的排外情緒。從中國人的性格分析，我認為他們是蔑視蘇聯人的?！雹邸踩铡场锻鈩帐⊥饨毁Y料》第6卷，第399頁，轉引自廉德瑰:《美國與中日關系的演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第116頁?；谶@種想法，當有人問吉田“是否有關于中蘇離間的具體方法”時，他說:“無論從一般常識還是中國人的國民性看，誰都不能說中國人跟‘算盤’合不來。中共不會不考慮如何獲得在海外生活的一千萬華僑的支持，他們也不會忘掉通過貿易獲得實利的道理。然而，英美在對華政策上意見不一致。美國對中共實行遏制政策，而英國則承認了中共并與之進行貿易往來。我國則不能與共產主義國家進行任何政策合作。我認為我們應該用經濟利益吸引中共，促進他們開放”。④〔日〕 《外務省外交資料》第6卷，第401—402頁。轉引自廉德瑰:《美國與中日關系的演變》，第117頁。吉田之所以拋出中蘇離間論，其主要目的在于為發展對華貿易而營造有利的環境。對吉田茂來說，中蘇離間并不像他公開說的那樣是“目的”，正相反它只是“手段”而已，對華貿易才是“目的”⑤廉德瑰:《美國與中日關系的演變》，第123頁。。

雖然日本政府繼續追隨美國實施對華貿易管制政策，并嚴重影響了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執行，但是，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還是實施了一部分。到1954年年底協定期滿時，中日貿易實際成交額達到協定規定額的38．8%，其中中國輸出是50．4%，日本輸出是27．7%⑥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第160頁。。顯然，與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執行情況(5%)⑦林代昭:《戰后中日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8頁。相比，這次有較大進展。只是中日之間這種非常有限的貿易往來，對于朝鮮戰爭?；鸷笕毡驹愀獾慕洕鸂顩r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當美軍在日“特需”訂貨急劇減少時，日本經濟開始持續衰退，繼而引發經濟危機。這次危機使日本的出口迅速萎縮，國際收支狀況旋即惡化。到1953年底，日本的出口額只有1934年至1936年水平的1/3，還不到同年進口額的2/3⑧〔美〕勞倫斯·奧爾森:《日本在戰后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頁。。其貿易赤字高達12億美元。日本的外匯儲備在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短短的7個月間，便由21．4億美元下跌至6億美元①Tatsuro Uchino，translated by Mark A．Harbison，Japan’s Postwar Economy:An Insider’s View of Its History and Its Future，New York: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1983，p．77．。當時日本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NSC125/5和NSC125/6號文件規定的復興日本經濟的措施顯然不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很快能對日本經濟復興發揮作用的唯一方式是使日本重返傳統的中國市場。

艾森豪威爾在上任伊始便對中日貿易持同情的看法。在他看來，杜魯門時期遺留下來的出口管制觀已經過時了?？紤]到技術的進步和現代戰爭的性質，他相信戰略物資和非戰略物資之間的差別不再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美國對東西方貿易的管制也不再是冷戰戰略中合理的一環。他認為美國應當鼓勵、而非阻礙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從而既有利于促進盟國的經濟發展，又有可能把蘇聯的仆從國爭取過來。為此，他提醒其內閣高官們注意，貿易就是“掌握在現代外交官手中的最佳武器”。②Forland，Tor Egil．“Selling Firearms to the Indians:Eisenhower’s Export Control Policy，1953—1954”，Diplomatic History，Spring 1991，pp．227—230．基于這種獨特的東西方貿易觀，艾森豪威爾就中日貿易的前景得出結論:同中國的貿易對日本經濟的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短期內能滿足日本人民的需要，并穩定它的經濟。他指出，日本在二戰中的敗降已經使其徹底喪失了原先在中國東北和華北的市場及天然資源?？紤]到歷史的連續性，美國應允許日本和中國從事一定數額的貿易。③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9th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pril 8，1953，FRUS，1952—1954，Vol．XIV，pt．2，p．1407．

然而，美國總統的這種中日貿易觀遭到政府內部反華勢力的強烈反對。其中，國務卿杜勒斯表現得最突出。他在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恢復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的日本和中國東北之間的聯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美國應努力支持和鼓勵日本發展與菲律賓、馬來亞等東南亞諸國的貿易。他還回顧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控制中國大陸部分地區的歷史，主張美國從中吸取教訓，拓展日本和“其他亞洲自由國家”間的貿易關系，以便至少能作為中日貿易的“臨時替代者”。財政部長喬治·漢弗萊 (George Humphrey)擔心，如果日本在經濟上依賴共產黨中國，那么它也許就不會成為西方的一個忠實盟友。在他看來，對中國的這種依賴將為中共提供一個控制日本的可怕的俱樂部。④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9th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pril 8，1953，FRUS，1952—1954，Vol．XIV，pt．2，pp．1407—1408．這些內閣官員們其實就是擔心中日貿易的發展將會破壞美國對華發動總體經濟戰的最終效果。既然美國對華貿易禁運的終極目的是使中國經濟全面崩潰，從而在政治上瓦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統治，那么對中日貿易的嚴格限制便是其必然選擇之一。

鑒于反對中日貿易的勢力過于強大，再加之麥卡錫主義的猖獗和國會濃烈的反共情緒，艾森豪威爾的中日貿易觀很難轉化成具體的對外政策并付諸實施。直到日本出現十分嚴重的經濟問題時，緩和日本對華貿易管制的意見才引起美國決策層的高度重視。

二

從1954年下半年開始，美國政府不得不認真考慮日本的經濟問題。一年前出臺的NSC125/5號文件提出，“日本在戰后由于經濟狀況的惡化和生活標準的降低，已成為共產主義顛覆的肥沃土壤”⑤Editorial Note，NSC125/5，FRUS，1952—1954，Vol．XIV，pt．2，p．1415．。顯然，日本出現經濟和政治上的混亂，會嚴重影響美國亞洲冷戰戰略的實施。在這方面，艾森豪威爾政府和前屆政府的戰略思維是一致的，即日本國內的政治穩定和一個親西方、親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立的日本，對于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出于此種考慮，必須幫助日本盡快克服其在朝鮮戰爭結束后出現的經濟困難。

在美國對日經濟復興政策中，發展日本——東南亞關系、特別是推動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是既定方針①鄧峰:《美國對日經濟復興政策與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1948—1955年》博士論文 (2002年3月)，第31—39頁，東北師范大學圖書館。。但為了幫助日本迅速擺脫經濟困境，艾森豪威爾政府不得不詳細討論如何有限度地發展中日貿易關系，只不過，多次討論均無具體結果。因此，其對中日貿易的態度才表現出模糊性的特征:一方面為復興日本經濟而期待中日貿易關系取得進展;另一方面為遏制中國而擔心依賴中國資源和市場的日本很容易被中國所支配。尤其是對中日貿易期待的特征，在日本經濟惡化后開始表現得更強烈、更明顯。

1954年8月6日，在一次內閣會議上，艾森豪威爾認為除非采取各種不同的手段，否則任何單一的措施都不能解決日本的經濟問題。他提議美國應鼓勵日本與其共產黨鄰居開展一些貿易，并且這將在鐵幕后對共產主義造成不利的影響。當然，他說這些貿易都必須得到嚴密的監視。②Minutes of Cabinet Meeting，August 6，1954，FRUS，1952—1954，Vol．XIV，pt．2，p．1693．這次會議雖無果而終，但反映了美國決策層不得不對中日貿易有所重視。此后，鑒于日本嚴重的國際收支狀況，9月初開始的臺海危機對美國對華貿易管制政策的影響亦沒有使艾森豪威爾政府強化對中日貿易的管制。由于對日本的經濟困境懷有深深的焦慮感，美國最高決策層依然經常探討有關發展中日貿易可能性的諸問題。

在12月1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提出:如果完全切斷盟國與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貿易，那么美國怎樣才能幫助那些像日本一樣在經濟上依賴貿易的國家呢?美國能向它們提供足夠的資助來避免其經濟崩潰嗎?他指出，英國有5200萬人口，日本有8500萬，這些國家依靠貿易生存。美國已表明無法擴大與它們的貿易。政府每次要求國會降低關稅都從國會議員那里招惹出新的提高關稅的動議。艾森豪威爾表示擔心，如果不允許像日本那樣的國家與共產黨國家進行貿易，它們很可能不得不投靠蘇聯集團。這意味著共產黨國家發動戰爭的能力將會得到大大增強。③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6th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ember 1，1954，FRUS，1952—1954，Vol．XIV，pt．1，p．975．顯而易見，他借談論東西方貿易問題間接地涉及中日貿易，對嚴格管制日本對華貿易也許會帶來的政治后果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12月9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228次會議上，艾森豪威爾再一次提出中日貿易問題。他要求與會者討論，鼓勵日本向中國華北和東北出口大量的日用消費品將最終對中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他需要針對這一問題的情報分析。他還說:“考慮到美國當前的政治氣氛，美國自己必須維持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禁運?！苯又磫?，“這種情況也適用于日本嗎?”杜勒斯等人難以給出令其滿意的答案。他敦促杜勒斯盡快就這些問題進行研究，而不要考慮在鼓勵中日貿易的政策中存在的某些風險。對于自己的所為，艾森豪威爾不無得意地說:“如果我們能夠使美國人民意識到恢復日本和中國的傳統貿易對日本而言是絕對需要的事情，那么這對我們將是十分有利的。畢竟，貿易在外交官手中是最有用的武器?！雹躆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8th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ember 9，1954，FRUS，1952—1954，Vol．XIV，pt．2，p．1797．

在討論中日貿易問題的過程中，美國國務院是政府內部積極反對放松日本對華貿易禁運的最活躍的一股勢力。它主要從政治的角度出發否定中日貿易的重要性。在1955年年初，國務院提出，日本人“和共產黨中國的貿易達到戰前水平的任何希望都是一種幻想。對日本來說，把共產黨中國作為天然資源的來源地是很危險的，因為共產黨的貿易政策有著政治上的動機，其目的就是要分化自由世界”。它還認為，同共產黨中國的越來越多的貿易聯系，“可能會對美國和日本、南朝鮮、臺灣等盟友間的關系造成負面影響”，必將極大地阻礙日本通過賠償、經濟開發計劃及拓展貿易來強化同東南亞等地區間的政治和經濟聯系。⑤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Japan，January 10，1955，FRUS，1955—1957，Japan，Vol．XXIII，pt．1，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1，pp．5—6．當然，杜勒斯也曾強調，即使放松或取消當前的管制，日本人也不可能從中日貿易的增長中獲得更多的益處。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認日本人憎恨美國人，因為是美國的壓力導致了對中日貿易的那些管制。①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8th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ember 9，1954，FRUS，1952—1954，Vol．XIV，pt．2，p．1797．由此看來，艾森豪威爾內閣中最堅決反對中日貿易關系發展的國務卿亦開始考慮，如果美國繼續堅持僵硬的貿易管制政策，那么日美關系可能會受到影響。

進入1955年，中日貿易仍然是華盛頓決策層討論的熱點問題。4月7日，在第244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提出:“我們必須給日本更多的幫助，用以改善它的經濟狀況。日本消費品和共產黨中國貨物間一定數額的交易也許會有助于解決日本的問題”。他還指出，除非“日本和共產黨國家間的貿易是絕對有害的這種看法”完全站得住腳，否則美國不能“繼續忽視日本提出的和中共通商的明顯要求”。②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44th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pril 7，1955，FRUS，1955—1957，Vol．XXIII，pt．1，p．46．盡管在會后出臺的NSC5516/1號文件與NSC125/5、NSC125/6號文件一樣，對中日貿易的政策目標基本維持不變，即繼續保持日本對華出口的現行管制標準避免日本在必需的食品、天然資源以及出口市場方面依賴中國等共產黨地區③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NSC5516/1，April 9，1955，FRUS，1955—1957，Vol．XXIII，pt．1，p．61．。然而，艾森豪威爾內閣對中日貿易的模糊性態度依然沒有任何變化。在此方面，國務卿杜勒斯的表現最耐人尋味。

杜勒斯認為，蘇聯集團國家是通過發動經濟攻勢拉攏日本，使其遠離西方陣營，最終通過締結經貿協定而贏得日本。同時，由于擔心日本社會內部日益出現的和中國恢復友好關系的壓力，以及中立主義勢力的崛起，他贊同美國不能使日本人在中日貿易中長期地維持現存的貿易管制標準。④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69th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Camp David，Maryland，December 8，1955，FRUS，1955—1957，China，Vol．I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6，p．209．一方面，杜勒斯在1955年8月底同日本外相重光葵會談時表示，美國不打算放寬對華貿易管制的標準，因為考慮到“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比較貧窮，不會有太多的物資用于出口，尤其是共產黨人不愿意犧牲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商品和日本交換”，所以即使緩和對華管制，也不會給日本帶來經濟上的重大收益⑤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31，1955，FRUS，1955—1957，Vol．XXIII，pt．1，p．113．。這反映出杜勒斯為防止日本依賴對華貿易而故意貶低中日貿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在1956年3月下旬同日本首相鳩山會談時，承認中日貿易還是很重要的。他說已注意到日本和中國大陸間貿易關系的發展。這使日本獲得了它想要的貨物。他還認為，這種貿易對日本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同意經常檢視美國對華出口禁運商品清單，從而希望能夠幫助美國的朋友——日本。不過，他不準備讓中國獲得能使其實力取得更大增長的物資。⑥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Tokyo，March 19，1956，FRUS，1955—1957，Vol．XXIII，pt．1，p．168．這說明，杜勒斯對中日貿易也抱有某種期待，而且沒有讓美國駐日外交機構強行干涉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

此外，在1955年12月的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商務部長威克斯說:“假如放松貿易管制，日本將會對同中國的貿易興奮不已”。杜勒斯當即表示同意，并且補充道:“美國應主要關注日本對 (貿易管制)問題的反應?！雹進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71st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ember 22，1955，FRUS，1955—1957，China，Vol．III，p．227．這顯然表明國務卿看到了對華貿易對日本的重要性。甚至美國駐日大使約翰·艾利遜也非?？春弥腥召Q易的發展前景。據他預測，如果強加于日本的對華貿易管制水平下降至對蘇聯的管制程度，那么中日貿易額每年將增長大約8000萬美元。這個數字將超過除了巴基斯坦外日本在1952年和任何一個國家間的貿易數額。⑧Shimizu Sayur，i“Creating People of Plenty”，Cornell U-niversity，1991，Ph．D．dissertation，pp．66—67．與此同時，國防部長威爾遜也認為應當允許日本發展對華貿易。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282次會議上提出，既然中日貿易互補性的特點十分顯著，那么這兩個國家也許能就貿易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而且會使其貿易計劃實行得很好。因此，對于美國來說，“最好的事情也許就是許可日本人努力增加同共產黨中國的貿易量”。①Editorial Note，FRUS，1955—1957，Vol．XXIII，pt．1，p．175．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的模糊性態度，尤其是，這種態度中表現比較明顯的對中日貿易的期待，固然出自于其對日本國內經濟、政治局勢不穩的擔心，但同時與國內不少利益集團要求緩和對中日貿易管制的活動休戚相關。事實上，中日貿易問題涉及日美貿易問題，直接關系到美國國內不少利益集團的經濟收益。如果嚴格管制中日貿易，勢必使日本廉價工業品的出口方向主要對準美國市場。一旦大量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國市場，美國國內許多產業部門都要受到沖擊，經濟利益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失。這種情況在1955年已經發生過。當時價格低廉的日本棉制品全部集中出口到美國，出口記錄比1954年激增近3倍，使美國棉紡業界的損失慘重。②日本通產省編:《日本通商產業政策史》第6卷，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574頁。所以，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美國許多利益集團推動政府放松對中日貿易的管制，以便把日本產品引向龐大的中國市場。在這方面，美國南方的紡織業集團表現得最積極。他們的努力使得一大批參議員開始公開贊成日本發展對華貿易。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沃爾特·喬治 (Walter George)認為美國對其盟國和共產黨國家間的貿易限制得太多。他在1955年6月11日呼吁應大規模地擴大日本和中國間的貿易。③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8，1955，FRUS，1955—1957，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fense Policy，Vol．X，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9，p．238．

毋庸置疑，美國國會對中日貿易態度的變化助推了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的模糊態度?？陀^地說，這種態度的確為日本發展對華貿易創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使得美國對中日間頻繁的貿易接觸表現得不怎么敏感，要求日本嚴格管制對華貿易的壓力隨之變小。1955年3月29日，應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的邀請，新中國第一個貿易代表團訪日。經過一系列談判，中日雙方于5月4日在東京締結了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對于日方在協定最關鍵的甲類物資清單上開列的都是遭到禁運的商品，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認為協定規定的該項內容不可能得以充分的實施，所以他沒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異議。不過，讓他最煩惱的是協定所具有的政治含義。④Sayuri Shimizu，“Perennial Anxiety:Japan—U．S．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Fall 1995，p．235．因為協定第十條明確規定:雙方“相互在對方國家設置常駐商務代表機構;中國方面的常駐商務代表機構在東京設置，日本方面的常駐商務代表機構在北京設置;雙方的商務代表機構及代表機構的人員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權利。雙方并同意努力促其盡早實現”。⑤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件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08頁;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1955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1956年，第259頁。

美國國務院擔心，通過設置常駐商務代表，日本政府最終會在事實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鑒于現存東西方多邊貿易管制協議并沒有專門禁止外國商務代表的進駐，國務卿杜勒斯不得不作出結論:美國不能在法律上迫使東京放棄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第十條。他指示艾利遜，在“友好忠告的層次”上向日本政府傳遞華盛頓不贊成該條款的信息。直到1957年春季，在中日雙方打算討論締結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之際，美國方面也沒有積極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以取消該條款。⑥Sayuri Shimizu，“Perennial Anxiety:Japan—U．S．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Fall 1995，pp．237—238．

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中日雙方的不懈努力，使得第三次日中民間貿易協定的執行情況良好。在協定執行的第一年，完成了協定規定的輸出入總額的67．2%，中國輸出是92．45%，日本輸出是42．4%;該協定延長一年后，完成了77．67%，中國輸出是72．92%，日本輸出是82．43%①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第189頁。。在此期間，中日民間經濟交流出現戰后以來最順利的局面②參見李恩民:《中日民間經濟外交》，第3章第7節“經濟交流的高峰:技術交流與長期鋼鐵貿易協議”。。就此而言，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日貿易的模糊性態度，無疑是對美國自杜魯門時期就精心設計的對華經濟遏制包圍戰略的一種諷刺。

三

1956年末東歐爆發波匈事件后，美國調整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政策，對華政策亦從中美大使級會談以來的稍有松動轉變為重新趨于強硬。接著，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醞釀如何繼續維持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對中國的嚴格貿易管制政策。1957年3月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出臺了題為《美國經濟防衛政策》的NSC5704/1號文件。其設定的總體目標是“防止中蘇集團戰爭潛力的發展，并破壞該集團內部的團結”。為此，美國“應當支持自由世界目前在貿易管制領域中的共同協定”，“應當避免，且盡力使其他友好國家也避免過分依賴作為市場或原料供應地的中蘇集團;鼓勵自由世界的國家抵制中蘇集團的經濟滲透”。針對中國，該文件專門強調，“保持目前美國對共產黨中國單方面的進出口和金融管制水平”，“盡力維持對共產黨中國有效的多邊貿易管制體制，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管制比對蘇聯集團其他國家的要更嚴格”。此外，文件還詳細規定了對華禁運的物品數目。③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NSC 5704/1，March 8，1957，FRUS，1955—1957，Vol．X，pp．428—431．

NSC5704/1號文件表達的意思十分明確，即為了貫徹遏制戰略，嚴格保持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對中國的貿易禁運，防止他們利用貿易往來對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不良影響。當然，文件中“自由世界的國家”包括日本，并且它參加了美國主導的“多邊貿易管制體制”。所以，對中日貿易的政策自然按照文件規定的內容執行。實際上，文件還表明，美國此時已復歸到艾森豪威爾政府早期對中日貿易的態度，避免日本依賴中國的資源和市場，嚴格限制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在艾森豪威爾政府內部，對中日貿易的模糊性態度隨之消失殆盡。此后，東亞局勢的變化使美國進一步要求日本保持嚴格的對華貿易管制政策。

1957年春季，美國不斷表現出對華強硬的態勢。5月，美軍公然宣布在臺灣部署了可攜帶核彈頭的斗牛士導彈和電導導彈，增強了國民黨當局的防衛和進攻能力，致使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的氣焰一度十分囂張。此外，從4月初至6月底，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除在一系列公開場合散播反華言論外，還表示要把美國的軍事防御范圍由臺灣本島擴大到金門、馬祖等靠近中國大陸的沿海島嶼，強化對華遏制政策。尤其是在美國人的慫恿下，國民黨軍隊甚至出動飛機到福建沿海轟炸。蔣介石還在金門、馬祖一線不斷增加兵力。面對這種形勢，中國政府不得不適當調整對美政策，從爭取和平協商到加強對美斗爭，對美采取針鋒相對的做法，計劃大規模炮擊金門的重大舉措④《毛澤東傳 (1949—1976)》 (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80—582頁。。于是，臺灣海峽局勢再度緊張起來。

在海峽兩岸緊張對立的氣氛下，美國依據NSC5704/1號文件，繼續嚴格執行對華貿易管制政策，同時要求巴統各成員國維持“中國差別”體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特別要求日本在巴統中國委員會配合它繼續實施“中國差別”政策，并支持它反對其他成員國廢除“中國差別”的行動。⑤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20，1957，FRUS，1955—1957，Vol．X，p．449;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16，1957，FRUS，1955—1957，Vol．X，p．454．因為1955年底以英國、法國為首的巴統成員國呼吁取消“中國差別”，到1957年春季，該呼聲越來越高漲，英國率先行動，廢除“中國差別”，放寬對華貿易管制水平，繼而巴統其他成員國也效仿行事，①崔丕:《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東西方貿易管制政策》，《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2期。但日本一直十分謹慎地保持著與英國人的距離，首相岸信介不僅稱英國單方面的行動令人遺憾，而且向美國駐日大使麥克阿瑟二世保證，“日本在最近的將來不會采取像英國那樣的過激措施”②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6，1957，FRUS，1955—1957，Vol．X，pp．473—474．。其實，日本人表面上支持美國的行為并不代表其真實的想法。在岸信介領導下的日本新一屆政府對此事的考慮相當復雜。

一方面，岸信介把親美外交政策、服從美國冷戰戰略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③對岸信介親美外交政策的研究，參見宋成有等著:《戰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147—153頁。，把同中日貿易有關的經濟利益置于第二位，所以他不會為了發展中日貿易而惹美國人不高興;另一方面，英國等西歐國家通過拋棄“中國差別”，要把日本從中國大陸市場排擠出去，這一危險的前景使岸信介內閣在國內面臨相當大的政治壓力——包括來自社會黨人、保守黨人、商貿界、產業界和勞工界的各行各業 (all walks of life)的壓力④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16，1957，FRUS，1955—1957，Vol．X，p．454．。岸信介認為，日本公共輿論和商貿界對英國人的單獨行動表示“強烈同情和支持”，這讓日本政府很難無限期地維持“中國差別”，所以希望美國人同意日本也廢除“中國差別”，以便幫助他緩解在國內遭遇的政治壓力⑤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6，1957，FRUS，1955—1957，Vol．X，p．474．。此外，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國內防止團結一致的社會黨人的攻擊。為了阻止日本社會黨在對華貿易及其他有關中國問題上攻擊自民黨——這是日本所有親美政治家的軟肋，岸信介需要華盛頓贊同日本取消“中國差別”，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問題”。⑥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16，1957，FRUS，1955—1957，Vol．X，p．454．出于這些考慮，同時為了給1958年上半年的大選營造一個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環境，岸信介決定訪問美國，力爭美國人許可日本廢除“中國差別”。

1957年6月19日至21日，岸信介首相和藤山愛一郎外相等人抵達華盛頓，對美國開始正式訪問。在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中，岸信介專門提出中日貿易的問題。他指出，由于“日本和中國有著地理和歷史上的關系”，加之“日本的人口問題”，使得“日本人民渴望發展對華貿易”。這句話實際已經向美國總統表明，在對華貿易一事上，他在國內面臨來自“日本人民”的壓力。同時，他進一步明確提出，鑒于“英國已廢除中國差別”，并且“巴統中國委員會絕大多數成員國正追隨英國的領導，廢止該差別”，那么“日本也支持這種措施”。⑦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White House，June 19，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373．

岸信介的意見并沒有引起美國總統的共鳴。此時艾森豪威爾對中日貿易的看法已經與以前大相徑庭。在日本經濟處于極糟糕的境地時，他對緩慢發展的中日貿易持十分同情的態度，可是現在，隨著日本經濟狀況的逐漸好轉⑧1955年至1957年上半年，在大規模固定資本投資的推動下，日本出現了戰后第一次經濟高漲，在日本經濟史上被稱為“神武繁榮”。日本工礦業生產、出口和外匯儲備都有很大的增長，重工業、化學工業的發展逐漸走上正軌。1956年出口比1955年增長了23．6%，進口增長了26．8%，1957年出口比1956年增長了15．0%，進口則增長了24．6%。參見鄭勵志、陳建安主編:《戰后日本對外貿易》，航空工業出版社，1988年，第40頁;金明善、宋紹英、孫執中:《戰后日本經濟發展史》，航空工業出版社，1988年，第141頁。，他則強調東南亞在日本經濟復興中的作用，鼓勵日本同該地區國家進行貿易往來，而不贊成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艾森豪威爾先對岸信介指出中日貿易對日本益處不大:“盡管我們完全理解日本需要和紅色中國通商，但紅色中國僅有有限的外匯和支付出口的能力，取消中國差別將只會導致在對華貿易中出現交易物資種類的變化，而不會有數量的變動。共產黨中國將會用其有限的資金去購買更多的軍事物資，日本的總體收益不會增加?！彼麖娬{:“我們的資金不是無限的，所以必須支持對東南亞經濟援助的任何一個計劃，因為它們都是既現實又切實可行的?！毖酝庵?，日本只有同東南亞國家發展經貿往來，才可能獲得美國的資金。不過，美國總統也不想讓日本首相太失望。他說:“我們理解日本必須 (在對華貿易中)保持對英格蘭的競爭地位，認識到日本現在需要這么做?！彼硎倦S后將詳細討論這些問題。①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White House，June 19，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375．

接下來，岸信介和杜勒斯國務卿就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冗長的會談。岸信介再次提出中日貿易問題。他說:“對華貿易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日本期待這種貿易能有合理的增長?！比欢?，為了讓美國人放心，他保證，在日中之間的貿易往來中，“日本政府不打算承認共產黨中國或與共產黨中國發展正式的外交關系”。同時，日本首相也向美國人施加壓力。他提出:“中日之間有著某種‘歷史和地理的聯系’，日本絕對有必要拓展和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及經濟關系?！彼€明確要求取消“中國差別”貿易管制，并且對美國國務卿說:“事情已經發展到廢除該差別的地步了”。②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0，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399．

對于岸信介軟中帶硬的話語，杜勒斯首先說:“美國一直認識到日本應該與共產黨中國開展適當的貿易，無論是使中國作為日本天然資源的來源地，還是成為日本商品的銷售市場”。不過，這位國務卿話鋒一轉，指出美國對中日貿易的憂慮之處，“美國主要關心的是這種貿易也許會迅速增強共產黨中國的戰爭潛力。目前中國的軍事工業仍處于嬰兒階段，并且中國幾乎完全依賴蘇聯提供軍事和戰備用品。一旦中國獲得了獨立的戰爭資源供給地，那么這一地區的戰爭風險就會大大增加?！雹跰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0，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400．其次，杜勒斯強調了美國反對中日貿易的理由。他說:美國認為日中之間的貿易總量將不會增加，因為共產黨中國能夠獲得的外匯金額不大，顯然中共當局將利用他們得到的有限外匯額，盡可能地購買像機床和電子設備那樣的具有高度戰略重要性的商品。美國堅信，對中國大量出口這些商品必將極大地增強其戰爭潛力。再次，杜勒斯對日本首相提出的廢除“中國差別”的要求顯得無可奈何。他在談到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取消“中國差別”的行動時說，美國意識到，對于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接受已不被其他貿易國所接受的出口限制，的確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如果日本一定要和共產黨中國發展貿易關系，那么它不能出口戰略物資。④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0，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401．這就已經表明美國同意日本放棄“中國差別”。事實上，在此方面，美國人提前做好了心理準備。在岸信介抵達華盛頓的前一天，杜勒斯在白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提出，關于中日貿易問題，美國沒辦法阻攔日本人步英國人的后塵，因為日本人會說由于需要在對華貿易中保持競爭地位，因而必須追隨英國人⑤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White House，June 18，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360．。

在訪美歸國后不到一個月，7月16日，岸信介便宣布日本廢除“中國差別”，把對華出口管制標準下降到和對蘇聯東歐國家同一標準。在巴統成員國紛紛廢除“中國差別”的既成事實下，美國只得對日本的行為保持一種無可奈何的默認態度。即便如此，美國政府對中日貿易采取非常敵視的政策。用國務卿杜勒斯的話來說，美國像對待惡魔那樣來反對中日貿易。⑥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Secretary Dulles’Office，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1，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408．此后，美國政府開始采取行動，力圖使這些國家在貿易領域的政策無效。其中，美國打算利用對日本的投資作為籌碼，逼迫日本政府重新嚴格管制對華貿易。只是美國駐日大使館極力反對，認為這有損美國人在日本的形象，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敵對反應。美國不得不放棄該計劃。①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erce(Kearns)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Randall)，July 7，1958，FRUS，1958—1960，Foreign Economic Policy，Vol．IV，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2，pp．723—724．

然而，艾森豪威爾政府并不善罷甘休，想盡一切努力，重新使巴統各成員國恢復其聯合對華實施的嚴格貿易管制政策。這一政策在9月1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出臺的NSC5704/3號文件上表現得最顯著。該文件和前述NSC5704/1號文件之間的唯一差別就是，承認在對華貿易多邊管制已消失的情況下，制定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為了在自由世界和共產黨中國的貿易中盡力維持某種程度的差別，美國應當同其他國家舉行雙邊談判”，使單個國家而非多邊組織更充分地認識到“共產黨中國繼續威脅自由世界”的事實，然后，“美國在比多邊管制更嚴格的水平上，鼓勵自由世界的單個國家保持對共產黨中國的單方面貿易管制”②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3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eptember 12，1957，FRUS，1955—1957，Vol．X，p．491;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NSC5704/3，September 16，1957，FRUS，1955—1957，Vol．X，p．496．。這就是說，艾森豪威爾政府確定，根據已發生變化的對華禁運形勢，利用雙邊談判，在交涉中對每一國單獨施加壓力，以使其強化對華貿易管制水平，在事實上恢復“中國差別”。NSC5704/3號文件中設定的這種新政策被間接地應用于中日貿易關系上。

9月23日，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訪美。在同杜勒斯會談時，藤山先談到日本的許多小商社強烈渴望加強同中國的貿易往來，并提出，“日本政府現在正在考慮授予中共貿易代表進駐日本的許可權。政府的目的是防止左派人士和共產黨人作為中間人卷入貿易當中，同時防止他們以對日本不利的方式來操縱貿易?！彼€說，日本政府正設想由日本商人和中國國際進出口公司駐日代表進行直接交易，以取代不得不通過地方左派中間人進行交易的方式。藤山解釋說:“日本人相信這種方式將把貿易納入純粹通商的渠道，排除政治上的因素介入。他們感覺，這是把日本發展和共產黨中國貿易關系的強烈要求引入恰當渠道的最切實可行的辦法，但不會導致 (對中國的)政治承認?！雹跰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Secretary Dulles’Office，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23，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496．藤山的意見令杜勒斯很惱火。他警告說:“如果日本人打算在中國大陸開設正常的貿易辦事機構，那么他們將面臨嚴重的政治后果。(日本的)小商人將不會獲利，因為共產黨人不會和小商社做買賣。他們喜歡像電子設備之類的商品。政治穩定將比商業利益更重要?！彼J識到日本人會在其計劃中兩害相權取其輕，因而仍然勸說日本發展同東南亞的貿易關系。他強調，日本和東南亞國家間貿易的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且實際上美國支持并鼓勵日本人提出的在經濟上開發東南亞的想法。④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Secretary Dulles’Office，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23，1957，FRUS，1955—1957，Vol．XXIII，pt．1，p．499．顯而易見，艾森豪威爾政府強烈反對日本發展對華貿易，而且還夸大那樣做的負面后果。其用意無非是向日本人施加壓力，阻撓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進而達到強化對華貿易禁運的實際效果。

鑒于岸信介政府大力推行親美政策，美國人的態度對9月下旬開始進行的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談判造成了非常消極的影響。在親美政策的指引下，日本政府不斷地給貿易談判設置障礙。它先是企圖強迫中國商務代表入境時留下指紋，繼而又用限制商務代表機構人數的辦法進行刁難，最后拒不承認中國駐日商務機構有懸掛國旗的權利。但是，中方談判代表依據合理的事實和道理堅持斗爭。經過長達數月的艱苦談判，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終于在北京正式簽訂。

該協定除對雙方交易總額、商品分類、商品檢驗、運輸和仲裁等事項予以規定之外，還在協定備忘錄中規定:雙方采取適當措施保證對方商務代表機構及其所屬人員的安全、雙方商務代表機構所屬人員及家屬免按指紋、商務代表機構有權在其建筑物懸掛本國國旗等具體事項①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件集》，第344—347頁。。這些規定本來是雙方開展正常的貿易往來所必需的當然權利。然而，美國和臺灣當局均認為其中包含著濃烈的政治意味，表明日本事實上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民黨政權的強烈抗議下，美國以調解日臺爭端為由，頻頻向日本施加壓力。3月下旬，在杜勒斯的指示下，美駐日大使麥克阿瑟二世警告日本外相藤山:日本政府應該停止躲避由中日貿易只是民間協商的事情所引發的問題了;中共政權的行為毫無疑問是官方的和政治上的。與此同時，杜勒斯提出:日本人必須從戰前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帝國夢中醒過來;同“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經濟伙伴關系才是最重要的;使 (日臺間的)經濟聯盟繼續發展下去是“自由世界”的最佳利益所在。②Sayuri Shimizu，“Perennial Anxiety:Japan—U．S．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Fall 1995，p．246．

3月28日，美聯社透露美國政府已向臺北和東京表明美國對中國商務代表機構有權懸掛國旗表示憂慮。4月1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同日本駐美大使潮海浩一郎就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問題舉行秘密會談，意在使日本屈從美國的壓力。果然，美國國務院的反華立場很快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安撫美國和臺灣當局，日本政府迅速對美國和臺灣的抗議作出反應。外相藤山訓令重開日臺貿易談判，并申明，貿易協定屬私人性質，與日本承認中國無關，中國代表在日本沒有外交官身份，受日本的法律管轄。岸信介在給蔣介石的親筆信中表示:“日本沒有承認北京政府的意思，按照日本的國內法，不能阻止懸掛中國國旗，但并不承認懸掛國旗是一種權利?！雹坜D引自〔日〕正村公宏:《戰后日本經濟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7頁。4月9日，日本政府明確表態:“現在無意承認共產黨中國”，“無意承認”民間商務代表機構“具有官方的特權地位”;“因為目前沒有承認共產黨中國，所以不能承認民間商務代表機構所謂有權懸掛共產黨中國國旗?！雹芴锘钢骶?《戰后中日關系文件集》，第360—361頁。對于日本官方的蠻橫態度，中國方面很快宣布，在日本政府為中日貿易設置的障礙沒有掃除以前，協定無法實施。⑤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件集》，第360頁。至此，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暫時中止。

5月2日，在日本長崎又發生了兩名右翼暴徒扯下中國展覽會會場上的國旗事件。岸信介政權不僅消極對待之，而且包庇并釋放肇事暴徒。為維護國家尊嚴，中國政府采取斷然措施，停止一切對日貿易活動和其他交流。中日貿易關系全面中斷。

本來中日貿易關系可以借1957年7月日本宣布廢除“中國差別”之機而取得相當大的進展。此外，雖然岸信介本人并不認為中日貿易關系對日本的經濟復興具關鍵性的作用⑥岸信介:《官場政界六十年——岸信介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35頁。，但在國內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呼吁下，加之日本經濟復興的迫切需要，日本政府打算推動這種關系的發展。只是岸信介內閣頑固推行追隨美國的反華政策，艾森豪威爾政府又對其大力支持，導致它在政治問題上嚴重冒犯中國。政治因素反過來必然對經濟關系造成影響，從而極大地阻礙了中日貿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相應地，亟待振興經濟的日本亦不得不為此而付出較大代價。事實表明，日本政府只有放棄嚴重親美的外交政策，走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積極發展和中國的貿易關系，日本一片凋零的經濟才有不斷復興和長足發展的強勁之源。

(本文作者 鄧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杜宇榮，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項目助理 上海 200240)

(責任編輯 高遠戎)

Analysis of the Eisenhower Government’s Policy to Sino-Japanese Trade

Deng Feng＆Du Yurong

After Eisenhower took office in the early of 1953，Sino-Japanese trade issue was continued to follow the former U．S．government’s strictly constricted policy．After the Korean War，in order to help Japan to quickly get rid of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o smoothly implement the U．S．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the Eisenhower Government began to take a vague attitude to Sino-Japanese trade and didn’t strongly enforce strict trade control polic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54．However，in the spring of 1957，with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the U．S．re-strengthened the trade embargo policy to China．This seriously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trade relations and made Japanese economy which needed urgent revitalization pay a large price．

D83/87．9;D829

A

1003－3815(2012)－08－0028－13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0JJD770007)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 (10YJC77001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