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隔閡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關系

翟 強

從隔閡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關系

翟 強

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國建立外交關系。中法建交對冷戰格局有重要影響，它代表了中法兩國聯手挑戰美蘇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為什么法國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中法建交拖到1964年才實現?導致1964年中法建交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利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新近解密的文件，梳理1949年至1964年間中法關系演變的脈絡，考察中國領導人對法國態度的變化，分析他們最終決定與法國建交的戰略動機和考慮。

中法建交;中法關系;冷戰格局

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國實現關系正?；?，這對國際局勢和中國外交都有重要意義。就國際局勢而言，它代表了中法兩國聯手挑戰美蘇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是全球冷戰格局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從中國外交史角度看，它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中的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在處理同法國建交的問題時，中國領導人破了一個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意在一個國家沒有事先和臺灣斷交的情況下，與其建立外交關系。法國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為什么中法兩國拖到1964年才建交?導致1964年中法建交的因素是什么?中蘇關系破裂對中法關系改善產生什么影響?越南危機和中法建交談判的時機之間有什么關聯?本文利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新近解密的文件，梳理1949年至1964年中法關系演變的脈絡①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是討論中法政治和外交關系，對中法經貿和文化交流沒有涉獵。，考察中國領導人對法國態度的變化，分析他們最終決定與法國建交的戰略動機和考慮。

一、1949年至1958年的中法關系

早在1949年初，法國政府就考慮:一旦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法國準備承認中國的新政府。就像英國承認新中國的一個主要動機是為了維護其在香港的殖民地位一樣，法國打算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法國希望通過和中國共產黨建立關系阻止中國支持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爭。為了抵消胡志明的政治影響和贏得更多的國際 (特別是美國)支持，法國于1949年3月在法屬印度支那實行改革，在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成立所謂“獨立國家”，向他們移交大部分內政權和部分外交權，允許他們在法蘭西聯邦內自主獨立。在越南，法國挑選前安南皇帝保大為新政權的領導人。①William J．Duiker，Sacred War: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New York:McGraw-Hill，1995，pp．67 －68．

隨后，法國向很多國家發函，要求他們承認越南的保大政府，卻沒有向國民黨政府發出要求承認保大政權的函電，因為法國官員已經對在中國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政權不抱希望，準備承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法國政府開始醞釀是否承認新中國。12月21日，法國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討論由法國共產黨提出的立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提案，委員會最后以22票對14票否決了法共的提案，而通過了一個“適時采取步驟，準備可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議②《中法關系簡況》 (1955年10月2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148－35。。法國政府采取觀望的態度，看新中國是否支持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1950年2月7日，法國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就國民黨政府代表地位問題投棄權票。法國對國民黨政府冷淡和疏遠的做法引起撤離到臺灣的蔣介石的極度失望和強烈不滿。蔣介石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在1950年2月25日致“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的電文中指出:“據各方可靠報道，法政府本擬于保大政府獲得英美等重要國家承認后，即承認中共政權，嗣以中共與蘇聯相繼承認胡志明政權，故不得不暫于擱置，而對我政府方面若干重要交涉，則多方予以拖延，種種跡象皆證明法政府定未放棄與中共妥協之企圖?！雹邸度~公超致黃少谷》(1950年2月7日)，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002－080106－076－009。

臺灣對法國政府“不放棄與中共妥協企圖”的判斷是正確的。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大西南地區的占領，法國官員密切關注中共會不會派兵越過中越邊界支持越南共產黨武裝。1950年3月13日，法國駐美大使亨利·波奈 (Henri Bonnet)奉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之命向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 (Dean Acheson)轉告法國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上的立場。波奈說:舒曼正在考慮和中共政權談判建交的可能，他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維護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因為一旦中共決定派兵進入越南，如果法國同北京有外交關系的話，就可以通過外交渠道與中共談判。艾奇遜問波奈:中法建交是否意味著中共將承認保大政權，如果是那樣的話，法國是不是將面對中共既承認保大政權又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這樣一種不正常的局面?波奈回答:他認為中共如果承認保大政府，就意味著中共將斷絕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關系。④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Ambassador Bonnet，March 13，1950，Acheson Papers，Box 65，Truman Library．

法國希望以“承認”為籌碼，在越南問題上同中共討價還價的計劃未能實現，因為中共在援助越南革命的問題上，態度堅定，毫不猶豫。中共在建立全國政權前后，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路線，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結盟，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在亞洲，中共將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作為自己責無旁貸的國際主義義務。周恩來在1950年4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今天勝利了，要有不怕擔當大任的精神，要擔當起幫助解放全世界的重任，而且要有此氣魄。今后我們要幫助東方被壓迫民族兄弟的解放，如朝鮮、印尼、越南等國家，如果這些民族都起來了，得到了解放，那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就更大，帝國主義更加容易崩潰么?”⑤《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49頁。對于東南亞，中國不但迅速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而且派出政治和軍事顧問，協助胡志明的抗法斗爭。在中共眼里，與越南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友誼要比與資本主義法國建立外交關系更重要。①關于1950年代初中國援越抗法的詳細論述，參見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chapter 1;《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斗爭史實》，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實錄:當事人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

對法國而言，由于中國在印度支那戰爭中堅定地站在胡志明一邊，中法建交的構想也就無疾而終，法國與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系。朝鮮戰爭爆發以后，法國追隨美國譴責中國“侵略”朝鮮。②《中法關系簡況》(1955年10月2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148－35;張錫昌: 《親歷中法建交》，黃舍驕主編:《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1—46頁。

1954年5月，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國際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召開，在會議上，中法代表團就結束印度支那戰爭和發展中法關系問題有過接觸。5月18日，法國代表團軍事顧問紀業馬上校(Colonel Jacques Guillermaz)宴請中國代表王炳南，表示法國希望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起調停作用。在談及中法建交問題時，紀業馬說:當中國新政府成立后，法國原計劃承認中國，后因中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而未能實現。這次在日內瓦會議上，如果印度支那和平得以恢復，即證明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法國將再無理由不考慮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及貿易關系。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第259—260頁。紀業馬是個中國通，曾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多年。外交部文件稱他為吉勒馬茲。

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簽訂標志著法國在印度支那殖民統治的終結。此后，法國國內要求同中國建交的呼聲又起，面對國內輿論的壓力，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es-France)和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兩屆內閣都公開表示愿意同中國改善關系，聲稱“希望兩國關系在將來能有所增進”，“不承認中國及把中國排斥在聯合國之外是不現實的”。法國駐瑞士、英國、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外交代表先后主動同中國駐這些國家的使館人員接觸，表示愿意改進兩國關系。在對中國的事務性的聯系方面，兩屆內閣也較前稍有改進，比如先后批準中國技術參觀團、里昂展覽團以及藝術團訪問法國，但是這兩屆內閣仍屈從美國意志，不敢單獨承認中國。富爾內閣的外交部長安東·比內 (Antoine Pinay)曾說，同中國建交“必須由西方國家共同決定”和“考慮美國的態度”。中國政府注意到法國這兩屆內閣在改善中法關系方面的舉動，同時也看到法國繼續同臺灣保持外交關系。中國外交部的文件指出:“法國統治集團，在法國人民廣泛要求與我建立正常關系和發展貿易的壓力下，不得不和我在經濟和文化上建立一些聯系;但由于美國的壓力，仍不敢同我正式建交，而是企圖追隨英國，逐步推行‘兩個中國’的計謀?！雹堋吨蟹P系簡況》 (1955年10月2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148－35。

1956年2月，法國社會黨領袖居爾·摩勒(Guy Mollet)擔任總理。摩勒內閣在促進中法關系方面比前幾屆內閣更積極。1956年3月，外交部長克里斯蒂安·比諾 (Christian Pineau)在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會議時，將法國準備向中國派遣文化貿易代表團一事通知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4月12日，比諾說:法國渴望發展同中國的貿易。與此同時，法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法國政府正在研究改變對中國禁運的可能性。比諾訪問美國時，曾提出將對中國的禁運放寬到對蘇聯禁運的水平。⑤《1956年以來的中法關系情況》(1957年5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406－04。此外，法方就兩國互派非正式代表和建交問題，分別向中國駐英國代辦處和駐瑞士使館進行探詢。1957年2月，摩勒表示他贊成承認中國和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兩個月以后，法國前總理富爾首次訪華，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談，明確表示反對“兩個中國”的做法。他在回到法國后著書，主張法國對中國采取新的政策并與中國建交。⑥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362頁;李清泉:《中法建交談判回顧》，《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202—203頁。

盡管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法國方面不斷有人呼吁承認中國，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橫亙著兩個主要障礙:一個是阿爾及利亞戰爭，另一個是臺灣問題。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中國堅定不移地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反對法國的殖民主義政策。在臺灣問題上，中國堅決抵制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做法。

二、中國領導人對戴高樂的看法

1958年5月，法國成立第五共和國，戴高樂重新執政。他在軍事和防務政策上強調法國的獨立性，主張發展法國的獨立核力量，不愿在外交政策方面對美國言聽計從，亦步亦趨。他重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動對華關系。法國官員多次暗示準備承認中國。①柴成文、黃政基、張常僅:《三大突破:新中國走向世界的報告》，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第207頁。

毛澤東十分關注戴高樂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動向。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同參加會議的耿飚、黃鎮、王幼平等駐外大使談話。在談話中，他問幾位大使有沒有讀過戴高樂的回憶錄，大家搖頭表示沒有。毛澤東接著說:“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樂承認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大魚吃小魚’。這個話很有辯證法，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也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實質。我們看看當前的國際現狀，美國和英、法等國的關系不就是這樣嗎?但是，戴高樂有獨立性，在一些國際問題上，他不同意美國的一些觀點和做法，不愿意讓美國牽著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讓法國聽從美國的控制和擺布。所以，美國可以指揮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卻指揮不動法國。它們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我們看到了這一點，就可以正確地觀察和分析國際形勢?！雹诳紫楝L:《耿飚傳》下卷，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第47頁。

在戴高樂上臺之初，中國政府的分析和官方媒體的反應都比較消極?！度嗣袢請蟆房窃u論，批評戴高樂執政使法國的“議會政治從此讓位于軍事獨裁”，認為戴高樂將把法國“引向法西斯化”，戴高樂政權絕不可能解決法國在國內外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危機，它的壽命不會太長久③《人民日報》1958年12月3日;張家展:《第五共和國時期的戴高樂和中國》，《法國研究》1991年第2期。。中國領導人認為，戴高樂領導法國有弊有利。從消極的方面說，他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將更多地限制法國共產黨;從積極的方面看，他會同美國頂著干。1958年7月，外交部長陳毅對訪華的法國記者代表團說:“我們沒有與戴高樂將軍直接接觸過，因此，對他沒有特別的好感，也沒有特別的惡感，對法國政府也是這樣?！薄按鞲邩穼④娪恤[獨立性的一面，他并不是那樣甘心情愿屈從于英美?！睂τ诖鞲邩酚幸獬姓J中國的說法，陳毅重申中國在建交問題上的立場:“戴高樂上臺后，非正式地放出空氣，要承認中國，但還沒有實際行動。因此，我也不準備對此發表意見，但我要說一句:如果要承認中國，就要趕走蔣介石的大使館，否則，即使他承認中國，我們也不干?！雹芡跆┢街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362—363頁;張錫昌、王義浩、王泰平、黃志良:《峰巒迭起:共和國第三次建交高潮》，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21—22頁。

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專門提及戴高樂執政的好處和壞處，強調戴高樂的反面教員作用。毛澤東說:“戴高樂登臺好，還是不登臺好?現在法國共產黨和人民應該堅決反對戴高樂登臺，要投票反對他的憲法，但是同時要準備反對不了時，他登臺后的斗爭。戴高樂登臺要壓迫法共和法國人民，但對內對外也有好處:對外，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別扭，他喜歡抬杠子。他從前吃過苦頭的，他寫過一本回憶錄，盡罵英美，而說蘇聯的好話，現在看起來，他還是要鬧別扭的。法國跟英美鬧別扭很有益處。對內，為教育法國無產階級不可少之教員，等于我們中國的‘蔣委員長’一樣?！雹荨睹珴蓶|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45頁。毛澤東的講話清楚地表明，他對戴高樂上臺喜憂參半。從積極的方面看，戴高樂和英美的矛盾標志著西方陣營的四分五裂，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反帝斗爭，證明國際形勢正處于“東風壓倒西風”的局面。從消極的方面看，戴高樂掌權對法共和法國人民不利。

50年代后期，中國政府在考慮同什么樣的法國政治團體與個人發展關系時，往往先征詢法共的意見，避免中國的舉動損害法共在國內的政治地位。特別是在1958年的選舉中，戴高樂處心積慮地打擊法共，收效顯著，法共獲得不到20%的選票，只有10名法共成員被選進法國國民議會。這是法共在歷次選舉中最失利的一次，而在1956年的選舉中，有150名法共成員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①Alessandro Brogi，Confronting America: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s in France and Ital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1，p．232．

中國外交部對法國國民議會議員貢特 (A．Conte)要求訪華一事所作的反應充分地說明了中方要保護法共的意愿。貢特是法國國民議會中的社會黨議員。1958年，在他的倡議下，國民議會重新成立“擴大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文化關系研究組”，由他任主席。同年6月16日，貢特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會見馮鉉大使，要求8月訪華，希望同中國政府討論中法關系問題，返法后將向戴高樂匯報討論情況，以便戴高樂“作出重大政治決定”。他告訴馮鉉，他在來瑞士之前曾見到外交部長顧夫·德姆維爾(Couve de Murville)，并且他將在下個月參加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理事會上提出動議，建議所有歐洲國家承認中國。貢特還表示，他將在報紙上發表呼吁承認中國的文章。至于他為什么急于要在8月訪華，貢特解釋說，9月法國要舉行修改憲法公民投票，所有政治人物都將為此活動和奔忙，所以8月以后他就沒有時間去中國了。②《馮鉉致外交部》(1958年6月1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436－07。

馮鉉向貢特闡明中國政府對承認問題的立場，并問法國將如何承認中國。貢特答稱，一切問題由戴高樂本人決定。雖然貢特表示“不能承認兩個中國”，但又說:法國沒有正式理由同臺灣斷交，而希望在法國承認中國后，臺灣能主動同法國斷交。馮鉉在給外交部的匯報中談了他的看法:估計貢特要求訪華的目的是“在中國問題上取得政治資本和以此問題作為社會黨和戴高樂關系中的橋梁，同時通過此次訪問，了解我國態度，為戴準備在9月底法公民表決前打出一張外交政策的牌?！瘪T鉉建議:為了不讓貢特獲得政治資本，“可暫拖延一時，推遲其行期，待確知戴本人意見后再考慮具體答復?！雹邸恶T鉉致外交部》(1958年6月1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436－07。

外交部在給駐瑞士大使館的回電中，同意馮鉉對貢特要求訪華動機的分析，并就如何答復貢特作了指示:“修改憲法公民表決是目前法政治中心，戴高樂派為了擊敗法共，爭取表決勝利，正試圖利用中法關系作為騙取選票的手段之一。估計戴目前不可能滿足我方條件，而且為了免于被動，可能在公民表決前不作明確表示，但將要求和我國進行某種官方或非官方的接觸，進行承認中國的籠統宣傳?！蓖饨徊恐甘?“我們對戴高樂政府以及法資產階級人士此類試探的處理，必須遵循下列原則:(1)我反對美英制造‘兩個中國’的立場必須明確，不容模糊;(2)不能讓戴高樂政府利用中國問題欺騙人民，打擊法共;(3)在有利條件下利用法美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打擊美國?！雹堋锻饨徊恐埋v瑞士大使館》 (1958年7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436－07。

實際上，在50年代后期，對于戴高樂政府而言，打承認中國的牌，不僅為了在國內政治中削弱法共的影響力，而且為了減輕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所受到的壓力。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斗爭在50年代后期迅速發展。1958年，阿爾及利亞解放軍控制了阿爾及利亞國土的2/3，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掌握了十幾萬軍隊。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于同年9月19日宣布成立臨時政府。法國宣稱任何國家承認該臨時政府都將被法國視為“不友好的舉動”，中國政府沒有顧及這一點，繼一些阿拉伯國家之后，于9月22日成為第一個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非阿拉伯國家。⑤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113頁。

1959年7月，法國政府向中國試探:如果法國放棄臺灣，中國是否可以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作些讓步，以改善中法關系。7月17日，法國國民議會議員德洛納 (Dronne)找新華社駐巴黎記者陳定民談話，強調戴高樂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倚賴和追隨美國，因此承認中國的可能性很大，但把承認中國沒有進展的原因歸咎于中國支持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在涉及臺灣問題時，德洛納用東西德國和南北朝鮮相類比。中國外交部在獲悉德洛納的談話后，給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寫了一個報告，分析了德洛納談話的背景。外交部的報告指出:“德洛納此次約我記者談話一定程度上是法政府的授意。我們估計其主要目的有二:(1)企圖在聯合國大會前夕，利用‘承認中國’的姿態來要挾美國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支持法國。(2)妄圖以‘承認’我國誘使我放緩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和離間我和阿人民的關系?！睂τ谌绾位貞侣寮{，外交部提出四點建議:“(1)德洛納如再找我記者，仍可保持接觸，以便繼續了解法對我政策的動向，但我目前不去主動找他，以免造成我對法‘承認’有興趣的跡象。(2)在談到阿爾及利亞問題時仍應保持鮮明的正義立場，不給他以任何離間的余地。(3)說明臺灣問題和東西德、南北朝鮮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堅決反對其‘兩個中國’的謬論。 (4)指出和臺灣保持關系便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視，這種狀況不改變，中法關系的正?；銦o從談起?！眹鴦赵和馐罗k公室主任陳毅在看了外交部的報告后，對其中的分析和建議表示同意。①《外交部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9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544－01;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114、363頁。

1959年，聯合國大會討論“西藏”問題時，法國投了棄權票，采取了與美英兩國不同的立場。在中印邊境沖突問題上，法國的態度與美英也不相同，并未公開攻擊中國。②王文博:《從中法建交談判看周恩來對西歐國家的外交政策思想及其談判藝術》，《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248頁;Xiaohong Liu，Chinese Ambassadors: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p．61．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在同來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 (Field Marshal Bernard Montgomery)談話時，再次對戴高樂作出正反兩方面的評價:既贊揚他抵制美國的做法，又批評他不放棄阿爾及利亞戰爭。毛澤東說:我們對戴高樂有兩方面的感覺:第一，他還不錯;第二，他有缺點。說他還不錯是因為他有勇氣同美國鬧獨立性。他不完全聽美國的指揮棒，他不準美國在法國建立空軍基地，他的陸軍也由他指揮而不是由美國指揮。法國在地中海的艦隊原來由美國指揮，現在他也把指揮權收回了。這幾點我們都很欣賞。另一方面他的缺點很大。他把他的軍隊的一半放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戰爭，使他的手腳被捆住了。③《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32頁。

1960年9月至10月，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菲爾哈特·阿巴斯 (Ferhat Abbas)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和鼓勵。9月30日，阿巴斯在和毛澤東談話時曾擔心地問:“我們讀你的軍事書，利用你的戰法，如果法國人也讀你的軍事書，利用你的戰法怎么辦?”毛澤東充滿信心地回答:“我根據中國經驗寫的書，只適用于人民戰爭，不適用于反人民的戰爭，強大的侵略軍隊不可能因為看了我的書而能夠挽救他們的失敗?！雹荜悤x:《毛澤東·格瓦拉·游擊戰: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世界性話題》，《黨的文獻》2007年第3期。阿巴斯在訪華結束后接受突尼斯《非洲行動》周刊的采訪時說:毛澤東建議他要爭取真正的和實質的獨立，不要接受任何妥協。參見Edgar O’Balance，The Algerian Insurrection，1954—62(London:Faber and Faber，1967)，p．160．

10月3日，周恩來在和阿巴斯會談時，解釋武裝斗爭和外交斗爭的關系。周恩來說:你們在決不放下武器、堅持武裝斗爭的同時，不排除通過平等談判來進行爭取民族獨立的政治斗爭的方針是正確的。外交斗爭是政治斗爭的一個部分。武裝斗爭和外交斗爭應有主從，我們認為，應該以武裝斗爭為主，外交斗爭是配合武裝斗爭的。戴高樂所以要同你們談判，正是因為你們始終堅持著武裝斗爭。所以，武裝斗爭是基礎，沒有武裝斗爭，外交斗爭將軟弱無力。①《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 (1949—197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291頁。

60年代初，國際形勢的發展使中法關系正?；臈l件日趨成熟。1961年5月，關于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在會議上，中國采取分化英、法、加拿大同美國關系的方針，孤立美國，克服主要來自美國的阻力，使會議達成有關老撾中立的協議。陳毅外長和法國外交部長德姆維爾商談了兩國關系問題。德姆維爾表示:目前建交還有困難，希望先加強貿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此后，法國開始逐漸疏遠與臺灣的關系，冷淡臺灣派往巴黎的官員。戴高樂政府采取措施發展對華經濟和文化關系，為建交創造條件。②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364頁。此書誤將國民黨政府駐法“公使銜參事”段茂瀾寫成“大使”段茂。

1962年2月，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簽署了《埃維昂協議》，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使得中法關系發展道路上一個主要障礙被掃除。從1962年6月起，《人民日報》不再發表攻擊戴高樂的文章。該報在當年6月5日報道法國選出新國民議會時，以中性的用語指出，“戴高樂派及其支持者占絕大多數席位?！倍谒哪昵?，中國報刊在評論戴高樂上臺后新選出的國民議會時，批評的語調十分明顯，批評戴高樂策劃的所謂“議會選舉”是“摧殘民主”。四年之中，中國官方媒體對法國兩次國民議會選舉的不同評價，清楚地表明中國領導人對戴高樂的看法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③張家展:《第五共和國時期的戴高樂和中國》，《法國研究》1991年第2期。

由于法共在中蘇分歧中支持蘇聯，中國在制定對法政策時已不再顧及法共的利益，不再擔心發展中法關系會對法共造成不利影響。中共后來甚至考慮用改善同戴高樂政府的關系來孤立法共。④《法國獨立社會黨德普勒等人訪華事 (未成行)》(1959年5月12日—1960年12月2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986－01。1962年2月21日，廖承志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分析各國共產黨的情況時說:“英共和法共不像共產黨，簡直是社會黨。某些資產階級左派做的事反而像共產黨，他們有階級分析。美共、西歐、北歐共產黨，好的已沒有幾個。美、英、法、意、比利時等國的共產黨都不行，領導人是工人貴族為基礎的修正主義者?！雹荨读纬兄就菊劗斍皣H形勢中的一些問題》(1962年2月21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7。

1963年7月，美國、英國和蘇聯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力圖阻止中國和法國通過一般核試驗來建立自己的核力量，中法在反對超級大國控制世界的問題上又增加了一個共同點。與此同時，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美國對印度支那事務的干涉越來越深，再次與法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相矛盾。⑥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364頁。

6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中蘇論戰的加劇使共產主義陣營出現嚴重分裂;另一方面，戴高樂和美國的裂痕日益擴大，矛盾日趨激化。兩大陣營的分化，再加上風起云涌的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對二戰以后形成的兩極格局產生巨大的沖擊。與此同時，中國在外交方面處于困難的境地:美國繼續敵視中國;蘇聯從中國撤走專家，中蘇關系日益緊張;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由于邊界糾紛而急劇惡化。

為了改善中國的國際環境和加強中國的國際地位，毛澤東重新提出他的中間地帶理論并闡述“間接同盟軍”的思想。他第一次提出中間地帶理論是在1946年8月，他當時在評論戰后世界形勢時，提醒人們注意在冷戰對立的兩極之間存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中間地帶。他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雹摺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3—1194頁。

1963年，毛澤東多次強調爭取“間接同盟軍”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釋他的中間地帶思想。1月3日，毛澤東在同日本客人談話時，分析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提出了“間接同盟軍”的論斷。他指出，美國同西德的阿登納和法國的戴高樂都是競爭對手，國際資本互相對立，這是客觀規律。馬列主義要善于利用這個分裂，這是一個間接同盟軍。①《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85—489頁;遲愛萍: 《毛澤東對新中國外交工作的戰略指導》，《黨的文獻》1992年第1期。9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發展了他的中間地帶理論。他指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有六國共同市場，都是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也不滿意。東歐各國對蘇聯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過去幾年法國人鬧獨立性，但沒有鬧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展，關系緊張得很?！雹凇睹珴蓶|外交文選》，第506—507頁。

在毛澤東爭取“間接同盟軍”和與中間地帶國家合作的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中國政府重視戴高樂要發展中法關系的言行，希望抓住機會，促進中法關系發展，并通過中法關系的突破，來推動中國同其他西歐國家的關系，從而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促成一個反對美蘇壟斷世界事務的國際統一戰線。

三、戴高樂的戰略考慮

戴高樂是一個既有理想主義色彩又有現實主義頭腦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削弱了法國的國際地位，戴高樂決心重振法國在世界政治中的雄風。他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宰世界事務，不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聽任美國擺布，希望建立一個多極世界。他在回憶錄中指出，他的外交政策有幾個重要目標。第一，重新確定法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關系，他并不是要徹底脫離北約，而是不愿意讓法國在北約中受美國的支配。第二，和東方陣營的每一個國家建立正常關系，特別是通過對話，與蘇聯改善關系，實現緩和。第三，條件成熟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第四，發展法國的獨立核力量，從而使任何敵人在策劃攻擊法國時，都不得不考慮打擊法國的后果。他強調，這些外交政策目標是相互關聯的，旨在加強法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大國地位。③Charles de Gaulle，Memoirs of Hope:Renewal and Endeavo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1，p．202．

1958年，戴高樂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引人矚目的舉措，全力推進他的外交構想。為了建立法國獨立的防務政策，他將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體化領導體系中分離出來。為了打破美蘇在世界上謀求建立核壟斷的企圖，他不遺余力地發展法國獨立的核力量。他毫不猶豫地否決英國要求加入歐洲共同體的申請，因為他覺得英國在外交方面對美國過于言聽計從，亦步亦趨。④John Newhouse，De Gaulle and the Anglo-Saxons．New York:Viking Press，1970;Stanley Hoffmann，Decline or Renewal:France since the 1930s．New York，1974，pp．283—331;Edward A．Kolodziej，French International Policy under De Gaulle and Pompidou:The Politics of Grandeu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p．235—291;A．W．DePorte，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The Enduring Alli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29—242;Michael M．Harrison，The Reluctant Ally: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p．49—114;Jeffrey Glen Giauque，Grand Designs and Visions of Unity:The Atlantic Pow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1955—1963．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pp．185—189．與中國改善關系，是戴高樂奉行獨立外交的一個重要表現。他認為，與中國加強交往有助于實現他的整個外交戰略構想。⑤Qiang Zha，i“Seeking a Multipolar World:China and de Gaulle’s France，”in Christian Nuenlist，Anna Locher，and Garret Martin，eds．，Globalizing de Gaull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1958—1969．Lanham，Maryland:Rowmanand Littlefield，2010，pp．181—202．與中國合作使戴高樂在和兩個超級大國打交道時，手中多了一些籌碼。他對美蘇都在打“中國牌”:一方面，他要向美國人表明，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法國是獨立的，法國不會在中國問題上跟著美國走;另一方面，他要讓蘇聯人知道，在外交方面，法國是獨立于美國的，法國是國際政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蘇聯應該重視法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①Philip G．Cerny，The Politics of Grandeur:Ideological Aspects of de Gaull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如果抵制超級大國稱霸世界的戰略謀劃決定了戴高樂要同中國改善關系的基本方向的話，急于在迅速惡化的越南亂局中促成政治解決的考慮，增加了戴高樂同中國建交的緊迫感，影響了他啟動和中國談判的時機選擇。

1963年下半年，南越局勢急劇惡化，反對吳庭艷政權的抗議示威日益擴大，美國加大對越南危機的干涉。戴高樂對南越局勢的惡化憂心忡忡。8月29日，他在一次內閣會議上提出解決越南沖突的主張。他指出，法國尋求越南沖突的中立化解決方案，主張以1954年《日內瓦協議》為基礎，使越南問題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得到和平解決。戴高樂的講話公布以后，引起廣泛注意。盡管戴高樂在講話中沒有指名道姓地提到美國，但明眼人都知道他所說的“外來干涉”指的是誰。②Charles G．Cogan，Charles de Gaulle:A Brief Biography with Documents．Boston:Bedford Books，1996，pp．149—150;Fredrik Logevall，Choosing War: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1—3;Maurice Vaisse，“De Gaulle and the Vietnam War，”Lloyd Gardner and Ted Gittinger，eds．，Vietnam:The Search for Peace，1964—1968．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4，p．162．戴高樂希望通過和中國改善關系來提升法國在亞洲事務中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東南亞問題上的發言權。

戴高樂堅信，法國有理由，也有能力，在解決印度支那沖突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是因為法國同這個地區的交往歷史很久，對當地的情況非常熟悉，和當地人打交道的經驗豐富;而美國人作為插手該地區事務的后來者，過于自信，盲人瞎馬地亂闖，只會將矛盾激化，把局勢弄得更亂，更危險。他擔心，美國不斷加深在越南爭端中的介入，不僅會使美國深陷越南沖突的泥潭，無法顧及西歐防務，而且會使越南矛盾演變成一場和中國直接較量的地區性戰爭，而法國作為北約的成員，勢必將被美國拖入這場戰爭。③Yuko Torikata，“The U．S．Escalation in Vietnam and de Gaulle’s Secret Search for Peace，1964—1966，”in Christian Nuenlist，Anna Locher，and Garret Martin，eds．，Globalizing de Gaull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1958—1969．Lanham，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0，pp．155—179．戴高樂對美國在越南取勝的前景極為悲觀。他認為，盡管美國擁有絕對的軍事實力和裝備優勢，但它在越南不會成功，因為發生在越南的沖突，從本質上說，是一場越南民族內部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北越并不是外來勢力，美國卻是外來勢力。在非殖民化的時代，越南的民族主義最終將戰勝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他對美國記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說，即使美國在越南投入一百萬軍隊，美國也打不贏戰爭。④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0，p．556;Robert Dallek，Flawed Giant: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1961—197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43—244．戴高樂主張，越南問題應該由沖突中的各派通過談判和協商達成政治解決，而中立化就是政治解決越南問題的最佳方案。他強調，中立化并不意味著將越南拱手交給共產黨，中立化可以在給東南亞帶來和平的同時，不損害西方在該地區的利益，不改變全球的勢力均衡。他認為，老撾中立化的模式可以適用于越南。⑤Fredrik Logevall，“De Gaulle，Neutralization，and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Vietnam，1963—1964，”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 1992)，pp．69—102;Eugenie M．Blang，Allies at Odds:America，Europe，and Vietnam，1961—1968．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1，chapter 6．

對越南問題的關注使戴高樂迫不及待地想和中國領導人對話，因為他深信，亞洲所有的事務都與中國有關。沒有中國的參與和合作，要想在東南亞國家中達成中立協議，是不可能的，中國在這個地區有很多利益。⑥Garret Martin，“Playing the China Card?Revisiting France’ s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1963—1964，”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Winter 2008，p，54．

戴高樂決定派一名特使秘密去中國談判建交事宜。為了不讓美國人察覺，戴高樂要繞開容易被人注意的外交部渠道。他想到他十分信賴的老朋友富爾。富爾出身律師，深諳國際法，外交經驗豐富，能言善辯，見多識廣，和戴高樂的關系非常密切，交往淵源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法國淪陷于德國的侵略鐵蹄下，富爾參加由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抵抗運動，擔任以戴高樂為首的臨時政府副秘書長。戰后，富爾兩度出任法國總理 (1952，1955—1956)，曾于1957年訪華。1958年戴高樂上臺前夕，富爾率先表示支持他上臺，在法國政界聲望很高。①《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2輯，第202—203頁。

四、1963年富爾訪華

1963年8月19日，法國駐瑞士大使館給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打電話，稱法國前總理富爾希望會見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李清泉當即答復同意。20日上午，富爾來到中國大使館，說明造訪的目的是要求再度訪華，希望與中國領導人就目前世界形勢和法中關系交換意見。他表示，法中沒有外交關系，不能通過彼此的大使交換看法是不正常的，他認識雙方領導人，并有一定交情，可以幫助雙方建立聯系，溝通看法。訪華時間希望安排在10月。李清泉向國內報告同富爾談話的內容。②《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2輯，第203頁;謝黎:《我國同西方國家關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談判紀事》，《新中國外交風云》，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第99頁。

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富爾傳遞的信息，在周恩來主持下，中方認真地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認為:如能抓住這個時機同法國建交，可以打開中國與西歐國家關系的新局面，打破美蘇對世界事務的壟斷，有利于改善中國的國際處境?；谶@樣的分析和判斷，周恩來親自批示同意致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復電，同意富爾于10月下旬訪華，擬定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出面邀請。③高長武:《周恩來與中法建交的幾個關節點》，《二十一世紀周恩來研究的新視野》(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21頁。

8月31日，李清泉到富爾在瑞士的住處，向他轉達張奚若的邀請。富爾對邀請他訪華表示感謝。富爾同李清泉見面后，立即返回巴黎。9月12日，他又專程去瑞士見李清泉，說他從瑞士返回巴黎后，見到戴高樂，戴高樂要他再次來把問題說明白，他將作為戴高樂的代表同中國領導人會談，并攜帶戴高樂給他的一封授權他同中方會談的親筆信，到北京后面交中國領導人。因此，他的訪華實際上具有官方性質，但對外只能說是個人旅行，希望保密。談話中，富爾問到中國和英國的關系。李清泉回答，英國承認中國，但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集團并與其保持“領事關系”，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制造“兩個中國”，所以和英國只建立了代辦級的外交關系。富爾當即明確表示，反對搞“兩個中國”，在外交上承認中國，在聯合國就不應該支持蔣介石。但是，富爾又不無用意地補充道，英國在臺灣設有領事館，可能是實際需要，這個問題以后可以研究。富爾的話表明，戴高樂既想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又不愿完全割斷與蔣介石的關系。④《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2輯，第204—205頁。

1963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富爾訪問中國，同毛澤東和周恩來舉行了多次會談。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富爾轉達戴高樂對中法關系的看法。他說，戴高樂覺得像中法這樣兩個大國的領導人現在還不能舉行會談是不正常的;法國一開始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結果產生了很多問題?，F在如果中國愿意同法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法國將不管其他國家的態度，獨立自主地作出決定。周恩來對富爾的建議作出積極回應，并贊揚戴高樂堅持走獨立的外交路線。周恩來指出，在戴高樂執政的這幾年中，在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驟，有些大國可能不高興，而我們認為一個國家應該這樣;另一方面，法國多年來沒有解決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已經根據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決的意志得到解決，法國承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這是件好事。周恩來還表示，法國沒有在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上簽字，中國也反對這個條約;雙方事先并沒有就此問題交換過意見，但表現出來的行動是一致的，因為中法兩國都要維護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不愿受任何外國的干涉和侵犯。我們都主張在國際上應該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幾個大國壟斷國際事務。只有世界所有國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權過問世界事務，才能真正維護世界和平。周恩來強調了中法之間的共同之處，指出兩國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富爾同意周恩來的分析。①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188—189頁;《新中國外交風云》，第106頁。

在建交的具體步驟上，富爾表示，法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主動同國民黨政府斷交?！皩Ψ▏鴣碚f，同臺灣斷絕一切關系有困難，因為島上存在著一個事實上的政府，而且戴高樂將軍沒有忘記在戰時他同蔣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斷關系?！睂Υ?，周恩來回答說，關于臺灣問題，有兩種情況:一是主張“臺灣地位未定”，這就不是一個小問題，那會導致“兩個中國”;另一種情況是作為一個復雜問題，蔣介石集團和法國互設有使領館，為了結束這一關系，需要采取一些手續，這不是個大問題。富爾表示法國的問題屬于后者。②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365頁;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189頁。

考慮到中法建交有助于利用美法矛盾破壞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有助于抵制美蘇壟斷和操縱國際事務的傾向、有助于推動中國同歐洲和非洲國家關系的發展、有助于削弱國民黨政權的國際地位，中國領導人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的同時，對中法建交的具體步驟采取了有別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靈活措施。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達成默契的情況下，接受法國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從而導致臺灣與法國斷交的方案。③《新中國外交風云》，第105頁;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189頁。

在周恩來出訪歐、亞、非十四國期間，鄧小平任代總理，負責指導和協調相關部門對中法建交事宜的處理。1964年1月24日，他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介紹中法建交的情況。他指出:中法建交是國際事務中的一件大事，是在西方打斷一個鏈條，其影響會越來越深遠。同日，他還主持起草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中法建交的宣傳要點》的通知。④《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793頁;參見《楊尚昆日記》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47頁。次日，鄧小平又審核《人民日報》社論稿《祝賀中法建交》，并報送毛澤東核閱⑤《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第1794頁。。

1月26日，外交部將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中法建交的宣傳要點》轉發給各駐外使館、代辦處和各駐外機構?！缎麄饕c》既分析了中法建交的積極意義，又指明了它的局限性，要求駐外人員在宣傳此事件時，不要對法國“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想法”，不要“過于渲染”，不要給人“造成我有求于法國和過分重視這一事件的印象”。在論述中法建交的正面意義時，《宣傳要點》指出:“這一事件不僅直接打擊了美帝，加深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而且也打擊了蘇修的美蘇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陰謀。中法建交后，有些非洲法蘭西共同體國家、歐洲共同市場國家以及在對華政策上尚在觀望的國家，可能繼起效仿，從而導致我對外關系進一步開展的局面，對今后國際局勢發展的進程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睂τ谥蟹ńń坏木窒扌?，《宣傳要點》明確說明:“戴高樂政府雖然反對美帝，但法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它對我國的態度以及在‘兩個中國’問題上的立場也存有兩面性。同時，法國影響的非洲、歐洲某些國家，也會采取不同的態度和不同的作法?！薄缎麄饕c》特別指示駐外人員在談論中法建交時，強調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沒有降低建交條件和門檻。⑥《外交部轉發中央關于中法建交宣傳要點的通知》(1964年1月2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98－03。

富爾訪華之后，法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 (Jacques de Beaumarchais)和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在伯爾尼就建交的具體事宜進行談判，雙方最后在1964年1月27日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建立外交關系，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①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361頁;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190頁。與此同時，根據雙方事先達成的協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于1月28日就中法建交發表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談判并且達成兩國建交協議的。按照國際慣例，承認一個國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著不再承認被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推翻的舊的統治集團。因此這個國家的舊的統治集團的代表不能繼續被看做是這個國家的代表，同這個國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時存在于同一個國家里或者同一個國際組織中?！雹诶杓宜芍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318頁;《新中國外交風云》，第107—108頁;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190頁。

中法關于建交的聯合公報發表后，中國外交部加緊籌備先遣隊到巴黎建立使館。西歐司副司長宋之光被任命為臨時代辦，先遣隊成員還有張錫昌。由于中法聯合公報發表后，臺灣當局對法國只抗議不“斷交”，法國和臺灣關系的下一步走向就成為外交部非常關心的問題。赴法建館先遣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同法國政府交涉，盡快“驅蔣”，逼走國民黨駐法“大使館”，為實現中法如期交換大使創造條件。③黃舍驕主編:《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第41—42頁。

以法國國民議會法中友好小組主席弗朗索瓦·貝納爾為團長的法國議員代表團的來訪，給中國領導人一個再次向法方強調中國反對“兩個中國”政策、希望法國盡快與國民黨政府了斷的機會。1月29日，鄧小平會見該代表團。他說:“我們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也是不可能改變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改變不了的?！睍劷Y束后，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同法國議員團的談話內容，并提議毛澤東接見他們。④《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第1794頁。

毛澤東接受鄧小平的建議，于次日會見法國議員團。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你們不要學英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英國同我們只有一個分歧，就是它對臺灣的地位不肯定?！薄澳銈円删团蓚€大使來，不要學英國那樣，搞了十幾年，還是個代辦，不要鉆進美國的圈套。這一點不搞清楚，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里去?！雹荨睹珴蓶|外交文選》，第522—523頁。

2月4日，鄧小平在審閱外交部關于法國建館先遣人員來中國和中國建館人員赴法問題的請示報告后，作出批示:“目前我們派代辦去，沒有危險，反而迫使法方對臺灣態度明朗化。代辦去后，如法方再玩兩個中國把戲，充其量搞成英國那樣的局面，于我無損?？磥?，這對法方來說是不利的?！焙茱@然，中國領導人希望迅速派代辦去巴黎，以迫使法國政府趕快在臺灣問題上明確立場。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也作了退一步的準備:如果法國繼續和臺灣保持官方關系，中國就將像對待英國那樣，把中法外交關系定格在代辦級水平。2月7日，鄧小平在審閱外交部關于赴法臨時代辦的工作方針和任務的報告后，作出批示:“原則上，在蔣幫在法保留領事館的情況下，我不宜派出大使，對這點不能含糊。至于蔣幫不在法國保留領事館，而法國卻在臺灣保留領事館，這種可能性較小。如未出現這種情況，我可暫時置之不理，等情況發展再說?！雹蕖多囆∑侥曜V (1904—1974)》(下)，第1795、1796頁。

次日，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帶宋之光去見鄧小平。鄧小平先談了挑選合適的駐法大使的重要性，強調“要選派政治堅強并有外交工作經驗的同志擔任此職”。他接著指示宋之光早日赴法，首要任務是“驅蔣”，如果“驅蔣”拖延不決，中國將撤回代辦。為此，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宋之光在思想上做了留與撤的兩手準備。實際上，在法國方面，戴高樂也很著急，擔心如果臺灣不作出斷交決定，導致中方變卦，將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動。因此，法國政府要求中國代辦先去巴黎，以利于促使臺灣主動撤除其“外交機構”。⑦參見宋之光:《五星紅旗飄揚在巴黎上空:中法建交回顧》，黃舍驕主編:《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第72頁。

2月6日，戴高樂在給蓬皮杜總理 (Georges Pompidou)和德姆維爾外長的指令中說:“從國際法的觀點看，只有一個中國;而且所有中國人，特別是北京政府和臺北政府，都這樣認為。既然我們與北京政府協議建立正常的大使級外交關系，我們就認為北京政府是中國政府。對我們來說，有理由不承認臺北代表機構的外交地位，并盡快向其告知此意，并為此進行相應的物質準備?！雹冱S舍驕主編:《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第45頁。根據戴高樂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國政府通知臺灣當局:一旦北京外交人員到達巴黎，臺灣在法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同一天，臺灣當局不得不采取主動，宣布與法國“斷絕外交關系”。2月15日，中法兩國臨時代辦分別抵達巴黎和北京。②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371頁。

中國領導人對中法關系正?；倪M展表示滿意。2月17日，正在緬甸訪問的周恩來接見法國駐緬甸大使，請他轉告戴高樂:“我很高興中法正式建交，應對此表示祝賀?，F蔣幫已同法絕交，這很好，正合我們原來的設想?！雹邸吨芏鱽砟曜V (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20—621頁。3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法國駐中國使館臨時代辦克勞德·沙耶時指出:中法雙方要痛痛快快地發展關系，要如期互派大使和發展其他各方面的關系，這樣做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我們的相互了解才開始，要逐漸加深。隨著了解的加深，雙方文化、經濟、貿易機構可以進行更多的接觸。④《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第1804頁。4月10日，中國政府將任命黃鎮為首任駐法大使的決定通知法國政府，并對法國政府任命呂西安·佩耶(Lucien Paye)為首任駐華大使表示歡迎。至此，中法關系實現完全正?；?。⑤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57—1969)》，第371頁。

中國領導人在中法建交談判中，對臺灣問題做了靈活處理，即在不要求法國先同臺灣斷交的情況下與法國建交。中國領導人之所以破例這么做，是因為他們考慮到法國是一個在國際舞臺上有影響力的重要國家，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法建交可以幫助中國改善同第二中間地帶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但是，中國領導人并沒有把中法建交的模式看成是一個日后可以普遍適用的樣板，而是把中法建交的經驗當成為一個特別案例來處理的。對于這一點，中國外交部在1964年3月17日發布的一個文件中，有一個明確的說明。文件分析了中法建交對其他第二中間地帶國家的影響，并指出警惕美國試圖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中法建交后，對于我們在第二個中間地帶開展工作，進一步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造成了很有利的條件。目前，一些西方國家，要求突破美國的控制，改善對華關系的呼聲愈來愈高。我們應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對西方未建交國家采取更積極的方針，分別不同對象，進行爭取分化，擴大在第二中間地帶的戰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帝國主義。但另一方面，美國仍在陰謀制造‘兩個中國’，有些西方國家也認為‘兩個中國’的做法，既能適應美國的需要，又可對付要求同我建交的輿論壓力。因此，在采取積極方針的同時，我們在具體作法上還應更加明確，以便徹底地粉碎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中法建交后，有些國家會試探我對建交的態度。我們認為，在建交問題上，對西方國家原則上仍應一律不采取主動。如這些國家向我試探，對同蔣幫有外交關系的，應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必須對方先同蔣幫絕交，然后才能同我建立外交關系，一般不再輕易采取中法建交方式。但在特殊情況下，如對方同美矛盾較深，同我建交影響較大，對我態度較好者，也不排除參照中法建交的方式加以運用?？傊?，既要充分利用這些國家同美國的矛盾，發展我對外關系，又要在原則上毫不含糊，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雹蕖锻饨徊繉ξ鞣轿唇ń粐規讉€政策問題的請示》(1964年3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90－01。

五、結 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的主要特征是高舉意識形態旗幟，支持反帝革命。從1949年到1963年，中法關系的發展之所以舉步維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毛澤東更重視推動反帝反殖運動，更強調支持民族解放斗爭，而對改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不太在乎。毛澤東對越南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和援助是造成1949年至1963年間中法隔閡的一個主要原因，法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導致中法分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當中國的國際地位處于極度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在外交方面及時作出基于現實主義考量的政策調整，審時度勢，絕地反擊。1963年的中法建交談判就是一個例子。到1962年末，中國外交已陷入嚴重困境。面對來自所謂“帝、修、反”的多重壓力，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試圖為中國的外交窘境找到改善的途徑。中法建交是中國政府在毛澤東“兩個中間地帶”原則的指導下，在外交領域里取得的一個重要突破，是毛澤東“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務實思想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一次有效實踐，是對美蘇操控國際局勢的挑戰。為了推動利用美法矛盾、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戰略目標，毛澤東在臺灣問題上做了靈活處理，不讓該問題成為中法建交的攔路虎。

反對美蘇獨攬世界事務的共同需要使中法兩國走到一塊。在中法建交以后的一年中，毛澤東在多個場合向國際友人強調中法在反美問題上的共同立場和訴求。1964年8月17日，毛澤東在與阿爾及利亞駐華大使談話時指出:“在反對美帝國主義這一點上，我們同戴高樂有共同點，他也需要我們?！雹俎D引自陳晉:《毛澤東為什么喜歡讀法國近代史》，《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9月，毛澤東對前來參加中國國慶慶典的西哈努克親王說:在對美政策問題上，“我們同法國總統有共同點”?！坝?、西德政府就不如法國政府，還有日本政府都比不上戴高樂政府，也比不上親王。但是，我看這些國家總有一天要走你的道路和戴高樂的道路。這是控制和反控制的關系?！雹凇睹飨鞴擞H王和夫人的談話記錄》(1964年9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204－01548－05。很顯然，中法領導人都愿意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處理雙邊關系。

中法建交對日后中美關系的改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鋪墊。1971年至1972年的中美關系破冰談判是毛澤東在外交困境中以現實主義態度尋求戰略突破的又一次成功實踐。就美國而言，中法建交進一步推動了美國國內圍繞對華政策的辯論。1964年3月25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威廉·富布賴特 (J．William Fulbright)在國會提出美國應該重新審視對華政策。他作了題為《舊神話、新現實》的演講，批評美國的東亞政策。他說:美國官員必須拋棄那些扭曲他們對中國看法的舊神話，以開放的態度面對東亞新現實，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將長期存在下去的現實。他建議，美國應該在對華關系中加入靈活的成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競爭共存”的關系，為“將來同共產黨中國改善關系的可能打開大門”。富布賴特的講話在公眾中引起積極反響，他收到約1200封信，其中2/3支持他的觀點。 《紐約時報》指出，富布賴特的講話代表了對華政策大討論的開始。③Randall Bennett Woods，Fulbright:A Biogra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36—337;Rosemary Foot，The Practice of Power: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100;Guangqiu Xu，Congres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1949—1979． Akron: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2007，pp．181—183．

戴高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舉動影響了后來尼克松的對華政策。尼克松對戴高樂懷有高度的崇敬。他在《領導人》一書中，給予戴高樂極高的評介，稱世界上最偉大的領導人中，丘吉爾第一，戴高樂第二。1963年6月，尼克松訪問法國時，同戴高樂討論國際局勢，戴高樂強調，同中國關系正?；欣谖鞣?。④Stephen E．Ambrose，Nixon:The Triumph of a Politician，1962—1972．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9，pp．22—24;Han Suyin，Eldest Son: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898—1976．New York:Hill and Wang，1994，p．369．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宮后，第一次出國訪問的目的地就是歐洲。在法國，他和戴高樂再度聚首，縱論世界形勢。戴高樂向他建議，從越南撤軍，同蘇聯緩和，同中國改善關系。尼克松對戴高樂所說的國際社會不應該孤立中國的觀點，并無異議，只是覺得他眼下還不能馬上就向中國示好。他表示，十年之內，當中國在核力量方面取得顯著進步以后，美國將別無選擇，不得不和它交往。戴高樂不以為然地說:你何必要等到將來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再同中國交往，你最好現在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尼克松告訴戴高樂，有很多國務院官員不但主張美蘇緩和，還提出美國、蘇聯和歐洲聯合起來反對中國的建議。尼克松認為，這個建議在短期內是個好主意，但從長遠考慮，承認中國和蘇聯是“大國”并和他們建立“同等的關系”，更符合美國的利益。①Walter Isaacson，Kissinger:A Biograph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p．168—169．Ambrose，Nixon，p．254．很顯然，戴高樂的勸告加強了尼克松要同中國改善關系的決心。

如果把中法建交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時段看，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即從客觀效果的評介考慮 (毛澤東主觀上始料未及的)，中法建交可以說是中國最終融入國際社會的重要一環。從中法建交，到中美關系正?；?，再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最終從一個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挑戰者變成為該體系的合作者。

(本文作者 美國奧本大學歷史系教授蒙哥馬利)

(責任編輯 高遠戎)

From Estrangement to Normalization:Sino-French Relations in 1949—1964

Zhai Qiang

In 1964，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and Franc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This event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d War．It represented the joint effort of China and France to challenge the domination of world affair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Given the fact that France had indicated its intention to recognize the PRC as early as 1949，why was the Sino-French normalization delayed to 1964?What we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he PRC and France in 1964?Drawing upon newly released documents from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this article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Sino-French relations from 1949 to 1964，examines the evolving views of France by Chinese leaders，and analyzes the strategic calcula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in their decisio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France．

D829．1;D819;D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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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15(2012)－08－0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