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初創——兼述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及其歷史貢獻

翟亞柳

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關系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和長遠發展，是造福當代、惠及子孫的事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但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間，“環境保護”的概念對國人來說相當陌生①以“環境保護”為檢索詞，檢索《人民日報》1949年10月至1972年6月1日前標題或文中含有該詞的文獻，沒有命中目標文獻。將截止時間延續到1973年8月5日前，命中目標文獻8篇。，環境問題卻在現實中隨著“三廢” (廢水、廢氣、廢渣)的污染而日益嚴峻起來，并引起中央領導高度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1973年8月5日，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把環境保護問題提到國家政策層面，讓環境保護走進公眾視野，推動中國環境保護事業步入正軌。本文根據新出版的史料，探討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初創，并對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議題及其對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推動作用進行闡述。

一、日益嚴峻的環境保護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尚無環境保護的概念，但在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和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活動、加強土壤改造、防止水土流失、積極搞好老城市改造、興修水利等環境保護工作的實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臺過《綠化規格 (草案)》(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暫行綱要》(1957年)等一些自然資源和生態保護的法規與制度，開始逐步形成一些環境管理的方式方法和經驗。人民群眾的生活環境、衛生條件有了改善與提高。

但是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規模地推進，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方針指導下，環境問題，特別是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工業生產污染等方面問題開始凸顯。50年代末的“大躍進”運動，特別是全民大煉鋼鐵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是不可逆轉的。在大煉鋼鐵運動中，森林資源破壞驚人，從1958年開始前后延續達4年之久。其原因：一是各地大煉鋼鐵，大辦社隊食堂，大修水利和大搞工具改革，砍伐了大量林木；二是在木材生產中高指標、瞎指揮，造成亂砍濫伐，集中過量采伐；三是困難時期毀林開荒。①《當代中國的林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06頁。河南省大別山區的有些縣，林木被砍伐殆盡。四川省境內長江上游的林區被毀林木達幾十萬畝，加劇了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帶來了長期后患。②《中國共產黨歷史 (1949—1978)》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491頁。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國已面臨“三廢”污染的嚴重問題。如水域污染方面，渤海灣每天有600多萬噸廢水排入，出現漲潮一片黑水，退潮一片黑灘的景象，沿海養殖受到嚴重污染。長江南京段水質因工業污水排放受到污染，江中鰣魚產量從1958年的580噸降為83噸，減產85％。黃河在蘭州市下游幾十里河水均呈黑褐色，河水含油量最高值超過衛生標準52倍。此外廢水還污染了地下水和飲用水源。吉林市8處水源已有7處受到污染。杭州、蘇州等水鄉城市，由于河道污染，方圓十里內找不到飲用水源。③《我國部分水域污染嚴重 (簡報增刊第1期)》，參見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13—315頁。1971年冬到1972年初，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官廳水庫受到上游河流附近工廠污水污染，不僅造成下游魚類大量死亡，而且出現了人吃魚中毒癥狀。④參見《關于官廳水庫污染情況和解決意見的報告》，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445頁。一些污染企業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引起群眾的不滿。據當時一份調查材料反映，吉林市永紅制藥廠排放氫氰酸廢氣，經常熏得周圍居民頭暈、嘔吐、昏迷，并對居民多次要求處理的意見置之不理，結果憤怒的居民把該廠正在新建的煙囪推倒。廣東染料化工廠也因為對污染治理不利，設備被群眾貼上封條，不準生產。⑤參見《我國局部地區大氣受到污染》，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317頁。

針對上述狀況，特別是水域污染的嚴重情況，國務院、國家計委、衛生部等有關部門開始著手調查，提出一些解決方案。1972年6月23日，官廳水庫水源保護領導小組成立，開始了中國第一個水域污染的治理。隨后，又相繼成立了關于保護黃河流域、淮河流域、長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太湖水系等水域的環保領導小組。一些多部門跨地域的環境調查也取得了有影響的成果，如1971年8月，國家計委轉發了由燃化部、冶金部、農林部、衛生部組織聯合調查小組會同浙江省有關部門調查后上報的《關于工業廢水污染富春江引起魚類大量死亡的調查報告》。此外，通過總結經驗教訓和治污實踐的摸索，一些環境管理手段如“三同時”原則，即主體工程與“三廢”治理項目同時設計、同時建設、同時投產，在官廳水庫治理、南京梅山煉鐵基地建設中都已提出和運用。在官廳水庫污染治理中，污染點源的限期治理作為一種環境管理手段開始出現。這些環境保護的實踐為此后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召開提供了許多理論和方法的依據。

但從總體上看，環境問題在尚處于“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的中國并沒有引起普遍重視。從國際上來說，由于發達國家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全世界對環境保護問題也才開始有所警覺，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限于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尚未注意到這一問題，更何況處在相對封閉環境中的中國?？梢哉f，人們對于環境問題是很陌生的，甚至連“環境保護”這個詞都沒怎么聽說，認為環境保護就是打掃衛生、垃圾處理這類事。①馮建華：《走有中國特色的環保之路——專訪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曲格平》。http://www．qstheory．cn/st/ zyhj/200911/t20091118_15538．htm。從國內的實際來說，在人們的觀念中，認為公害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國家不會產生環境污染。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誰要說有污染，有公害，誰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此外由于認識上的不到位，許多人對環境保護問題不以為然：“哪個煙囪不冒煙，哪個工廠不排水，不排渣?”

二、中央領導層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視

在環境保護遠沒有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周恩來及時提出并著手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②相關研究成果可見：劉春秀：《周恩來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重大貢獻》(《覺悟》2008年第3期)；楊文利：《周恩來與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起步》(《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文章。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周恩來在不少講話中就已經非常明確地談到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當時國內稱環境污染為公害)問題，特別是工業污染的問題。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敏銳捕捉來自國際社會的相關信息，并聯系國內的環境問題，推動相關工作。1969年1月下旬，周恩來讀到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就職演說，因關注其中所提“保護環境”一詞，特指示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研究局從近年的國外書報雜志中選擇有關材料，進行整理編輯。③參見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500頁。他對美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害情況尤其關注，想方設法多了解情況。1970年12月6日，周恩來會見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夫人淺沼享子時，了解到隨行的淺沼享子的女婿是電視臺一位專門報道公害問題的記者，就特地向他詳細了解日本公害的情況及對策，并令有關單位組織報告會，請這位日本記者授課，要求有關技術人員和國家機關的負責人及各個部委的負責人聽課并進行分組討論。④參見曲格平：《周恩來是新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話說周恩來：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21—122頁。聯系我國要加快工業發展的現實，他指出：對我們來說工業公害是個新課題，工業化一搞起來，這個問題就大了⑤《接見中聯部，總參二部、農林部、外交部有關同志講話摘錄》(1970年12月26日)，見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周恩來總理有關環境保護的談話和講話》，1977年3月。。周恩來多次結合生產關系和社會性質來認識這個問題，他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公害很嚴重，我們要認識到經濟發展中會遇到這個問題，采取措施解決⑥《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8頁。。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不能走老路⑦參見《接見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中草藥新醫療法展覽會工作人員講話》(1971年2月6日)，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周恩來總理有關環境保護的談話和講話》。。資本主義國家解決不了工業污染的公害，是因為他們的私有制，生產無政府主義和追逐最大利潤。我們一定能夠解決工業污染，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在搞經濟建設的同時，就應該抓緊解決這個問題，絕對不做貽害子孫后代的事⑧《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549頁。。據原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回憶，僅1970至1974年，周恩來對環境保護作了31次講話⑨參見《話說周恩來：知情者訪談錄》，第122頁。。特別是從1971年開始，每年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都會在講話中提到治理“三廢”、綜合利用，向各地主要領導干部灌輸環境保護的思想，提出防治環境污染的要求。就是說，周恩來寄希望于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來解決環境保護問題，運用政府調控手段綜合治理。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十分重視周恩來關于環保的指示，他從1972年后對環保問題也作了大量批示、指示，反復強調加強對污染的有效治理。如1972年1月12日，在衛生部《關于工業“三廢”污染情況和建議的報告》上批示：建議印發計劃會議并發政治局、軍委辦公會議和國務院業務組各同志。①《李先念年譜 (1970—1978)》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66頁。1月14日，在國家計委《關于大力解決北京地下水污染問題》的報告上批示：必須大力解決，否則到了非解決不可時，還是要解決。遲解決不如早解決，被動解決不如主動解決。②《李先念年譜 (1970—1978)》第5卷，第167頁。5月20日，將北京市革委會《關于官廳水庫污染情況的報告》批給余秋里、蘇靜、陳華堂、袁寶華。李先念批語指出：北京市的污染嚴重。同意北京市提出先解決官廳水庫污染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要召集有關省、市負責同志和工廠同志一議，作出有力措施，能在短期內做出成績才好。③《李先念年譜 (1970—1978)》第5卷，第191頁。

在這一階段，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著力推動中國環保工作的一個重要決策，就是推動中國組團參加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1年12月15日接到聯合國邀請我國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信涵后，外交部與衛生部向國務院提出了關于參加會議的請示。同日，周恩來在收到這一請示報告后，指示說：環境保護不僅僅是個衛生問題，還涉及國民經濟的各方面，應有綜合管理部門組團并同意由燃料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唐克擔任團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擔任副團長。④參見《外交部、燃化部關于參加人類環境會議代表團人員組成的請示》，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204頁。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國派出了以唐克為團長、顧明為副團長的30多人的代表團出席會議。行前，周恩來對代表團指示：“通過這次會議，了解世界環境狀況和各國環境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并以此作為鏡子，認識中國的環境問題?！雹荨吨芏鱽砟曜V (1949—1976)》下卷，第528頁。他還親自審閱了中國代表團提交大會的關于中國環境問題的報告草稿。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這是聯合國基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環境公害事件頻繁發生，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情況下召開的第一次關于環境的會議。會議審議并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關于建立國際環境機構和基金以及行動計劃等建議，并組織了一些有關環境技術的交流。這次會議對全世界加強環境保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起到了促其對環境問題覺醒的作用，使其認識到在發展經濟初期就應當注意環境問題，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在經濟發展后期才注意環境問題和重新建立整個體系。

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是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后，出席聯合國會議規模最大的一個代表團。雖然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參會的中國代表團是為政治斗爭而去的，重點并不全在關注環境與發展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中國代表團的不少成員來說，會場內外的所見所聞讓他們對環境污染給人類造成的惡果有了更直觀的感受，開始認識到環境保護對國家發展的廣泛影響，有了“環境保護”概念。確如周恩來希望其所發揮的“鏡子”作用，當年的代表團成員，后來的中國環境保護的奠基者之一曲格平就表示，參加人類環境會議，就“像找到一面鏡子，通過對照分析，使我猛然間看到了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亞于西方國家，而自然生態破壞和程度卻遠在西方國家之上”⑥參見曲格平：《我與中國的環境保護》，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2頁。。

中國代表團通過會議內外的交流，開闊了視野，在回國后向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匯報中，除了列舉世界環境問題外，也提出了我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警示中國的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還有自然生態破壞，都已經達到比較嚴重的程度。周恩來聽后表示，我所擔心的問題在我們國家還是發生了，而且還比較嚴重。他指示，立即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會議，環境保護問題，不僅是國家有關部門要重視，還要使得全國各級領導都要重視這個問題。①參見曲格平：《周恩來是新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話說周恩來：知情者訪談錄》，第124—125頁。

早在參加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前，國家計委負責“三廢”研究治理方面工作的同志已經建議在1972年底召開專門會議，研究環境污染和治理問題，并發了預通知，后來因籌備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推遲。1972年6月，官廳水庫水源保護領導小組成立后，適時召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省的會議共同商討污染治理問題的工作辦法很快顯出成效。1972年9月21日，國家計委建議按照官廳水庫的做法，10月份召開一次有遼寧、天津、河北、山東四省、市和有關部門參加的防止渤海灣污染的會議。11月4日，衛生部又向國務院建議由國家計委主持召開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渤海、東海等水系污染調查匯報會。11月30日，國家計委請示建議關于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渤海、東海等水系污染調查匯報會議，與擬在近期內召開的防止大連、上海、南京等主要港口及渤海灣污染會議合并召開，請衛生部共同籌備。報告得到李先念批示：要召開會就要認真開。衛生部的意見對，只有計委統一抓。如果時間來不及，可推遲召開，務必使會議開得有結果。②《李先念年譜 (1970—1978)》第5卷，第233頁。當然此時這些醞釀中的會議還屬于研究解決某項具體問題的協調片會。當1973年1月8日，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上日程時，先前兩個合并召開的會議再次被合并到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之中，會議議題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隨著會議主題和內容的不斷擴充和豐富，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水到渠成。

三、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及其取得的成果

1973年1月8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遞交了《關于召開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請示》，提出“根據最近總理、先念副總理對開展綜合利用，預防和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指示精神”，擬在全國計劃會議以后，召開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同時商定成立會議籌備小組，由國家計委顧明任組長、國家建委宋養初、燃化部唐克、衛生部謝華為副組長，分別來自中科院、輕工部、農林部、交通部、冶金部、一機部、國家計委的7位同志為成員?；I備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計委。經國務院領導同意，1月20日國家計委向各省、市、自治區和有關部委發出了召開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預通知。根據籌備工作進展情況，會議最終確定在8月初召開。

為開好這次會議，在國家計委和會議籌備小組的領導下，有關部門和同志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在會議材料準備方面，一是搜集整理了反映我國當時“三廢”污染現狀的有關材料。為此國家計委事先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調查，請各個省分別調查本省環境污染方面的問題，還給各省選定了一些題目。當時參與此項工作的同志對一些省、市和部門做過“發動”工作，鼓勵他們大膽暴露問題。③參見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2頁。這在當時雖然難消人們的顧慮，但不少省份的調查情況很快反饋回來，其中揭露出不少中國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方面的嚴重問題。二是起草了《關于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的幾點意見 (討論稿)》等文件。4月底，會議籌備小組起草完成《關于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的幾點意見 (討論稿)》，另外還組織草擬了《工業廢水廢氣排放標準》 《開展環境監測的意見》 《防止海水污染的管理辦法》等其他幾個有關環境保護的文件。5月初，國家計委組織了5個小組分赴各地廣泛征求對這些文件的意見，進一步作了修改。

與此同時，國家計委籌備一個環境保護小型展覽，準備在會議期間展出。先后舉辦了15次大型座談會，座談了生態學、化學、地質學、氣象、醫學、林業、水產、海洋、放射性物質等方面的情況，普及和提高有關環境保護的知識。還組織有關部門和上海、天津市的科技人員140多人，編寫和翻譯11本書，約二三百萬字，計劃在下半年陸續以內部發行的形式先行出版。

經過精心籌備，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于8月5日至20日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委員會主管環境保護工作的負責同志，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一些開展綜合利用、除害興利做得比較好的廠礦企業的代表，以及科學研究部門、大專院校等單位的代表共312人參加會議。會議采取大會發言與小組討論相結合的方式進行。8月7日，顧明在大會上作了《以路線為綱，搞好環境保護，為廣大人民和子孫后代造?！返闹黝}發言。此后冶金、燃化、輕工、衛生等部負責人均在大會上作了發言。與會代表除了介紹經驗和聽取情況，重點討論通過了《關于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情況的報告》及其附件《關于保護環境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兩個文件。

會上，會議秘書處及時將代表反映的環境污染和破壞情況及開展綜合利用情況寫進會議簡報中。簡報主要從綜合利用，除害興利的角度正面反映一些單位治理“三廢”的成效，同時批評了一些做得不好的單位。但是，根據會前掌握的情況看，會議組織者依然覺得對問題暴露得不充分。在征得領導同意后，將國家計委會前調查和搜集到的一些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情況編寫成6期《簡報增刊》和4期《環境保護情況反映》，并將這些材料及時發到與會代表手中。

由于會議材料內容豐富，會議討論熱烈，會議越開越深入。會議結束前一天，按照國務院的指示，8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參加全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的全體代表和中央各部門，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各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北京市、北京軍區的負責同志和干部、工程技術人員以及在京的大專院校、廠礦、設計、科研單位的1萬余人參加這次大會。大會由余秋里主持。李先念、華國鋒分別講話。北京市、上海市、沈陽化工廠、廣東馬壩冶煉廠、吉林造紙廠和株洲市的代表，在大會上介紹了他們開展綜合利用、消除“三廢”污染、保護環境的經驗。

李先念在講話中指出消除污染保護環境，要提高到路線上來看。他認為環境保護問題，還沒有引起大多數同志，特別是領導同志的重視。他說：“環境問題是個重大問題，全世界都在討論。今天開這么一個大會，就是要造個聲勢，把它擺到議事日程上來?！雹佟独钕饶钅曜V (1970—1978)》第5卷，第313頁。他明確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一是各地企業要自力更生，挖掘內部潛力，對“三廢”進行綜合治理；二是新建企業，要把“三廢”治理安排好，和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否則不準開工，不準投產；三是要講工農關系，不準隨意圈占土地。

華國鋒在發言中指出：我們工業在全國還要有很大的發展，但現在已暴露出污染的嚴重。所以必須注意防止污染。必須重視綜合利用，它既充分利用資源，又減輕環境污染。這次會議，是正需要認真抓“三廢”治理的時候，中央批準召開的。這個萬人大會的目的，是要全黨、全國引起重視，首先是北京市要做出成績來。華國鋒還提出會后要認真傳達，認真抓，要求各個城市、所有工業企業都做到家喻戶曉。指出做好“三廢”治理工作，不但是這一代的事，而且關系到后代，不能叫子孫后代罵我們。②參見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243—245頁。

當晚與會代表又分組討論了李先念、華國鋒的指示。次日會議圓滿結束。

從總體上看，會議取得了以下三項主要成果：

第一，明確了國家關于環境保護32字工作方針，審議通過我國第一部環境保護的法規性文件—— 《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以下簡稱《規定》)，對環保工作進行全面部署。

會議明確了我們國家關于環境保護的方針是“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敝赋鲞@32字方針的內涵、作用、指導意義。認為：全面規劃，合理布局是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綜合利用，化害為利是消除污染危害的積極措施；依靠群眾，大家動手指的是保護環境必須走群眾路線；保護環境，造福人民是環境保護的目的。

《規定》提出了10項要求和規定，涉及全面規劃，工業合理布局，改善城市環境，綜合利用，除害興利，加強對土壤和植物的保護，保護江河、湖泊、海洋的水質。保護森林，保護草原，大力植樹造林，綠化祖國。認真開展環境監督工作，大力開展環境保護的科學研究工作和宣傳教育。環境保護需要的投資、設備和材料要盡可能予以保證等內容。環境保護的“三同時”原則。提出要首先抓好北京、上海等18個城市的環境改造工作?？梢哉f《規定》中許多原則來源于我國多年來環境保護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是個解決問題的文件。同時，《規定》又為我國未來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發展方向和具體要求，在我國《環境保護法》出臺前，它一直是指導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

此外會議還對加強環境保護宣傳、盡快成立專門機構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安排。由于意識到許多人對環境保護這項新的工作的重要性還不了解，與會代表提出加強環保宣傳工作。與會代表對于建立機構問題也表示極大關心。許多同志說，組織不落實，遇事沒人管，保護環境就是一句空話。當務之急要按照文件的規定，趕快把機構建立起來。

第二，突出反映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初步分析產生環境污染問題和污染治理不力的原因，使人們感到震驚的同時，加深了對問題的認識，提升了環保理念。

無論是大會發言還是小組討論，大家肯定我國在維護和改善環境方面取得顯著成績，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能也更應該做好環境保護工作。但同時也客觀地承認，我們國家在環境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一些地方出現了環境污染，個別地區和企業污染情況甚至比較嚴重。對簡報和簡報增刊反映的問題，大家均表示觸動很大。江西等地的代表說：“只要我們認識這個問題，立即采取措施，為時還不晚；如果再不抓，就要對人民犯罪?！痹S多代表表示，我們在搞工業建設的同時，就要抓緊解決保護環境這個問題，絕對不能做貽害子孫后代的事。

會議批評了當時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存在的一些錯誤觀點和糊涂認識，主要包括：把工業污染看成是無法避免的“污染難免”的認識；認為公害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產生環境污染，可以不必注意這個問題的說法；還有一些同志“重生產，輕治害”，把發展生產和消除“三廢”污染對立起來，認為當前的任務是發展工業和抓好生產，“三廢”治理以后再搞的思想。

圍繞顧明的報告，會議以大會發言、小組討論、簡報等各種形式，把這幾種錯誤認識的表現形式、根本實質、后果危害揭透批透。認為“無法避免論”、“社會主義無公害論”、“治公害誤生產論”這些認識實質上是人們特別是領導干部在思想上對“三廢”污染問題沒有重視，沒有上升到路線高度來認識。如有的代表在發言中指出，保護環境，造福人民，還是污染環境，危害人民?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待人民群眾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態度。上海的代表說，把環境保護工作當做業務工作去做，工作就推不開；提到路線高度去認識，問題就好解決。

第三，交流了環境保護工作的經驗，將我國早期環境治理工作中一些合理的思想、有效的做法加以總結和推廣，為今后的環境保護工作打下了基礎。

會議指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今后的工業生產和其他建設事業要有更大的發展。我們要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抓緊解決已經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F在就抓，為時不晚。明確提出開展綜合利用，是發展生產、消除污染的有效途徑。會議通過典型經驗介紹了大量工廠和單位治理“三廢”，綜合利用，除害興利的做法和成績。會議所發16期簡報中，有10期簡報介紹了不同單位環境保護的實踐經驗，既表揚了“三廢”治理做得好的單位，也批評了做得不好的單位，一些標題下分一正一負兩個例子，令人印象深刻。如簡報第2期以正反兩方面的例子，說明積極治理，三廢變三寶 (上海燎原化工廠)，放任自流，農業受危害 (武漢市葛店化工廠)；自己動手，環境大改善 (沈陽化工廠)，消極等待，海灣遭浸染(大連化工廠)。簡報第3期則以上海樹脂廠與燎原化工廠兩廠加強協作，一廠利用另一廠的廢氣搞回收，結果“一條管道連兩家，除害興利作用大”，與吉林鐵合金廠和吉林碳素廠，“一堵圍墻分兩家，不相往來危害大”作正反例子對比，說明在環境保護方面，互相協作，注意協作和尚未形成協作效果是不一樣的。在批評的同時，注意指出原因，認為“三廢”治理不好的單位既有認識的問題，也有企業體制和管理方面的政治問題。①相關簡報均見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273—305頁。

這些看法認識、做法經驗是在當時條件下環境保護方面的積極成果，也是日后開展“三廢”治理的方向和重點。

雖然這次會議不可避免地帶著時代印跡，但其對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推動作用卻超越時代，意義深遠。作為中國環境保護事業初創的重要里程碑，這次會議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這次會議召開及其成果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開展一系列環境保護工作的認識和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是對以往一些有效經驗、做法的總結、延續和重申。比如從環保重點來看，1973年之前政府環保工作的重點是“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這也正是1973年至1978年間的環保重點；從環保理念來看，“預防為主”的理念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提出；從環境管理手段來看，第一次全國環保會議后制訂的“三同時”制度、污染企業的限期治理等主要環境管理手段，已在此前的環保工作中提出并付諸實施。②參見張連輝：《新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早期探索——第一次全國環保會議前中國政府的環保努力》，《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4期。再比如會議明確提出的環境保護32字方針，其內容在周恩來的講話中均有所體現，而且早在一年前的人類環境會議上，中國代表團長唐克在發言中已提及這一中國環境保護方針③新華社：《我國代表團團長唐克在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發言闡述我國對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問題的主張》，《人民日報》1972年6月11日。。

第二，這次會議召開及其成果是在1971年后周恩來主持國民經濟整頓工作的歷史背景下取得的，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環境工作的重視與推動分不開。當時國內政治經濟形勢趨于穩定，為人們能更多關注環境問題和推行環保舉措提供了重要的社會環境。與此同時國家計委等有關部門積極貫徹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指示精神，認真籌劃，扎實推進，也自上而下有力地推動了環保工作。如在推動環境保護專門機構成立過程中，1972年8月30日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人類環境會議情況的總結報告》提出：“鑒于今后有關環境問題的國際事務將日益增多，國內的環境工作也需要適當加強，建議設立一個專門機構統管這些工作。在這個機構成立前，建議指定一個部門先把這方面的工作抓起來?！雹芮衿?、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217頁。在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期間，國家計委在《關于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情況的報告》中建議國務院設立專門機構——環境保護領導小組。1974年4月22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告建議設立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10月25日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正式成立。

第三，這次會議是在中國開始走出封閉狀態，與國際社會加強政治經濟交流的國際環境下召開的。70年代初毛澤東打開中美關系新局面的戰略決策中，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美關系開啟正?；M程，加快同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外交關系，積極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些為中國提供了了解世界、觀察世界的客觀條件。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始終以世界眼光和胸懷關注環保問題，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污染問題主動了解的同時，以此為參照，進一步發展了預防為主、綜合利用等思想。而參加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則直接使與會中國代表團成員更進一步意識到環境公害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環境問題的迫切性。通過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問題，反觀國內的環境現狀，提出要把消除公害作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既要發展工業生產，又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顧人民死活，產生大量公害，提醒自己不要重復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進一步將預防為主的思想體現在環境保護政策當中。

第四，這次會議召開及其成果仍然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取得的成績是初步的，對其中的一些內容和效果應客觀地分析。會議在話語體系和思想邏輯上呈現出當時政治斗爭思想先行的特點，如處處強調開展對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大批判，把對環境工作的重視上升到路線高度。會議提出的環境治理管理手段方法中，仍把大搞群眾運動當做重要的工作方法。用群眾運動來推動黨和國家所倡導的某項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后近30年中國政治社會生活中常見的方式，把群眾運動運用到環保方面，既有利于擴大宣傳產生影響的積極一面，也有不利于抓落實、不能制度化等局限性的一面。作為初創性的會議，在會議議題的深度、貫徹的效果以及一些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經驗不足，意識形態過強等一些問題。例如會議的貫徹落實，由于“四人幫”的干擾，在一些地區沒有貫徹下去，有的地方幾乎就沒有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①參見《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在南昌召開》，中科院環境化學研究所情報資料研究室編：《環境科學動態》1977年第1期。。環境保護問題包括生態保護與污染治理，會議當時所提的環境保護問題的重點還是解決工業“三廢”排放帶來的污染，對生態保護涉及不多，存在對環境保護的分析不夠深入，提出的舉措不夠具體等問題。但是，考慮到當時處于極左思潮的統治之下，對環境保護認識還處于啟蒙階段，這些不足也就不為怪了。

四、步入正軌的中國環境保護事業

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之際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會議，直面我國當時存在的各類環境污染問題，分析國家環境保護現狀，確定環境保護工作方針，討論通過我國第一個環境保護文件。從此，環境保護工作被列入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環境保護概念日漸為社會廣泛接受，全國性環境保護機構開始逐步建立，環境保護實踐的范圍日益擴大。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成為這一時期環境保護實踐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環境保護步入正軌的重要標志。

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結束后，絕大部分省市區的代表回去后向省市委作了匯報，傳達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精神，并積極籌備召開各省環境保護會議。到1973年10月25日為止，已開過或正在召開環境保護會議的有江西、湖北、云南、寧夏回族自治區。南京、廣州、長春、南昌、大同、張家口等城市，分別召開了各種規模的環境保護大會，廣泛進行動員。例如，長春市于9月7日至12日，由市委書記主持召開了有各縣、區、局、工廠、科研單位、大專院校負責人參加的環境保護會議，總結工作，交流經驗，討論制定了今后工作規劃和具體措施，并采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辦法，先后兩次分別組織100多個分會場，每次有10萬人左右參加，聽取了會議情況，初步做到了家喻戶曉。②1973年10月25日《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貫徹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情況的簡報》，曲格平、彭近新主編：《環境覺醒：人類環境會議和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第310—311頁。

1973年11月13日，國務院以國發 (1973) 158號文批轉國家計委《關于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情況的報告》和《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 (試行草案)》。國務院在《通知》中要求各級革命委員會必須把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認真抓起來。要做好環境保護規劃工作，使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生產和生活、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同時并進，協調發展。新建工業、科研等項目，必須把“三廢”治理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對現有污染要迅速作出治理規劃，分期分批加以解決。各地區、各部門設立精干的環境保護機構，給他們以監督、檢查的職權。從此，環境保護事業被提到了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

11月17日，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衛生部聯合批準頒布了我國第一個環境保護《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 (GBJ4－73)》，該標準自1974年1月1日起試行。

11月18日，國家計委發出通知，將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的簡報增刊及幾期《環境保護情況反映》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國務院各部門，供各地區、各部門領導同志參閱。會議期間這些材料作為機密簡報上報周恩來后，他覺得問題嚴重，曾把這些簡報批轉給中央各部部長和各省第一書記閱看。此外，還遵照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指示，編輯了一本《環境保護經驗選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要求廠礦企業發至車間一級。

在國家計委的積極建議下，1974年10月25日，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國家環境保護機構。接著各地也相繼成立相應機構，如1974年12月26日，北京市決定將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三廢治理辦公室自1975年1月1日起，改名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環境保護辦公室①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1949—1978)》，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323頁。。各地繼續著手對一些污染嚴重的工業企業、城市和江河進行初步治理。如北京市革委會1973年9月21日決定將化工五廠、農藥二廠、制藥三分廠、紅旗化肥廠、稀有金屬提煉廠和廠橋裝訂廠的砷化鎵車間遷至通縣張辛莊工業區②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1949—1978)》，第304頁。。長河、蓮花河、永定河官廳山峽、溈水河四條河系水源保護領導小組分別開會，檢查了治理情況，決心加快治理步伐。經過積極治理，到1975年官廳水庫水質明顯改善。

光陰如梭，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召開已過去近40年。4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經過不懈努力，環境法制建設進一步完善，環境污染治理力度逐步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建設得到加強，污染治理投入穩步增加。環境保護事業快速發展但依然任重而道遠。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沙掷m發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環境保護。由環境保護進而發展為“可持續發展戰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跨越?！翱沙掷m發展戰略”已成為我國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江澤民高度評價：“保護環境的實質就是保護生產力”，“環境意識和環境質量如何，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杯h境保護“功在當代，利在千秋”③《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4、536頁。。站在這個高度回顧40年前這段歷史，追溯黨和國家對環境保護初步探索的足跡，愈發感到我國環境保護事業初創意義的重大，而推動這項事業的先驅者們更值得歷史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