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對中國“入世”十年的觀察和研究述評

巫云仙

西方學者對中國“入世”十年的觀察和研究述評

巫云仙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即“入世”，成為世界經濟大家庭中的一員。十年來，在WTO框架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進步和成就，同時，世界經濟也因為有了中國的積極參與而更具多樣性。中國“入世”這一課題，吸引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和研究。各種組織機構把中國列入重點研究對象，各種層次的期刊開辟新專欄，以刊載與中國“入世”和中國經濟有關的文章和著述，不同學科的學者也都不同程度地涉足到這一研究領域。本文試對十年來西方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狀況、成果和特點，進行梳理和歸納①由于語言問題，本文所概括的研究情況主要以英文文獻為基礎，其他語種的文獻和研究情況沒有涉及。。

一、研究中國“入世”問題的機構載體和主體

第一，一些大型國際性組織的相關部門和有關研究人員。作為國際組織中的重要成員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備受世人矚目。在2001年“入世”前后，世界貿易組織就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入世”，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問題，出版了大量與中國“入世”有關的法律文件、統計數據和研究報告等②World Trade Organization，“Protocol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ov．10，2001，http://www．worldtradelaw．net/misc/chinaaccessionprotocol．pdf．。相關研究人員也開展了多方面的調查研究，發表了不少有價值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世界銀行則于2002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加入WTO、政策改革和消除貧困”討論會。其他國際性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署等，都有大量科研人員在研究中國的“入世”問題。

第二，與中國對外貿易聯系密切的美國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美國審計總署 (GAO)是為美國國會服務的無黨派獨立機構，號稱“國會忠實的守護人”。該機構對美中貿易問題非常重視，從2004年開始，組織了一個由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商務部、國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和農業部 (USDA)組成的長期工作小組，以綜合評估中國“入世”承諾的履行問題③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2004)，“U．S．-CHINA TRADE: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U．S．Government Efforts to Ensure China’s Compliance with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mmitments”，http://www．gao．gov/new．items/d0553．pdf．，每年發布與中國“入世”有關的調查報告和聽證材料。

商業性咨詢機構以美中貿易委員會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CBC)為代表。該機構成立于1973年，是美國企業家與中國大陸進行商務聯系的主要組織，系非政府、非營利和無黨派組織，擁有大約220家在華經營的美國會員公司，主要向在美國本土和在整個亞洲地區經營的美國公司提供廣泛深入的有關中國商務信息的咨詢和服務，并舉辦各種活動。該組織設有“世界貿易組織與中國”專題研究項目，出版有關中國“入世”的重要出版物，包括:每年出版一期的“調查和研究報告”;對有關中國應對“入世”所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規，提出相應修改意見的“政府文件修改建議書”;1974年創刊的《美中商務評論》雜志等。

第三，智庫型和學術性研究機構。美國有1700個智庫型研究機構①James G．McGann(2007)，“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http://www．fpri．org/research/thinktanks/mcgann．globalgotothinktanks．pdf．，不少組織會研究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以為政府的有關決策提供咨詢、建議和研究基礎。成立于1916年的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設有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 (The 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有關人員對這一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術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成立于1968年)，在中國“入世”后的第二天，就舉行了一次“中國與WTO:國內挑戰，國際壓力”的研討會。主要討論作為WTO成員國，中國的國有企業、農村經濟，以及社會穩定會受到哪些影響，以及中國遵守WTO各種嚴格規則的能力②Kent Hughes，Gang Lin，and Jennifer L．Turner(2002)，“China and the WTO Domestic Challenges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s”，http://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WTOrpt．pdf．。美國國際法研究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成立于1906年)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中國的“入世”問題，他們主要從國際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以及國際法的角度進行研究。成立于1981年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匯率制度的研究很有特色，研究人員從世界經濟的角度，探討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

高等院校是另一個主要研究力量，凡是開設有東亞系或中國問題研究的學校，都會有相關人員開展包括“入世”在內的中國問題的研究。如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 (西雅圖)、波士頓大學、普渡大學、布蘭迪斯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多倫多大學，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大學等。

第四，研究成果發表的載體。一類是學術刊物。創刊于1960年的英國《中國季刊》是一本專門刊登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期刊③有關《中國季刊》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情況，可參閱拙文:《從〈中國季刊〉看西方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1期。。2001年和2007年，《中國季刊》先后開辟了兩個專輯，刊載了中國“入世”問題的有關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的專輯是專門針對中國“入世”問題的，而2007年的專輯是有關中國法律問題，以及從法律制度方面，研究中國是如何應對“入世”挑戰的。其他年份也零散地刊載有關研究成果和書評文章。成立于1920年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BER)是非盈利性研究機構，2003年開設了“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隨后即在網絡上發表有關研究人員的工作手稿，至今已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④有關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情況，可參閱拙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基于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工作手稿的分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6期;姚亞莉:《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的動態研究——基于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二○○八年工作手稿的分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2期;王偉:《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對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基于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2009～2010年工作手稿的分析》，《中國當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梢哉f這是目前為止比較集中反映這一專題研究狀況的研究園地了。另一類是紙質媒體和網絡。主要有《經濟學家》(英國雜志)《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

原來研究中國問題的傳統刊物，如美國的《亞洲研究雜志》和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卻在這一潮流中顯得過于保守，較少涉及有關中國“入世”問題的研究話題。此外，學術性期刊如《經濟文獻雜志》和《國際經濟雜志》等，也發表了相關的文章。

據不完全統計，上述所提到的研究機構和媒體雜志，十年來出版和刊載的與中國“入世”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以英文撰寫的研究論文不少于40篇。如果加上中國外向型經濟和對外貿易問題的研究成果就不止這些，重要的評論性文章在15篇以上，出版的專著、文獻資料和統計數據，則因國別較多和語言問題而難以量化衡量。

目前，比較活躍的研究人員均是非傳統的中國研究專家，而是中國研究中的一些非主流學者，他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研究機構和高校之中，從歷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角度，依托網絡平臺，及時關注和研究當代中國的經濟問題，其中以“入世”為中心的對外貿易問題是其研究的重點。

從時間上來說，2001年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入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時間段，即加入之年的2001年和2002年、2006和2007年，以及十周年之際的2011年。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中國“入世”和對外開放的歷程;“入世”的目的和戰略考量;“入世”的承諾和條件;“入世”對中國經濟、政治、法律、社會以及世界經濟的影響;“入世”后中國方面對所做承諾的履行情況，目前還存在哪些問題等。

二、關于中國“入世”的目的和承諾

在2001年前后，關于中國“入世”的原因和目的的研究是比較集中的，不少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有10多篇文章涉及這一問題，比較有代表性有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托尼·塞奇 (Tony Saich)、加拿大國際治理和創新研究中心的格蘭達·馬倫 (Glenda Mallon)和西安大略大學的約翰·惠利 (John Whalley)、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教授佩內洛普·普萊姆 (Penelope B．Prime)，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托馬斯·魯姆博夫 (Thomas Rumbaugh)和尼古拉斯·布蘭切爾 (Nicolas Blancher)等，他們認為，盡管“入世”條件有些嚴苛，但對于中國來說，這一步是必須的，這是多方面考慮的結果。

一是政治上的考量。作為世界舞臺上的重要國家，中國必須要參與這么一個國際組織。一旦加入WTO，美國國會就不可能每年都要就中美貿易中的“正常貿易關系”(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討論和表決，而且還可以成為WTO規則的制定者，對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有發言權;不能讓臺灣先加入，一定要在WTO中對這一敏感問題有話語權①Penelope B．Prime，“China joins the WTO:how，why，and what now?”，Business Economics，vol．XXXVII，No．2(April，2002)，pp．26—32，http://chinacenter．net/resources/publications/pdf/WTOPrime3．pdf．，同時也有利于大陸和臺灣的貿易和投資往來，促進將來可能重啟的兩岸政治對話和整合，至少可以提供一種解決海峽兩岸經濟和貿易爭端的機制②Tony Saich(2002)，“China as a Member of the WTO:Some Political and Social Questions”，http://www．hks．harvard．edu/fs/asaich/China%20and%20the%20WTO．pdf．。

二是經濟上的切身利益。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因為如果不加入的話，短期內經濟會得到暫時的保護，但就長期來說，就不可能享受到WTO成員國的一些重要和制度性的好處，如國內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可享受到最惠國待遇，免遭正常貿易障礙。過去的出口模式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對外貿易中遇到種種的棘手問題，但加入WTO就可以獲得一種制度性的解決途徑;有希望成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一部分。

三是出于改革動力和經濟增長源泉的考慮。對于中國領導者來說，可以利用WTO成員國身份這一外部約束機制，不斷推動已進行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減少既得利益者對不斷改革的阻礙，抑制地方政府的權力③Glenda Mallon，John Whalley(2004)，“China’s Post Accession WTO Stance”，Working Paper10649，http://www．nber．org/papers/w10649．;還可以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入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可能達到2個百分點，增加1500萬個就業崗位。特別是有助于為中國商品打開通往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市場，打開紡織品、服裝和通訊設備產品的外國市場。增加對外商在華投資的吸引力，服務產業尤其需要更多的外國投資，以吸收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下崗工人的就業;

普萊姆指出，中國之所以能被接納成為WTO成員，是其從90年代以來不斷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結果，但加入WTO的一攬子談判，只是中國未來時期所要經歷的主要變化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關于“入世”時中國所作的各種承諾和讓步，得到大多數學者的積極肯定。他們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入世”的條件是比較苛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魯姆博夫和布蘭切爾認為，中國對“入世”的承諾是世人皆知的，包括降低進口商品的關稅，以推進商品貿易的自由化;向外資開放服務業領域，如銀行業、保險業和通訊設備產品產業等，以推動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在貿易和投資制度方面，實行國民待遇原則和非歧視性原則，取消與WTO規則不一致的出口補貼和農業補貼，采用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標準，以及在貿易活動中保護知識產權;實施對貿易伙伴的安全原則，如專門產品生產的安全轉換機制、中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的專門安全機制，以及成員國可以啟動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訴求等①Thomas Rumbaugh and Nicolas Blancher(2004)，“Chin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TO Accession”，IMF Working Paper，，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4/wp0436．pdf．。

三、“入世”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產業發展

加入WTO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對國內經濟發展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對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示范性和導向性的作用。各方研究人員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著述，探討了“入世”對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產業發展的深遠影響。其中波士頓大學的傅士卓教授(Joseph Fewsmith)、世界銀行貿易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威爾·馬丁 (Will Martin)、斯坦福大學農業問題研究專家羅思高 (Scott Rozelle)、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安德森 (Kym Anderson)、世界銀行的伊蓮娜 (Elena Ianchovichina)、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和銀行家藍德彰(John D．Langlois，Jr．)、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約翰·惠利 (John Whaley)、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的李·布蘭斯提特 (Lee Branstetter)、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蒂 (Nicholas Lardy)、加拿大國際治理和創新研究中心的格蘭達·馬倫 (Grand Mullen)、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的查得·布朗 (Chad P．Bown，2009年以后則在世界銀行工作)等人的研究，具有較高的研究水平和理論價值。

關于“入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傅士卓在其《中國“入世”的政治和社會影響》一文②有關傅士卓教授的完整觀點和看法，可參閱Joseph Fewsmith，“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2001，pp．574—591．中認為，“入世”可以加強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所確定的發展路徑和方向，即融入世界經濟和貿易活動，參與全球貿易體系，擺脫自給自足和資本密集增長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轉變為利用廉價勞動力資源，發展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在對外開放和引進資本的過程中，獲得比較競爭優勢，使經濟部門更富有效率，同時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引進新技術、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和企業家精神。中國可以根據“永久正常貿易關系 (PNTR)”，進入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市場，不斷增加出口。據他估計，“入世”可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1．5%，在2002年至2005年，可吸引外資約為1萬億美元。在國有企業和政府宏觀治理的改革方面，傅士卓認為“入世”有助于淘汰那些無效國有企業，打破孕育經濟領域家長式統治的官僚利益集團，減少地方保護主義和工業壟斷，摒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管理模式，轉而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進行間接管理和規制，這就要求政企分離，黨政分開。政企分離的結果，有助于提高私營經濟部門的分量，重新調整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私營企業力量的擴大，可以提高社會資本，限制政治性權力。

關于對農業產業和農村發展的影響。在中國“入世”的承諾中，涉及農業部門的條款較多，且比較苛刻，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方面所作的讓步是比較大的，這對農業部門和農村地區的沖擊不可避免。威爾·馬丁 (Will Martin)和羅思高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客觀分析，認為要正確評估“入世”的利弊得失。在其《農業貿易改革與農村的繁榮:中國的啟示》一文中①Jikun Huang，Yu Liu，Will Martin，Scott Rozelle，“Agricultural Trade Reform and Rural Prosperity:Lessons from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13958，http://www．nber．org/papers/w13958。，作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內城鄉之間和不同地區之間農產品價格的扭曲 (如政府對于糧食的統購統銷機制)、進出口農產品的稅收保護、配額等措施，極大地阻礙了農產品的貿易自由化。國內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被人為壓低，阻礙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90年代以來關于糧食統購政策的改革，減輕了農業和農民的稅負，從而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同時為了配合“入世”的步伐，農業的對外貿易政策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政府逐步取消了對農業生產的保護，從而使政府推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與農民收入的增加呈正相關。作者指出，當討論與“入世”有關的農業改革的影響時，要認識到一個決定性的問題——即對于WTO承諾的本質是什么?？紤]到中國貿易制度的特點，降低關稅與農業保護的關系比較弱化，農產品的國內和國際價格關系更多是由政府的貿易政策、配額和許可證制度，而不是由關稅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入世”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像預期的那么負面。

安德森和伊蓮娜等人在其《中國“入世”對于農業與非農業收入不均和農村貧困化的長期影響》一文中②Kym Anderson，Jikun Huang，and Elena Ianchovichina，“Long-Run Impact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Farm-Nonfarm Income Inequality and Rural Poverty”，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52，May 2003，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DEBTDEPT/Resources/468980－1206974166266/4833916－1206974192224/PRWP3052．pdf．，分析了“入世”后農業領域的收入分配效應。作者認為，隨著“入世”的進展，一些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價格會下降，但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價格會上升。對于紡織品和服裝產品的出口限制取消后，會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因此，即使在總體上對農業勞動力需求下降的情況下，在農村地區對非農業崗位的非技術性工人的需求是會有相應增加的。根據全球貿易分析模型 (GTAP)的分析結果，以及實際數據驗證后發現，“入世”后，中國農業和其他產品的價格變化，相關要素會獲得要素報酬。說明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不均會加大，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收入不均卻未必會擴大。因此，“入世”后，政府應采取措施，消除農村家庭的貧困問題。

關于“入世”對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沖擊和影響，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藍德彰認為，WTO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金融業的開放，中國就必須接受國際有關規則，而且要遵守規則。中國在“入世”之初對金融行業是采取了“保護主義”態度，允許有5年的過渡期。但是過渡期之后，對于未來銀行業的影響更大，中國的銀行業類似日本，國家政府的控制比較強。但是在匯率控制方面，如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錯誤與遺漏”的控制是不到位的，說明政府對貨幣控制出現了問題。

約翰·惠利在其《加入WTO后中國關鍵服務部門的自由化:一些假設與問題評價》③John Whalley，“Liberalization in China’s Key Service Sectors Following WTO Accession:Some Scenarios and Issues of Measurement”，NBER Working Paper 10143，http://www．nber．org/papers/w10143．一文中，具體分析了中國的銀行業、保險業、通訊業的發展狀況，以及向外資開放的情況，研究了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保險和通訊三個關鍵服務部門的貿易自由化問題。作者認為，中國承諾對三個關鍵的服務部門，即銀行、保險和通訊實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這實際上牽涉到服務行業開放的時間、空間和金融風險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服務行業的貿易自由化雖然與商品貿易自由化的理論沒有太大差別，但由于國情不同，對于中國來說要評價這一自由化進程的影響，傳統的理論分析顯然是不適用的。一定要考慮中國這些行業發展的特殊性，這是一個難以立即作出回答的復雜問題。作者指出，服務行業的貿易自由化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都有正面的影響，但中國的金融部門一定要做大的變革，實體經濟部門的經濟改革也要同時進行，才能在理論上達到增進社會福利的預期效果。

關于中國對外貿易問題的研究。李·布蘭斯提特和尼古拉斯·拉蒂 (Nicholas Lardy)在其《中國擁抱全球化》一文中①Lee Branstetter，Nicholas Lardy，“China’s Embrace of Globalization”，NBER Working Paper 12373，http://www．nber．org/papers/w12373．，從歷史出發，研究了1978年以來中國國際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演變，認為中國對外貿易是一種雙重制度，是貿易領域的“一國兩制”，即出口企業以及與出口有關的企業享受優惠政策，而內向型企業則受到嚴格控制。加入WTO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和制度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使內外資企業得到公平對待。

查得·布朗運用了一系列的實際數據，研究了加入WTO前后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反傾銷問題②Chad P．Bown，“Chian’s WTO Entry:Antidumping，Safeguards，and Dispute Settlement”，NBER Working Paper 13349，http://www．nber．org/papers/w13349．。作者認為，在2001年前后，WTO成員國對中國公司實施的不同形式的反傾銷和差別對待政策是有區別的，之前以反傾銷為主，之后則以“中國產品的安全性”為主要政策工具。對中國使用反傾銷政策的國家主要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主要針對鋼鐵和化學行業，對于紡織和服裝行業，則使用“產品安全”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則對紡織和服裝行業實施“反傾銷”政策為主。而作為貿易大國，中國不僅正在學會通過正常的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與有關國家的貿易“摩擦”，而且還正在成為“利益相關的第三方”，處理其他國家的反傾銷事件。

此外，還有的學者對“入世”與中國通訊行業的發展，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及其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等課題進行研究。

四、“入世”與中國法律制度的變革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必須遵守經過各方長期討論和達成的有關規則和承諾，必須改革國內的法律條文和司法制度，要有與國際通用的法律法規，增強法律觀念和意識。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國外的法學研究專家有獨到的視角。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郭丹青教授 (Donald C．Clarke)、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皮特曼·波特(Pitman B．Potter)，以及芝加哥馬歇爾法學院(The John Marshall Law School)的凱倫·哈佛遜·克勞斯(Karen Halverson Cross)是其中的代表。

關于“入世”對中國現行法律制度的影響。郭丹青認為，中國對WTO的義務，包括不能強制履行的或有限強制履行的，都對國內的法律制度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如WTO對行政機構行為的獨立司法復審的要求，就會引起對國內現存的司法復審制度的討論。他從中國市場經濟中法律制度的發展過程，梳理中國法律制度的轉變，其中就談到了加入WTO對法律制度影響的具體事例③Donald C．Clarke，“Intruduction: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Since 1995:Steady Development and Striking Continuities”，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2007，pp．556—566;“Legislating for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2007，pp．567—585．。在“入世”之前，為了符合WTO規則的要求，中國就修改了若干法律條文?！叭胧馈焙髮ι虡I組織和外商投資模式都產生了影響，“外商所有全資公司”成為主要的所有權形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2002年通過了“農村土地合同法”;2003年的“銀行監管法”，和“中央銀行法”修正案;2004年修改了憲法，對市場經濟予以保護，對“非公經濟”是鼓勵的;2007年通過了“物權法”，保護私人財產得到了法律認可。這些變革說明，中國政府在“入世”后采取的一些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的行動，對現存的法律制度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變革。

關于“入世”對中國政府規制的影響。皮特曼·波特認為，“入世”對中國來說，不僅具有經濟和商業的意義，但同時也涉及了基本的政府規制問題①Pitman B．Potter，“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2001，pp．593—609．。根據WTO的透明原則、法律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中國需要修改一系列國內的法律法規，包括憲法、合同法、財產法等，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下子都完全符合WTO的有關規定和要求。波特指出，“入世”后，不少外國人質疑中國是否真的在遵守WTO的有關規則，特別是知識產權方面的法規。對于遵守WTO的規則要求，中國的商業法律制度采取的是一種“選擇性適應”的方式。這一理論可以解釋中國的一些行為表現，在接受貿易和人權的國際規則方面，中國是有選擇性的。根植于自由主義的規范性標準與根植于中國本地政府的規范性標準是有差別的，從這兩個不同的標準來看，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國“入世”后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了。

關于“入世”與中國法律制度改革的影響。凱倫·哈佛遜·克勞斯研究了中國獨特的“入世”過程，及其對經濟、法律和政治變革的綜合影響和挑戰。他們認為“入世”不僅扮演了一個經濟和法律制度改革的杠桿角色，而且還啟動了影響深遠的法律制度變革。②Karen Halverson Cross(2004)，“China’s WTO Accession:Economic，Legal，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http://www．bc．edu/dam/files/schools/law/lawreviews/journals/bciclr/27_2/06_FMS．htm．

托尼·塞奇認為，“入世”要進行一些與國際貿易有關規則相一致的改革，對國內法律制度的職能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作為WTO成員國，爭端的解決是通過獨立的、基于規則基礎上的、全國性的組織，而不是通過政黨命令或調解中央與地方政治關系來解決的。地方官員“他們有政策，我們有對策”的習慣做法，使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無形增加很多。這種法制觀念淡化的思維定式，在“入世”后會受到外部硬性條件的約束。

五、“入世”與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遷

“入世”雖然是經濟方面的政策和舉措，但確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戰略行為，對未來中國發展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對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遷有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關于這一方面的理論觀點，托尼·塞奇、約翰·惠利、傅士卓、佩內洛普·普萊姆，以及聯合國全球和經濟發展部的莎菲丁 (S．M．Shafaeddin)具有一定代表性。

關于“入世”對中國政治方面的影響。托尼·塞奇在其《作為WTO的成員國:中國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一文③Tony Saich(2002)，“China as a Member of the WTO:Some Political and Social Questions”，http://www．hks．harvard．edu/fs/asaich/China%20and%20the%20WTO．pdf．中認為，“入世”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可以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而且還可以增加一些規則約束和民主政治秩序 (如透明度、責任性、多元化)。作為WTO成員國，中國不僅要遵守自由貿易規則，還要有獨立的法律制度來對政府的行為進行必要的約束。

傅士卓認為，“入世”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挑戰也是巨大的。既要接納從全球化中獲益的社會力量，又要從傳統政治結構中讓出一部分權力。這個問題本來不是全球化的產物，但全球化使這一問題更突出了，“入世”更是加快了其發展進程。阻止異議和處理由于“入世”所帶來的社會分裂，就要發展一種更具有參與性和開放性的政治解決機制，逐漸把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相同步，這是一件比較艱難的任務。

關于“入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問題。主要牽涉到收入分配、社會公平、發展不平衡、下崗失業，以及社會貧困問題等。托尼·塞奇認為，“入世”會產生一些負面的社會經濟問題，如外國直接投資 (FDI)及其所引發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和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東部地區和城鎮的比較優勢會越來越明顯，集中了社會財富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多部分，而西部和農村地區將處于劣勢。國有企業的改革，會導致下崗失業人員的增加?！叭胧馈睂χ袊r業的沖擊，對東北地區農業生產的沖擊較大，農村和農業收入受到直接影響，一些農村地區的貧困化在所難免，農民向城市流動成為主要出路。雖然“入世”可以創造一些工作崗位，但需要中國政府在勞動力自由流動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才能使從農村地區轉移出來的人能盡快獲得新的工作機會①Tony Saich(2002)，“China as a Member of the WTO:Some Political and Social Questions”，http://www．hks．harvard．edu/fs/asaich/China%20and%20the%20WTO．pdf．。

約翰·惠利認為，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由于出口經濟活動和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進程的加快，沿海地區因其具有良好的對外貿易基礎和吸引了較多熟練的勞動力，所以這些地區的工資收入和技能溢價與內陸地區相比普遍較高，從而進一步吸引了更多的優秀人才，加劇了技能溢酬的地區差距。沿海地區技能溢酬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國內其他地區，使工資和收入水平呈現出地區和行業間的不平等②John Whalley，Chunbing Xing，“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kill Premia in Urba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16575，http://www．nber．org/papers/w16575．，這不僅僅是教育不均所導致，也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

莎菲丁認為，從長期來看，“入世”對中國的影響是積極的，但在初期會面臨一些挑戰，特別是失業問題。因為中國在出口市場準入方面的收益有限，而進口貿易的自由化則是引人注目的。在2005年，新增的失業人口可能會有2500萬至5000萬人。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可以彌補就業損失，但又會增加依賴外部因素發展國內經濟的脆弱性，從長遠看，對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說，依賴廣大的國內市場是明智的選擇③S．M．Shafaeddin，“Some implications of accession to WTO for China’s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Issues，Vol．1，No．2(2002)93—128．。

佩內洛普·普萊姆認為，“入世”對中國和國際社會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也不是靈丹妙藥，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不要夸大“入世”的好處?！叭胧馈敝醯?年時間，中國在農業、汽車、鋁、石化和鋼鐵行業有可能會失去1000萬個工作崗位，但隨后會在服務業、紡織業、服裝制造、非農的農村經濟活動中獲得1000萬個崗位。對外貿易會增加2倍，FDI也會增加，經濟效益的提高有助于增加GDP，增長率每年為1%左右，資源的重新配置會更具有比較優勢，增加出口和技術投資?！叭胧馈睂τ谥袊^去的經濟政策原則，如進口控制、低成本貸款、貿易權力、價格保護等是大的挑戰，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改變了財富分配的格局，中國更多地進入到全球和地區分工體系之中，要走消費需求拉動產量的經濟增長模式。市場定價和浮動匯率等都是新的市場機制。中國可以充分利用國際協議和規則，達到完成國內改革的目的?？偟膩碚f，“入世”的長期效應是正面的，但在過渡期，會遇到一些改革成本——失業，改革中獲益的人與受損的人是不一樣的人群④Penelope B．Prime，“China joins the WTO:How，Why，and What Now?”，Business Economics，vol．XXXVII，No．2(April，2002)，pp．26—32，http://chinacenter．net/resources/publications/pdf/WTOPrime3．pdf．。

傅士卓認為，“入世”的成本代價和消極影響，特別是在社會公平、城鄉和地區差別、下崗失業，以及農業生產等短期困難是可以預期的，可以通過政府的相關政策，如社會保險來緩解失業問題，放開勞動力市場和培育私營經濟的發展，會慢慢得到有效的解決。而“入世”的好處，如經濟更具有效率、消費品更便宜、政府部門的改進等是在長期才能看到的，對于“入世”影響的討論還會持續多年。

六、“入世”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

“入世”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等方面產生了諸多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

“入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在2011年12月10日中國“入世”十周年之際，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發表了題為《中國“入世”十年的艱難歷程》的評論文章，認為對于中國來說，“入世”是一場大的“賭博”，但這場賭博確實見效了。十年來中國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家，第二大進口國。外國的專門技術與中國勞動力和開放的全球市場的完美結合，比當初人們預期取得的成功還要大①“Ten years of China in the WTO:Shades of grey”，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1408．。全球的消費者都享受到了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使其成為其他國家的巨大出口市場。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特約撰稿人彼特·福德 (Peter Ford)認為，十年前，中國“入世”被看做為“與狼共舞”，擔心受到外國競爭者的沖擊。十年后大家的看法改變了，當初的“與狼共舞者”拿出的是英雄氣概?！叭胧馈笔?，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十年，使中國成為世界制造大國，被稱為“世界工廠”?，F在的世界經濟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是難以想象的了。中國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需要中國。彼特·福德還援引了印第安納大學副教授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觀點，認為WTO已經把中國深深地整合到全球生產網絡之中。盡管當初有妥協，但收獲也是巨大的。中國龐大的進口市場，成為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節約了成本，讓美國維持低通脹，中國借貸給美國超過1萬億美元，使美國的消費者可以繼續購買低廉的中國商品，但也使西方國家失去了百萬計的工作崗位。無論在WTO內外，中國在全球經濟舞臺中已經具備了某種力量，這是傳統大國力量無法忽視的②Peter Ford(2011)，“How WTO membership made China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1/1214/How-WTO-membership-made-China-the-workshop-of-the-world．December 14，2011．。

關于“入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世界銀行的伊蓮娜 (Elena)認為③Elena Ianchovichina1 and Terrie Walmsley，“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East Asia”，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09，August 2003．，“入世”不僅對中國本身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對東亞地區來說是機遇和挑戰并存的。中國是這一地區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和臺灣地區都可以直接從中國“入世”中受益，中國承諾降低關稅，開放市場，對這些的國家來說可以擴大對于中國的出口。投資自由化會延伸到東亞國家經濟體，但外商投資效應會小一些。在第三方市場，由于比較競爭優勢相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與東亞的貿易伙伴可能會形成競爭。由于東亞經濟體的規模較小，他們的受益會相對小很多，他們的真實GDP和福利，隨著中國的“入世”預期會下降，原因是針對中國出口到發達國家的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配額取消了，中國在這些市場會與具有比較優勢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成為競爭對手。而中國對于從日本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進口石化產品、電子產品、機械和設備等的需求，以及從東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進口農產品、木材、能源產品和其他制造品的需求會大幅增加，新的外國投資資金會流向這些擴張的生產部門。對于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影響是積極的，但對于欠發達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有可能是消極的，因為這些國家的紡織和服裝部門會萎縮。如果中國成為更富有效率的服務產品的供應者，或者是更有效率的高端制造者，其比較優勢會向高端產品轉移，這對于東亞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好消息，他們可以在全球市場中提高競爭力。

關于“入世”后中國簽訂的一系列地區性自由貿易協議問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羅伯特·勞倫斯 (Robert Z．Lawence)認為，由于中國經濟規模較大，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對外開放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了，中國的貿易活動，以及貿易政策對全球貿易制度的發展和演變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④Robert Z．Lawrence(2006)，“China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NBER Working Paper 12759，http://www．nber．org/papers/w12759．。

七、中國“入世”十年來的表現和存在的問題

“入世”十年來，國際社會比較關注中國在WTO框架下所取得的成效，加入WTO時的各種承諾是否得到兌現，到目前為止還存在哪些問題。

關于中國“入世”十年來的表現。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在2011年12月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入世”十周年大會上，做了題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的講話①WTO’s Director-General Pascal Lamy，“A new chapter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December 11，2011，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china_e．htm．。他認為，展望未來十年，他有兩個愿望，一是世界貿易組織有了中國的參與，而有助于我們的這一組織在今后的發展中更具開放性和公平性;二是WTO與中國的密切聯系，有利于促進中國的發展，以及很好地處理改革中面臨的各種挑戰。WTO對于中國，過去是、將來仍然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國對于WTO的重要性也是如此。

對于“入世”后中國對所做承諾的履行情況，世界貿易組織有專門針對中國的年度報告，以及關于中國過渡期機制的執行情況報告。美國貿易代表署每年都會向國會提交“中國履行WTO承諾的報告”。美國會計審計總署認為，中國已經成功地履行了“入世”的許多承諾，包括:為了與WTO規則一致，在國內修訂了好幾百個與對外貿易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及降低關稅，消除非關稅壁壘，調整了監管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政府部門，采取措施改革與大宗農產品對外貿易有關的關稅配額管理制度問題，開放了汽車金融部門，降低了對外資保險行業的資本要求和地域限制等②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2004)，“U．S．-CHINA TRADE: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U．S．Government Efforts to Ensure China’s Compliance with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mmitments”，http://www．gao．gov/new．items/d0553．pdf．。

格蘭達·馬倫和約翰·惠利于2004年發表的題為《后“入世”時代的中國》一文中③Glenda Mallon，John Whalley(2004)，“China’s Post Accession WTO Stance”，Working Paper 10649，http://www．nber．org/papers/w10649．，對2007年之前中國在履行WTO各種承諾時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認為盡管在當時中國已經遇到各種反傾銷調查，以及紡織品和服裝的嚴格貿易條件限制，但“入世”的實際好處還是大于損失的。與中國有關的貿易爭端，無論是與WTO有關還是無關的，以及中國越來越廣泛的地區貿易解決方案，都會對中國的貿易戰略和政策的變化，以及地區平衡提出了許多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關于對中國“入世”過程中出現和存在的問題的認識和評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制度層面。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蘇珊·阿隆森在其《中國正要毀掉WTO嗎?》一文④Susan Ariel Aaronson，“Is China Killing the WTO”，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Winter 2010，http://www．international-economy．com/Winter2010archive．htm．中認為，權力主義和不當規制是目前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在國家制度層面，為了保住權力，中國共產黨有時會忽視了對國際社會的承諾;黨的機構組織在一些關鍵的產業領域如交通、能源、銀行等擁有、經營，以及與私人企業聯系密切，政府既是市場競爭者，又同時是裁判者。不當規制在省一級來說就表現為:腐敗盛行、規則的不一致性、濫用權力。政府官員通常在一些應該監管的企業擁有股票。黨企不分，因此中央政府的命令被忽視或繞道而行;最后是中國社會存在一種不遵守規則的文化，不守規則的人設定規則，法律或被忽視了，或被不公平地強化了，許多公民和市場主體不知道或不能獲得法律保障下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基于規制的不充分。舊的制度被打破了，但新的制度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正是因為制度的破壞，規制的不當會影響到貿易伙伴的利益，最終會削弱WTO。一方面，中國領導人非常努力地遵守WTO的有關規則，修改了很多法律法規，履行了對市場準入的承諾。另一方面，還有許多寫在協議上的承諾還沒有兌現，歐洲和美國在中國進行投資的企業，最近發現中國正在越來越走向干預主義和保護主義。

二是市場自由化問題。2011年12月8日，署名為基思·布蘭斯徹 (Keith Bransher)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十年來中國不斷加大的貿易發動機》一文①Keith Bransher，“China’s 10-Year Ascent to Trading Powerhouse”，December 8，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12/09/business/global/chinas-10-yearascent-to-trading-powerhouse．html?pagewanted=all．認為，中國雖然開放了國內市場，但仍然保護市場。中國出口商品太廉價了，但卻是進口商品如汽車卻是那么昂貴，說明中國在利用WTO條款，保護國內市場。中國汽車產業受到25%的進口關稅保護，外加銷售稅、附加稅和環保因素的“綠色稅”等，使進口汽車難以拓展國內市場份額。運用“綠色稅”辦法，可以減少進口車，使當地企業受益，有助于提高空氣質量，又不會引起WTO的反感②“Car taxes in China:Taking Another Road”，August 21，2008，http://www．economist．com/node/11967001。英國《經濟學家》的評論文章認為③“Ten years of China in the WTO:Shades of Grey”，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1408．，中國把一些重要投資品如稀土，囤積居奇到國內企業，以扭曲的市場價格對抗外資企業，外資企業資本投入很大，但只能分享中國巨大市場的一小杯羹，比他們期望的要少很多?！痘浇炭茖W箴言報》的特約撰稿人彼特·福德 (Peter Ford)認為，有關中國的許多商業領域，如政府采購業務、大多數的金融業、通訊業以及其他的服務業，外國企業是無法參與的。在面臨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時，中國放慢了市場經濟改革的步伐。

三是貿易自由化和爭端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主要圍繞中國出口規模、商品價格、出口補貼、人民幣匯率、對國外市場的沖擊，以及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協定等?！都~約時報》的特約撰稿人認為，WTO規則是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使西方國家無法阻止中國在過去10年6倍的出口增長。WTO協議中，中國被認為是“非市場化經濟國家”，因此，對外貿易活動容易受到商品傾銷的調查和指控?！督洕鷮W家》的多篇評論文章都登載了對這一問題的報道，認為中國的大量出口激怒了很多西方國家，2008年中世界貿易爭端有一半與中國有關。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引發了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長期爭論。但是中國已經從“觀察中學習”了有關的游戲規則，并運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參與了貿易爭端的解決。

英國《經濟學家》的評論文章則認為，中國廉價的商品，加上低估的幣值和種種補貼，使中國商品所到的市場被“沼澤化”了。中國與一些國家和地區陸續簽訂了多邊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卻在國內忽視了有關的法律法規。自由貿易并沒有帶來更多的自由，甚至貿易本身也不見得是自由的。但對于貿易壁壘的問題，要有客觀的態度，一些貿易壁壘常被夸大了。中國與日本相比，在相同的發展階段上，中國對進口商品的開放程度比日本要大;與20世紀90年代的韓國相比，中國對于FDI的開放力度要大;從平均來說，進口關稅最高才10%，而巴西則超過了30%。與印度不同的是，在中國你可以在沃爾瑪隨時自由購物。因此，在中國“入世”十周年之際，“我們要承認，因為有了中國的參與，我們更加富裕了”④“Ten years of China in the WTO:Shades of Grey”，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1408．。

八、對西方學者觀察和研究之評說

縱觀十年來西方學者關于中國“入世”問題的廣泛觀察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其研究范圍非常廣泛，研究角度和方法比較新穎，對有關問題的研究也是比較深入的，取得了不少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成果。

第一，要對西方學者的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無論出于何種目的，這些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長時間關注和研究中國的“入世”問題，他們發表和出版的研究著述為中外各界人士了解有關中國“入世”問題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其觀點和看法代表了外國人對當代中國的一種認識模式，其研究成果則成為國外中國問題研究的重要文本資料和知識積累。

第二，研究人員來源廣泛，且與中國有各種密切聯系。從以上分析可知，對中國“入世”問題進行研究的各方面人員，包括國際組織中與中國有關的部門或研究項目中的科研人員;政府部門或獨立研究機構的研究咨詢人員;高等學校中的教學和科研人員，以及雜志、媒體和網絡組織中的其他人員。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與中國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系，因各種機緣巧合參與研究中國問題。如上文提到的藍德彰，曾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是美國的明史研究專家，能講流利的中文，但他又是J．P．摩根公司在中國分支機構的總經理，以及摩根投資公司的主席，他一生都致力于探解中國歷史文化和國際金融之謎，集歷史學家與銀行家于一身。當他研究中國“入世”后的金融業問題時，能夠得心應手，揮筆自如。中青年一代的學者，有不少人是中美正式建交后最早來華進行文化交流的，之后與中國研究結下不解之緣。他們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有親身的感受，深入中國基層進行實地考察，對當代中國有一定的了解，他們都有地道的中文名字。如斯坦福大學的羅思高，是農業問題和發展經濟學的專家，同時被中國教育部聘為“長江學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座教授，他對中國“入世”的農業和農村問題有獨到的研究和見解。再如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郭丹青，是美國研究中國法的權威學者和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對現代中國法制度的研究和中美交流作出了較大貢獻，他曾經到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訪問講學，在新浪網站注冊有“中國法律博文”，他從法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入世”對法律制度和社會政治的影響。除了這些學者之外，還有來自加拿大、智利、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地的有關人員。如印度學者貝特、古哈和馬華在其《WTO中的中國和印度》一文中，就中印兩國在WTO中的位置、表現和競爭情況進行了比較研究①T．P．Bhat，Atulan Guha，Mahua Paul(2006)，“India and China in WTO:Building Complementar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External Trade Sector”，http://planningcommission．nic．in/reports/sereport/ser/stdy_indch．pdf．。

第三，研究機構和載體形成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局面。一般來說，國際性的機構和組織的研究集中在比較宏觀問題上，如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農業發展和消除貧困問題和中國的匯率問題等。美國政府的有關研究機構則關注中美貿易政策和雙邊關系、貿易赤字、中國對WTO承諾的履行情況、人民幣幣值問題等。而獨立研究機構和智庫則比較注重從世界經濟的角度研究中國的“入世”問題，強調研究成果的實用性，能夠為決策者提供咨詢和參考借鑒。能夠借助網絡的媒體雜志，則比較注意研究中國“入世”后的現實經濟問題，如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從2004年開始討論中國“入世”有關的問題，先后發表了10多篇有關反傾銷和知識產權問題、進口汽車關稅問題、貿易爭端，以及“入世”十周年的紀念性文章等②有關文章可以在《經濟學家》官方網站上免費下載和閱讀，如“China Learns the Rules”，Nov．17，2004，http://www．economist．com/node/3372175，“China and the WTO:Trading Blows”，Aug 13th 2010，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0/08/china_and_wto，“Inevitable Collision”，Feb．21，2008，http://www．economist．com/node/10727785，“Car Taxes in China:Taking Another Road”，Aug．21，2008，http://www．economist．com/node/11967001，“Ten years of China in the WTO:Shades of Grey”，Dec．10t，2011，http://www． economist． com/node/21541408，等。。2011年《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關于中國“入世”問題的報道也越來越多了，如在2011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十周年之際，先后發表了多篇短評文章?！度A爾街日報》刊登的《美國保證要中國遵守“入世”承諾》③Frances Robinson(2011)，“U．S．Pledges to Hold China to WTO Rules”，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553904577102393144893480．html．，以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登的《WTO成員國的身份是如何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制造大國的》一文④Peter Ford，Staff Writer(2011)，“How WTO membership made China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1/1214/How-WTO-membership-made-China-the-workshop-of-theworld．，就有一定的代表性。英國的《中國季刊》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BER)則是學術性較強的研究載體和機構，所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各種著述具有一定研究深度，文獻和觀點被廣泛引用和傳播。

第四，價值判斷標準問題。在研究中國的“入世”問題時，西方學者往往是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思維作為基本的判斷標準?！叭胧馈敝皇侵袊洕ㄔO和社會發展中諸多問題之一，但西方學者會把它當做問題的全部。很多不是WTO的問題，都會比對WTO的有關規則進行評價，而評判的標準就是西方社會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理論和價值觀，主要包括經濟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以及政治民主化幾個方面。

如在考察中國的“入世”政策，以及是否嚴格遵守WTO的有關承諾時，許多學者的價值評判尺度就是以此為準的。經濟市場化涉及對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推行的市場經濟改革，以及基于市場化改革的各種制度建設的評價;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其實就是西方國家倡導的放松管制和完全自由貿易，及其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對中國來說，就牽涉到對外國盡可能地開放國內市場，取消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取消資本流動的管制，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實行商品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等，而這些問題并不是一個WTO框架所能全部涵蓋的。政治民主化所涉及的政治體制改革、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調整，以及國家和社會、政府與企業，市場和計劃關系等方面的重新界定，已經遠遠超出了WTO貿易協議之外的問題。因此，“入世”前后盡管中國政府作了許多積極努力，但西方國家總感到不十分滿意，原因就在于此?！叭胧馈彼墚a生的影響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他們對中國“入世”的期望卻是無限的。

第五，西方中心論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是研究性成果，還是媒體報道，多半是從西方國家的角度考慮中國的“入世”問題，很少考慮問題的復雜性。他們希望通過“入世”這一途徑，使中國走西方國家的道路，以此參與國際社會活動。當他們期望的目的沒有達到時，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抱怨。比如外國企業家對中國市場開放的程度不滿意時，就會抱怨中國企業的盜版和違反知識產權的行為，認為中國政府無力制止這種侵害知識產權的事情，違規的事情太多了。外國競爭者還抱怨中國企業享受到政府的很多優惠措施，如免費的土地、低息貸款、廉價的電價、提前獲得政府的政策信息和違規的補貼等。有的外國人希望“入世”能給中國帶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但結果卻又令他們很失望，于是就認為中國沒有遵守“入世”承諾，違背WTO的有關規則。如果能從中國角度看待這些問題，他們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要知道加入WTO只是一個有關貿易的經濟協議，不可能直接影響到政治層面的，甚至經濟層面的影響也不可能期望過高，有人認為，“入世”可以改善美國對華貿易赤字，也是不太現實的。

正如英國《經濟學家》的評論文章所說的，中國太大了，不能讓其作為旁觀者一樣，中國的“入世”問題也是如此，這一問題太過于復雜，牽涉的面過于廣泛，不能不做反復的探究，更何況新情況會不斷出現，“入世”對于世界經濟和外國人的影響就更具動態性了，因此，西方學者對中國“入世”問題的觀察和研究還將繼續下去。對于美國學者來說，中國是一個太大、且政治意義是如此重要的國家，以至于是不能被忽略的，但又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去同化它，不過至少可以不斷去了解、認識和研究它。

(本文作者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北京 100088)

(責任編輯 薛 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