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舊”運動及其影響**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百年‘尊孔’與‘反孔’——以山東為中心的考察”(11YJA770023)的階段成果?！嬲摷t衛兵與當地民眾的行為、心態

李先明

1966年下半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破四舊”，是一場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災難性破壞運動，是共和國歷史上極其慘痛的一頁。近年來學術界對這場運動的研究有了一些進展，但已有的研究側重于對過程的回憶和描述，①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金春明《“破四舊，立四新”的歷史反思》(《中共中央黨校學報》1997年第1期)，《文革初期山西的“破四舊”運動》(《滄?！?003年第1期)，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述略》(《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4期)，武立貴《回憶“破四舊”》(《文史月刊》2008年第7期)，何立波《破“四舊”風潮的前前后后》(《黨史文苑》2006年第3期)。至于紅衛兵與基層民眾的態度、運動的具體影響等方面至今尚無專文述及。有鑒于此，筆者利用曲阜的相關文獻資料，結合對部分親歷者的訪談，對曲阜“破四舊”運動的進程、運動中紅衛兵和當地民眾的行為心態以及運動造成的影響作一介紹和探討，以期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特別是“破四舊”運動的研究。

一、“破四舊”運動在曲阜的開展

“破四舊”運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過程中醞釀和引發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傳達了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社論號稱“破四舊”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另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的第一條，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的政治意義：“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的代表，林彪則為“破四舊”作了煽動性的號召。此后狂熱而無知的紅衛兵們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一切外來的和象征古代文化的物品砸了個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道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勛”。次日，全國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報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稱“好得很!”①《人民日報》1966年8月23日。于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和輿論媒體的宣傳鼓動下，由北京的中學紅衛兵首創的“破四舊”運動迅速席卷全國。

8月23日，曲阜師范學院、曲阜師范學校、曲阜一中等院校的紅衛兵聽到北京橫掃“四舊”的消息后，立即走上街頭，張貼標語，要求更換舊街名、舊地名，立即開展“破舊立新”運動②《中共曲阜縣委常委會議記錄》，曲阜檔案館藏，檔案號1－3－394－4。。為避免局勢失控和“變被動為主動”③筆者于曲阜民族公園對孔慶莊 (時任曲阜縣“文革”辦公室主任)的訪談筆錄 (2009年4月5日)。，曲阜縣委、縣人委聞訊后立即召開城關公社貧下中農會議，同意了紅衛兵的要求，并作出了開展“破舊立新”運動的決議。決議要求：更改舊街名；搬掉節孝坊；拆除神廟、神樓；拆除南門外孔祥熙的大道亭；掃清神漢、巫婆、仙客；改革婚喪嫁娶的舊習俗；取消一切廟會、香火會；把孔府改為階級教育展覽館等等④《李秀在曲阜師院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曲阜檔案館藏，檔案號1－3－204－9。?？h委的表態“支持”，使“破四舊”運動像颶風一樣迅速在曲阜刮了起來。

像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曲阜的“破四舊”運動最初也是從給街道、學校等設施機構改名開始的。在曲阜縣委作出開展“破舊立新”運動的決議后，大批紅衛兵即敲鑼打鼓，走上街頭，到處張貼大字報、標語，集會演講，熱情地向群眾提出更改舊街道、舊學校名稱的革命倡議。在紅衛兵的宣傳鼓動下，僅幾天時間，那些被認為帶有“封資修”色彩的舊街名、校名就紛紛被改成具有革命色彩的新名稱。如：“闕里街”改名為“反封街”；“更道新街”改名為“解放街”； “城隍廟街”改名為“紅星街”；“三皇廟街”改名為“紅衛兵街”；“官園街”改名為“工農兵街”；“西關大街”改名為“反帝大街”等等⑤《中共曲阜地方史》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351頁；筆者對孔慶莊的訪談筆錄 (2009年8月10日)。。

除了改名之外，紅衛兵沖向社會，干預群眾的風俗、習慣，如：不準群眾燒紙燒香、上墳祭祖、相互拜年和走親訪友，不準按傳統儀式操辦紅白喜事，不準宗教人員信教，等等。甚至群眾的衣著、發型也要按照紅衛兵的要求“破舊立新”。更為荒唐的是，紅衛兵“說一切花草都會使人變修，更會分散群眾精力，妨礙學習毛主席著作，放上毛主席語錄就可使人時時想著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于是，在紅衛兵的干預下，“有些機關、學校，把多年來種的花草全部刨掉，光光的只放上幾個語錄牌。甚至把幼兒園里的一些洋 (布)娃娃都放進了火爐里，免得娃娃們從小便崇洋媚外。至于一些中國 (布)娃娃，也一律去掉花裙子、花衣服，裹上綠布，權當綠軍裝，學紅衛兵。那么多布娃娃，一時沒有足夠的綠布做革命服裝，情愿光著屁股，也不穿那種表現資產階級思想的花衣裳”。①駱承列：《劫余痛定錄》(未刊)，第8頁。

隨著“破四舊”的發展，紅衛兵的“革命”熱情不斷高漲，曲阜當地民眾家里的圖書、字畫等所謂的“四舊”物品也開始遭殃。在曲阜，無論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無論是富裕戶還是貧困戶，幾乎每家都在堂屋里掛上一幅中堂，有《壽星圖》《五子登科》《麻姑獻壽》《松鶴延年》《歲寒三友》《八仙過?！贰哆B年有余》等等；很多人家里的條幾上還擺有祖上傳下來的古色古香的花瓶、如意、古硯。農民們舍不得將這些東西交出去，便盡量收藏起來，只把一些很普通的字畫，如《三字經》 《百家姓》《千字文》《朱子家訓》《增廣賢文》《封神演義》《連環畫》以及撲克、象棋之類的東西交出去。最后這些“四舊”物品被投進所在公社、大隊燃起的“破四舊”的大火之中。紅衛兵們則圍著熊熊火焰高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徹底砸爛舊世界!”“破四舊!立四新!”②筆者對白仲友 (時任曲阜縣人委秘書)的訪談筆錄(2009年7月18日)。與此同時，曲阜的一些歷史悠久、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如節孝坊、功德碑、烈女碑等也受到紅衛兵的沖擊。當時被毀壞的牌坊主要有：西門大街東首兩座功名坊、一座節孝坊；北門大街北首孔傳鉅之妻的貞節牌坊、坊后名曰“文津橋”的四孔石橋；小雪村中東西大街東段清嘉慶二十五年為武繼澤繼室韓氏節婦而立的“敕褒節孝”石坊；防后官莊東北岳家林內“懷遠大將軍岳君之祖塋記”石碑；蹕北村村北陳氏祖塋南面的閻王廟、戲樓、明威將軍趙公碑；等等。③筆者對孔慶莊的訪談筆錄 (2008年10月30日)。紅衛兵還在“造反有理”口號的鼓動下，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所謂“封、資、修”的代理人，即“牛鬼蛇神四類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進行批斗。

從當時的文獻資料和部分當事人的回憶來看，曲阜最初的“破四舊”運動的內容及形式大致集中在以上幾個方面。至此，曲阜的“破四舊”運動本該像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告一段落，但曲阜因為有中國最古老的文化遺跡——孔府、孔廟、孔林，即所謂“四舊”的總根子“孔家店”的存在，曲阜的“破四舊”運動不久又轉向了“討孔”。

其實早在“破四舊”運動之初，曲阜本地的紅衛兵就一度把矛頭指向孔府、孔廟、孔林，但在曲阜縣委的巧妙抵制下，“討孔運動”在“破四舊”初期未能開展起來④《李秀在城關公社貧協代表、治保主任、縣直機關和各企事業單位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曲阜檔案館藏，檔案號1－3－204－4；《中共曲阜縣委關于王化田所犯錯誤處理決定》，曲阜檔案館藏，檔案號1－1－393－11。。中央文革小組對此頗為不滿，1966年10月底，《紅旗》雜志負責人指使北京師范大學造反派頭頭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⑤《孔府大劫難》，第44頁。。由此，曲阜“破四舊”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即“討孔”階段。

縣委在得知北師大紅衛兵要來曲阜“討孔”的消息之后，馬上給駐城各機關、廠礦、企業單位領導作了部署，嚴格規定不許各單位與紅衛兵接觸，不與他們辯論，不給他們傳遞消息，不參加他們的一切活動，哪個單位出了問題，哪個單位的領導就要負責⑥筆者對孔慶莊的訪談筆錄 (2009年6月20日)。。曲阜縣委試圖通過這種消極抵抗的辦法與“北師大井岡山”紅衛兵抗爭，不讓他們為所欲為。同時，縣委向中央和省委匯報，并由縣委辦公室以縣委名義向國務院發出特級電報，請示怎么辦；另一方面，采取加強文物保護措施，要求文管會人員迅速把一、二類文物藏到后堂樓上，有些則藏到后花園水池里，以確保文物安全。⑦《中國共產黨曲阜市歷史大事記》，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221頁。

11月9日，北京師范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斗團”頭頭譚厚蘭帶領200多名學生來到曲阜后，他們以中央文革小組派來的名義，不顧山東省委、曲阜縣委和孔廟管理處的勸阻，串聯當地的一些“造反派”，與曲阜師范學院等院校的紅衛兵聯合成立了“討孔聯絡站”，并揚言：“徹底搗毀‘孔家店’，火燒孔像，刨平孔墳，揪出尊孔、祭孔的反動學術‘權威’游街示眾”!①北京師范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斗團：《火燒孔家店——討孔宣言》， 《討孔戰報》第1期，1966年11月10日。

就在曲阜廣大黨員干部與紅衛兵對峙期間，11月12日夜，曲阜縣委通過電話接到了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所謂指示：“孔府、孔廟、孔林不要燒，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博物館，像收租院那樣?？讐灴梢酝诘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電話則聲稱：“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府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讐灴梢酝诘??？梢哉叶奈锏娜丝匆幌??！雹凇吨泄睬返胤绞贰返?卷，第354—355頁。

陳、戚的“指示”，助長了紅衛兵的“討孔”聲勢。14日，北京師范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斗團”向全國發出題為《徹底打倒“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十條建議》的通電，并成立了“全國討孔聯絡委員會”。15日，北京師范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斗團”、曲阜師范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同曲阜的部分中小學紅衛兵及到曲阜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2000余人，在孔府門前舉行“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宣讀了“討孔檄文”，誣蔑國務院1961年為孔廟、孔府、孔林和魯國故城遺址豎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護傘”，是“討孔”的絆腳石，將其砸毀，并給國務院發了“抗議信”。③《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搗毀孔家店，徹底鬧革命》，《討孔戰報》第3期，1966年11月20日。

28日至29日，北京師范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斗團”、曲阜師范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合曲阜部分中等學校的紅衛兵，在曲阜師范學院大操場上召開包括工人、農民和各地到曲阜串連的紅衛兵參加的“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 (號稱10萬人“討孔”大會)。大會由譚厚蘭主持。會上批斗了山東省分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長余修、省委宣傳部部長王眾音、曲阜師范學院教務長高贊非、教授王先進和歷史學家嚴北溟、周予同等人。會后，紅衛兵將余修等人和孔廟大成殿里被推倒的孔子塑像、大成殿匾牌一起架上汽車游街示眾。最后，紅衛兵將孔子塑像、大成殿匾牌縱火焚燒，同時，還到孔林刨了孔子及其后裔孔令貽等人的墳墓。④《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勝利召開》，《討孔戰報》第5期，1966年11月30日。

12月6日，譚厚蘭率北師大紅衛兵趕回北京捍衛“中央文革”，但曲阜并未從“討孔運動”的狂熱中冷卻下來。1967年春節前后，全縣曾刮起扒墳、砍樹、盜竊國家文物和地下財富的邪風，魯國故城、梁公林、少昊陵、東西顏林、尼山孔廟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⑤《中共曲阜地方史》第2卷，第356頁。。

二、曲阜“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和當地民眾的行為心態

“破四舊”是一場荒謬的政治運動。運動期間，紅衛兵改街名、砸廟宇、斗干部、批老師、毀文物，鬧得雞犬不寧，社會秩序大亂。對于這樣一場摧殘人權、踐踏文明和人類正常理智難以接受的粗暴的破壞行為，當時的紅衛兵以及地方干部、群眾的行為心態是怎樣的呢?這是很值得分析和探討的。

(一)紅衛兵盲從狂熱、肆意妄為

紅衛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發展起來的，主要由一群單純天真、熱血沸騰、對毛澤東無限崇拜和忠誠、思想行為過于情緒化、觀念化和政治化的大中學生組成。一般來說，紅衛兵最初“破四舊”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他們中的很多人，真誠地以為黨和國家面臨著巨大矛盾，面臨著修正主義復辟的威脅；他們天真地以為，通過“向舊世界宣戰”，就能夠“移風易俗”、“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遺憾的是，他們不是以事實為依據，而是被畸形的極左思潮所迷惑。不能否認，也有部分紅衛兵在思想和心理上對“破四舊”缺乏準備，感到運動突如其來，基至有些不理解。但總的來講，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出于對黨和毛澤東的信賴以及受“造反”潮流的裹脅，很快地加入到“破四舊”的洪流中，成為革命的“造反派”?！扒穾煼秾W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張景顏在回憶自己的“破四舊”經歷時說：“紅衛兵大都是出于愛黨、愛國心參與‘破四舊’的，一開始也有些學生不太理解，感到運動來得有點突然，但《人民日報》、各大報紙都一個勁地肯定，最后運動就被轟起來了?！雹俟P者于曲阜師范大學家屬樓對張景顏的訪談筆錄(2010年12月12日)。駱承烈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學生還在觀望，但是‘八·一八’、‘八·三一’毛澤東接連兩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增加了紅衛兵‘破四舊’的熱度。他們真誠地以為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非我 (紅衛兵)莫屬。全國學北京，曲阜的紅衛兵也不例外，甚至更加厲害?！雹诠P者對駱承烈 (時任曲阜師范學院中國古代史教研究室主任)的訪談筆錄 (2008年10月8日)。但曲阜的孔府、孔廟、孔林畢竟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是國家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筆者曾猜測北師大“井岡山戰斗團”的紅衛兵在破壞“三孔” (孔廟、孔府、孔林的簡稱)之前，特別是在砸國務院豎立在“三孔”門前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時一定產生過猶豫和疑惑。然而，在筆者所接觸到的大批材料中，沒有反映出當時紅衛兵在心理上曾經有過動搖和懷疑。北師大某紅衛兵當時的日記也表明他們對砸國務院的石碑沒有絲毫的恐懼和不安，有的只是滿腔的革命熱情和把“破四舊”運動進行到底的決心③《孔府大劫難》，第121頁。。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參加曲阜“破四舊”的紅衛兵分為兩類：一類是隸屬于曲阜本地(不包括曲阜師范學院)的“土生土長”的紅衛兵，如曲阜一中、曲阜師范學校的紅衛兵，他們一方面是“破四舊”運動的主力軍，另一方面他們在運動之初對孔府、孔廟等重點文物單位起了保護的作用，即便在“討孔”高潮期間，他們的行為也不像外地紅衛兵那樣激烈和偏執④筆者于中國孔子基金會曲阜辦事處對高景鴻 (時任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訪談筆錄(2010年2月19日)。；另一類是外地的紅衛兵，他們是曲阜大批文物古跡的直接破壞者?？梢哉f，如果沒有北師大“井岡山戰斗團”等外地紅衛兵參與曲阜的“破四舊”，“破四舊”運動不會對曲阜的文物古跡造成極大的破壞⑤在訪談中，無論是曲阜當地的干部和群眾，還是當年參與“破四舊”的紅衛兵，都一致認為，在“破四舊”運動中，“三孔”文物的破壞主要是由外地紅衛兵和曲阜師范學院的部分紅衛兵造成的。。毀壞文物，罪不容恕。當我們對紅衛兵的行為進行譴責的同時，更要看到，中央文革小組某些成員的直接支持和縱容是造成“三孔”遭受慘重破壞的最根本的肇因，而紅衛兵之所以參與破壞，大多數是受“左”傾思潮的迷惑和“破四舊”理論的蒙蔽⑥在訪談中，許多“討孔事件”的親歷者認為，紅衛兵以及部分參與破壞文物的群眾是受了蒙蔽。。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又未嘗不是運動的受害者。

(二)多數群眾不感興趣、被動參與

對一般群眾而言，他們大都對“破四舊”不感興趣，因為很多所謂“四舊”是他們正在使用著的物品或正在踐行著的生活習俗或生活方式，對于“三孔”，祖祖輩輩生活在曲阜的廣大群眾對其有著至深的感情。因此，對“破四舊”運動特別是在“造孔家店的反”的問題上，他們從內心里非常抵觸和不理解。另一方面，“破四舊”運動來勢兇猛，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洗禮的人們又不能不順應潮流，跟著大呼隆。在調查中，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老者經常說的一些話語就是：“大勢所趨”、“大家都參加，你不參加行嗎?”“人隨王法草隨風，上面怎么號召，下面就怎么跟”、“一開始不接受，時間長了也就接受了”⑦筆者于曲阜老年大學對幾位老者的訪談筆錄 (2009年8月10日)。。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階級意識很強的年代里，人民群眾的心理被嚴重扭曲了。

思想決定行動。盡管曲阜廣大民眾對“破四舊”不感興趣，甚至是反感的，但迫于壓力，還是參與了這場運動?？v觀曲阜整個“破四舊”的過程，當地民眾都是由基層干部如大隊支部書記或民兵連長帶領著去橫掃“四舊”的，“紅衛兵自己下鄉并不受農民的歡迎。各區、公社都普遍采取了抵制態度，有的不讓學生散發傳單，有的強制學生就地參加勞動”①《李秀在曲阜縣貧下中農的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曲阜檔案館藏，檔案號1－1－396－4。。正如孔慶莊所回憶的那樣：“大多數群眾還是聽黨的話，有組織、有紀律的，無論砸碑還是扒墳，都是紅衛兵強迫縣委縣府組織群眾去干的。紅衛兵自己指使不動，(并)常常和群眾發生沖突?！雹诠P者對孔慶莊的訪談筆錄 (2010年3月21日)。事實上，在曲阜“破四舊”的第一個階段里，當地民眾一方面在縣委的組織號召下參與“破四舊”，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抵制紅衛兵“造孔家店”的反；在曲阜“破四舊”的第二個階段里，盡管有個別人迎合當時形勢的需要，表態“支持紅衛兵干革命”，③《諸葛亮會——曲阜地區貧下中農討孔座談會紀要》，《討孔戰報》第8期，1967年6月26日。但絕大多數農民群眾從內心里對紅衛兵“造孔家店的反”非常反感④《孔府大劫難》，第91—93頁。。用當地百姓的話來說，人們都覺得把“三孔”文物砸掉和燒掉實在是太可惜了，當時沒有一個真正支持的⑤筆者在曲阜民族公園對幾位老者的訪談筆錄 (2009年4月19日)。?！安荒芊裾J有個別人想趁機發點財，弄點東西，但那只是極少數，不是主流。從指導思想上講，當地百姓并不想‘破四舊’，更不想破壞‘三孔’。如果當地老百姓都想去扒墳，早就扒光了；如果都想砸‘三孔’，早就砸光了。實際上，盡管曲阜文物古跡被紅衛兵毀壞得不少，但更多的文物被群眾保護下來了?！雹薰P者對白仲友的訪談筆錄 (2010年3月18日)。在“破四舊”過程中，當地不少群眾想方設法暗中保護“三孔”。如孔子墓碑被砸成數百塊碎石后，當地一些群眾就偷偷地將其收藏保護起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墓碑的碎石被拼粘復原，仍立原處；再如孔府、孔廟里的檔案、文書，以及元、明、清時期的一些服裝、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被群眾搶救出來，藏匿在各處，“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又得以重見天日⑦何立波：《荒誕的破“四舊”》，《黨史天地》2006年第2期。。

(三)黨員干部迷茫懷疑、消極抵制

與紅衛兵盲從、狂熱的行為、心態相比，曲阜大多數黨員、干部對“破四舊”運動有一種非常矛盾的心理狀態。一方面，面對“破四舊”運動中明顯悖理的反文化、毀滅珍貴文物的舉措，多數黨員干部本能地意識到了運動中“革命行為”存在的問題，內心充滿了迷茫、懷疑、抵觸甚至厭惡。當然，這種心態還沒有達到對“左”的思想理論的否定和拒斥的程度，主要是一種感性的對違反常識和常規的極左舉動的不滿和異議。另一方面，由于“破四舊”運動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直接支持，在“不砸爛就是?；?，就是對抗文革”的“破四舊”大潮里，他們又不能不從表面和形式上順應“文化大革命”的潮流，高舉“破四舊”的大旗，表示支持“破四舊”運動。

應該說，在運動初期，迫于壓力和基于“變被動為主動”的考慮，以曲阜縣委為中心的黨員干部一度對紅衛兵的“破四舊”行為持包容和支持的態度，但同時，他們又頂住壓力，采取種種措施對紅衛兵的行為予以規范和引導，巧妙地把“三孔”與“四舊”區別開來，力所能及地保護了“三孔”。時任曲阜文物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高景鴻就強調：“在譚厚蘭來曲阜之前，當地干部組織群眾努力保護‘三孔’，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三孔’的古建筑、古文物等沒有一件遭到破壞?！雹喙P者對高景鴻的訪談筆錄 (2010年2月23日)。但隨著北師大紅衛兵的到來，特別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被砸毀之后，縣委便不得不“一步一步向后退”⑨筆者對白仲友的訪談筆錄 (2010年9月2日)。。值得稱道的是，即便在此種情形下，不少黨員干部仍然冒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危險，想盡各種辦法，抵制“討孔運動”。因為他們知道，即便“孔老二是封建主義的代表，但‘三孔’是國家財產，他們保護的是‘三孔’，是國家文物，文物一旦被破壞了，便永遠也不能恢復”①筆者對孔慶莊的訪談錄 (2009年3月21日)。。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抗爭，一大批珍貴文物在改革開放后得以劫后重生?？梢哉f，在“破四舊”那個極不正常的歲月里，如果沒有縣委和文管會等廣大黨員干部的努力抗爭和保護，曲阜“三孔”抑或就真的成了“歷史遺跡”。

三、曲阜“破四舊”運動的歷史影響及其評價

曲阜“破四舊”運動，1966年8月下旬洶涌而來，1967年初悄然而去。經過近半年的折騰，它對國家和曲阜當地民眾的文化、生活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一)大量的文物、古跡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在曲阜“破四舊”運動中，破壞性最大、影響最為惡劣的就是對文物、古跡的破壞。在運動初期，曲阜當地的紅衛兵毀壞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古書典籍以及各式各樣的石碑牌坊等。最為可惜的是，在運動后期，即“討孔”階段，孔府里的各類檔案、瓷器、字畫、古書典籍，孔林中的歷代石碑等一大批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遭到了無情的破壞。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譚厚蘭率領紅衛兵毀壞的文物即達6000余件，其中包括：孔廟大成殿中的大型塑像17座、孔廟大型匾額20多塊、古代冊箺2700余冊、古代珍貴字畫58軸、孔林墓碑2000余塊②《中共曲阜地方史》第2卷，第356頁。。

(二)一大批當地干部和群眾被當做“封資修”的代理人受到打擊

在曲阜“破四舊”運動過程中，受到沖擊的，既包括“地、富、反、壞、右”等一切“牛鬼蛇神”，也包括知識分子、縣委領導、一般群眾等。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66年底不到半年時間，僅曲阜師范學院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師和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干部就多達110余人，占教職工總數的1/5，這些教師和干部除了經常被揪斗之外，還被逐出家門，趕進“牛棚”，并長期集中到校農場被監督“改造”。他們的工資被扣發，活動受限制，不僅本人受沖擊，而且殃及家屬、子女。③《曲阜師范大學校史 (1955—1995)》，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0頁。與此同時，全縣部分黨政領導干部和一些出身不好或有“歷史污點”的群眾也遭到批斗。批斗給受害人造成的不僅是身體上的傷害，更嚴重的是他們遭受了心靈上的摧殘。

(三)打亂了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

在曲阜“破四舊”過程中，特別是“討孔”階段，全縣形形色色的紅衛兵組織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造孔家店的反”、“踢開黨委鬧革命”等口號的煽動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向“牛鬼蛇神四類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孔老二的孝子賢孫”、“舊曲阜縣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起攻擊，致使全縣黨政機關、學校以及許多單位都一度陷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④《中共曲阜地方史》第2卷，第222頁。一時間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商業蕭條，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當地民眾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受到嚴重干擾。

(四)全盤否定傳統風俗、習慣，嚴重傷害了群眾感情

傳統風俗習慣是指歷代相習、積久而成的社節、風尚、習慣的總和，是人民群眾長期的心理積淀，具有一定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如逢年過節上墳祭祖的習俗，既表達了家族的傳承，又表達了后人對先輩的思念和孝心，只要其間不夾雜迷信行為，就是一種正當的民俗活動，不應當加以干涉和制止。再如一些民間信仰習俗，往往具有道德教化、社會控制、整合鄉村、調適心理的作用，因而，我們在規避其負面影響的同時，也要肯定它對社會文化建構的正面作用，不能不加分析地一筆抹殺。但在曲阜的“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不分良莠、不加辨析地對傳統風俗、習慣進行批判和否定，如強令禁止人們上墳祭祖、死了人不準戴孝和哭靈、強迫一些宗教人員反教、視所有民間信仰為封建迷信，等等，嚴重傷害了人民群眾的感情，從而引起人們心理上的強烈反感。

(五)擾亂了正常的倫理秩序，扭曲和摧殘了人們的心靈

“破四舊”運動的又一負面影響是顛倒混淆了人們生活中的善惡、是非、美丑、好壞的標準，打亂了曲阜社會正常的倫理秩序。不能否認，以儒學為主干的傳統文化中有諸多消極因素，諸如封建陋俗、等級觀念、封建迷信等。但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中關于社會倫理道德的見解，關于個人的自我修養的一些看法是極有見地、值得肯定的。而在曲阜的“破四舊”運動中，“尊祖敬宗”、“師道尊嚴”、“講孝道”、“重禮儀”等一些傳統美德都被當做“孔老二的糟粕”掃地出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反人性、反人理、反人道、反人權的所謂“革命倫理”，人們的心靈被嚴重地扭曲和摧殘。

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曲阜“破四舊”運動的開展，給當地民眾的文化、生活等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一系列物化形態的破壞上，人們觀念層面上的“四舊”，特別是其中的一些“舊風俗、舊習慣”還是在私下里繼續延續和持守著。

以“改名”為例，在“破四舊”過程中，盡管曲阜的許多街道、村莊、學校都改成了富有“革命”色彩的新名稱，但當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稱呼和沿用舊有的名稱字號，以致到1972年以后除了紅星街、紅星路等少數被“革命化”了的名稱保留外，其他街道恢復了原來的名稱①筆者對孔慶莊的訪談筆錄 (2009年8月15日)。。不僅“改名”如此，曲阜固有的傳統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民間信仰等等，也并沒有因為一場“破四舊”運動而消亡。如在“破四舊”運動中，盡管紅衛兵廣泛宣傳禁止人們在過年時燒香、上供菜、祭祖等，但是仍有不少人“在夜間偷偷地供上香、供上祖宗牌位等，一到天明趁別人沒發現時，趕緊把供品收起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變相抵制，消極執行”。②筆者對白仲友的訪談筆錄 (2009年8月17日)。再如：“破四舊”時，曲阜大大小小的神祇廟宇均被當做“四舊”予以掃蕩和毀壞，但民眾的神明信仰并未從思想上根除，他們仍然趁著天黑或沒人注意的時候，在房前屋后，燒香磕頭、求神拜佛③筆者于曲阜民族公園對幾位老者的訪談筆錄 (2010年7月20日)。。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其一，“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舊”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從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沖上社會橫掃“四舊”開始，到11月7日譚厚蘭到曲阜“討孔”之前，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里，盡管“破四舊”運動造成了一定的破壞和影響，但運動基本上處于可控的范圍之內。從11月7日到1967年初，為第二階段，即“討孔”階段。在這一階段里，由于中央文革小組的直接支持縱容和北師大“井岡山戰斗團”等外地紅衛兵組織的介入，“破四舊”運動完全失控，曲阜許多珍貴的文化遺跡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其二，以曲阜縣委為中心的領導干部以及一些群眾，盡管參與了這場運動，但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是被動參與，而非主動參與，他們自始至終對“破四舊”運動，特別是對“造孔家店的反”持消極抵制的態度。

其三，曲阜“破四舊”運動的開展，非但未能“移風易俗”和“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反而給曲阜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和負面影響。這充分說明，在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等涉及群眾意識形態的問題上，切不可輕率地搞什么“大破大立”，更不可企圖用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一下子解決，否則就會事與愿違，甚至給國家和社會造成重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