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首腦外交研究

王宇潔

（內蒙古財經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中日首腦外交研究

王宇潔

（內蒙古財經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關系迎來了兩國復交以來最好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中日首腦互訪頻繁，互訪次數位居大國之首，極大地推動了雙方在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腦在發展兩國關系上發揮了顯著的管道作用?？梢哉f，這一階段中日關系迅猛發展，首腦外交是雙方關系得以實現的重要推進器。

中日；首腦外交；政府開發援助；經濟技術合作

日本是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鄰邦。中日關系是中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0世紀70年代，中日關系實現了三次重大轉折：第一次轉折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第二次轉折是1978年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該條約中，兩國在雙邊及地區和平與安全方面達成了共識，深化了中日‘和平友好’關系的內涵。第三次轉折是1979年日本決定對華提供日元貸款和中國接受這種政府貸款。該決定為中日關系以政府間經濟合作作為核心的全面發展開辟了嶄新局面”。[1]三次轉折，體現了中日政治、安全、經濟關系的質的飛躍。自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80年代末，中日關系迎來了兩國復交以來最好的發展階段，即中日關系的“蜜月期”。政治上，兩國首腦互訪頻繁，互訪次數位居大國之首；經濟上，中日經濟交往形成政府、民間相結合的新格局，兩國貿易額迅速增長，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這一時期，中日關系由不正常狀態到恢復邦交，再到迅速發展，首腦外交是雙方關系得以實現的重要推進器。

一、首腦外交的界定

“首腦”的含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研究首腦外交的學者普利施科認為，“首腦這個詞一般指行政首長，包括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也可以包括某些級別高于部長的其他官員”。[2]我國學者張清敏針對中國的情況，認為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他們所參與的外交活動一起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最高層外交’（diplomacy in chief），即首腦外交”；[3]從狹義上講，主要指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妒澜缤饨淮筠o典》中對首腦外交的定義是“由國家實際掌握最高決策權的首腦人物（一般為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直接出面處理國家關系和國際事務的外交”。[4]魯毅等認為首腦即指“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或國家對外政策最高決策人（如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5]本文對“首腦”的界定采取狹義上的理解，即主要指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

首腦外交主要包括：首腦間的訪問或會議；首腦間的通信、電話；首腦的私人代表或特使在正式外交渠道之外的特殊使命，以及首腦公開的對外政策聲明、講話等等。

本文僅選擇首腦互訪作為研究對象，沒有把其他形式的首腦外交包括在內。因為首腦出訪意義重大，首腦互訪是雙方外交關系的重要保證。另一方面，首腦互訪的數據在公開發表的資料中相對比較完整，可以進行深度分析。

二、首腦外交的特性

首腦外交作為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直接參與的外交，具有一些突出的特點：一是級別最高。首腦外交是在最高級別上的面對面交流，直接闡明其對外政策、外交策略。二是效果直接?！笆啄X外交不僅意味著各國首腦超越傳統外交代表機構及一些固有的程式，直接、迅速、面對面地同對方打交道，而且意味著他們將外交政策的決策和執行結合在一起，尋求高度集中有效地處理共同關心的國際事務的途徑?！比强梢匝杆俚刈龀鰶Q定。在處理國際危機或突破外交僵局時，首腦決定或指示不用再通過代表機構去下達，可以避免外交渠道的拖延，爭取外交主動，國際爭端問題處理得很快。

三、首腦外交對中日關系的推動作用

首腦外交是一國元首或政府首腦親自實踐的一種外交方式，其巨大的權威性不言而喻。上世紀70到80年代，中日首腦頻繁互訪，極大地推動了雙方在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一）首腦外交促成政府開發援助貸款的實現①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包括日元貸款、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三個組成部分。其中日元貸款是主要的，占70%以上。政府開發援助作為官方發展的援助，完全是政府行為。在決策層面上，是由該國政府的最高層進行政治決斷。這一時期，日本成為二戰后世界上第一個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西方國家，雙方首腦的政治決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從中國方面來講，鄧小平的政治性決斷直接促成中國接受日本政府的開發援助貸款?！拔母铩睍r期，中國拒絕任何外資，是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任何主張利用外資的意見，都會被批判成“賣國主義”。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開始逐步調整外資政策。鄧小平看到了外資對加速現代化經濟建設的巨大意義和作用，首先作出政治性決斷。1978年9月，鄧小平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講話中闡述了引進外資的必要性。他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热缑珴蓶|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后來‘四人幫’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涍^幾年的努力，有了今天這樣的、比過去好得多的國際條件，使我們能夠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所沒有的條件?！绻珴蓶|同志沒有說過的我們都不能干，現在就不能下這個決心?！盵6]1978年9月，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訪華時，首次向中方提議運用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的資金（即政府日元貸款）。1978年10月，出訪日本的鄧小平代表中國第一次明確發出愿意與日方進行資金合作的信息。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將就日本的政府貸款進行研究。日方立即表示將積極協助。但是，日本在實施援助過程中奉行“要請主義”原則，即日本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以發展中國家通過官方渠道，向日本提出援助申請為前提，日本接受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并對之做出反應。[7]所以日方希望中方首先提出要求和計劃方案。1979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民黨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中國正在考慮接受日本政府貸款，希望日方予以研究。1979年9月，中國副總理谷牧訪日，正式向日方提出總金額為12000億日元（按當時匯率，約為55.4億美元）、準備用于8個大型基本建設項目的貸款請求，希望日方予以考慮。

日本方面，大平正芳首相積極推動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1979年1月，大平首相公開表示：日中兩國貿易迄今為止一直采取使用現金、先行結算的方式，今后如果不調整政策、增加進出口信貸，就很難推進大型項目的進展。因此，日本政府準備以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經濟合作基金為后盾，大規模推進日中經濟合作。[1]由于對中國提供政府貸款涉及日本對華外交戰略和基本方針的重大轉換和調整，因此就這一問題的決策，大平內閣在國際與國內兩方面進行了協調。在國際上，首先，日本使東盟國家確信對中國的援助不會導致日本對東盟國家援助的減少；其次，為了安撫蘇聯，日本強調與中國的關系決不針對第三國，而且日本決不會給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第三，日本強調對中國的政策不會構成與西方國家的競爭，中國的現代化對于亞洲的和平與穩定是有益的。另外，在1979年，日本還成功地說服DAC（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成員國承認中國為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從而使中國有資格接受日本的政府貸款。[8]在國內，1979年11月，在大平首相的政治決斷下，以通產省提出的3500億日元的方案為基礎，與外務省的分年度提供方案相折衷，作出了日元貸款的決定。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正式訪華。訪華期間，大平首相表示，對中國的現代化，日方愿意給予協助。但是，日方重申日元貸款三原則：一是與歐美各國保持協調；二是與亞非各國、特別是東盟國家保持平衡；三是不提供與軍事相關的援助與合作。大平首相正式表示了提供日元貸款的決定。其內容是：第一年提供500億日元；其后對6個建設項目繼續提供日元貸款，總額將達15億美元；條件為“非束縛性”貸款，年利率3%，包括10年寬限期（只付息不還本）在30年內償還；無償援建醫院。[9]第一次對華日元貸款從1980年起實施，日本對華無償援助也正式啟動。

1982年9月，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華，中日領導人再一次確認了加強包括政府貸款和民間融資在內的雙方資金合作的重要性，為順利實施第一次對華日元貸款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條件。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對中方承諾了第二次對華日元貸款，計劃在1984—1990年間提供4700億日元，用于衡陽至廣州和鄭州至寶雞復線電氣化鐵路、秦皇島港丙丁碼頭建設工程、連云港廟嶺二期工程和天水橋水力發電等7個項目。①1988年8月，日本首相竹下登訪華，在與鄧小平會談時表示，日本政府決定提前一年、在1988—1989財政年度完成第二次日元貸款，并從1990年起提供第三次日元貸款，總金額為8100億日元，年息進一步降低。鄧小平對此表示感謝，并指出：日元貸款對于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建設和中日關系的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10]

日本的政府貸款形式上雖然是雙邊經濟合作，但本質上是兩國政府之間涉及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外交關系，是需要首腦一級作出判斷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中日兩國首腦的政治性決斷在實現對華政府貸款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幾次對華政府貸款的計劃都是在首腦訪問之際宣布，突顯了首腦外交在政治判斷上的巨大權威性。

（二）首腦外交推動雙方經濟技術合作第一，從中日首腦會晤的內容來看，經濟合作是核心議題。從首腦外交的視角看，中日首腦間所涉及的任何議題都說明該議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兩國的關系。這些議題的內容構成了影響兩國關系的問題因素。鄧小平時期，中日首腦互訪11次，涉及的議題達數十個。如果從時間跨度方面考量，經濟合作從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提出以來，幾乎成為每次中日首腦會談的關鍵內容，說明經濟合作是這個時期影響中日關系的重要因素，追求國家的經濟利益是此時首腦外交的優先目標。其二，經濟合作議題的內容不斷深化。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訪華，中日經濟合作從“民間級”飛躍到“政府級”，從而使中日經濟關系形成一個政府和民間合為一體的新格局。1980年，華國鋒總理訪日，雙方一致同意繼續擴大兩國經濟交流，鞏固并擴大兩國在科技方面的合作。[11]之后中國總理訪問日本時，確立了中日關系三原則，即根據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兩國之間現存的和平友好關系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兩國的經濟關系；中日經濟關系應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則，從各自的需要和可能出發，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不斷地向新的廣度和深度發展；發展這種經濟關系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代友好的愿望，應該是長期的、穩定的，不受國際風浪的影響?！叭瓌t”對中日經濟合作的方向做了具體的定位。1983年胡耀邦總書記訪問日本的時候，在原來中日關系三原則的基礎上，增加了“相互信賴”的內容，使其成為指導中日經濟合作的四原則，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賴、長期穩定”。同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時，提出要鼓勵更多的日本中小企業同中國合作。[12]1988年竹下登首相訪華，為中日經濟合作取得了兩大成果：一是締結了承認對華投資的日本企業享有與中國企業同等待遇的中日投資保護協議，二是承諾提供第三次日元貸款。1989年李鵬總理訪日，提出支持日方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促進對華投資的設想，并重申日本的技術和投資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3]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中日首腦外交的直接目的就是不斷推進雙方的經濟技術合作，“經濟利益導向”的首腦外交非常突出。

第二，中日首腦外交成果明顯——兩國貿易取得長足發展。就首腦訪問來看，每次首腦的出訪都會有龐大的專業代表團隨行，在訪問過程中簽署大量的包括經貿、能源、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協議，訪問之后對協定的執行是落實首腦訪問成果的重要形式，也會進一步推動和深化相關領域的合作。[14]這一時期，經濟合作是中日首腦會晤的核心議題，伴隨首腦訪問的是大量經貿協定的簽署。中日關系在此期間以經濟關系為中心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從中國對日出口情況來看，1983年為50.8億美元，1985年是64.8億美元，1987年為74億美元，1989年增到81.4億美元，③數值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中日貿易額從1972年的10億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90億美元，凈增18倍。1985年日本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向日本的出口和從日本的進口，分別占中國當年出口總額的23.7%和進口總額的29.5%；同年，中國也成為日本的第三大出口國，其地位僅次于美國和韓國。[15]中日間的貿易情況印證了首腦訪問對推動雙方貿易發展的巨大作用。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中日關系迎來了兩國復交以來最好的發展階段。雙方首腦互訪頻繁，互訪次數位居大國之首。通過首腦外交，日本成為二戰后世界上第一個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西方國家；中日經濟形成政府、民間相結合的新格局；兩國貿易額迅速增長，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梢哉f，首腦外交在促進中日關系的發展上發揮了最顯著的推進作用。

注釋：

①文中日本政府貸款的案例研究參考借鑒了林曉光博士論文中的相關材料。

②“非束縛性”又稱“非限制性”，即受援國可以向任何國家的企業采購所需的物資。

③數據來自《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

[1]金熙德.日本外交與中日關系：20世紀90年代新動向[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2]（美）埃爾默·普利施科著，周啟朋等譯.首腦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

[3]張清敏.社會變遷背景下的中國外交決策評析[J].國際政治研究，2006（1）：47.

[4]錢其琛.世界外交大辭典[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5]魯毅，黃金祺.外交學概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6]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張光.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8]Yong Deng.Chinese Relationswith Japan：Implications for Asia-Pacific Regionalism[J].Pacific Affairs，1997（70）：373-391.

[9]金熙德.中日關系：復交30周年的思考[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10]裴華.中日外交風云人物——鄧小平與竹下登[J].黨史縱橫，2004（10）：18-20.

[11]中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27集）[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

[12]裴華.中日外交風云人物——鄧小平與中曾根康弘[J].黨史縱橫，2004（8）：37-39.

[13]K.V.Kesavan.Japan and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Aspectof the BilateralRelationship[J].Asian Survey，1990（30）：669-681.

[14]張清敏，劉兵.首腦出訪與中國外交[J].國際政治研究，2008（2）：1-20.

[15]中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第27集）[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

〔責任編輯 趙曉潔〕

A Study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the View of Summ it Diplomacy

WANG Yu-jie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Huhhot In n er Mongolia，010051）

From 70’s to 80’s in 20th century，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s in the best period since they set up the foreign relations.In this period，the summit visi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re frequent，which promoted their cooperation in capital，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So the summit diplomacy was the important driving pow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o-Japanese；summit diplomacy；ODA；economic-technology cooperation

D822

A

2011-10-30

王宇潔（1976-），女，山西大同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國際關系與中國外交。

1674-0882（2012）01-002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