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東晉時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動

辛長青，高曉鳳

東漢東晉時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動

辛長青1，高曉鳳2

（1.大同市東方歷史文化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6；

2.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山西 大同 037004）

大同地區在東漢和東晉時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侶的活動。大同地區最早的佛教寺院應為建于東漢時期的通光寺。東晉釋道安和慧遠等高僧在渾源龍山的弘法，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劃時代和里程碑的意義。著名的懸空寺有可能始建于東晉時期。大同佛教史應該引起史學界和佛教界的重視。

東漢；東晉；大同；佛教；道安；慧遠

眾所周知，大同歷史文化厚重悠久，文物古跡遺存眾多，是名副其實的歷史文化名城。對于大同佛教，眾所周知的是北魏佛教的輝煌，遼、金、元、明、清佛教的盛行延續。然而，對于大同北魏以前的佛教寺院和佛教活動，大家就知之甚少，甚至還大大地忽略了。依據非常少見的史料，今撰文對大同地區的早期佛教史跡作一粗略探研，以期對中國佛教史和大同地區佛教史的完整性作一補充，并希望專家指正。

一、東漢時期的寺院建筑

大同最早的寺院叫“通光寺”，俗稱“北寺”，位于大同市柴市角街西頭路北（今城區第七小學）。解放初，該寺還基本存在，寺院內有僧人20多位。后來該寺被辟為小學，名為柴市街小學，后又更名為大同市城區第七小學。上世紀60年代，學校還保留一座大殿，1966年毀于“文革”動亂。

大同老百姓多年留傳下的俗語稱：“大同先有北寺，后有南寺，再有華嚴寺?！蹦纤陆ㄓ谔拼?，上、下華嚴寺建于遼代，可做為“北寺”為東漢明帝時期的寺院建筑之參考。成書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的《大同縣志·營建卷》記載：“北寺，在城東北，漢明帝時建?！陡尽纷髅鹘?，誤。舊名通光寺。國朝（指清朝，筆者注）雍正六年（1728年）后殿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建前殿，更今名，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盵1]（卷5，P103）清代光緒年間編撰的《山西通志》亦作了如下記載“：有通光寺，在大同縣城東北，明帝時建?！盵2]（卷57，P4125）

《大同縣志》的作者將北寺的歷史作了個簡要的記錄，而且認定北寺為“漢明帝時建”，并糾正了明代《大同府志》認為北寺建于明代的錯誤，說明《大同縣志》的作者是有充足依據的。通過《大同縣志》的粗略記載，我們對北寺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北寺既然有前殿和后殿，說明該寺建筑規模不算小，大殿等建筑也不會太小。據此推測，該寺建成后，住寺僧人也不會太少。佛教公元前后傳入中國，而東漢明帝劉莊是最早在中國崇拜倡導佛教的皇帝之一。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洛陽建立了中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洛陽是中原地區，是中國的中心地區。那么很明顯，漢明帝劉莊是想用佛教教化百姓，維護社會安定的。劉莊為什么會在北部邊境平城地區建立一座寺院呢?從劉邦建西漢，公元前200年在平城東北白登山被圍七天七夜，后得陳平計，巧妙逃脫匈奴單于的包圍，后又聽從婁敬的建議，采取了與匈奴的和親政策，直到東漢明帝劉莊上臺，前后約有260多年，平城地區社會局面一直時好時壞，成為兩漢朝廷的長久擔憂和隱患，對此《漢書》和《后漢書》記載很多?！逗鬂h書》中記載，永平六年（63年“）是歲，北匈奴遣使乞和親”。永平八年（65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坝榔绞辏?3年）春二月，遣太仆祭肜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3]（卷2，《明帝紀》，P772）說明此時東漢與匈奴的關系再度緊張?！逗鬂h書》又記：“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3]（卷23，《竇融傳》，P875）此段史料告訴我們，此時東漢平城地區來自北匈奴的威脅基本解除，東漢與烏桓、鮮卑暫時又處于和睦友好時期。永初三年（109年）“九月，雁門烏桓及鮮卑叛?！盵3]（卷5，《安帝記》，P780）說明到了東漢安帝劉祜執政時，平城地區的漢族和烏桓、鮮卑又處于戰亂時期。由此分析推測，在平城修建通光寺，漢明帝的政治目的是想借用佛教來教化平城地區的胡漢兩族，以期和平安定。又據姚斌先生考證，大同地區漢代佛寺就有四處，即大同市城區的通光寺，靈丘縣西三十五里的白馬寺，廣靈縣北的閔子院寺（又稱圣壽寺），天鎮縣西南五十里的龍泉寺。這也為大同市內有通光寺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如果有關部門能夠組織考古單位到北寺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試掘，假如能發現漢代佛寺的建筑構件和有關文物，那么實物證據和文獻記載就相一致相吻合了，北寺（通光寺）就基本上可以定論為大同地區的最早的寺院建筑了。如果此說成立，將是對中國佛教史和大同佛教史的重大補充和完善，大同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東晉時期的僧團活動

關于大同地區僧團最早的活動，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東晉時期在道安主持下，在渾源飛龍山的弘揚佛法的僧團活動了?！陡呱畟鳌さ腊矀鳌穼Υ俗隽巳缦碌挠涊d：“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后避難于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后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后于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盵4]（P177）這是東晉著名高僧道安在山西大同渾源飛龍山率眾弘法的大概情況。這段記錄為我們透露了許多佛教歷史信息和線索：

道安來恒山飛龍山之前，已有知名的兩位僧人在這里傳法，這是目前我們所知的在大同地區弘法的有真實法名的最早的兩位高僧。僧先、道護到達飛龍山的時間是石氏之亂發生的那一年，即公元335年。據我考證，道安到達飛龍山的時間是公元349年，也就是說，僧先和道護比道安早了14年。在這14年中，恒山飛龍山的佛教、僧眾和寺塔等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和數量。飛龍山即今大同恒山之龍山，《魏書》記作封龍山，即今渾源翠屏山以南的千佛嶺山脈。這里溝壑縱橫，叢林密布，山清水秀，至今在個別山頭上和山溝里還能見到幾處古建筑的遺址，偶爾也能撿到魏晉時期的瓦片和陶片等，這說明《高僧傳》的記載大體是可靠的。渾源民間自古就有“龍山有七十二道溝，溝溝有座廟”的說法，而懸空寺正好位于恒山龍山的金龍溝內，因此懸空寺也有可能始建于東晉道安在恒山弘法的時期。

湯用彤先生評價道安時說：“嗚呼，釋道安之德望功績，及其在佛教上的建樹，比之同時之竺法僧、支道林，固精神更猶若常在也?！盵5]（P206）東晉時期，釋道安就被稱作“漆道人”、“印手菩薩”、“東方圣人”。東晉名士孫綽《名德沙門題目》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庇譃橹澰唬骸帮w聲汧隴，馳名淮海，雖形草花，猶若常在?！本瓦B鳩摩羅什來中國想拜訪的第一個佛學大師也是道安。然而，歷史上多數研究佛教的專家非常注重對釋道安的研究，但大多忽略了道安在恒山飛龍山弘法的過程、貢獻和建樹以及對后世佛教的影響等等。道安在飛龍山弘法是他能夠成為當時頂級大師的主要時期和過程。它的特點一是時間長（大約349年～357年），長達近10年；二是徒眾多；三是高僧較多；四是團隊性質突出；五是影響較大；六是共同探討佛教禮儀、制度、教義等；七是廣建寺塔，形成規模；八是佛教宗派的創立在飛龍山已見端倪。當道安于45歲時（約357年）離開飛龍山后，飛龍山的佛教才漸漸衰落了。

《高僧傳·晉飛龍山釋僧先傳》記：“釋僧先，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彌時，與道安相遇于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盵4]（P194）道安于僧先從小做沙彌，同為河北老鄉，而相識于旅店中，道安受俱戒要比僧先晚，他們互相敬慕，相約長大后一同游歷四方。僧先“值石氏之亂，隱于飛龍山，游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后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于理多違?！仍唬骸耶敺治鲥羞b，何容是非先達?！苍唬骸胭澏Y教，宜今允愜，法鼓竟鳴，何先何后?！饶擞谔饶嫌螘x平，講道弘化，后還襄陽，遇疾而卒?！盵4]（P194）同傳又記曰：“又有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潔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已報佛恩?！妰L曰善，遂各行化，后不知所終?！盵4]（P178）從以上史料中我們可知，第一，道安到龍山不是一個人去的；第二，他和僧先、道護在龍山修行時就有了“匡正大法”的宏愿。這說明佛教入中國到東晉時已300多年了，已經在真偽上出現了危機、混亂和濫觴，需要“正本清源”了。

和道安一起到飛龍山弘法的還有法汰、法遇、曇徽、僧輔、曇翼、道立、曇戒、慧遠、慧持等，然而最知名的當屬慧遠了?！陡呱畟鳌せ圻h傳》記：“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婁煩人也?！薄爸凳⒁阉溃?49年），中原寇亂，南路堵塞，志不獲從?！薄皶r沙門釋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后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乃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盵4]（P211）慧遠是與其弟一起奔飛龍山拜道安出家的。由此可知，當時飛龍山香火之旺，僧徒眾多。

慧遠無愧師傅道安的厚望，最終成為道安之后的又一位佛學大師——凈土宗的創始人。湯用彤先生評價說：“釋慧遠德行淳至，厲然不群?！薄盎哿x強正不憚，乃俱各傾倒。非其精神卓絕，圣德感人，曷能若此?！薄皷|晉佛學之大業，為之宣揚且特廣傳于南方者，俱由遠公之毅力?；圻h受道安之命，廣布教化，可謂不辱師命矣?！盵5]（P157）凈土宗的創立與道安有著極大的關系。

由此可見，在東晉中期，恒山飛龍山是當時中國佛教的一大中心。恒山飛龍山，環境幽靜，峻美隱蔽，是戰亂中出家人修行的理想之地。從最早的僧先、道護于公元335年先到恒山弘法，后道安于349年也到恒山弘法，道安于45歲時（約357年）離開恒山，恒山的佛教活動興旺紅火了22年多，它為中國佛教的發展，從注經譯經上，從教義上，人才組織上，從宗派的創立上，從僧人制度的管理和寺塔建筑等方面做了充分的準備?！陡呱畟鳌さ腊矀鳌酚洠骸鞍餐馍嫒簳?，善為文章?！薄鞍渤Ｗ⒅T經，恐不合理?！薄鞍布鹊聻槲镒?，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范、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薄俺跷簳x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遵釋迦，乃以釋命氏。后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盵4]（P177）這是道安對中國佛教的巨大貢獻。中國佛教史和大同佛教史對此絕不能忽略，而應大大地重視關注和探究。

綜上所述，大同從東漢明帝時期的通光寺的創建，到東晉道安率眾在恒山飛龍山弘法，為398年北魏道武帝在平城建都，招延僧眾，建寺立塔，弘揚佛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做了充分的準備。北魏以后，平城（大同地區）佛教的盛大發展和再度輝煌，也就自然順理成章了。

三、余論

《魏書·釋老志》載，太武帝滅法時曾下過滅法詔書，詔書中說：“……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言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而代之偽物!”[6]（卷114，P3034～3035）

劉元真，《高僧傳·竺法潛傳》有記：“竺法潛，字法深，姓王，瑯邪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今河南臨漳縣）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贊曰：‘索索虛衿，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蒙，懷抱之內，豁爾每融?！瘽摲咭押?，剪削浮華，崇本務實，微言興化，譽恰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盵4]（P156）

呂伯強，《高僧傳·康法朗傳》中記：“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常讀經，……后還中山?！实茏恿钌?，其先雁門人，姓呂，少游獵，后發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術，每入定，或數日不起……?！盵4]（P153）據湯用彤先生考證，這個呂韶可能就是呂伯強。劉元真和呂伯強，大約和釋道安等都是同時期的人，而當時的名僧名道和信仰佛教的有影響的文化人很多，那為什么太武帝偏偏點出劉元真和呂伯強的大名，并被誣為“大奸之魁”呢?這說明劉元真和呂伯強對北方佛教和平城地區佛教的影響較大較深，尤其是呂伯強出生雁門，又在中山（今河北正定一帶）弘法，而中山離恒山飛龍山也不是太遠，故呂伯強與恒山的道安究竟有無來往，姑且這里存疑。如果有來往，可做東晉時期大同地區佛教概況的一點補充。

四、結語

以上是大同東漢和東晉時期佛教狀況之大略也。由此可證，大同佛教始于東漢明帝時期，至今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了。東晉中期，大同地區的佛教曾一度“聲甚著聞”二十多年。在北方戰亂中，飛龍山是全中國非常罕見的規模最大的一處佛教圣地。從恒山走出去的以道安、慧遠為代表的高僧大德很多，恒山飛龍山的弘法修行是他們成為一代佛學大師的重要階段和過程。道安和慧遠是佛教開始中國化的領軍人物，而東晉中期在北方動亂時期恒山飛龍山的弘法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劃時代的作用和里程碑的意義。

[1]（清）黎中輔.大同縣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清）王軒.山西通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0.

[3]（南朝）范曄.后漢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南朝）釋慧皎.高僧傳[M].北京：中華書局，1992.

[5]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 [6]（北齊）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責任編輯 趙立人〕

Buddhist Templesand Buddhist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XIN Chang-qing1,GAO Xiao-feng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atong,Datong Shanxi,037006；
2.Institute of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Architectures and Cultural Relics of Datong,Datong Shanxi,037004）

There existed temples and Buddhist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n Datong.The earliest temple should be Tong Guang Temple,which was buil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Dao An and Hui Yuan,and other seniormonks preached in Longshan in Hunyuan,which was amilestone i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The famous Hanging Temple projectwas probably initiated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The Buddhist history in Datong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from the literalworld and the Buddhist circl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Eastern Jin Dynasty；Datong；Buddhism；Dao An；Hui Yuan

K234.2

A

2011-11-28

1.辛長青（1945-），男，山西大同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云岡學與地方文史；

2.高曉鳳（1966-），女，山西大同人，文博館員，研究方向：地方文史。

1674-0882（2012）01-00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