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鄉村權力蹂躪和“閹割”后的奴隸根性
——魯迅與1990年代后中國小說中“國民性”主題系列研究論文（二）①

古大勇

（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被鄉村權力蹂躪和“閹割”后的奴隸根性
——魯迅與1990年代后中國小說中“國民性”主題系列研究論文（二）①

古大勇

（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魯迅小說開創的“國民性”主題在1990年代后中國小說中得到鮮明的承續，例如兩者都典型地表現了被鄉村權力蹂躪和“閹割”后頑固存留于鄉民身上的奴隸根性。此種主題在1990年代后中國小說中頻繁再現，表明了“改造國民性”的艱難，20世紀初魯迅所孜孜以求的“改造國民性”的民族重任并沒有完成。

鄉村權力；奴隸根性；魯迅；1990年代后小說；改造國民性

按照?？碌臋嗔碚?，權力可以分成硬權力和軟權力，前者一般表現為監獄、軍隊、法庭等之類的國家暴力機構，以具體實在有形的機構與規則等對人的肉體進行控制，形成一種顯在的宏大形式的權力關系；而軟權力則通常指思想、輿論、道德、文化等在無形中對人的精神進行控制，形成一種潛在的微觀形式的權力關系。硬權力和軟權力分別以“統治”和“認同”作為各自的權利存在方式，前者是通過國家機器的強制性手段來實現，而后者并非通過強制性手段來實現，即通過對一種主導價值觀念潛移默化的認同與歸附來達到對精神的無形控制。中國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倫理型文化范式的國家，在中國傳統社會，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有著壁壘森嚴的等級界限，一方面通過嚴酷的國家機器，也即?？滤^的“硬權力”來確立與鞏固這種關系，使之合理化和規范化。傳統的中央集權政治和一級一級的地方基層組織相結合，形成以“求治”為主要目的的政治型范式。由于長期嚴酷的專制統治，民眾對于凌駕于自身之上的絕對君權，漸漸形成一種深深的敬畏心理。而對于高度一元化的專制權力的無限畏懼和絕對臣服，是中國漫長的專制政治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統治者通過封建文化禮教，也即?？滤^的“軟權力”在思想意識層面對人進行精神控制?！疤煊惺?，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盵1]（P.1284）統治者竭力使這種鮮明的等級思想成為民眾發自內心的自覺思想意識。在這軟硬“權力”的雙重統治下，民眾漸漸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觀念和奴性思想。由于這雙重原因，對權力的崇拜與渴望就成為中國人最普遍的文化心理。中國最廣大的民眾主體分布在廣袤的鄉村土地上，鄉村就是整個國家的微型縮影和標本，剖解鄉村社會的權力機構，就等于以“一斑”來窺中國的權力結構特征的“全豹”。鄉村統治者可以借助權力任意支配和決定他人的命運，而廣大民眾對權力的渴望與爭奪也不過是想改變自己被奴役的地位，權力無所不在地彌漫于鄉村的空氣中。在這種鄉村權力的蹂躪壓制下，民眾的“國民性”呈現出一種扭曲和異化的狀態，其最大特征就是處于被“閹割”狀態的奴化。

在《阿Q正傳》的“未莊”鄉村世界中，阿Q連姓氏都沒有，有一次，阿Q說他姓趙，和趙太爺是本家，便遭到趙太爺的耳光和訓斥：“你敢胡說！我怎么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么？”“你怎么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阿Q被鄉村權力粗暴地剝奪了姓趙的人身權利，耐人尋味的是阿Q和旁觀者的態度，“阿Q并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知道的人都說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約未必姓趙，即使真姓趙，有趙太爺在這里，也不該如此胡說的?！毙彰麢嗍乾F代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權利，此點尚且不保，遑論其它？人又何能“立”？更有悲劇意味的是，阿Q和未莊的人對這種不平等的等級秩序并沒有絲毫的懷疑和反抗，而是自覺地認同，不但未莊的人都認為阿Q不配姓趙，甚至連阿Q自己也認為不配姓趙，趙太爺是不會錯的。阿Q挨了趙太爺的打，便受到格外尊敬，因為，“未莊通例，倘若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張三，向來本不算一件事，必須和一位名人如趙太爺者相關，這才載上他們的口碑。一上口碑，則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卑受到尊敬，原因僅僅是挨了趙太爺的打，這是未莊人普遍價值觀的體現，鄉村權力成為未莊人是非判斷、榮辱評價的唯一和最高標準?！峨x婚》中的愛姑，敢說敢罵，潑辣而且張揚，她敢罵自己的丈夫和公公為“小畜生”、“老畜生”。遭到夫家的欺辱后，糾集父親和六個兄弟“將他們的灶都拆掉了”，雖然她的斗爭在本質上也是對“暫時做穩奴隸”的秩序的一種維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敢于斗爭的勇氣。小說中愛姑的表現以七大人出場為轉折點，在這之前，愛姑嬉笑怒罵，旁如無人，“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么容易嗎？‘老畜生’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愛姑此番潑辣之語，大有翻天之勢，乍看來頭不小?？梢坏┻M了龐莊，愛姑的心理狀態就發生了陡轉，七大人的一聲“來——兮”，使她“覺得心臟一停，接著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先前都是自己的誤解，所以太放肆了，太粗鹵了?！痹谄叽笕说纳傺怨颜Z的威嚴下，她首先自己在心理上把自己打敗，然后不由自主地說出了“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所有的反抗和斗爭在此喜劇性夭折，還沒有交戰，就自行潰敗，在七大人所代表的封建權力面前不由自主地屈膝投降，愛姑貌似強悍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頑固的奴性之心。

時代已經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的生產力較魯迅的時代已發生巨大進展，但是存在于鄉村中的權力機構仍然沒有變化，所表現出來的“國民性”仍然和魯迅的時代如出一轍，有些竟有過之而無不及。閻連科的《黑豬毛，白豬毛》中，一位鎮長開車軋死了人，受到法律的“制裁”要去“蹲監”。根寶代替鎮長“蹲監”。根寶此舉不是出于親情或義氣，因為鎮長壓根就不認識根寶。根寶替鎮長蹲監的唯一原因是想尋找一個靠山，他覺得有了這個靠山，在村里就能挺直腰桿做人，不敢有人欺負，老婆、房子也都有了。正如根寶當年和一個26歲就有兩個孩子的女人“見面”，女人問“有沒有親戚是村里鄉里干部？”，根寶沒有，女人“一下子從凳子上站起來，憤憤地說，那你讓我跑幾十里路來和你見面干啥？”假如根寶有鎮長這樣的親戚，老婆等隨之不就不成問題了嗎？誰也沒有料到，想替鎮長蹲監的竟有數人，大家互相爭奪，各不相讓，怎么辦？最后經過抓閹，根寶有幸要去替鎮長蹲監，消息傳出后，就馬上有說親的上門。沒想到事情后來發生了逆轉，“鎮長軋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達理呢，壓根兒沒怪鎮長……說只要鎮長答應把死人的弟弟認作鎮長的干兒子就完啦?！备鶎氂X得天似乎塌下來了，霎時“腳跟兒有些軟，……使自己不至于突然癱下去?！?/p>

劉根寶可以說比阿Q還要麻木和不爭。這個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為爭得“蹲監”這份“榮耀”，犧牲了作為一個人的最起碼的尊嚴，強大而無所不在的鄉村社會的權力機制，對根寶進行瘋狂的蹂躪和“閹割”，或者說根寶是主動進行自我“閹割”，造成其人性的極度扭曲和異化。如果說阿Q在被趙太爺所代表的未莊權力機構的壓迫下還有幾份被壓迫者的無奈，而根寶卻將這種類似的不平等的壓迫視為“榮耀”，其在“奴隸里尋出美來”的奴性比阿Q更為明顯。然而更為可悲的是，這種心理絕非個別現象，而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為根寶送行時鄉親們很羨慕根寶：“根寶兄弟，奔前程了，千萬別忘了你哥啊?！彼麄冋J為根寶從此以后就有燦爛的前程，獲得了生存的空間，也有了做人的底氣。這個為根寶送行的場面充滿喜慶色彩，根寶的“爹在他身后提著鋪和蓋，像兒娃出門做大事兒一樣，滿臉的喜慶和自豪”?！坝腥藥椭眯欣?，根寶爹從口袋里摸出一包煙，一根接一根朝人們遞，人家不接了他硬朝人家的嘴里塞。村里是許多年月沒有這樣送行的喜慶繁鬧了，就是誰家孩娃參軍也沒有這么張揚過、排場過?！备鶎毿蜗缶哂袕V泛的典型意義，他實際上是中國最廣大的鄉村土地上飽受基層權力壓迫和侵害的農民群體形象的代表。

李銳的小說《袴鐮》中，村長杜文革平時飛揚跋扈，橫行鄉里，村中很多人“恨杜文革恨得咬牙切齒”。然而當本分樸實的農民陳有來“替天行道，為民除害”，在不堪欺辱中殺害了杜文革后，“村里好像落下一顆大炸彈”，大家看見有來如“看見了兇神惡魔，嚇得又哭又叫，胡說八道”。有來并沒有受到大家的歡迎和擁護，人們反而“跑得干干凈凈，無影無蹤，連半個人影你也看不見”，“插門的插門，逃跑的逃跑，就像一陣妖風橫掃而過，頓時把眼前刮得一無所有”。沒有人站出來為有來說話，有來猶如小說中那只跑丟了的黑布鞋一樣，“孤零零地躺在街面上”，被人們所冷酷拋棄。村長的權力在其生前無所不在地威懾著百姓們，死后這種威懾力并沒有消除，而是絲毫不減地存在著。即使陳有來是為百姓們除害，百姓們也不敢有半點道義的支持，其對權力的畏懼、骨子里的奴性、明哲保身、逆來順受與冷漠的劣根性畢露無遺。

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鄉村小說刻畫了許多生活在中原鄉村大地上的農民形象，他將其小說中的百姓一族的生存地命名為“綿羊地”，同時創造了兩個與這塊土地特征緊密相關的“綽號”：“草”和“羊”。小說《羊的門》在開篇對平原上最為低賤的植物——“草”進行了描繪：“花小莖弱的、枝干葉綠的、形美質毒的、低眉順眼的、力不從心的、哀哀順順的……”，至于“羊”，不過是和“草”一樣具有相同性質的象征物，同樣是柔弱的，低賤的，容易受人欺侮的。它們是這塊土地上最普通、最平凡的東西，和生活在底層的廣大老百姓的命運是一致的?！安荨焙汀把颉蓖瑫r也是對平原人萎靡退縮、安于現狀、缺乏獨立性的國民性的一種形象化隱喻?！熬d羊地”上的人們遵循著“敗中求生，小中求活”的生存術，這不由得導致了他們在人格意識上的嚴重奴化。這種奴性傾向在民間有深厚的基礎和廣泛的潛在認同感，乃至整個民間道德都不同程度地帶有向權勢獻媚和歸順的特征?！堆虻拈T》刻畫出了這塊“綿羊地”上一批像范騾子、徐根寶、徐三妮、秀丫等充滿草根性的人物形象。而呼天成是這個鄉村王國中的最高統治者，是呼家堡溫馴的“群羊”的唯一“牧羊人”。小說的結尾一個細節寫得很傳神：當天晚上，呼天成突然發起了高燒。病中的他想聽聽狗叫，人們便蜂擁出去尋找狗，但是沒有找到，情急之下，村里的唯一老閨女徐三妮突然跪了下來，“淚流滿面地說‘呼伯想聽狗叫，我就給他老人家學學狗叫’，于是，她竟然就趴在院門前，大聲學起狗叫來?！边@充分表現了呼家堡人性格中缺乏獨立性和自我意識的“羊”性特征。小說第八章寫到呼家堡在修建新村的過程中，村民王麥升因不小心砍斷了手指而受到呼天成的表彰，被大家認為是體面的事情，大家紛紛效仿，很多人故意弄傷或弄斷自己的手指，以贏得村長賞賜的“面子”。老百姓獲得“面子”的主要因素不是來源于自己勤勞致富的自我成就感，而是一種權勢所賦予的凌駕于眾人之上的優越感，這是有幾分悲劇色彩的。小說中的孫布袋臨死前對呼天成說：“我放了三十年羊，你放了三十年‘我’，人也是畜生?！边@是對呼家堡超穩態的二元結構的生存狀態的一種準確描述。劉震云的《頭人》里，申家和宋家誰在權力斗爭中占了上風，當其在街上走過時，老百姓就對誰熱情地打招呼。張繼的《人樣》中，村民朱七面對村長說話，村長叫他不要太緊張，他解釋說：“我平常不這樣的，可是今天你到我家來了，我能不緊張嗎，我不緊張不行，你說是不是村長？”“我能不緊張嗎，我不緊張不行”這句話傳神地表達了農民面對權力時的那種戰戰兢兢、謹小慎微、自覺矮人一等、畏懼害怕的心理，這就是中國老百姓對權力和官的基本態度，這種對權力充滿奴性的“畏”和“怕”已經滲透到他們的骨髓中，成為鄉村百姓一族國民性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

畢飛宇的小說專注于對權力的表現，他將潛藏于人性深處常被人所忽視的權力欲望挖掘出來，講述著權力怎樣與政治、文化勾結聯姻，又是怎樣借助于政治文化等手段對生命進行戕害與蹂躪，并最終導致身體的馴順、國民性和人性的扭曲。?？略f，“自古以來身體一直都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身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盵2]（P.154）畢飛宇小說形象化地闡釋和證明了?？碌挠^點。在畢飛宇的小說中，革委會主任、村支書、村主任、有錢人等實際上就是權力的代名詞，權力的重要特征首先表現在它與身體的關系上，即權力對身體的絕對統治和占有，這些權力化身的人物能輕而易舉地蹂躪或毀滅別人的身體。畢飛宇小說中權力所侵害的身體的主體總是表現為屬于弱勢群體的女性?！队衩住返纫幌盗行≌f中的村支書王連方，就是憑借著手中的權力肆意玩弄占有王家莊的女性，他想要誰就是誰，王家莊所有的婦女，都是他的女人。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女性在被權力役使和統治下所表現出來的主體態度。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其一，部分女性在權力暴政面前感到人格尊嚴的踐踏與喪失，但迫于權力的淫威而不敢反抗，身體只有被迫束手就擒、乖乖就范，默默忍受著被蹂躪的痛苦。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女性在權力的統治下，并沒有感到人格尊嚴的被“閹割”，而是站在權力者的立場，主動迎合權力的需要，將權力者對自己身體的役使視為一種榮耀，或者主動犧牲自己的身體，以此為代價去設法獲取權力及其它種種利益，自愿將身體作為祭品獻上權力或利益的祭壇。兩者都體現為一種喪失主體價值的奴性，但前者表現為被迫為奴，后者表現為自愿為奴。相對而言，后者更具有悲劇感?！队衩住分械耐踹B方在辦公室強奸了大他十幾歲的女會計，女會計不但沒有反抗與憎恨，反而晃動著王連方襠里的東西說：“你呀，你是誰呀？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倍衩自谠庥龈赣H倒臺、妹妹遭人報復被強暴、自己被男友羞辱和拋棄等系列變故之后，下定決心要讓王家重新振作，她知道權力的重要性，并果斷決定用自己的身體去交換。在這里，身體已經轉化為一種商品或資本，變為一種可以換算價值的計量單位，與權力構成一種“市場”關系，進行等價的公平交易。她提出了自己嫁人的條件：“不管什么樣的，只有一條，手里要有權。要不然我寧可不嫁！”最終她嫁給了年齡和自己父親一樣大的郭家興，這樣的婚姻連向來不知羞恥的王連方都不樂意，而玉米卻心甘情愿。在她看來，“刀子沒有兩面光，甘蔗沒有兩頭甜。過日子不能沒有權。只要男人有了權，她玉米一家還可以從頭再來，到了那個時候，王家莊的人誰也別想把屁往玉米的臉上放?！闭腔谶@種原因，雖然她有時感到自尊心受到侮辱，但她還是“大義凜然”地為權力獻上自己美麗的少女身體，盡管郭家興的妻子還躺在病床上沒有死，她還是“自己扒光了衣裳，自己爬進了郭家興的被窩”，玉米所擔心的是自己的身體能否為她換來等值的權力，所以當聽到郭家興完事說了一聲“好”之后，玉米想到的是“這一回真的落實了”。而后，玉米憑借郭家興的勢力使自己擺脫了鄉村生活，還將妹妹玉秀安進收購站，玉米一家又重回當年的榮光。一場關于身體與權力的交易“皆大歡喜”地完成了。玉米通過聯姻的方式成功地將身體資本轉變為權力資本，終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在權力和身體交易的過程中，作為身體的主人主動將“人”之為“人”所必備的價值和尊嚴先行“閹割”，從身體到靈魂都統統自覺為奴。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權力與身體交易的過程中，作為女性身體法定唯一享用者的丈夫是如何反應的？小說中寫到這樣一個細節，當王連方在有慶家床上與有慶家的行云雨之歡時，無意間被有慶碰上，有慶呆呆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而王連方從容地對他說：“有慶哪，你在外頭歇會兒，這邊快了，就好了?！庇袘c竟然一言不發地轉身走開了?！短鞂m圖》里的路六命聽任村長在自家的床上與自家的女人縱情尋歡，但只能屈辱而無奈地坐在自家門檻上。畢飛宇曾寫過一篇題為《我們身上的鬼》的說明，文中說：“我們的身上一直有一個鬼，這個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們最基本、最日常的夢。這個鬼不僅依附于權勢，同樣依附于平民、大眾、下層、大多數、民間、弱勢群體乃至被侮辱被損害的身上?！盵3]這個“鬼”無影無形，但又無處不在，在暗中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這個“鬼”不能獨立存在，要依附于各種各樣的人或事物之上，它是某種觀念和欲望結合而成的怪胎。而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靈魂中都帶有這種傳統觀念與權力欲望結合而成的“鬼”。這個“鬼”造成玉米等人的國民性或人性的全面異化。

如果說畢飛宇的小說表現的是權力與身體的交易，那么閻連科的小說則描寫了權力與愛情的交易，同樣震撼人心。閻連科認為：“情愛并不是愛情，而是走向超拔的橋梁，是載渡人們脫離苦難的小舟?！辛溯d渡的價值，人們看到的是它的價值本身，而不是載渡中濺起的美麗的水花?！钟心囊恍┣閻鄄慌c欲望、金錢、權力、享樂或多或少相聯系？”[4]這大致可以適用于他小說中所描寫的鄉村世界的情愛的特征。在閻連科小說中，他對鄉民畸形人格和國民劣根性的揭示大部分是通過對男女情愛的描繪剖析來完成的。鄉村正是將情愛作為“載渡”工具，《天宮圖》里的路六命把自己的女人洗得白白嫩嫩，再親自鋪好她與村長尋歡的溫床?！督鹕?，你好！》中一表人材的武老二，拒絕了美麗的金蓮的愛情，而毅然娶了村長家臉黑眼吊的姑娘?！队矜矜分械拇蠼闫垓_母親、妹妹及情人，昧著良心嫁給富有的服裝販子?！冬帨先说膲簟防?，為使連科爭取到大隊秘書的職位，六叔果斷地將自已的女兒嫁給支書的瘸腿侄兒?！秹灥亍分嘘犻L放棄了自己心儀的美麗姑娘，而違心和鄉長的丑女結婚?！度展饬髂辍防锏乃抉R藍為了要當村長，狠心舍棄了青梅竹馬的戀人藍四十，與他并不愛的杜竹翠結婚，過著沒有愛情的痛苦生活，并荒唐地主張以藍四十的處女之身去侍奉盧主任，為他的權力之位加重籌碼。藍四十終生不渝地愛著司馬藍，但她卻是司馬藍膨脹權欲下的犧牲品。浪漫忠貞的愛情傳奇是不屬于權欲主宰的耙耬社會的。愛情是什么？在閻連科筆下，它不再是人性幽藍的閃光，不再是兩情相悅的忠貞，不再是“與子偕老”的美麗傳奇，而是權力者的肉欲，財富者的奴仆，貧苦人超拔苦難的載渡工具，無權人攫取權力的有效手段。與其說他們在犧牲“愛情”，不如說他們在出賣尊嚴和人格。畢飛宇、閻連科等作品中的鄉民，生活在極為閉塞的小農經濟的鄉村，物質生活極度貧乏，生存極為艱辛，一丁點兒權力就可操縱人的生死前程，加上幾千年的封建等級主義文化的熏染，容易形成對于權力及金錢的瘋狂追逐與奴性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鄉土小說家在進行批判的同時，很多都帶有一種深深的悲憫情懷，這種情況在閻連科那里表現尤為明顯。與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相比，閻連科減少了“怒其不爭”，加重了“哀其不幸”的分量。魯迅是以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姿態來觀照阿Q這一群“愚弱的國民”，因此，“怒其不爭”的批判色彩非常明顯。而閻連科一定程度上放棄了魯迅式的精英立場。閻連科筆下的河南惡劣貧瘠的物質生存環境和權力等外部因素對農民所造成的內在精神傷害，使他心中感到錐心的疼痛。閻連科從小在農村長大，世代依賴土地為生，對農民的生存狀態感同身受，他始終把自己當作農村中的一員。他深深體驗到，面對鄉村權力的鉗制與統治，處在艱辛生活重壓下的農民感到束手無策，只能無奈地象羔羊一樣忍受宰割，并由此產生一種對權力的卑微渴望，農民們的生存狀況有令人不忍的辛酸和備感徹骨的悲涼。正是因為有如此的情感體驗和身份定位，閻連科對其筆下“疼痛的鄉村”感到幾分無奈，對農民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同情和悲憫情懷。因此，他的大多數小說是以悲憫與同情為主調，而以批判與針砭為輔調。

“改造國民性”是1990年代后中國小說的重要顯在主題，它是對20世紀初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主義話語的歷史性承續，正如有學者說，新時期文學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產生了一種“不期然的撞擊”，它們“與魯迅關于‘國民性’的思想又重逢了”。[5]（P.241）魯迅小說所開創的國民性主題在1990年代后中國小說中頻繁再現，表明了“改造國民性”的艱難。時下有一些學者對魯迅的“國民性批判”觀點提出質疑，提出了“終結國民性批判”的主張，筆者認為這不免是一個過于樂觀的估計，在中國，“終結國民性批判”尚為時過早，“國民性”的改造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很可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我們也有理由期待，由梁啟超、嚴復等晚清先哲率先提出、而由魯迅孜孜以求的“改造國民性”的民族重任一定會完成。

注釋：

①系列論文《“微觀政治”中的“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魯迅與1990年代后中國小說中“國民性”主題系列研究論文（一）》發表于《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3期。

[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

[2]（法）米歇爾·?？轮?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M].三聯書店，1999.

[3]畢飛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2．

[4]閻連科.情愛穴（自序）[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5]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 郭劍卿〕

Root of Slave after Ravaging and＂Castrating or Spay＂by Rural Power——The Second Part of the Series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me of＂National Character＂in Novels of Lu Xun and Writers after the 1990s

GU Da－y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Quanzhou FuJian，362000）

The theme of＂national character＂created by Lu Xun distinctly continued in novels after the 1990s，for example，both typically displayed the theme of the root of obstinate slave that retained on the villager after ravaging and＂castrating or spay＂by rural power．This theme appeared frequently in the novels after the 1990s that demonstrated the difficult of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The task of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at proposed by Lu Xun has not completed now yet．

rural power；rootof slave，Lu Xun；the novels after the 1990s；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I210．6 I206

A

2011-09-28

古大勇（1973－），安徽無為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

1674-0882（2012）01-00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