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理論視野下的中國改革創新

劉愛新

【摘要】用制度變遷理論來審視中國的改革創新，是繼續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一個重要思考路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制度創新績效十分明顯。繼續推進改革創新、提高改革創新績效，必須深入探索如何提供更多獲利機會促成制度變遷行動集團形成、發揮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之間的互補作用等問題。

【關鍵詞】制度變遷 改革創新

制度變遷理論及制度變遷模式

制度變遷理論興起于20世紀下半期，以科斯、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利用主流經濟學“話語”分析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因素，形成以制度分析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框架，因其見解的獨到性和理論的創新性迅速在許多學科產生重大影響。

對于“制度”的概念，目前在學界并沒有完全統一的看法，學者們普遍采用諾斯對制度的定義，即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雹僭谥Z斯的定義中制度用的是“institution”，而不是傳統慣用的“system”，由此可見，諾斯所定義的制度不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規章制度等正式規則，而有了更加寬泛的涵義，它還包括各種習慣、習俗、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等非正式制度。

在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制度變遷的過程首先是需要形成制度變遷的第一個行動集團，他們提出關于制度變遷的具體方案，并根據制度變遷的原則和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這個行動集團在制度變遷中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在第一行動集團的影響之下，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二行動集團，相較于第一行動集團，第二行動集團起次要作用；最后是兩個行動集團共同努力去實現制度變遷。②我們由此可以認為制度變遷的過程實際上需要形成制度創新的行動集團去實現對原有制度的重新調整，并使之發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改變。

制度變遷模式是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關注的又一個重要問題，其認為主要有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模式。前者是在預期的外在利潤刺激下微觀個體主動參與、緩慢推進的制度變遷，由局部到整體，是一種自下而上的主動性制度變遷模式。誘致性制度變遷常常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而且從個體局部行動到社會普遍接受的過程會經受種種考驗，一旦因某些條件限制而無法為社會所接受，制度的變遷就只能以失敗而告終。與此同時，誘致性制度變遷還難以解決“搭便車”的行為。于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強制推行的制度變遷就成為另一種重要模式。它有效克服了誘致性制度變遷歷經時間長而容易導致失敗的弊端，也有效解決了搭便車的問題，而且還可以使制度供給的規模經濟和規模效應得到充分發揮。但是，強制性制度變遷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其缺失主要表現為制度制定者的有限理性約束和其背后利益集團的偏好會對制度變遷效率產生負影響，而且強制性制度變遷無法遵循一致性同意原則，在一部分人獲利的同時往往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在推進制度變遷過程中會出現“陽奉陰違”的情形，最終無法實現制度變遷帶來的預期經濟高效率。我們由此認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種模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才是推行制度變遷的最佳模式。

很顯然，新制度經濟學框架下的制度變遷理論，揭示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對于考察中國的改革創新也必然有重要意義。

中國改革創新中的制度變遷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是中國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它不是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對具體體制進行根本性變革。鄧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雹埏@然，這些具體體制都在制度變遷理論的“制度”范疇內。這表明，改革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制度（institution）變遷過程，要從制度著手進行改革創新。

1978年底，安徽鳳陽小崗村首先揭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創新開創了先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新型集體所有制。在這種新型制度下，種田能手和普通農戶的收入產生了差異，辛勤勞作與消極怠慢也導致不一樣的結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一種制度創新適應了當時的農業生產技術狀況，建立了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也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作為“理性人”的農民看到了制度不均衡條件下的潛在外部利潤，十分愿意接受并要求進行土地制度的創新。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小崗村首創之后，是依靠國家文件形式完成在全國推廣的。1982年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農村普及。由此可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偉大創新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制度性變遷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也恰恰體現了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之間的一種互補關系。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并由此成功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隨著改革逐漸鋪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新時期，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關系是中國改革開放中又一個重大節點，最重要的突破還是要在制度上創新。制度創新的過程是一個利益作用下的優勝劣汰過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孰優孰劣？社會主義中國能不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需要具備什么條件？這些都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度創新過程中必須厘清的重大問題。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雹苓@一闡述從理論上突破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屬不同制度屬性的陳舊觀念的籠牢，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十四大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隨后黨中央在許多重要會議當中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至2007年，黨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的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隨之產生。第一，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創新。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黨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只能由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經濟構成，改革開放之后，逐漸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可以作為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推進了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創新。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分配領域，則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新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第二，經濟體制改革創新之外，政治體制的制度創新也在不斷深化。政治體制創新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必須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本質。因而，中國政治體制制度創新的路徑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多方面展開，如不斷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第三，其他體制的改革創新也隨之推進。在中國的改革事業中，經濟體制的改革創新是重點，但不可能單獨進行，需要政治體制和其他體制改革與之相配合。因此，與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相適應，科技、教育、文化和衛生等各個領域內的制度創新也全面展開，觸及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各個層面。

實際上這些觸及各層面、各領域的制度創新的實現，一方面在于國家文件決議的強制力量，另一方面原因是在制度變遷外部利潤的誘導下，人民群眾自覺成為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兩者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的制度創新逐步形成發展并不斷完善。

結語

從制度變遷視野下審視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我們可以自豪宣告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制度創新績效十分明顯。隨著改革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大大增強，矛盾也日益凸顯。溫家寶在2012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們仍然要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從制度著手在各個領域內深化改革創新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提供更多獲利機會促成制度變遷行動集團形成、發揮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之間的互補作用等問題，都是我們繼續推進改革創新、提高改革創新績效必須思考的關鍵問題。

（作者為廣西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廣西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2008年度立項項目“改革創新哲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8BZX002）

注釋

①②［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5～226頁，第8頁。

③④《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頁，第3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