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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成都女子體育開展情況探析

2013-04-10 15:42李志剛馬梅玉
四川體育科學 2013年5期
關鍵詞:成都市四川成都

李志剛,馬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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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成都女子體育開展情況探析

李志剛1,馬梅玉2

1. 百色學院體育系,廣西 百色, 533000;2. 成都體育學院研究生部,四川 成都,610041。

文章主要通過文獻資料(檔案查詢)、邏輯分析等方法對成都市抗戰前期的女子體育開展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結果顯示,成都女子體育在抗戰前期已取得一定規模的發展,而促使這些成就取得的原因主要:女性開始自主的對“天足”產生向往;女學運動的興起給了廣大女性同志全新的價值觀念;社會風氣的轉變對成都女子體育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社會教育機構的介入以及公共體育場館的修建,學校女子體育課程的開設都對成都市女子體育的戰前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抗戰前;成都;女子體育

鴉片戰爭后,中國在西方武力的強制下對外開放,以第一批開埠的通商口岸和周圍地區為起點,中國城市開啟了艱辛而漫長的向現代化轉型的步伐。中國西部的中心城市成都,在西方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傳入之后,市民封閉、單調與寧靜的生活空間逐漸被打破,一些好奇的人們開始慢慢接受和效仿西方生活方式,成為西部地區最早感應、體驗西方文化的先行者之一。而近代西方體育也趕上了這股熱潮的末班車,開始滲透在這一片廣袤的土地上。

1 “廢纏足、興女學”與成都女子體育的興起

纏足不僅從肉體上摧殘和限制了女性的行動,而且從精神上對婦女作進一步殘害,同時是促使我國古代女子體育在明清時期瀕臨絕跡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想讓女子參加體育活動,首先就必須從解放女子身體,廢纏足(也稱“放足”)開始。盡管這場曠日持久的“廢纏足”運動最早是在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傳教士們最先提出的,但真正推動“廢纏足”運動還是維新派的知識分子們。他們首先搬來了西方的“天賦人權論”,倡導男女平等,批判歧視和殘害婦女的封建倫理道德以及女子纏足等陋習,創辦女子教育,撼動了中國婦女解放的大門。1896年,梁啟超首先提出了中國的女學教育問題。他認為:“中國之婦女深居闈閣,足不出產。此風一日不改,則中國一日不強?!彼鞔_指出女學教育關系到國家的強弱盛衰[1]。他主張“尚武”,反對纏足和早婚。嚴復則從強國強種出發,認為要高度重視婦女兒童的健康,提出了“蓋母健而后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的婦女體育思想。嚴復繼而從進化論的觀點提出:“女子應與男子比體力”,“與男子共競于事業之場”的思想。在當時這的確把女子地位提高到了驚人的高度,是對中國女權強有力的呼聲,無疑為中國婦女走出閨房,步入社會,接受教育提供了可能,也為我國女子參與體育運動提供了可能??涤袨樵凇洞笸瑫分兄赋觯骸澳信c女雖同形,其為天民而受人權”,“為人類百計,女子不可無學”,他還在家鄉成立了“不纏足會”。蔡元培素來主張男女平等,并把女子參與體育活動看成是教育改變的重要方面。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婦女開始走出家門,走向社會,開創近代女子體育之先河。

成都近代女子體育是自然也是隨著“廢纏足、興女學”運動的開展而逐漸興起的。早在1884年美國美以美會女傳教士柯立亞就在重慶戴家巷開辦了一所女子小學,是成都私立華美女子中學的前身,開全川女子教育的先聲。受外國教會學校的影響,一些留學歸國人員和地方開明士紳,積極鼓吹并創辦女學,有力的推動了四川女性解放,促進四川社會風氣的變化。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諭令全國婦女“放腳”,禁止纏足。四川地處腹地,向來風氣閉塞,錮蔽落后,但由于近代教育的興起,使得這種狀況有了改變,再加上川省各學堂明令女學生一律禁止纏腳,使得四川天足之風大興,一時間,反對纏足、主張放足的社會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得涌現,各地學界紛紛成立“不纏足會”[2],之后四川婦女纏足現象大為改觀。據林維紅的《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及林秋敏的《近代中國的不纏足運動(1895-1937)》兩文的統計,以及李學勤、徐吉軍主編的《長江文化史》中對四川的婦女不纏足運動情形的述說:“到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女孩一般已不纏足,青年婦女放足者尤多,足見維新運動所倡導的風俗改良成效之大”[3]。隨著學堂的增多,近代書籍報刊的流傳,新知識文化的傳播促進了四川社會風氣的轉變,社會風氣的轉變反過來為新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為成都女子體育活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2 社會風氣變化對成都女子體育發展帶來的積極影響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起,四川省的第一大都市成都由于受到男女平權思想的影響,社會風氣日益開通,青年男女常在比較公開的場合進行頻繁的“社交”活動,從《成都竹枝詞》里的一些描述,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社會現狀:“社交男女要公開,才把平權博得來。若問社交何處所,“維新”茶社大家挨”,“公園嚷茗任勾留,男女雙方講自由。體育場中添色彩,網球打罷又皮球”,“酒肆茶寮大寫真,女男雜坐說維新。社交已達公開日,不必場門鎖彈神”,“女男雜坐似當然,私語隅隅眾目前,餐館茶園隨處是,愛情那得不相聊”[4]。在竹枝詞的作者譏諷的言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為追求男女自由平等,四川男女在茶社、公園、餐館進行了公開的社交活動。最初,成都女子是被排斥在運動比賽之外的,然而隨著社會風氣的開通,對女子體育產生了積極影響,女子體育活動也迅速開展起來。例如,成都青羊宮每年組織的比武打擂,從1922年就開始開設了女子打擂組;1926年成都基督教女青年會音樂體育??茖W校,招收了20名女子體育??粕?,開了女子學體育的先河;1928年成都又成立了“四川射德總會”,在全川推廣,每年少城公園定期舉行射箭比賽,參賽者男女老幼均有,平時每周、每月均有訓練和比賽,成為很有影響力的一項強身健體活動。1932年,女子踢毽隊成立;1933年,為參加第五屆全運會而舉行的網球選拔賽上出現了兩名女選手,兩屆市民運動會都設有女子組。甚至在20世紀40年代的南虹游泳池里還出現了摩登女學生表演跳水。女運動員的出現一次次地挑戰著舊的習氣,使人們的觀念慢慢地發生著變化,逐漸接受了男女平等這一理念[5],反過來又給女子體育的發展帶來了積極影響。

3 社會教育機構對成都女子體育的推動

1923年,二十軍軍長楊森委任盧作孚籌辦成立“市立通俗教育館”(1934年12月26日改為市立民眾教育館),館址就設在少城公園內。通俗教育館是官方性質的社會教育機構,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消滅愚昧,提倡科學文明,為此采取了許多措施,推進體育運動就是其中之一。隨著四川時局的動蕩和經費的拮據,該館時常處于虛設的境地,但即便如此,這卻是成都的首個體育行政機構,雖官卑職小,不為眾人所知,卻又是當道人員,成都所有大小運動會和一切體育活動,即便不是此機構直接辦理,也是其授權待監。在成都之后舉辦的體育活動中,教育館都要求婦女積極參與,并對在活動中取得較好成績或初次參與者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由此激發女子的體育參與積極性。

4 公共體育場館對成都女子體育活動開展的促進

民國十三年(1924年),成都市公共體育場(以前的少城公園,現在的人民公園內)初步建成,這是一個經費充裕、人員設施也配備齊全的體育場。這個體育場的全盛時期就是民國一十五年(1926年)左右,成都市各學校學生經常來此做足球的友誼比賽,幾乎每天午后都有足球比賽在公共體育場進行,這也是成都市足球活動的鼎盛時期。除了有頻繁的足球比賽外,公共體育場舉辦的比較著名的體育活動還有一次“越野跑”和兩次“運動會”,成都市的婦女參與現代體育的時間也是由此正式開始的,然而受封建思想束縛已久的女性們,卻沒有大規模的參與到這些體育活動中,占主流的依然是男子,女同胞們只是受體育賽事的吸引,在男子比賽期間,于公元內游樂嬉戲,得到了一定成都的身體鍛煉。1933年8月,四川省網球錦標賽在少城公園舉行,男女單打冠軍均由成都選手獲得,顯示了成都網球運動的水準。此后也不斷有各種賽事舉行,引起了更多人的興趣,時尚的青年男女均以打網球為時髦[6]。

5 女子學校體育活動的開展

西方的體育是透過學校而發展的,中國引進的近代體育來自西方,很自然的也把體能訓練的工作交給學校。經四川省檔案館及成都市檔案館所查詢的資料顯示,當時女子進學校學習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師范類院校,一種是綜合性院校,兩類院校在課程設置方面各有偏重,尤其是在體育課程的設置上面,這種差異更明顯,師范類院校主要是為培養體育師資,因此體育專業課程更加齊備,不僅有大量室外課程(體操,跑跳、健身操等等),也對理論課程較為重視,一般都會開設諸如體育理論、解剖、生理等方面的內容;而綜合性院校的體育課一部分是應當時社會的需要,體現身體素質對于國家危機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把健身作為開設體育課的首要任務,女學生多是進行形體及小幅度的動作練習,對于專業的體育內容接觸的并不是很多,這樣的情景一直持續到抗戰開始。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大學對于體育的認識度也是存在較大差異的,但學校體育課的開設成了女子接受正規體育教學的場所,使之成為學業內容之一,由此在學校中開始受到重視。

6 小 結

早期的西方近代體育主要是在華東等傳教士集中的港口城市中興起的,成都作為內陸城市,近代體育的傳入受地理位置、思想意識及交通等各方面因素局限,相對滯后,本研究所顯示的抗戰前成都女子體育發展狀況及成效,可在一定程度代表其它相對落后地區及全國女子體育發展狀況,特別是其體現的特征、規律及獲得的經驗可為研究我國女子體育近現代化進程提供一定的參考。

[1] 羅時銘,王 妍. 論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興起[J]. 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6(1):17~20.

[2] 李桂芳.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女學的興辦及影響[J]. 中華文化論壇,2011(6):44~49.

[3] 李學勤,徐吉軍,主編. 長江文化史[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128.

[4] 彭鐵錚. 賭成都女了近日裝束口占[J]. 師亮隨刊,第140期,第36頁.

[5] 孫利霞. 清末明初成都近代體育的傳播[J]. 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09(8):100~102.

[6] 馮蓉先. 一九二六年成都市的三次運動會[J]. 四川體育史料,1983(5):36.

[7] 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成都市志·體育志[M].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0:318~320.

An Analysis of Women's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engdu During the Early Anti-Japanese War

LI Zhi-gang1,MA Mei-yu2

1. The P.E. Dept. of, Baise University, Guangxi Baise, 533000, China; 2. Graduate Faculty,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41, Chin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women's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engdu during the early Anti-Japanese War mainl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logic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engdu women’s sports during the early Anti-Japanese War have made a great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reasons will explain the fact. Firstly, Women began to produce yearning for “Tianzu” at that time; Secondly, The rise of the women education movement bring new values to the female; Thirdly, The transition of general mood of society benefits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du women's sports; Fourthly, The soci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venues, And women's sports courses setting to Chengdu women's sports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Early Anti-Japanese War; Chengdu;Women's sports

1007―6891(2013)05―0014―02

G812.9

A

201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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