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 張新華

作者：重慶行政學院教授，本刊總編

當今世界和中國的實踐都表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實現長治久安，必須找到一條既適合自己國情、又符合時代要求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經過艱辛探索而逐步開辟出來的，是一條實現中國繁榮富強和中國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確道路。只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發展中國、振興中國。只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起點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我們黨走了一條有別于俄國的革命道路即井岡山之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黨和毛澤東即開始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實際、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一探索的理論前提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路線，用中國共產黨的語言表述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其歷史背景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與新中國建立的新的社會條件；其思想來源就是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經典著作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描述、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和中國傳統思想的深厚影響；其經驗準備就是民主革命時期黨在革命根據地實行帶有濃厚軍事共產主義色彩的革命實踐；其國際環境就是戰后世界格局及其變化乃至對其應對的深刻影響。

準備

從《新民主主義論》到黨的七大，中國共產黨人對革命成功后的社會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思索。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速推進，這種思索即表現為從理論思考到制度安排的成功轉變。七屆二中全會及時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變和實現工業化的目標，并就即將面臨的執政新挑戰向全黨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諄諄告誡；隨后《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對著手建立的新中國的國體政體、階級關系、對外政策等重大問題作了權威性的表述；而新政協通過的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則進一步明確規定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綱領和外交原則。

過程

鞏固新生政權與恢復經濟（1949-1952）。1950年6月，面對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嚴峻局面，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目標并確立了“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為此，黨和政府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并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

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1956）。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毛澤東于1953年8月向全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實施和三大改造的急速推進，我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過渡。

需要回答的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問題。1989年胡喬木在美國的演講中以翔實的史實對此作了精到的分析。首先，中國共產黨從來把實現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政綱；其次，中國經濟的恢復過程中四個基本因素促使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即：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國營經濟的日益強大、資本主義經濟的弱小和發展困難、新中國的國際環境。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1956-1966）。三大改造的完成，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擺在了黨和毛澤東的面前。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于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中對此作了初步的回答，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良好開端。十大關系中前三條涉及開辟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第四、五條涉及經濟體制改革，后五條屬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的問題。其中心思想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墩撌箨P系》為黨的八大準備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也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正確的綱領性文獻。1957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直面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實際，從矛盾、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入手，分析了社會主義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即“團結-批評-團結”，進而論及一系列具體問題，諸如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雙百”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克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信任、團結、教育知識分子；勤儉節約，等等?！蛾P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先導。在糾正“三面紅旗”失誤的過程中，毛澤東于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次年廬山會議前期，提出了一些新認識。例如：承認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畢竟還是很低的；強調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主張按照農、輕、重、交、商順序安排國民經濟；注重綜合平衡等等。隨后面對國民經濟困難時期，1959年底到1962年初,毛澤東作了進一步冷靜的思考，提出的許多觀點至今依然閃爍著理性的光輝。例如：關于社會主義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的觀點，即“不發達”和“比較發達”階段?！爸袊娜丝诙?，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關于商品生產與一定經濟條件相聯系的觀點；關于勞動者直接管理國家的觀點，強調勞動者與管理者、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平等；關于“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觀點，主張“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群眾講話?！?/p>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 ）。 “文革”的產生是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錯誤理論集中表現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源自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擴大化；1959年廬山會議階級斗爭黨內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長期化；1967年紀念十月革命50年“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的理論化；1969年黨的九大的定型化即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歷史已經判明，“文革”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金春明研究 “文革”認為，“文革”的發生在于“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集權體制和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惡性循環。

借用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分析方法，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也存在兩種發展趨向。一方面，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如：不要四面出擊、過渡時期總路線；十大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的系列講話、書信；十年總結前后的讀書筆記與文章、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三個世界的劃分等等。另一方面，或脫離實際、或超越階段、或階級斗爭擴大化等包含錯誤因素的，如：“反右派”、“三面紅旗”；“反右傾”；批“三風”和“四清”；五七指示；“基本路線”；學理論談話等等。

成果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作了權威、經典的論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1949年至1978年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作了客觀、充分的肯定。第二卷論及1949年至1978年間取得偉大成就時明確指出：實現了祖國大陸的高度統一；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有了顯著提高；建立起鞏固的國防；國際地位顯著提高；黨的組織日益發展壯大。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前近30年的艱辛探索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基本的物質和技術條件、寶貴的實踐經驗和必要的國際環境。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以來，經濟社會發展舉世矚目，綜合國力極大增強，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后30年對前30年的巨大超越表現在，在之前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與制度安排，如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民主法治等；前后一以貫之的是社會基本制度、國家核心領導力量、意識形態指導思想、執政黨宗旨與最終奮斗目標等。

心路歷程

在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過程中，1956年至1966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年無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前七年過渡時期的經驗與成果，又為后十年即“文革”的發生累積了誘因與教訓。其間，有激越的號角，成功的喜悅，也有失誤的陰霾，思索的痛苦；有國內的巨變與喧鬧，也有國際的紛爭與迷茫；有黨內的摸索與反思，也有社會的亢奮與低迷。其時毛澤東的許多詩詞就是這一階段風云際會集中而形象的反映，折射了毛澤東晚年的心路歷程。

1956年6月，《水調歌頭·游泳》，上闋面對“逝者如斯”，依然“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這是何等的豪邁和自信。下闋“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今世界殊?！狈从超F實，謀劃未來，體現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其后八大全面建設社會主義路線是何等的一致。

1959年6月，《七律·到韶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被仡櫄v史，豪氣沖天；環顧現實，頗為欣喜。7月1日，《七律·登廬山》：“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澤東登廬山時的心情可見一斑?！袄溲邸币辉~，既可視為針對美蘇，又何嘗不是對黨內糾“左”的自有看法。隨后與彭德懷的爭論，正緣自“桃花源里可耕田”的認識分歧。

1961年《七律·答友人》：“芙蓉國里盡朝暉”。 盡管正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然而毛澤東眼里還是如此欣欣向榮，這也是其后批“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的緣由之一。11月17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薄敖袢諝g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崩щy時刻，毛澤東頭腦中階級斗爭這根弦依然繃得很緊，也體現了他敢于斗爭、渴求挑戰的獨特個性。

1962年12月26日，《七律·冬云》：“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边@首詩完全可以解讀為作者的生日詠懷，面對“雪壓冬云白絮飛”的嚴寒，高昂斗志，戰士情懷躍然紙上。

1963年1月9日，《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薄耙蝗f年太久，只爭朝夕?！薄八暮７v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边@首詞體現了毛澤東鄙視群丑，不怕挑戰，愈困愈戰，愈戰愈勇的英雄氣概。

1965年5月，《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薄翱缮暇盘鞌堅?，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本畬?，中國式革命道路的光輝起點，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勢。以詩言志，也表露了發動“文革”的決心。同年秋，《念奴嬌·鳥兒問答》：“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币栽⒀泽w的形式，寓莊于諧，嬉笑怒罵，表達了毛澤東對當時國內外形勢的獨特看法。

俱往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其物化成果、制度結晶和經驗教訓，都成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前提。展望神州大地，改革開放，風景這邊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