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語文化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李 琳

（武漢工業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23）

作者系武漢工業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1.前言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翻譯研究中，原文文本始終處于翻譯研究的中心位置。雖然翻譯理論也涉及到了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系，但不少研究還停留在以增詞，減詞，反譯等為內容，以感性體驗和經驗歸納為特點的翻譯技巧之類的層次上。從80年代后期開始，西方翻譯的研究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把翻譯研究引向大的文化視野中去，從哲學，歷史，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多維視角去探求翻譯的本質和過程。目的語文化，即譯入語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作為一個有力的外部社會力量，與翻譯活動之間的關系，給翻譯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然而，從宏觀的角度探討目的語文化對翻譯活動作用的研究卻并不多，本文正是從這一角度探討目的語文化對翻譯活動的影響并輔以充分的例證。

2.目的語文化對翻譯選材的影響

選擇翻譯的對象，是譯者首先要考慮的重大問題。目的語文化對這一問題的影響是毋庸質疑的。梁啟超先生曾把“擇當譯之本”列為翻譯三義之首義。一個譯者選擇什么樣的書來翻譯，盡管受制于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還是來自于當時當地的文化，只有那些符合本土文化需要的異域文本才會成為翻譯的素材。如我國近代史上，由于清政府腐敗無能，以致外強虎視眈眈，國民麻木不仁。嚴復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歷史環境下譯述了《天演論》，《原富》，《法譯》和《群己權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借以開啟民智，尋求強國救亡之道。受他影響的林紓，希望通過翻譯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錄》給國民敲響警鐘，以對抗美國日趨激烈的排華情緒。在解放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國文學翻譯的宗旨是“為革命服務，為創作服務”，這樣，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在翻譯界受到了特別的重視?！爸刑K蜜月時期”的50年代是俄蘇作品譯本出版的黃金時期。同樣，在英國建立殖民統治推行英式教育的情況下，為了捍衛民族文化，印度學者翻譯了大量法國文學作品，與英國文化相抗衡。由于法國文學的審美價值高，文學魅力強，又曾是英國在印度的強大殖民對手，拿法國文學當棍子來打壓英國文學的這種“抑英揚法”的策略，顯然是對英在印的文化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不滿和反抗。以上例子都切實反映了翻譯素材必須符合本土文化需要的策略。由此可見，目的語文化對翻譯選材的影響是巨大的。

3.目的語文化對翻譯方法選擇的影響

此外，目的語文化對翻譯方法的選擇也具有強大的主導作用。在晚清階段，外強欺凌的民族危難使小說成為改良社會的工具，其文學價值和美學功能不被重視，在這種文化環境下，譯者大多采取了“不盡信”的達旨法。嚴復用此方法“以便發揮”，將一部宣傳進化論的普及書籍譯成了一部警世之作。而在五四運動時期，翻譯家們痛感漢語語言貧乏，力圖吸收外國語言長處，“歐化”的現象在翻譯界一時十分盛行。魯迅明確表示要“一字不茍”，“寧信而不順”和保持“異國情調”。此后，從30年代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時間，由于中國社會基本處于封閉狀態，讀者接受能力有限，譯者采用了基本上以歸化為主調的譯法。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跨文化交際日益頻繁，人們希望更多地了解異域文化，力求保持“原汁原味”，異化因此倍受推崇。由此可見，在翻譯方法的采納問題上，目的語文化依然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4.目的語文化與翻譯中的刪節與改造

除了翻譯選材的取向說明了目的語文化的強大拉力之外，譯者對文本的處理過程同樣有力地證明了目的語文化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左右著譯者。當目的語文化和原語這兩種文化體系有沖突時，譯者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刪節。事實上，對于早期的翻譯家來說，出于教育民眾這一目的，刪節作品不僅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福爾摩斯故事中有一段描寫他在起居室內用子彈砌成兩個字母練習射擊的事。在英國文化中，這只表示他性格獨特，但在中國文化中，用國君的名字來練習射擊對清末讀者來說簡直大逆不道，難以想象。譯者在把這本書翻譯成漢語時刪節這段文字正是由于目的語文化不允許他對原語文化進行移植。

為了配合目的語文化，除了刪節之外，譯者常用的另一個辦法是改造。美國翻譯家Evan King曾翻譯過我國著名作家老舍的作品《駱駝祥子》和《離婚》，對兩部作品都做了改動：把《駱駝祥子》的悲劇性結尾改成祥子最終把小福子救了出來并與之結合的大團圓結局；把后者原作中作者對茍且與懦弱的深刻諷刺與批判變成了輕浮的小鬧劇。為什么要進行這樣的改動呢？原因是，當時的美國正處于40年代初期，二戰尚未結束，經濟上又處于機械化發展階段，人民依然身處動蕩不安的困境中，現實的痛苦和矛盾讓譯者只能選擇歡樂，和諧和圓滿的結局，這正是目的語文化對譯者的翻譯活動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又一明證。

5.目的語文化對關鍵詞翻譯的影響

語言不是一個封閉自足的系統，由于有主體性的介入，意義已不是那么單一和透明。夏仲翼先生說，從本質看，翻譯只能是一種閱讀，是一種具有一定的文化藝術氣質，特定的時代歷史背景，某種政治思想傾向的讀者的“解讀”。這就是說，在對原文的闡釋理解過程中，譯者必然會受到自身的知識，經驗，態度以及早已沉積于自己思想深層的本民族歷史和社會文化等諸因素的制約。因而，對于同一個文本，不同主體文化的譯者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譯文。

如英國翻譯家David Hawkes翻譯《紅樓夢》時，把原作中具有象征意義的“紅”字作了或改或略的處理：《紅樓夢》被譯為A Dream of Golden Days；“悼紅軒”譯為Nostalgia Studio；“怡紅院”譯為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因為“紅”的顏色在英國文化中代表暴力，流血，這顯然與“紅”字象征興旺，吉祥的中國文化背道而馳。另在楊憲益先生的譯本中“賈母”被譯為“the lady Dowager”，“dowager”即“a woman with property or title from her late husband”。賈母乃榮國府中之至尊，是個名副其實的matriarch，這個定義與賈母的地位恰好吻合?！逗啇邸分杏羞@樣一句話，“The Young Lady thus claimed as the Dowager’s property reiterated her question with an explanation.”此處的“the Dowager”指“Braness Ingram of Ingram park”，而賈母的地位也超過了Braness Ingram，故楊譯既符合原語，又符合目的語文化的用法。

總之，翻譯與文化是互動的，翻譯反映一定的文化背景，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文化背景。成功的翻譯促使客體文化進入主體文化，失敗的翻譯只能阻礙客體文化進入主體文化。在以下三個例子中，由于譯者在翻譯時充分考慮到目的語文化——此處為中國民族文化的背景，使其最終的譯名在跨文化溝通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蔣驍華. 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闡發與新思考[J]. 中國翻譯，2003，（5）.

[2]朱剛. revert還是return [J]. 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1）.

[3]趙寧. Gideon Toury翻譯規范論介紹[J]. 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