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許學夷《詩源辯體》的“才力”說

王小溪

許學夷的《詩源辯體》是明代一部集大成的詩論著作。作者在品評歷代詩人及其詩作的過程中，提出了一些有特色的論詩見解，如才力、造詣、興趣、正變、通變和大變等。其中，才力說在許學夷品評歷代詩作的過程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

許學夷在《詩源辯體凡例》中指出：“故必致王、楊、盧、駱始言才力?！雹偻瑫r也指出了這樣做的原因是：“辨體中論漢、魏、六朝詩不言才力、造詣者，漢魏雖有才而不露其才，六朝非無才而雕刻綺靡不足以騁其才?！保ā对娫崔q體凡例》）筆者認為許學夷的解釋有兩層含義。首先，許氏通過在凡例中特別指出他論詩的這一特點，是為了強調才力是他論詩、評詩人之高下的一個重要因素，希望能引起讀者的注意；其次，才力雖然不是從初唐四杰起才出現，但在前朝由于種種原因，才力說這套評價體系不適用于評論初唐四杰之前的詩人、詩歌。從初唐四杰開始，在對之后的詩作和作者的品評中，才力這一概念頻繁出現，這也印證了作者確實將才力作為論詩的一個重要依據。

一、對“才力”概念的辨析

在中國古代，才力的概念與現代基本相同，往往指人的才能、能力。如漢代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到的：“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雹谔拼娙死畎椎脑娋洹安帕Κq可倚，不慚世上雄?！保ā稏|武吟》）。梁代鐘嶸在《詩品》中評陸機的詩“才高詞贍，舉體華美?！雹凵鲜鏊^才和才力，都是指人的才能、能力。而清代散文家姚鼐對才力的定義則有不同，他認為：“夫文章之事，望見途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由天授?！雹茱@然，姚鼐定義的才力是指天才、天賦等與生俱來而非后天培養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差別是生來就存在的。

首先必須指出，許學夷對于天才這一概念，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在《詩源辯體卷十八（盛唐）》第十三則中，許學夷對天才的概念進行了解釋：“太白以天才勝，子美以人力勝。......然今人學子美或相類，而學太白多不相類者，蓋人力可強，而天才未易及也?！保ň硎耍┛梢?，在許學夷眼中，天才是李白這樣天賦凜然、才華出眾的人。由于他們與生俱來的才華遠非常人能及，所以其詩作往往難以模仿，更不用說超越了。這里提到的“人力”，是相對于天才而言的才力。因為許學夷明確指出：“李杜二公詩甚多，而孟浩然詩甚少。蓋二公才力甚大，思無不獲?！保ň硎┻@表明許學夷肯定了杜甫的才力大。所以上文中與天才相比較而言的人力，實際上就是指才力。杜甫這樣才力過人的詩人，其詩歌作品有時候是可以被模仿的，因為杜甫的才力是“人力”，即普通人的能力，屬于人所能及的境界。所以，在許學夷看來，天才要高于人力。

同時，許學夷對才力的概念也進行了解釋和厘定?！盎騿枺骸帕Ρ居谔熨x，可強致乎？’曰：‘可。譬之筋力一也，市井逐末之人，負擔不逾區釜，而田野之夫，負擔則一石也。蓋由童而習之，強致然耳。使田野之子而從市井之人，終身豈能負一石哉？’”（卷十七）顯然，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許學夷首先肯定了才力具有天賦的含義，即人的才能大小“本于天賦”，就是說才力是與生俱來的，且每個人的才力大小生來就存在差別。同時，他通過市井之人和田野之夫背負重物的例子肯定了才力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而發生改變的。也就是說，許學夷將才力這一概念界定為先天天賦和后天培養的集合。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正是由于才力與后天培養息息相關，所以，才力這一評判標準必然會與后天培養形成的一些能劃分詩人高下的標準密不可分。在《詩源辯體》中，許學夷評價詩人及其作品時，才力通常與另外兩個概念同時出現——造詣和興趣。雖然三者并行出現，但才力每當用于評論，都先于另外兩個概念，其次是造詣，最后是興趣。如《詩源辯體卷十五（盛唐）》第二則說：“高岑才力既大，而造詣實高，興趣實遠?！弊髡呤紫戎赋龈哌m、岑參才力大，然后再評價他們的造詣和興趣。又如《詩源辯體卷十六（盛唐）》第一則：“王摩詰、孟浩然才力不逮高岑，而造詣實深，興趣實遠?！痹S學夷在將王維和孟浩然與高適岑參相比較時，也是先比才力，后比造詣和興趣。再如《詩源辯體卷十六（盛唐）》第二十三則：“高岑之詩，才力勝于造詣；王孟之詩，造詣勝于才力?！币约啊对娫崔q體卷十七（盛唐）》第二十五則：“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惟高、岑、李頎得為正宗，王維、崔浩抑又次之?！边@些評論中，許學夷指出了高適、岑參的才力大于王維和孟浩然之后，在后面對詩人進行高下排序時，將王維排在高適和岑參之后?？梢?，才力的大小影響著詩人及其詩作的高下優劣。從這些評論中可以看出，許學夷將才力視為評價詩人及其作品高下優劣的基本的也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標準。

二、才力與氣象風格的關系

氣象和風格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兩個重要范疇。唐代韓愈《薦士》詩中有言：“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彼未赜^的《史籀李斯》：“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可見，氣象在文學作品和文論中常常指詩文字畫的風格。必須注意到的是，在這些論述中，氣象通常與時代有重要聯系。如秦觀在文章中提到通過氣象可以判別書法出自哪一時代。風格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常用范疇。如南朝梁的劉勰在《文心雕龍·議對》中提到：“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笨梢?，風格是指作家或藝術家在創作成果中所表現出的格調特色。所以，綜上，氣象風格既包括作家作品的風格特色，也與時代風氣密切相關。

許學夷在《詩源辯體凡例》中指出：“故必致王、楊、盧、駱始言才力?！彼凇对娫崔q體卷十二（初唐）》第二則中，第一次提到了才力：“四子才力既大，風氣復遠，故雖律體未成，綺靡未格，而中多雄偉之語，唐人氣象風格始見?！保ň硎┰S學夷首次以才力論詩，即與氣象風格相關聯，可見二者有一定聯系?！对娫崔q體凡例》中提到“六朝非無才而雕刻綺靡不足以騁其才”，由此評論可知，許學夷認為過于雕琢、語言綺靡的詩歌使得作者的才華不能盡情施展。而這次提到才力也指出了雖然“綺靡未格”，但由于初唐四杰的才力大，所以才力得以充分發揮，使得當時的詩歌出現很多“雄偉之語”，結果就是“唐人氣象風格始見”。所以，詩人的才力與氣象風格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系。同時，這些論述中，也都默含了氣象風格與時代不可分割的聯系。

《詩源辯體卷十三（初唐）》第六則指出：“沈宋才力既大，造詣始純，故其體盡整栗，語多雄麗，而氣象風格大備，為律詩正宗?！保ň硎对娫崔q體卷十五（盛唐）》第二則指出：“高岑才力既大，而造詣實高，興趣實遠。故其五七言古，調多就純，語皆就暢，而氣象風格始備，為唐人古詩正宗?！保ň硎澹对娫崔q體卷十八（盛唐）》第一則說：“李杜才力甚大，而造詣極高，意興極遠，故其五七言古體多變化，語多奇偉，而氣象風格大備，多入于神矣?！保ň硎耍┰S學夷的這些評論有明顯的共同之處，即詩人的才力大，則詩作的語言雄渾華麗，帶來的結果就是詩歌的氣象風格開始形成或完全形成。綜上，詩人的才力有利于促進詩歌氣象風格的形成。

當然，如果詩人才力不足，則會相應地給氣象風格帶來消極的影響。如“錢劉才力既薄，風氣復散，故其五七言古氣象風格頓衰，然自是正變”（卷二十），又如“中唐諸子，才力既薄，風氣復散，其氣象風格宜衰，而意主于清空流暢，則氣格益不能振矣”（卷二十一），從這些評論中可以看出，如果詩人才力不足，詩歌的風氣就會散失殆盡，最終會導致詩歌氣象風格衰敗不振。

觀察這些評論，可以發現，初唐和盛唐，詩人多才力大，于是詩歌的氣象風格呈現完備到興盛的狀態。而中唐開始，詩人的才力日漸不足，時風不振，氣象風格逐漸走向衰微。詩人的才力與詩歌的氣象風格息息相關，而詩歌的氣象風格又是一個時代文化特征的反應。所以，詩人的才力實際上影響著一個時代的氣象風格。對于時代的氣象風格，才力有重要作用。而對于詩人自身，才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那就是對詩人“自立門戶”的輔助作用。

詩人想要“自立門戶”，無非是要形成個人的氣象風格，獨具特色，自成一家?！霸屯硖浦T公，各立門戶，實以才力相勝。其才力有大小，故其門戶亦有大小耳?！保ň矶模┰S學夷的評論非常明了，詩人想自成一家，實際上就是憑借才力取得優勢。才力的大小決定了詩人能否形成自己的氣象風格，也決定了詩人氣象風格的高下。

所以，詩人的才力對于時代和個人氣象風格的形成、發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才力與正變的關系

許學夷的《詩源辯體》中提到了很多與變有關的概念，包括變、正變、通變、大變和小變等，其中許氏最為推崇的是正變思想。在許學夷看來，詩歌的正變，也與詩人的才力有著微妙的聯系。

《周易·系辭下》中指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笨梢?，事物發展到一個極限，想要繼續生存發展，就必須發生變化，如此，才能保持不斷發展而不走向滅亡。然而，變也會有兩種可能，即變好或變壞。許學夷雖然堅持復古的思想，但并不反對合理的發展變化，所以他推崇正變思想，采用客觀的態度對詩歌發展中的“變”進行評論。中國古代詩論的正變觀念由來已久?！睹娦颉分兄赋觯骸爸劣谕醯浪?，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正，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睎|漢鄭玄在《詩譜序》中指出：“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之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笨梢?，正與變相輔相成，但以正為主。許氏論詩繼承了正變思想，且認為詩歌的正變與才力關系密切。

“樂天詩，非不自知其變，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保ň矶耍倪@一評論中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詩有所變化，是因為他的才氣大、能力大，以至于其詩作不能受原有形式的束縛，所以不得不發生變化。

《詩源辯體卷三十（晚唐）》第二則中指出：“杜牧李商隱，其才力實勝于渾，故其古詩又多大變也?！睆闹锌梢钥闯?，作者指出了杜牧李商隱的才力比許渾要大，同時更強調了才力大導致的結果是他們的古詩中出現了很多“大變”。這一論述揭示了才力是詩歌作品變化的原因之一。

《詩源辯體卷三十四（總論）》第十五則指出：“學者以識為主，以才力輔之?！?、晚唐諸子，識見各異，而專任才力，故無不流于變?！边@一評述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表明了才力與變有密切關系；第二層含義說明才力在為詩時是起輔助作用的因素，而起首要的作用是學者的學識，所以才力不是唯一絕對的條件；第三層意思則是告誡人們在作詩時不能只依靠才力，也不能不加約束、放縱地發揮才力，否則就會違背詩歌原本的形式規則，甚至降低詩歌的格調，流于鄙俗，導致詩歌創作發生消極的變化。

許學夷認為：“詩至韓、白、歐、蘇可稱大變。然其論則無不正者，蓋四子見識、學歷皆凌跨百代，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保ň砣澹┧倪@一論述也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對于變的公正評論，即韓愈、白居易、歐陽修和蘇軾的詩歌創作都有很大的發展變化，但都是自然的發展，合乎規律，符合正變；第二層含義則是指出這四位詩人實在學識過人的情況下，才力大以至于不能約束、控制，不得不形成變化和特色。然而，許學夷的這一論述還有第三層含義，即與前一則提到的“專任才力”不同，韓、白、歐、蘇是在“以學識為主”的情況下發揮才力，所以他們詩歌的變符合“正”的特征，是一種積極的變化。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才力是詩人為詩產生變化的一個因素，且與正變關系密切。才力大且能合理發揮，則能夠促使詩的內容和形式發生積極的變化，納入正變；但如果不加以控制，放任才力發揮，則會對詩歌變化造成消極的影響。所以，詩人在進行創作時，必須以學識為主，適當發揮和運用自己的才力，這樣才能使自己的詩作不至于流于鄙俗。

許學夷的才力說表面上看是作者論詩的標準之一，實際上，作者通過揭示才力與氣象風格的關系、闡釋才力與正變的聯系，列舉才力帶來的積極和消極影響，為后人作詩提供了借鑒和指導——培養才力且合理運用，從而使詩人格調自高，促使詩道復興。

①許學夷《詩源辯體》，杜維沫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后文中凡引《詩源辯體》者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做注釋，只在文中標注卷數和則數。

②《漢書》卷六二、三二。

③鐘嶸《詩品譯注》，周振甫譯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3頁。

④姚鼐《與陳碩士》，《惜抱先生尺牘》卷七，清道光三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