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后期傳統派與創新派詩學論爭及思想淵源

沈文雪

金代后期，由變革詩風，尋求出路，而引發的詩學觀念之爭，成為文壇的一大亮點。以往學界對此論涉，多局限于個體角度，視角不免狹隘。本文將其置于流派層面去探究，一方面考察流派雙方形成的地域性特征與其詩學觀念的關聯；另一方面，挖掘處于社會變動和社會思潮活躍期，學術思想對兩派詩學觀念產生的根本性影響。兩派詩學不同的價值取向對后世詩學影響意義深遠。

一、傳統派與創新派形成背景及其地域性特征

金代詩學經歷了初期的借才異代，至大定間國朝文派形成，方成面目。而此時，宋金關系穩定，統治者宗儒尚文，興學養士，直接推動了詩壇的繁盛。至章宗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①不過，章宗統治后期，朝廷上下侈靡成風，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致力于藝術形式的研磨雕琢，浮艷尖新文風隨之而滋長。同時，科舉以格律、辭藻工整為標準，注重形式的弊端，也使文風越發衰敗?！督鹗贰肪硪话偈骸敖鹱蕴┖?、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茍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于是文風大衰?！边@種局面直至蒙古入侵，金宣宗貞祐南渡后才發生轉變。劉祁于《歸潛志》卷八中言：“南渡后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睘槌C正金代中期章宗以來的忽視內容、注重形式的文風，李純甫與趙秉文審視文壇現狀，以重振風雅為號召，尋求文學出路。

有“風流兩謫仙”之譽的趙秉文與李純甫，②雖都有著比較強烈的變革意識，但二人觀念不同，趙秉文重道，崇傳統；李純甫尚奇，主創新。他們各為文壇盟主，遂形成南渡后詩壇兩大流派。兩大流派形成的鮮明特點，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觀點上的人以群分，而是趨向創作實踐上的趣味相投。金朝地處北方，與南宋對峙，北方崇尚質樸自然、注重經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是文學發展的主流意識，也是趙秉文一派形成的基礎。但縱觀貞祐南渡后的詩壇，李純甫領導的創新派不僅人多勢眾，而且直至金朝滅亡前夕，一直居有文壇的主導地位?？疾靹撔屡傻男纬?，除了文學本身發展的客觀因素外，還與下面諸因素有著密切關系。

首先與士人境遇和心態變化有關。金朝中期，雖好儒惡吏，對文人士大夫推崇至極，但明昌黨禍發生后，文士的地位已大大動搖，章宗甚至通過科舉來牢籠天下之士。蒙金戰爭爆發，內憂外患頻仍。金朝對士人的政策逐漸由好儒惡吏，轉向好吏惡儒，古者“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的規矩遭到了破壞。③元好問于《內翰馮公神道碑銘》中言：“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④另一方面，科舉地位下降。金朝后期的科舉，已失去了薦拔英才的效用，到了哀宗統治時期，朝庭為了獲得財務的支撐，甚至詔“賣官及許買進士第”。⑤這樣，士人的正常仕進之路就被完全堵塞了?，F實的危機與困境，使得士人由對現實的關注轉向了個體自身，不平則鳴，內心的情感必定宣泄出來，而呈現出情激調變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征。

其次，與民族思想和文化性格有關。金源是少數民族政權，對漢文化的承繼有所取舍。整個有金一代，以蘇軾為代表的文士之學盛行，而程朱理學對金朝文化影響相對有限，故金人的思想專制與束縛相對松弛。另一方面，北方特有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造就了北人特定的文化性格。對此，趙維江先生在《遼金元時期北方地域文化生態與文學創作格局概覽》一文中有過具體闡述，他將元統一前的北中國文化生態化分為燕趙文化帶、河汾文化帶、汴洛文化帶、齊魯文化帶、京都文化帶、遼南文化帶等，說明不同文化與環境形成的不同性格特征。其中，好氣任俠、豪放倔強、粗獷剛烈等等成為北人突出的表現特點。建構在這種文化性格基礎上，加之特定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影響，士人的創作自然表現出一種任性任情、率意而發的特點而因此有別于傳統。

再次，與所處階層和師承關系有關。相比較而言，傳統派人員如趙秉文、楊云翼、王若虛等人的生活環境要好一些，地位、官職也高，如楊云翼“南渡后二十年與禮部閑閑公（趙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⑥被譽為“金元間學有根柢者”的王若虛也曾任國史院編修官、左司諫等職。⑦而創新派人員居于底層者居多，如李經、趙元、王郁等人。即便是作為詩壇領袖的李純甫，人生亦頗為不順，有過三進翰林的經歷。由于仕途不達，惟以文酒為事，以此尋求自我價值。據《全金詩》卷十六：“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向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歸屏山也?！庇捎诶罴兏εc底層士人接觸的機會多，且人緣好，又喜獎掖后進，因而在士人當中受到更多的敬重。彼此唱和、交游，共同的生活態度、創作傾向與性格特征自然形成了以其為核心的南渡后詩壇上規模較大的詩歌流派。

二、傳統派與創新派詩學觀念之爭

趙秉文為代表的傳統派與李純甫為代表的創新派，在致力于文風變革，導引金代后期詩學朝著健康方向發展有著共同意愿。但隨著詩歌創作的繁盛，暴露在兩派之間詩學觀念的分歧也日益明顯，因而必不可免的產生紛爭，促使文人思考一些現實問題。論爭的焦點主要圍繞著兩方面。

一是繼承與創新問題。金代詩學主要由傳承北宋詩學而來，尤其是蘇黃詩學，影響巨大。但是隨著本土意義上的作家的成長，“國朝文派”的確立，金代詩學自身獨立發展的內在需求也逐漸加強，特別是在金代中后期變革文風的背景下，關于繼承與創新的矛盾意識更加突出了。傳統派以疏離宋詩、復古變化為基點，主張繼承。但表現在成員內部，觀點也不盡一致。趙秉文認為，詩歌發展到韓愈，“古今之變盡矣”，⑧即使是“高視古人”的蘇軾“亦不能廢古人”。⑨因此詩歌創作應該多方師法古人，盡得諸人所長，然后自成一家。對此他闡述道：“為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鐘、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雹鈱τ趲煼ü湃?，王若虛認為是“知本知說”。[11]但他又認為“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就使后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12]因此他主張涵詠古學冥會于心而作，反對以靜止、僵固的規矩法度來束縛詩歌創作，他說：“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為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13]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得其神韻，脫其形骸，從而達到天度自全的創作目的。

不同于傳統派，李純甫一派以擺脫畦徑詩為心聲為宗旨，主張創新。這一詩學觀點在李純甫為金代中期詩人劉汲《西巖集》所作的序文中有著全面的體現：“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聲發而為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節謂之詩。然則詩者，文之變也，豈有定體哉？故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圣賢相雜而無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議論之不公耶？齊梁以降，病以聲律，類俳優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讀，又俚俗之甚者。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義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號’西昆體’，殊無典雅渾厚之氣，反詈杜少陵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黃魯直天資峭拔，擺出翰墨畦徑，以俗為雅，以故為新，不犯正位，如參禪著末后句為具眼。江西諸君子，翕然推重，別為一派，高者雕鐫尖刻，下者模擬剽竄，公言韓退之以文為詩，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學退之不至，即一白樂天耳，此可笑者三也?！盵14]很明顯，李純甫在這里，是借《詩經》之名，來闡發“詩為心聲”、“惟意所適”、“詩無定體”的觀點。由此出發，批評齊梁以降詩歌、西昆體以及江西詩派講究聲律、字句、風格等形式上的弊端，主張詩人應充分表現自我，發揮其創造性。以心為詩，不落入前人窠臼，是創新派自覺的藝術追求。

兩派詩學觀念不同，帶來了創作中的偏向及其問題的出現，這自然成為了雙方論爭和互相攻擊之處。李經是創新派的重要成員，注重師心自造，主張“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15]被李純甫稱為“真今世太白也”，[16]其詩作又被贊為“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17]而傳統派卻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趙秉文在與李經書信往來中，直接指出李經的詩歌作品“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8〕并指出：“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揚子云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余也?！盵19]揚雄“不師古人”，韓愈“惟陳言之務去”，但在他們的作品中均出現了“窺陳編以效仿”之痕跡。趙秉文認為閉門自作語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如果刻意創新，反而會弄巧成拙。在李經的詩作中，就出現了這種現象。因此，被趙秉文說成：“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20]趙秉文對李經的批評實際上是對李純甫的旁敲側擊與反駁，因為李純甫作為創新派盟主，其創新的努力更加突出，但也未能自成一家，劉祁在《歸潛志》卷八中言：“詩不出盧仝、李賀”。

傳統派師法古人的主張與創作實踐也存在一定距離，尤其表現在趙秉文的創作中。趙秉文現存作品中，有大量直接標明擬作的詩歌，有些詩題目雖未標明模仿某人，實際上也是模仿他人的作品。趙秉文詩法各家，雖也有自己的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獨創性上，則不免有所欠缺，特別是有時過多地化用前人詩句，未能很好地實現自己所說的多方師法，進而自成一家的理論主張。因而被李純甫批評為：“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21]又李純甫嘗序《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衷疲骸^男子不食人唾，后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嚓幾I云?！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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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風格平易與奇險問題。與繼承和創新之爭相關，兩派在創作風格上存在著平易與奇險之爭。趙秉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言：“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源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蹙,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余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盵23]趙秉文推崇歐陽修，力倡平易自然的文風，不滿“尖新艱險之語”，尤其反對“務奇之為尚”。王若虛與之同調，他表示：“凡文章須是典實過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始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顛倒亦甚矣！”[24]他推崇白居易，“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25]并對“世之末作，方日趨于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發出感慨。[26]

創新派詩人共同的創作傾向是“尚奇”，追求律調的奇兀不平，意象的雄奇怪異，用語的生硬奇特，總之，風格上奇險峭健是其主要特征。兩派之間如此不同，也就難免發生紛爭，趙秉文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可傷！”[27]王若虛“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為尚。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盵28]

王若虛與雷淵的紛爭更為激烈。王若虛推崇白居易，對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不滿；而雷淵正好相反，“詩雜坡、古，喜新奇”。[29]據《歸潛志》卷八載：“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為應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是作史，則又異也?！讋t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世姿?，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跻嗖恍?，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倍怂鶢庪m非專門意義論詩，但也反映了他們詩文崇尚的不同。

三、傳統派與創新派詩學觀念分歧的思想淵源

發生在傳統派與創新派主要成員之間的詩學觀念上的紛爭主要是由于學術思想不同所導致。傳統派秉承的主要是儒家學術思想。其成員趙秉文、楊云翼、王若虛等人都是當時的宿儒。趙秉文號稱“金士巨擘”，思想源于韓愈道學和二程理學，他“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紹圣學之絕業”，[30]在儒林深為學人仰慕。趙秉文著述甚豐，但大多數已佚，現存能反映其思想的有《原教》、《性道教說》、《中說》、《誠說》、《庸說》、《和說》、《道學發微引》、《箋太元贊序》等篇。楊云翼言:“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盵31]

楊云翼晚年與趙秉文齊名，為一時人物領袖。元好問曾盛稱其:“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32]認為“惟其視千古而無愧，是以首一代而絕出”，[33]指出“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34]其學術思想主要散見于其文及他人文章中。

王若虛作為一名儒家學者，其學術貢獻主要在經學領域。他的經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五經辨惑》、《論語辨惑》、《孟子辨惑》、《議論辨惑》、《雜辨》、《詩話》、《文辨》等辨惑文字以及少數雜文中。趙秉文“議論經學，許王從之”。[35]

其一，重道崇經與尚用重實。儒家注重文學的教化作用和實用功能，孔子論詩重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36]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37]儒家的這種詩論對中國幾千年的文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居易“以詩補察時政”，“以歌泄導人情”；[38]歐陽修發揮詩歌的諷諭勸戒作用曾言：“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39]蘇軾寫詩的主張也是“有為而作”。[40]這些都表現了儒家詩論重致用的現實主義精神。金代后期，國勢衰微，富于社會使命感的文人將文學主張與國運聯系起來，趙秉文“文以意為主”，“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為主”[41]的創作目的的提出，便是作用于這種背景下。其堅持對與道統密切相關的“文統”的繼承，以便使文學紹接儒家風雅正脈，回歸正體。為此他提出以誠為本說。他在《誠說》中將誠分為“養夫誠”、“學夫誠”、“致夫誠”互為聯系發展的三個層面，認為各種境界需要憑日積月累的修養完成。他在《答麻知幾書》、《與楊煥然先生書》及《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墓表》等文章中，批評缺乏學養而造成的空疏不實之風，提倡積學師古。楊云翼也主張“誠”，認為圣人之道唯有至誠：“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迸c趙秉文詩學思想有著一致之處。[42]

王若虛亦本于道，其以意為主的理論，是在師承其舅周昂的詩學命題基礎上，但同時又有很大的發展與開拓。與趙秉文、楊云翼主“誠”不同，王若虛貴“自得”?！白缘谩笔侨鍖W中的重要概念，孟子曾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盵43]孟子之意在于說明求道的過程應靠自己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是體悟，而非強刮狂搜。孟子的這種存心養性思想，成了王若虛詩學思想奠定的基點。他在《滹南詩話》卷三言：“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詞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在這里，王若虛闡明作詩須出于自得，自出一體。一方面，強調的是藝術上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強調了創作上的真實性。同時，他師古而又不泥古的思想也通過自得體現出來：“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p>

其二，中和為則與溫柔敦厚。儒家中和思想的基本原則是“允執其中”、“無過無不及”。這種守中致和的思想，是傳統派所共同尊奉的詩學批評標準。趙秉文言“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巳矣！”[44]楊云翼也認為：“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荒唐，不及為滅裂?！盵45]王若虛《詩話》也滲透著中和觀念?？傊?，傳統派以中和為尺度，在他們的詩學觀念中表現為：首先推崇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一方面，在詩歌的表現內容上，要求純正而不偏激，另一方面抒情言志時，也要求通過平和適中的情感，不能放縱無度，毫無節制。王若虛在品評柳宗元詩文作品時就曾言：“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輒弄翰以自托。然不滿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孫、罵尸蟲、斬曲幾、哀溺、招海賈之類，若無義理，徒費雕鐫，不作焉可也。黔驢等説，亦不足觀?！盵46]又言：“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少耳?！盵47]表達對柳宗元因缺乏溫柔敦厚，而導致在語言、思想、情感方面失去中和的不滿。同樣，對創新派的不滿也是出于此觀念。其次，在詩歌內容與形式之間注重文和質的中和?？鬃诱f：“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48]“質勝文”，即沒有文采或文采不足；“文勝質”，即內容空虛，只有華麗的詞藻。文質彬彬，內在與外在美和諧統一，才是作詩的準則。王若虛注重文質相副，在《滹南詩話》中言：“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敝匾舛毁M文，反對過分雕琢，為此，他提出：“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為之?！盵49]趙秉文亦提出“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不尚虛飾，因事遣詞”，[50]針對文壇偏重詞采、韻律，“文過其意”的傾向，主張文質合一。

創新派的詩學觀念依托在李純甫的學術思想上。李純甫號屏山居士，早年學儒，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第。他曾自述道：“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說。偶于玄學似有所得。遂于佛學亦有所入?！盵51]“三十歲后，遍觀佛書，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學書讀之，著一書，合三家為一，就伊川、橫渠、晦庵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發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盵52]就其學術思想而言，最明顯的特色在于三教合一，視佛學為圣學。對此，他論述道：“學至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皆如實語，發精微之義于明白處，索玄妙之理于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深，污為怪誕，詬為邪淫，惜哉?！盵53]認為佛學高于儒學，佛包容儒道，崇佛而抑儒。公開宣揚三教合一，是金代后期的重要特征，但是一般學者并不廢棄儒學正脈，援釋入儒是當時的主流，如趙秉文、劉昂霄、高斯誠、趙元等。但是李純甫有儒釋道合流，以釋為主的言論，他在《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粃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薄皣L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圣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盵54]就儒學正統來說，李純甫堪稱“異端者”流，因此大為諸儒所攻，甚至有欲上章劾之者。

儒釋道三教思想對其詩學觀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囊括三教與自成一家。會通三教，融攝諸家的學術態度，就不必承繼道統或法統，如此，詩學上也就有悖于儒家，既不強調宗經、征圣，也不提倡溫柔敦厚。認為“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圣賢相雜而無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盵55]其反傳統精神及自成一家言論，不難顯現。第二，詩禪互證與標新立異。李純甫是金代后期著名的文人，也是金代后期有關佛教著述較多的文人之一。耶律楚材就曾記敘其“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贅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圣人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之事。[56]李純甫的佛學著作以禪宗為主，但大多已亡佚。從其現存著述中不難看出其詩學價值取向與其之關聯。如其在《重修面壁庵記》、《程伊川異端害教論辯》中反復強調“翰墨文章亦為游戲三昧”之觀點。[57]禪宗以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強調“心”的作用。認為世界萬物都是心靈的幻象,心外無別法，即心是佛。認為悟道只能由自心獲得，而不能依循外在的規矩、途徑。另一方面，凸顯個體的獨立自由精神，強調自性作用。認為人的自由實現，取決于自性。李純甫將這種禪宗思想應用到詩歌創作中來，一方面，“字字皆以心為師”，[58]唯意所適；另一方面任性而發，不拘于定體。以勿隨人腳根，擺脫蹊徑，自得脫俗為榮?？隙▊€性，高揚自我獨創精神。

①④[30] [32][33][34][42][45]姚奠中、李正民《元好問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第 651、449、400、420、421、421、421、769頁。

②楊弘道《鷓鴣天》，周惠泉《金代文學學發凡》，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頁。

③衛湜《禮記集說》，《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7冊，第154頁。

⑤《金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89頁。

⑥[41] [52][55][58]元好問《中州集》，中華書局出版 1962年版，第214、77、219、77、221頁。

⑦永瑢《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21頁。

⑧⑨⑩[51][17][18][19][20][23] [31] [41][44][50] 趙 秉文《滏水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90冊，第256、256、256、256、258、258、257、257、236、78、257、81、236頁。

[11][12][13][24][25][26][46][47][49]王若虛 《 滹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90冊，第 483、483、458、462、501、480、453、454、458頁。

[16][21][22][27][28][29][35][51][53][54][57]劉祁《歸潛志》，中華書局出版 1983年版，第 12、87、88、88、88、10、87、7、7、105、8頁。

[36][37][48]錢遜《論語讀本》，中華書局出版 2007年版，第 210、210、74頁。

[38]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102頁。

[39]歐陽修《詩本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0冊，第290頁。

[40]蘇軾《東坡詩話》，《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80冊，第471頁。

[43]李學勤《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頁。

[56]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91冊，第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