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代臺閣體盟主楊士奇的詩學傾向

張紅花 李秀芳

楊士奇（1365－1444），號東里，謚文貞，江西泰和人，以賢相著稱于世，歷事明朝四主，為著名的政治家。在明代的詞林琬琰中，他又以其豐贍的詩文創作和重大影響而被視為明代臺閣體盟主。但對于這位文壇領袖的詩學研究卻一直處于缺失狀態，為此本文著重探討其主要詩學傾向。

對于詩歌創作，楊士奇曾在自己的詩集序中說“余何足以言詩”①并且認為詩歌“：自漢代以下，歷代皆有作者，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故詩不易作也?！雹诓贿^，楊士奇自身的詩歌創作不僅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同時代的其它作家，有12卷2000多首之多，③而且體式多樣，④其詩在多個著名的明詩選本中選錄是數量都較多，⑤而且評價甚好。但作為一個把自己定位為匡運濟世的政治人物，楊士奇沒有撰寫專門的詩學著作，不過他的主要詩學傾向還是鮮明流露在他的詩作中以及其它著作的片言只語中，從中可見這些詩學思想大多的是自己多年創作經驗的總結和對詩學發展積極思考的結果

首先最明顯的一大詩學傾向是提倡詩歌必須要具備對社會有用的功能，即重視詩歌的政治教化功用。這是一個源遠流長的詩學理論，舉凡對社會進步有責任感的詩人總會提倡詩歌的政教功用。楊士奇繼承了這一詩學傳統，提出“：夫詩，志之所發也”“，用之鄉閭邦國，皆有裨于世道?！雹奕缢跒楹鷱V的父親寫詩集序時評價道：“詩雖先生余事，而明白正大之言，寬裕和平之氣，忠厚惻怛之心，蹈乎仁義而輔乎世教?！雹邔τ诤悠降脑娝哂械慕袒τ檬仲澷p。楊士奇甚至在一些閑逸詩畫的評論中也充分表述他的這一詩學傾向。如張從善等在武昌游東山時輯有詩句請楊寫序，士奇在序中論述道：“詩以言志也，士君子立身行道，俯仰無所怍，隨時隨處，固無非可樂者。然所以重乎士者，固謂其能以民之憂樂為己之憂樂?！雹嘤秩缯y二年十位臺閣文臣游于楊榮的“杏園”，即一次名為“杏園雅集”的文學聚會，隨后由謝庭循繪畫成圖。士奇為了避免有人把它看成是超越政務的怡樂，而解釋道“古之君之，其閑居，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國家也。矧承祿擔爵，以事乎君，而有自逸者乎？”⑨

由于楊士奇非常重視詩歌的政教功用，把詩歌視為對社會成員進行道德教化和穩定社會秩序的工具，這必然會逐漸內化為作家對自我道德修養的反省和追求，以及成為對創作主體評判的重要標準，從而強調創作主體的道德人格，因此楊士奇的第二個很鮮明的詩學傾向是非常強調道德與詩歌創作的關系，即強調道德修養對詩歌創作的影響，主張創作主體要道德淳厚、學行兼備。如他為胡廣的父親作詩序時認為胡廣的父親能把詩寫得如此端莊典雅、寬裕和平，是得益于他道德修養的高深純厚。與此觀點相類似的，他還認為從一個人的詩歌中可以直接讀出這個人的道德修養水平：“夫詩以言志也，即其所言，知其所存，即其所存，知其所立，于是可以知黎氏兄弟之立矣?！雹馑踔琳J為“蓋善德可以致和氣，凡物之近者必先得其氣，故隨之而盛衰也?！薄叭粢坏乱恍蟹e誠而不已，足以通神明致和氣?！彼妹献拥摹拔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話闡述道：“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于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后足以任天下之大事?！盵11]可見楊士奇將道德修養置于了非常高的地位?，F實生活中的楊士奇非常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他“奉職甚謹，斯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輒中。人有小過，嘗為揜覆之?！薄叭∈空撊寺识嗥剿?，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盵12]

楊士奇的第三大詩學傾向是繼承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文學世運論，非常重視詩歌與世運的關系，強調詩歌要反映社會現實，尤其強調處盛世之中要創作有盛世氣象的詩篇。如他在為虞伯益所作的詩集序云：“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兔苴》、《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既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可為世道慨者矣。漢以來，代各有詩，嗟嘆詠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音，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焉?！盵13]楊士奇與明仁宗曾經有一段關于詩歌與世運關系的經典對話，原文如下：“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歌者，其高下優劣如何？’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后來如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后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盵14]在這里，楊士奇把不同朝代的君主詩歌與他們的政治作為和政治功績聯系起來，進行高低優劣的品評，具體形象的闡述他的詩歌世運論。楊士奇這一詩學傾向更深層的內涵是對唐詩的推崇，特別是對盛唐詩歌的推崇，[15]原因是盛唐詩歌最真實最貼切地展現了盛世氣象，如他在上述為虞伯益所作的《玉雪齋詩集序》中說道：“若天下無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為治世之音，澤未有加于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詩道者，亦莫盛于此也?！盵16]從這段論說中，我們發現楊士奇對唐詩推崇的落腳點是因為讀唐詩“有以見唐之治盛于此”，因此楊士奇推崇唐詩，看重的實為唐詩中所展現的盛世氣度，而非唐詩本身的格律、聲調、法式、藝術技巧和審美細節，是旨在以詩歌顯示國力強盛和世運升平，并不是就從詩歌內部的藝術層面而言的。作為仁宣致治下的臺閣大臣，楊士奇也意欲用詩歌“鳴國家之盛”、“鳴治平之盛“、“鳴帝王之盛”。在《東里詩集》中，這類“鳴盛”之作構成了其詩歌創作的主旋律，如應制詩、交游唱和、聚散酬贈、題書贊畫等詩作中都都展現了這一歡欣和樂的盛世心態。當然“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的時代背景為其提供了“鳴盛”的現實基礎，儒臣和館閣文臣合二為一的社會政治角色又是其“鳴盛”的心理訴求。為此《西江詩話》曾評論楊士奇的詩歌道：“清真麗則，悠然而有余思，逼真唐人氣格，殊非茍學所能到者”，可謂切中肯綮。

楊士奇的這些詩學傾向在明初特定的時代歷史背景之下，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文化價值和詩學影響。首先是在詩風上樹立了一代典范，糾正了元末綺若哀怨、纖細清淺的詩文風氣，代之以典則流暢、清拔宏麗的詩風學風，有利于形成與朱明王朝開國氣象相契合點的詩文之風。對此，弘治十八年進士陸深曾在《北潭稿序》中作了詳細的闡述：“惟我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實始成家。一洗前人風沙浮靡之習，而以明潤簡潔為體，以通達政務為尚，以紀事輔經為賢，……淳龐敦厚之氣盡還，而纖麗奇怪之作無有也?！盵17]又如胡應麟所云：“楊文貞、文敏、胡文穆、金靖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觀?！倍@一詩風的建構和確立不但有其自身的審美意義，并且也符合當時新王朝的開國氣象，與社會的發展需要是相一致的。

其次，楊士奇的這三大詩學傾向因根植于明初文學與社會政治復雜粘連關系的土壤中，以及受其“儒臣”的自我角色確認的影響，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明初尚質主義、功用主義文學思潮的流布，進而催生了明初一枝獨秀的臺閣體文學的生長發育，并且規模了明代前期臺閣體的某些基本風貌。關于這一點可從時人及后人的相關評論中得到印證。典型的如黃淮在《東里文集》序中認為楊士奇詩文“率皆關乎世教，吐辭賦詠，沖淡和平，沨沨乎大雅之音?！庇皱X謙益云：“國初相業稱三楊，公為之首。其詩文號臺閣體?！盵18]又云“今所傳《東里詩集》，大都詞氣安閑，首尾停穩，不尚藻辭，不矜麗句，太平宰相之風度，可以想見。以詞章取之則末矣?！盵19]《四庫全書·東里集提要》沿用此說：“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紆徐，得其仿佛，可稱舂容典雅之音，后來館閣著作沿為流派”,[20]翻閱彭時在《楊文定公詩序》中用的是“和平雅正”、“溫厚舒暢”、“平易正大”來評價楊溥的詩風。楊溥在序《忠靖集》時用“平實雅淡，不事華靡”來評述夏原吉的詩風?！稗o惟達意而不以富麗為工,意惟理而不以新奇為尚,言必有補于世而不為無用之贅,論必有合于道而不為無定之荒論,有溫柔敦厚之趣,有嚴重老成之規模,真所謂臺閣之氣象也”，這雖然是宣德進士李賢在序楊溥文集時的評價，但可以看作是對明前期臺閣體藝術風貌最基本的概括。

最后，楊士奇的這三大詩學傾向使其詩歌較之于社會意識淡薄，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他則很少突破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觀，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和高遠的政治理想，這與朱明皇朝以理學治國的意識形態相互契合，有利于維護國家的安定。正如楊溥所云：“東里歌頌太平，未嘗不致儆戒之意。至于觸物起興，亦莫不各極其趣。體制音響，皆發乎性情。非求之工巧者比?！秉S淮在評論楊士奇的作品時，就把他的道德意識與詩文成就、人生名望聯系在了一起，說他“所交鴻儒碩士，所談道德仁義，而所受清明粹溫者，養之直而資之深。芳潤內融，彪炳燁乎外見。濡毫引紙，力追古作，于是聲名洋溢，受薦而起?！盵21]臺閣大臣王鏊稱贊道：“明代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為第一，為其醇且則也?！辈⑶已a充道：“文章不難于奇麗，難于醇，難于典則?！盵22]翻閱楊士奇的詩作，可以發現楊士奇寫有很多關注國計民生的作品，如五言古詩《步過田家有感》、《五月六日早靜海迤北大雨聊可蘇旱》、《恤旱》、《荻港》等，即使是寫游玩、宴飲、歡聚、應酬的詩歌中，也時常流露出詩人對自己政治責任的反省以及報國拯民之志和憫時傷亂之情，如《喜雨》、《次韻黃少保過田家有感》等。試讀《行天壽山》：“連騎去骎骎，緣岡復度林。杏花明似繡，楊柳淡含金。萬物亨嘉日，先朝種植心。白頭供奉在。俯仰一沾襟?！盵23]又如在《西城宴集》中，詩歌的前一部分敘述宴集盛況，詩歌的后一部分則議論人生旨趣：“平生所相好，豈不在名義。中和誠可則，貪鄙誠可戒。憴勉以自強，前修庶足跂?！睆倪@些詩篇中，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楊士奇的儒家擔當意識、人生道德訴求以及寶貴的民本思想。當然，較之于李白或高啟等詩歌中自我意識的表達、自我形象的凸現，楊士奇則更多地把詩歌當成政治說教的工具，承擔著種種現實性、功利性的任務，因此，他詩歌中詩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形象是模糊而又蒼白的，詩歌大都平鋪直敘，很少運用想象、夸張、比擬等藝術手法，即使在敘寫精神世界時，也往往缺乏想象性和超越性，詩歌的情感張力大都是平弱的、局限的、受束縛的，這是楊士奇的詩歌以及同時代的其它一些作家的詩歌的主要藝術創作缺陷，也是明代臺閣體最后走向“膚廓庸沓，萬口一音，遂為藝苑口實”[24]的根本原因。

①楊士奇《東里續集》卷15《題東里詩集序》，第570頁。

②楊士奇《東里續集》卷15《滄海遺珠序》，第549頁。

③楊士奇詩歌創作數量是楊榮的4倍（約400多首）、楊溥（約500多首）的近五倍之多；

④有七言絕句830首，七言律詩333首，五言律詩238首，五言古詩230首，五言絕句162首，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古樂府、四言古詩、七言古詩、五、七言長短句以及詞23首、辭和集句數篇。

⑤如《皇明西江詩選》選錄其詩91首，《江西詩征》選錄48首，《列朝詩集》選錄31首，《明詩綜》選錄l7首，《明詩紀事》選錄8首，可見其詩受選家之重視，

⑥《東里續集》卷15《題東里詩集序》，第1239冊，第570頁。

⑦《東里文集》卷4《胡延平詩序》，第46頁。

⑧《東里續集》卷15《東山燕游詩序》，第1239冊，第559頁。

⑨《東里續集》卷15《杏園雅集序》，第1239冊，第571－572頁。

⑩《東里文集》卷8《黎氏倡和詩序》，第115頁。

[11]《東里文集》卷1《丹桂樓記》，第4頁。

[12]《明史》卷148《楊士奇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131頁。

[13]《東里文集》卷5《玉雪齋詩集序》，第63頁。

[14]楊士奇《圣諭錄卷中》，見《東里別集》，第394頁。

[15]為了更好地學習唐詩還收藏有許多這方面的書籍，如《唐音》、《唐三百家絕句》、《唐詩雜錄》、《唐律詩》以及李白、杜甫等盛唐諸家詩人的集子。（見《東里續集》卷19，第1239冊，第615－817頁。）

[16]《東里文集》卷5《玉雪齋詩集序》，第63頁。

[17]陸深《儼山集》卷40《北潭稿序》，見《四庫全書》別集五第1268冊，第246頁。

[18]《明文?！肪?53《何文毅公全集序》。

[19]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乙集·楊少師士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頁。

[20]《四庫全書·東里集提要》別集五，第1238－123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21]黃淮《少師東里楊公文集序》，見《東里文集》，第1頁。

[22]王鏊《震澤集》卷6《匏翁家藏集序》，見《四庫全書》別集五，第125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頁。

[23]《東里詩集》卷2《行天壽山》，第1238冊，第327頁。

[24]《四庫全書·楊文敏集提要》，見《四庫全書》別集五，第124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