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堯《古賦辯體》賦體辨析與分類

蔣旅佳

《古賦辯體》，十卷，元祝堯編。祝堯以古今之賦甚多，“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之不同，因體制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選編自先秦楚辭以下，兩漢、三國六朝、唐迄宋“常所誦”之賦及辭賦衍生之體總61人127篇作品為《古賦辯體》，其書選文定篇、辨體分類、論注評析，處處彰顯祝堯其“辨體”之意，以達“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①之目的。

前人總集賦作分類，大都或以作家作品藝術手法和創作流派分類，或依題材內容分類，前者因襲《漢書·藝文志》“屈原”、“陸賈”、“荀卿”、“雜賦”四分為代表，后者以《文選》為代表，其分類或因其空靈飄渺而見仁見智，或因類目繁碎瑣細且歸類不當而造人詬病。相對而言，祝堯《古賦辯體》以“辨體”為旨歸的“辭賦”四分與“古賦”五分的賦體分類方法，在中國古代總集賦體分類史上頗有建樹，試論之：

一、辭賦四分與“古賦”辨析

既以“古賦”命名，彰顯“辨體”之意，故其選文自然要求精審?！豆刨x辯體》專選先秦迄宋“古賦”之作匯編一集，每朝惟取數篇，皆一一“辨其體格”，惟“古賦”方可入編。何謂“古賦”？一般而言，存有這兩種理解：一是指先秦兩漢賦，二指不講求格律的賦作，是區別于唐宋以來律賦而提出來的文體概念。若如第一種所言，以某一特定的歷史時代作為斷限，將古賦片面地理解為賦體產生之初以及大盛之時的先秦兩漢賦，則必將忽視“古賦”本身特定的文體內涵；設若僅僅將“古賦”作為區分“律賦”的另一稱謂，則勢必忽視古賦與律賦的源流關系，當然這樣也直接給賦體分類帶來極大的困擾。祝堯“古賦”自有他意。祝堯于編選賦作之時，首先將歷代辭賦作為一個整體，辨其源流，系統地梳理了辭賦發展過程中幾個重要的歷史變革階段，將辭賦劃分為“古賦”、“徘賦”、“律賦”、“文賦”四種賦體樣式。

“古賦”者，貴“以本心之情有為而發”②。祝堯以古詩之“義”和吟詠“情性”為標準衡量“古賦”與“徘賦”、“律賦”、“文賦”之區別。漢人賦作已有悖于此之作；逮及魏晉，自陸機輩《文賦》等作全用俳體，三國六朝賦之文辭“一代工于一代”，辭愈工而情愈短而味愈淺而體愈下，“古賦”一變而為“俳賦”③；南朝永明時期，“四聲八病”之說盛行，詩文賦作講求聲律、好尚簇事對偶、博物洽聞成為一時風尚，六朝之賦“益遠于古”④；而徐陵、庾信將“隔句對”之法運用賦中，致使駢四儷六之句盛行，賦作遂“有辭無情，義亡體失”，俳體又漸入于律；唐以“律賦”取試，其創作和研究興盛，然其體式卻日漸卑弱；宋人為矯律賦之弊，以文為體，然其賦“專尚于理，而遂略于詞，昧于情”，“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復兼矣”⑤。

由此可見，徘賦、律賦、文賦，皆源于“古賦”而變，變而愈下，體而愈卑，究其原因，乃一“情”爾。徘賦、律賦專求“辭之工”、“律之切”，文賦專求“理之當”，致使“言之不足與詠歌嗟嘆”、“情動于中與手舞足蹈”⑥等義盡失，不可取也。故欲求“古賦”之體，必先求之于情”，則可使不刊之言自然流出于胸，“辭不求工而自工”、“理不求當而自當”⑦，既有動蕩乎天機、感發乎人心之效，又兼出于風、比、興、雅、頌之義，此乃可謂得賦之正體，合賦之本義。祝堯將古詩“六義”與情、辭、理聯合起來：以“六義”評辭賦優劣，其根本出發點則是“辭賦與古詩同義”，要求辭賦創作追求“詩人之旨”；在此種思想上厘清情、辭、理三者關系，以“情”統“辭”、以“辭”統“理”，在“情”本位的基礎上，不偏廢“理”和“辭”，抵達“情形于辭而其意思高遠，辭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長”⑧理想狀態。

因此，祝堯提出：“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雹岽颂?，祝堯決非有以“古賦”即先秦兩漢賦之意?！膀}者，詩之變也”，祝堯以屈原等楚辭之作“本詩之義”，“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漢代諸家賦作體制大抵“皆祖原意”，故而以楚騷與漢賦為古賦范式。然亦有甄別區分，即“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楚辭體中宋玉一些賦作“已不如屈，而為詞人之賦”，荀卿五賦“其意味終不能如騷章之淵永”。兩漢一些散體大賦多應制騁才，“不發于情”，故而引用林艾軒之言，批評揚子云、班孟堅、張平子等人“只填的腔子滿”⑩。

唐宋時期，律賦作為舉子應試科目，其創作和研究相對興盛，而古賦卻相對式微。一直到元初，關于古賦的認識以及寫作都無法擺脫律賦的影響。直至元中期仁宗恢復科考，變律賦為古賦，古賦創作和研究才逐漸繁榮起來。祝堯此本既是元代古賦創作范例之集，亦為古賦辨體分類研究之本?！豆刨x辯體》將古詩之義與“情”本位作為古賦區別于務于對偶的徘體賦、嚴于聲律的律體賦以及以議論談理為尚的文體賦的最主要標志，遴選歷代古賦，將選賦編纂與辨體分類結合起來。

二、《古賦辯體》辨體辨析與分類

（一）“古賦”的歷史演進與“楚辭、兩漢、三國六朝、唐、宋”五體之分

《古賦辯體》正編之中，將歷代古賦作為一個整體，匯編成集，在分類選文之中辨其源流、體格。祝堯將元前的古賦分為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5類，共收錄35人76篇賦作，每類之中遴選數位賦家，作品各系其下；究其所選，多為歷代名家名作，頗為精審。

從古賦“五體”類目命名設置上看，祝堯以“代（時）”先后順序，將各時期賦家賦作匯編成集，其分類體例略顯簡單，似難見出祝堯“辨體”之意。然《古賦辯體》其編纂特點即“選、論、注、評”四位一體，除總論外，各體各家各篇各有題注，將總集編選之分類辨體、選文定篇與辨體理論結合起來，以達“辨體”之目的。具體說來，古賦“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之分，雖在類目設置上以時代區分，然其分類標準則綜合古賦題材內容、藝術成就和文體特征多方面加以區分，同時亦注意不同時代辭賦的發展流變特點。

祝堯以“騷者，詩之變也”，合“本詩之義”而立“楚辭體”為古賦第一類。楚辭雖不正名曰“賦”，然其賦之本義“居多”，故而選屈原、宋玉、荀卿三人賦作為一類，為“楚辭體”，推崇“楚騷為賦之祖”，實有追源溯流之意。

祝堯雖對漢興諸家專取“六義”之“賦”以為賦，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為辭賦”等做法多有不滿，批評賦作“不因于情，不止于理，而唯事于辭”等不足之處，卻因詞人之賦，猶有“辭雖麗而義可則”的“古詩之義”而別為一類。祝堯所取，多為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諸賦家之升堂入室者之作。然其亦注意到漢賦之“麗”已不同于風騷之“麗”，固是編所取，諸如《長門》、《自悼》等賦，皆因其“緣情發義、托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而錄之?！皾h賦體”取賈誼、司馬相如、班婕妤、揚雄、班固、禰衡賦作，以“麗以則”衡之。

三國六朝時期，賦作棄“情”就“辭”，遂使賦作有辭無情。建安七子中獨王粲辭賦有古風，《登樓賦》因有得于“詩人之情，以為風比興等義”，祝堯譽為魏賦之“極”，而批評陸機輩等作以“辭”為要，徐、庾等愈演愈烈，“有辭無情，義亡體失”之弊盡出。相對而言，陸機《嘆逝》,張茂先之《鷦鷯》,潘安仁《秋興》,鮑照《蕪城》《野鵝》等，猶有古詩之余情，尚可入三國六朝古賦之選。祝堯選王粲、陸機、張茂先、潘安仁、成公子綏、孫興公、顏延年、謝惠連、謝希逸、鮑照、江淹、庾信11人16篇賦為“三國六朝體”。

唐以律賦取試，“律之盛而古之衰”，為古賦者亦不免受“徐庾”影響。李白天才英靈，所作古賦差強人意，終類六朝賦；杜牧《阿房宮賦》雖古今膾炙人口，然專以“論”為主，不及古賦以“情”為本；唐人古賦可取者，惟韓愈、柳宗元爾，二人古賦以騷為宗，遠超“徘”、“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于此。唐體選錄陳子昂、李白、韓愈、柳宗元、杜牧5人13篇賦作。

宋人厭俳律之賦，“古賦”“以文為體”，則“專尚于理，而遂略于詞，昧于情矣”，“風之優柔，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復兼矣”[11]。宋人以文為賦，《秋聲賦》、《赤壁賦》等作，若以“文”視之，則為古今佳作，若以“賦”視之，則不盡然，失“賦”本色。祝堯選錄宋祁、歐陽修、蘇軾、蘇轍、蘇洵、黃庭堅、秦觀、張耒、洪舜俞9人14篇賦作以為“宋體”。

由此可見，古賦之分“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是祝堯對古賦發展演變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特點的分類總結，明確提出“賦以代變”的賦體發展流變思想。然這種“代”變絕不是截然割裂的，各體之間又體現了源流承接關系。祝堯以“代（時）”區分古賦，一方面“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之不同”，另一方面也“因體制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爸厍椤奔礊樽蚝饬抗刨x之第一標準。以“情”衡古賦，則“詩人所賦”、“騷人所賦”皆“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乎情也”；漢代“詞人之賦”可取者，“麗以則”爾；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工則情短，情短則味淺，味淺則體下；宋唐以下詞人之賦多失古詩之義，極其文辭，固已非騷人賦之旨，更何及詩人之賦乎？

正集將先秦至宋的辭賦發展演進脈絡通過古賦分類清晰地呈現出來：騷賦（先秦）——散體大賦和抒情小賦（漢）——徘（駢）賦（三國六朝）——律賦（唐）——文賦（宋)。祝堯根據“賦以代變”的流變特點，將“賦以代分”，而在具體辨析種又進一步地明確了“賦以代降”的點。故而祝堯古賦“五分”亦有溯源明流之意，以“楚辭體”最為正宗，“以復古為新變”，要求復歸“古賦”，并明確提出“祖騷宗漢”，以“騷體賦”為后學取法的古賦范式。

（二）古賦之“流”與“后騷”、“辭”、“文”、“操”、“歌”五體之選

正集“賦以代分”、“賦以代變”、“賦以代降”，將先秦至宋的辭賦發展演進脈絡通過古賦分類清晰地呈現出來：騷賦（先秦）——散體大賦和抒情小賦（漢）——徘（駢）賦（三國六朝）——律賦（唐）——文賦（宋)。外錄二卷，分“后騷”、“辭”、“文”、“操”、“歌”五大類錄 33人44篇作品，以為“古賦之流”。

自唐元稹有“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后詩人流而為二十四”之說，宋晁補之有“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后賦復變而為詩，又變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12]之論，并集“出于楚人之辭而小變者”26人60篇為《續楚辭》20卷，又選其余文、賦與《離騷》相似者38人96篇為《變離騷》20卷。[13]祝堯以為元稹所謂“二十四名”，其流皆源于詩，至于“銘”、“贊”、“文”、“誄”、“箴”之類，則不可與詩、賦例論。后代所出之賦本取于“詩之義”以為賦名，雖題名為賦，而其“義”實則出于詩，漢人遂以“古詩之流”名之；而后代所出之文，其間取于“賦之義”而題文名，其“義”則實出于賦，故而晁補之以為：“古賦之流?！盵14]祝堯以詩之“六義”角度辨詩、文體之別：

徒見賦有鋪敘之義，則鄰于文之敘事者，雅有正大之義，則鄰于文之明理者，頌有褒揚之義，則鄰于文之賛德者，殊不知古詩之體，六義錯綜，昔人以風雅頌為三經，以賦比興為三緯，經其詩之正乎，緯其詩之葩乎，經之以正，緯之以葩，詩之全體始見，而吟詠情性之作，有非復敘事、明理、贊德之文矣，詩之所以異于文者以此。[15]

既然賦源于詩，故而為賦者必以“詩”為體，而不當以“文”為體。作賦者，不明“賦”體之本，反以為“文”，則失其體要；又或作文者，不拘泥于“文”之體要，反而為“賦”，則使“文”、“賦”體制雜糅，遂有“文中之賦”、“賦中之文”，遂使賦家“高古之體”不復見于賦，而其支流軼出。故《古賦辯體》外錄所收，其名雖不曰賦，文則“有賦之義”，以為“賦體之流”而分體錄之。

祝堯于正集中敏銳發掘古賦在歷史演進中諸多變革，于其名曰賦之作體察其“非賦之義”，繼而分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為五，各為之辨，此為祝堯“既分非賦之義于賦之中”之說。諸如《秋聲賦》、前后《赤壁賦》等作，祝堯對此多有“非賦本色”之微詞，指謫諸作應當直述其事，而不應以“論理為體”?？梢娮驅ⅰ肚锫曎x》、前后《赤壁賦》等編入于正集之中，實乃突出古賦于宋代的發展演變特點。祝堯不因“名曰賦而遂不敢分”[16]，嚴辨“宋體”諸作與“楚騷”、“兩漢”、“三國六朝”、“唐”其他古賦之體差異之處，在于明其所分，最終指向其古賦“祖騷宗漢”之意。

外錄所收之文皆“歷代祖述楚語者為本，而旁及他有賦之義者”[17]，諸如《秋風辭》、《吊屈原文》之屬，皆為“賦之本義見于他文者”，仿晁補之“古賦之流”之義編之，分后騷、辭、文、操、歌5類，此為“又取有賦之義于賦之外”之說。

“流”者，同其源而殊流爾。祝堯采用“賦體之流，固當辨其異；賦體之源，又當辨其同”，此種“異同兩辯”[18]之法，方能盡賦之義、明賦之體，此為外錄之辨之由。外錄所選諸作，皆“名”雖“異”，而“義”有“同”。祝堯將同與異、源與流、義與名三者結合起來，分后騷、辭、文、操、歌5類，各類皆有題解，選錄作家以時代先后編排，作品系于人后，并一一為之注評。

如“后騷”類，祝堯于正集中唯載《離騷》、《九歌》、《九章》、《九變》之作，故其所選是以區分騷、賦之體，明確提出“騷為賦祖”，而惟選屈原、宋玉之騷，有“正賦之祖”之用。外錄則專選后世騷體之作，因“賦”雖祖于“騷”，“騷”卻未名“賦”，若然全編騷賦不分，以騷為賦，則恐諸學者“泥圖駿之間而不索驪黃之外”[19]。

“后騷”錄于“他文”之冠，則源委、祖述分明，遂顯因委知源、因述知祖之意?！稗o”與賦實為一名也，特名異爾，故古人合而名曰辭賦。騷名楚辭，《漁父》篇亦以“辭”稱，故以后世名為“辭”而“義”為“賦”者，歸為“辭”類，以為賦之流爾?！拔摹鳖惾v代“名則文而義則賦”[20]之作，實秉之于《楚辭》錄韓柳諸文以為楚聲之續之意，認為“賦中有文”之作往往不及此等之文，故而別錄“文”類，以為“古賦之流”?！安佟闭?，歌之別名爾。祝堯取晁氏之說，以“《三百篇》皆歌之操，亦歌之辭也”[21]，認為《離騷》原本古詩而衍，至漢愈極，《離騷》亡后，操與詩賦同出而異名。

雖《漢書·藝文志》言“不歌而誦謂之賦”，然祝堯以為騷中《抽絲》、荀卿賦篇皆有少歌，而《漁父》篇末引《滄浪孺子歌》，用賦家亦用“歌”為辭推論不可拘于“不歌而誦”定義賦。且后世賦作“多為歌以代亂，亦有中間為歌者”，可見“歌”者，與詩賦同出而異名爾。祝堯選歷代本以“歌”為名而又“六義”之作，匯為“歌”類，以助賦者。

外錄所分“古賦之流”者五類：“后騷”、“辭”、“文”、“操”、“歌”，各因其“名”不同，而皆有“賦”之“義”，同中辨異，以明“古賦”之體，以通“古賦”之義。觀其外錄所錄，“后騷”實源于“楚辭”，而“辭”實為“賦”之別稱；“文”乃名文而義則賦；“操”與“歌”與詩賦同出而有古義；祝堯所選皆嚴辨其體，可見古賦之流。

三、《古賦辯體》的總集賦體分類影響

以總集為代表的賦體分類，多以《文選》類以主題事類平列門目為法，分類繁瑣細碎多遭后人詬病。后世總集如《文苑英華》不僅在收錄詩文作品年限上承《文選》，又以其編纂體例“部系類分，悉宗《選》例”[22]，《文苑英華》賦體分類依《文選》主要以題材內容分分天象、歲時、地類、水、帝德、京都、諷諭、儒學、軍旅、飲食、符瑞、人事、器用、服章、圖畫、寶、絲帛、舟車、薪火、鳥獸、蟲魚、草木等42類，其體例亦略與《文選》相同，而門類實則更為繁碎；清代陳元龍《歷代賦匯》沿襲《文選》、《文苑英華》賦體按題材分類的特點，《正集》、《外籍》共分46類，其中《正集》分天象、歲時、地理、都邑、治道、舟車、音樂、服飾、草木、花果、鳥獸、鱗蟲等38類，《外集》有言志、懷思、行旅、曠達、美麗、諷諭、情感、人事8類；其后張維城《賦學雞拓集》分天文、歲時、仕宦、鳥、獸、水族、蟲穿等30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小類，小類細目多達150多?？偧x體按內容題材分類，多承《文選》而來，其優點分類較為明晰，便于閱者檢索學習，同時一些題材分類因帶有文化分類的因素，故而亦使一些選本總集具有文化讀本的性質。不可否認的是，受唐以來大型類書編纂體例的影響以及科舉取士的需要，后出總集賦體題材內容分類細密瑣碎愈演愈烈，然少有創新，且弊端不言自明。

當然，除《文選》類外，中國古代總集亦有其他分類方法。諸如摯虞《文章流別集》分“古詩之賦”、“今之賦”兩種，稱屬“《楚辭》之賦”為“賦之善者”，“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而批評“今之賦”“辭無?！钡谋撞23]。逮及章樵重新編次《古文苑》時，將“賦”分為“宋玉賦”、“漢臣賦”、“揚雄賦”、“賦十一首”[24]，整體上以時間先后編次作品，以作者身份相區別分類?！端挝蔫b》一級分類按“體”相分，明確別錄“賦”于“律賦”[25]之外，收錄唐宋新體“律賦”為一類，“賦”、“律賦”類下作品各按時間先后編次。

最早收錄于總集中立“古賦”為體并加以分類的為《唐文粹》，姚鉉稱譽《文選》總結齊梁之前文學之功，且《文選》之后總集又“率多聲律，鮮及古道”，故是集“以古雅為命”選錄作品，是編文、賦，惟取古體，四六之文不錄。雖姚鉉此編體例沿襲《文選》“以類相從”以題材內容細分“圣德”、“失道”、“京都”“名山”、“花卉草木”、“哀樂愁思”、“夢”等 18個二級類目[26]，然其于總集種專選“古體”，最先立“古賦”為體，已經顯示出姚鉉的賦體辨析與分類觀念，此點多益于后之來者。

逮及元代，辭賦體式發展衍化日趨成熟，眾體皆備，祝堯在個人“重情除弊”的賦學思想和崇古廢律的時代背景下，通過系統地總結元前辭賦發展概況，首次四分辭賦為“古賦”、“徘賦”、“律賦”、“文賦”，將辭賦文體形態特征與縱向上的辭賦發展流變結合起來，以“情”本位作為“古賦”區別于務于對偶的“徘體賦”、嚴于聲律的“律體賦”以及以議論談理為尚的“文體賦”的最主要標志，提出以復歸“古賦”為辭賦發展道路，遴選歷代古賦為一集，并通過選、論、注、評之方式將選賦編纂與辨體分類結合起來，清晰呈現古賦正變源流發展脈絡，以達辨“古賦”之體，提倡“楚騷”、“漢賦”為古賦經典范式，明辭賦發展之路，以“復古為新變”，于論辯之中為學者提供可供取則古賦之集。

此編文體分類，以突破前人賦體分類方式，不僅將辭賦文體形態特征與縱向上的辭賦發展流變結合起來，同時站在賦史發展道路探索的基礎上，以“復古為新變”，提倡古賦。正集將古賦正體根據其內容、藝術、形體等因素在辭賦發展過程中的時代性差異，將“古賦”分為“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五體，此種分類是建立在辭賦歷史發展演進的過程中所形成“賦以代變”這一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避免編者主觀臆測或介入而造成的見仁見智或遭人詬病之處，同時在分類之中又注意到各體之間的源流承接關系，即祝堯始終貫穿了“情”本位的思想。外錄將后世續騷之作、辭賦之辭、名為文實為賦之作以及“操”、“歌”匯為一編，以“名雖異而義實同”分“后騷”、“辭”、“文”、“操”、“歌”5類，同中辨異，以“體”區分，以為古賦之流。外錄所收，雖不以“賦”名，然其皆有“賦”義，祝堯以“賦義”為選取標準，則欲以古賦之“流”明“古賦”之體，以通“古賦”之義。

明人錢溥以“辨之甚嚴而取之甚確”[27]稱譽此書辨體分類之功，四庫館臣以“嚴乎其體，通乎其義”，“于正變源流，亦言之最確”[28]之語贊之?！豆刨x辯體》的賦體辨析與分類在承繼前人的基礎之上多有創建，是中國古代總集賦體分類史上的力作，其影響亦為深遠。

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二書賦類序題中多引祝堯《古賦辯體》之言，其賦體分類亦多承《古賦辯體》而來?！段恼卤骟w》分體59種，是書棄《文選》、《文苑英華》等總集立“賦”為體，而立“古賦”一目，是有沿襲《宋文鑒》《唐文粹》別“古賦（賦）”于“律賦”之義，然根本上是直接受《古賦辯體》的影響?！段恼卤骟w》之前，唯有《唐文粹》于總集種明確立“古賦”一體，然其“古賦”僅僅為區別“四六之文”的模糊文體概念，且是書收錄“唐人”作品，唐人觀念之中尚無后出“文賦”概念，且其分類，仍依《文選》以主題區分，分類尚無創建，故而相對于《古賦辯體》來說，其“古賦”概念遠不具備明確的文體內涵。吳訥《文章辨體》是明確以“辨體”為宗旨的總集，這與《古賦辯體》在編錄動機上是一致的?！段恼卤骟w》“古賦”體分“楚”、“兩漢”、“三國六朝”、“唐”、“宋”、“元”、“國朝”7小類目，觀其類目，除“元”、“國朝”賦超出《古賦辯體》收錄賦作年限之外，其他皆從祝堯書中出，且“元”、“國朝”二類依按《古賦辯體》之分類標準自立新目。不僅如此，《文章辨體》“古賦”類，包括“古賦”體下“楚”、“兩漢”等小類目序題中體制辨析，無一不引祝堯之語，各大小類序題一例先照抄祝堯之論，后加朱熹之語或自己評判而成。如其論“唐”體，則先全引祝氏所論，有引先正“文章先體制而后文辭”之語于后，最末附訥“學賦者其致思焉”數語而成?！段恼卤骟w》序題部分幾乎全引祝堯之論，而其古賦分類亦皆依《古賦辯體》，可見吳訥對此編賦體辨析與分類的高度認同?！段捏w明辨》本衍《文章辨體》而踵事增華，其在賦體分類上，徐師曾將別“楚辭”出于“賦”，分為“楚辭”、“賦”二體，《文體明辨》細分“賦”為“古賦”、“俳賦”、“文賦”、“律賦”四體，其類目亦沿《古賦辯體》而用之。不僅如此，“賦”之序題，雖不類吳訥直接抄引祝堯，然其意亦多從《古賦辯體》出，此不一一證之。由此可見《古賦辨體》的賦體辨析與分類理論確實卓有建樹，可謂“后世賦家之一助”。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4][15][16][17][18][19][20][21]14、15、16、祝堯《古賦辯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66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 年版，第 711、802、778、779、818、818、818、718、747、747、818、835、836、837、837、836、837、849、854頁。

[12]晃補之《離騷新序》上，見《雞脅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影印本。

[13]晃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

[22]胡維新《刻文苑英華序》，《文苑英華》第一冊，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第5頁。

[23]《太平御覽》卷587，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2644頁。

[24]《古文苑》卷二十一“雜賦”收錄殘闕賦作13首，此處不論。

[25]呂祖謙《宋文鑒》，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102頁。

[26]《唐文粹》將“辭”“、連珠”之作歸“古賦”類。

[27]袁黃《增訂群書備考》卷1，明崇禎五年刊本。

[2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88，中華書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