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如何走出腐敗高發期

整理/施楊

歷史證明，腐敗作為一種世界性現象，其嚴重爆發與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腐敗高發期通常發生在各國現代化進程中最激烈的階段，以英美兩國尤為典型。但是，他們靠改良式社會調控走出了18至19世紀的腐敗高發期。當然，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盡相同，英美治腐的做法可供參考，以找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反腐之路。

“大國崛起”腐敗如影隨形

18世紀，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和煤煙中崛起，成就殖民霸業。19世紀，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力、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助力下，一舉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國，并從此穩坐世界大國的交椅。然而，在英美崛起的同時，又進入了公認的腐敗高發期。美國19世紀70年代是學者公認的 “鍍金時代”，美國的腐敗高發期與國家崛起期、經濟起飛期、改革瓶頸期、文化轉型期和社會動蕩期高度重疊，甚至可以說是在腐敗的陣痛中完成了國家的崛起和重組?！懊朗健备瘮∈菄@特許經營權、壟斷產權等經濟特權為軸心來經營。強盜大亨靠特權聚斂財富，實現壟斷；金融投機家利用特權制造概念，發動炒作；城市老板憑借特權換取賄金，收買選票；行政官員、立法機關等選舉階層需要特權來籌措資金，維持運轉。

如果說“美式”腐敗的最大問題是以經濟機制來配置政治資源、社會資源，“英式”腐敗則是在王公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夾縫”中，利用身份權、話語權、治理權等進行腐敗侵蝕。從美國到英國，特權的范圍雖然縮小，但含金量更高，特權的運行更復雜，甚至利用上了立法機關、新聞媒體和證券市場等象征著現代化的新興機構。

“英式老爺車”和“美式越野車”

英美等國作為“盎格魯·撒克遜體系”的核心國家，其在政治制度、歷史傳統、民眾心理等方面有著極大的內生性關聯，因此，在治理腐敗的模式上更具接近性。面對腐敗高發期的巨大挑戰，19世紀中期的英國和20世紀初的美國艱難地相繼實現了“國家重組”，保住了18世紀工業革命和19世紀加速工業化的發展成果。

英國在19世紀走出腐敗高發期，除了對恩賜體制加以改革，廢除王權勢力對行政部門的壟斷之外，還依托于四項主要改革：一是漸進的議會改革。19世紀通過三次改革先后取消了“腐敗選區”議席、分配給新興工業城市席位、放寬選民財產資格限制等，以便擴大“投票者”并增大選票控制難度，迫使政府不得不著力解決教育、住房、養老、衛生醫療等與選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實際問題。二是傳統的審計制度。英國是近代審計的發源地，早在13世紀就建立了王室財政審計制度。1861年，英國在議會下院設立決算審查委員會，并在1866年頒布的《國庫及審計部門法》中首次建立公共支出問責制度。三是新興的反腐立法。1889年，英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腐敗法《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禁止公共機構的任何人員收受任何形式的禮物、貸款、費用、酬勞等。四是廣泛的社會改造。英國在“先發展、后治理”的艱難道路上，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行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第一個制定“城市規劃法”、第一個提出建設“花園城市”的國家。由議會改革、審計、立法和社會改造等“四輪驅動”的“英式老爺車”，幫助英國駛出了腐敗泥潭，規避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經濟大發展、社會大轉型中腐敗高發所造成的社會震蕩，實現了英國政治革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軟著陸。由于英國統治階級在危機面前用“社會的力量去修正市場”，使英國平安地度過了動蕩不安的18世紀，并進入了19世紀自由主義的工業社會。

美國走出腐敗高發期靠的是“美式越野車”，馬力更強勁，外形更彪悍，同樣也是四輪驅動：第一個輪子是反托拉斯。由一個對民主政治負責的強大政府根據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對大企業進行指導和管制。第二個輪子是推行預算改革。從“預算民主”入手，對偷竊國庫者說“不”，掀起一場重塑政府形象、重新贏得民心的政府革命。第三個輪子是有序引導輿論監督。通過“黑幕揭發運動”和媒體力量，推動全國性的改革，并成功地塑造了美國政府的公眾形象。第四個輪子是加強社會政策立法。把解決食品藥品安全、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問題作為優先選項，以治理社會領域腐敗的實際成效來增強民眾對未來的信心。

英美對于腐敗治理的關鍵，既不是所謂“憲政制度的勝利”，也非所謂“西方經濟的崛起”，而恰恰是政治頂層和統治集團始終保持了國家的完整、政治的傳續和社會的黏合。19世紀以來，英美等國家之所以能夠蹣跚走出腐敗高發期，其根本成因不在于權力的分立、政黨的競爭乃至輿論的開禁等政制層面，而是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依靠兩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容量和發展活力，“對沖”了因腐敗引發的社會利益沖突和嚴重的矛盾對立，特別是為實施收入調控、稅制改革、貧困救助、社會保障等“社會主義化”救濟措施贏得了政治運作的空間。英美兩國走出腐敗高發期靠的是改良式社會調控，而不是革命式政治運動。

“修補”強于“毀掉”

17至18世紀以來全球化潮起潮落，各國的腐敗與反腐敗不再僅僅是“內務”，而具有了全球意義。當年，東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員把腐敗作風帶到了印度，把貪腐的政治帶到了美利堅。18至19世紀，是世界總體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的關鍵期，也是傳統腐敗向現代腐敗的“轉型-定型”時期。傳統腐敗是以財產侵占為主，以生活腐化為輔，這種腐敗具有直接性與暴力性。而以資本配置權力為核心特征的現代腐敗，以政黨腐敗、司法腐敗、立法腐敗、行政腐敗、金融腐敗等為具體表現形式，其演化發展過程也在相繼崛起的英、美等國表現得尤為典型。問題在于，在先發國家中有更大的“透支授信”，即在現代化的先發探索過程中，本國民眾對腐敗問題、社會問題的寬容度是比較高的，可以接受、忍受或承受包括腐敗在內的更大負面壓力。如英國民眾可以在很長時間里接受“城市病”，美國民眾可以在很長時間里容忍“政治老板”。然而，越是往后，越是要小心“政治透支”。因為，民眾的心理反彈和政治清算將會形成倍增效果。

古往今來，權力如同河水，是變成清潔的水電能源，還是成為泛濫的洪澇災害，關鍵是看它流經什么樣的河道。權力嚴重透支導致的腐敗高發期，從來就不是某種制度的“專屬品”，也不是某類國家的“土特產”，更不是某個政黨的“等價物”。英美兩國通過頂層設計、頂層救濟和頂層治理，實現了對“歷史周期律”的良性修正。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國內社會處于崩潰邊緣時，曾發出“要么一起沉淪，要么一起上升”的警告，并且提出情緒應轉變為行動的理念：“那些只鼓吹破壞而不提出任何建設性建議的人，或者是那些提出的替代性意見比現存情況還糟的人——這些人才是真正最危險的敵人。如果他們得勢，將把人民引向比現存制度更深的罪惡之淵?！?/p>

英美兩國在走出腐敗高發期中所形成的一種觀念值得我們深思：“當國家這艘大船偏離航線，沒有按照應有的方式運轉時，你完全沒有必要毀掉它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假如這艘大船上的全體船員始終都保持著警惕，時刻仔細檢查，并且及時修補的話，完全可以通過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進，一邊保證它繼續行駛，一邊進行維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