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史教學方法新探

張虹

（皖西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安徽 六安237012）

中國新聞史教學方法新探

張虹

（皖西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安徽 六安237012）

新聞史具有歷史學科的屬性，中國新聞史教學可以借鑒新史學的研究方法，從史學的敘事性、思想性、現實性三個方面發揮歷史的力量，使新聞史課程擺脫邊緣化的狀態，變得有益有用且富有吸引力。

新聞史；史學；敘事性；思想性；現實性

新聞史是新聞學科的三大支柱（新聞史、新聞理論和新聞技能教育）之一，在任何新聞學院的學科設置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從學生的角度來說，新聞史卻是一門枯燥、無用、極其邊緣化的課程，與學生的現實體驗和從業需求相距甚遠，即使在考試、學分的壓力下也沒有多少人愿意主動學習。這是長期困擾著新聞史教學的問題。而縱觀目前人們對這一難題的研究解決，我們會發現，大多數研究想當然地關注了新聞史在新聞學科領域的角色和屬性，卻忽視了它的歷史學科的屬性。依此思路，實際教學中難題的解決往往無法對癥下藥。其實，從漢語語法角度來說，“新聞史”是偏正短語，即“新聞”是對“史”的修飾，“史”是中心語。新聞史評述和研究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歷史，其教學要遵循歷史的規律，充分發揮歷史的特點，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教學的方法和手段，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地解決新聞史教學的諸多問題，充分發揮新聞史課程的作用。

20世紀以來，歷史學的研究出現了不同于19世紀實證主義傳統的一系列新動向和新發展，可以總稱為“新史學”。新史學與舊史學的不同主要有三點：“一是更注重史學的‘當代性’，二是更注重史學的‘思想性’，三是更注重史學的‘敘事性’”。①李彬：《“新新聞史”：關于新聞史研究的一點設想》，《新聞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史學研究的這三點轉變，同樣也適用于新聞史教學。

一、新聞史的故事化敘述——史學的敘事性

史學首先是一種敘事，沒有后人反復多樣的敘述，歷史就是虛空。而在教學中，如果歷史的敘述枯燥干癟，不能被學生接受，則無論新聞史多么重要多么有用，也難以為學生重視。所以，要展現新聞史作為歷史學科的魅力，首先要以生動有趣的敘述吸引人。

目前的新聞史教材往往注重敘述框架的搭建、知識的系統性，內容高度濃縮。如果完全按照教材的方式進行教學，則新聞史的學習很大程度上是年代表、大事記和一堆概念的死記硬背，沒有人、事的流動，感受不到歷史的脈搏，這樣的歷史是不能進入學生的生活和心靈的。不喜歡枯燥干癟的事件羅列，而愿意讀有情節有人物的敘述，這是人之常情，即使具有足夠理性認知能力的大學生也是如此。而且，新聞史本身也并不就是如此面目枯燥。真正的歷史不是無意義的事實、事件的混沌堆積，歷史有客觀的脈絡，其中的歷史事件有首尾有情節，有潛在的故事性，我們的敘述則是使這種故事性結構變為現實形態的途徑?？肆_齊說過，“不存在敘事的地方就沒有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教學中，以故事化的形式敘述新聞史，不但不違背歷史的客觀真實，反而是在實現歷史的客觀真實；新聞史的故事化敘述不是討巧學生的膚淺手段，而是它作為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

新聞史中存在豐富多樣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波瀾壯闊的重大事件，它們的錯綜復雜、曲折多變甚至機緣巧合并不亞于虛擬的文學故事。在新聞史教學中，運用故事化的敘述方式，不是要憑空杜撰（不論情節還是細節），制造課堂噱頭，而是充分挖掘歷史事實，補充教材的敘述，理清脈絡，讓學生透過新聞史表層的“何時何地何人何事”，領略歷史真相的復雜生動，形成全面深刻的認識，避免對新聞史的簡單化。當然，新聞史中還有非故事性的成分，而且課程學習的目的和時限決定了教學中不可能處處講故事，所以可以選擇情節相對緊湊、主題較突出的內容，進行故事化的敘述。

在敘述中，情節是故事結構的主干、筋骨，它搭起敘述的框架；人物、細節等是故事的血肉，它們使故事豐滿，更接近真實，使歷史充滿生命力。在新聞史的故事化敘述中，尤其要注意充分發揮人物、細節的作用?！凹毠澩蔷唧w的、形象的，可以使已經逝去了的歷史重現出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的原狀，使學生感受到歷史的真實?！雹偃~小兵:《細節的重要》，《歷史教學》2005年第9期。鮮活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活動，與學生的認知以及所思所想發生關聯，使學生更容易與歷史人物進行精神互動，在潛移默化中建立新聞職業規范，培養職業認同感，并樹立正確的職業理想。相對于新聞實務課程的技能培訓，這是新聞史課程的特殊使命。

以中國新聞史中的“蘇報案”為例：1903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應清政府要求，以鼓吹革命的罪名將《蘇報》主要撰稿人章太炎、《革命軍》作者鄒容等人拘捕，并查封了《蘇報》報館，后來章、鄒分別被判處三年和兩年監禁，鄒容最后死于獄中。這是蘇報案的簡要情節。相比于“大事記”的模式，這樣敘述下的蘇報案有了情節，能使人一眼明了“何時何人何事”，但于學習者、接受者來說，它與新聞史上其他報館被封、因言獲罪的案例沒有什么不同，無所謂特殊意義，與學生也無所謂“精神互動”。

從人物和細節的角度，蘇報案的敘述尚需要解決諸多疑問：為何《蘇報》主筆章士釗、《蘇報》主人陳范沒有被捕，而與《蘇報》無直接關系的鄒容卻被捕？章太炎如何表現？“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是什么機構？沿此追索，蘇報案的故事化敘述可以補充的內容還有很多：《蘇報》的來歷、陳范的身份及《蘇報》刊登革命言論的原由、始末，租界的權力，負責處理《蘇報》事宜的南京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與主筆章士釗的關系，工部局拘捕的經過，章太炎的前后表現……增加這些人物、環境、細節等內容，蘇報案才能立體化。而一旦面對這樣一個立體化的故事，就絕不僅僅是只聽了一個故事而已。在這場精彩的“大戲”中，我們會看到清政府的荒唐可悲、中西價值觀念的沖突、個人命運的悲歡，還有最真實的人性。

這樣的敘述，激活了學生的記憶、體驗與經驗，與他們的生活發生了關聯，從而使知識的接受具體不空洞（關于殖民、租界，關于《蘇報》等），對歷史人物的認識去除了神圣化，更全面準確（關于章太炎、鄒容、陳范等），并且在這種富有感染力的認知過程中，增加了學生與歷史人物的精神互動。教學內容的敘事性、情感性，不但便于學生吸收知識，而且促使學生主動思考，獲得自己去感悟、去體驗以及進一步探索的可能性。

二、新聞史教學中史觀和史料的結合——史學的思想性

完整的歷史學習，不僅僅是對史實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對史實的理解和評判。新聞史的教學，不僅要對新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人物和事件加以故事化的敘述，更應對新聞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加以揭示與概括。在講授新聞史實的同時，要引導學生，對新聞史現象進行能動的反思、總結和概括，進行理論層面的提升。其實，史料與史觀的結合在教學中無處不在，因為敘述的過程就是一個主觀建構的過程，故事本身潛藏著思想、精神、觀念。我們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看。

從宏觀的敘述范式來說，教師采用何種模式敘述整個新聞史是一種史觀的體現，它決定了學生從總體上對于“新聞史是什么”的理解。目前各種新聞史教材的敘述路徑基本上都屬于革命化范式，有著濃重的革命、政治色彩，這種以中共黨史、路線斗爭史代替新聞史的敘述方式的弊端已得到廣泛的反思。教師在實際教學中，也要引導學生反思教材的敘述模式，認識到它的偏頗，在教學內容的選擇和設計上，通過挖掘新聞史上被忽視的內容——比如一些中間報紙和非黨報人、國民黨的新聞事業——來樹立全局觀，突破階級斗爭的框架，對新聞史更多采用專業的視角進行解讀：新聞觀念、新聞傳播政策與法規、新聞傳播業務經驗（包括采訪、寫作、編輯、評論等）、新聞傳媒的經營與管理（包括廣告）等各方面的演進與發展。

從微觀上，對人物、事件、報刊的評價，在已有史料的基礎上，鼓勵學生敢于懷疑，不迷信于權威定論，獨立思考，展開討論。比如，針對《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評價，不是簡單肯定或否定，引導學生從社會背景、辦報宗旨、報紙與報人關系、報刊言論等角度，認識《大公報》的多面相，梳理《大公報》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進而思考新聞與政黨、國家的關系。如此，以史料為基礎，進行新聞理論的升華，鍛煉了學生的理性思考、判斷能力。

三、新聞史與現實的結合——史學的當代性

對歷史的研究是由現實的興趣引起的，只有帶著對現實的深切關懷去研究歷史，才能真正發揮史學的功能。在學生的印象中，新聞史就是故紙堆，跟現實中風風火火、不斷變化的新聞實踐沒有關聯。要改變這種狀況，在教學中，就要時刻注意歷史與現實的結合。

（一）通過歷史理解現實

柯林伍德認為“歷史的終極目的不是知曉過去，而是理解現在”。歷史的發展具有脈絡性，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因為有過去，所以才成為現在，要想更深刻地理解現實就必須追溯其歷史。比如，對于我國目前新聞體制上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認識，可以引導學生思考這種特殊的管理方式產生的根源：新聞體制“事業單位”的內涵是什么？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新聞體制與現行新聞體制有何關聯？這種新聞體制在解放初以至文革時期發揮了什么樣的機能？解放前的民營報業在解放后命運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改革開放后“企業化管理”使新聞事業產生了什么變化？在對上述歷史進行梳理總結的基礎上再進一步發現現實中“事業單位”的性質與“企業化管理”方式之間有無矛盾？如此，對目前我國新聞體制改革的現狀和前景才可以有較為深入和清晰的認識。

（二）從現實出發學習歷史

歷史的發展具有規律性，鮮活的新聞事件往往是歷史規律的又一次粉墨登場或重新演繹。從當前學生關注的輿論熱點、焦點作為切入口，去發現歷史海洋中的魚，方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學生從已知新聞實踐探求未知的新聞歷史。在這個從現實到歷史的倒溯中，我們能看到新聞事業發展中的“不變”，也能發現歷史規律隨時代不斷發生的變化。

比如，關于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不但1979年之后在新聞界有過廣泛爭論，而且時至今日仍舊是新聞宣傳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在教學中，就可以從當前輿論關注的相關內容入手進行倒溯學習：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隨后，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信訪副局長向記者發問：“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以及當前其他類似事件。由此引導學生關注歷史上有關黨性人民性的關系問題：胡績偉與胡喬木的爭論，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中確立的“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方針的內涵等，并進一步思考“新聞本位”、“宣傳本位”與黨性人民性的關系。經由現實倒溯歷史，又通過歷史到達現實，在這反復穿梭和思考中，學生對黨性人民性的關系以及在新聞工作中如何做到兩者的統一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綜上，在新聞史教學中，準確把握新聞史課程的歷史學科屬性，運用新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故事化的歷史敘述吸引學生，以思想性的歷史理論提升學生，以現實的視角使歷史學習觸接地氣，充分發揮歷史的魅力，則新聞史必定是有益且有用的，新聞史的學習也必定是快樂的。

[1]周建漳，賴勇龍.試論歷史存在的故事性[J].史學理論研究，2010，（1）

[2]王敏.建構與意義賦予：蘇報案研究[D].復旦大學，2008

[3]涂俊超，吳婷.新聞史教學如何接近時代——2009年武漢地區新聞史教學改革研究會綜述[J].新聞前哨，2009，(7)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for Chinese News History

ZHANG Hong

Journalism history has the attribute of history.China's journalism history teaching can draw lessons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 of New Historiography,play the power of history from three aspects of narrative,ideology,and reality.China's journalism history thus can get rid of the marginalized status,become useful and attractive.

journalism history;historiography;narrative;ideology;reality

G210.9

A

1009-9530（2014）04-0138-03

2014-04-23

張虹（1977-），女，安徽省皖西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新聞史、新聞話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