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設性后現代的視角來看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

何慧麗

從建設性后現代的視角來看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

何慧麗

建設性后現代作為一種重要的反思歐美現代工業文明的當代哲學文化思潮，是對現代的反撥和超越，其核心價值觀是“尊重他者”，主張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伙伴關系和系統聯系，強調建設性的對待歷史傳統；建設性后現代是一種文化思潮，更是一種積極改造社會的指導思想和思維方式。本文以建設性后現代為視角和方法，針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日益嚴重的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以及現實中存在著的農業產業化、農民終結化和撤村并居的發展思路，闡述了三種新型發展趨向：農業從產業化到多功能化發展的轉變，農民從被消滅的客體到新農村建設主體身份的轉變，農村以作為生命空間的地域共同體的繁榮復興為使命，認為這是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所在。

建設性后現代 三農問題 農業多功能化 新農村建設 生命空間

何慧麗，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100083

建設性后現代作為當代一種重要的反思歐美現代工業文明的哲學文化思潮，是對現代的反撥和超越，其核心價值觀是“尊重他者”，主張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伙伴關系和系統聯系，強調建設性的對待歷史傳統；建設性后現代是一種文化思潮，更是一種積極的思維方式。

針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三農”問題的嚴重局面，中國政府在2005年年底就提出新農村建設的偉大戰略，此后多年內都采取了支農惠農政策，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力度。如何才能解決或轉化中國的三農問題？怎樣看待現實中一直存在著的農業產業化、農民終結化和撤村并居的發展思路？中國三農問題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本文試圖從建設性后現代的視角來闡述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一、農業：從農業產業化到農業多功能化

當前的全球現代化，蘊含著被稱之為現代性的一些核心價值。其中，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持有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立場，將自然看作被征服、宰制和剝削的客體，自然是一個“被拷問”、“被命令”的“服從”對象；從這種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出發，土地、土壤、森林、河流、動物等的存在，都是為了被人類所占有和消費[1]參見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啟蒙》，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這體現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人們一直從“經濟的視角”來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擴大了人類社會支配自然、榨取自然、破壞自然的對立關系。

農業產業化的趨勢就是在這樣的現代性理念下造成的。人們堅信農業現代化就是必須依靠工業資本的力量改造農業和農民。農業，作為一個提供產業后備軍、糧食及原料和銷售市場的附庸經濟部門，首先是石油驅動的工業機械深入到農業的各個角落，取代了耕畜和鐵犁；其次是作為農用資料的化工肥料闖進了農作物光合作用的能量循環，產量大幅提高；再者是化學農藥的使用，一度有效地控制了原來難以對付的病蟲害和雜草。如上的機械工業加上化學工業再加上以育種為中心的農業科學技術，三者結合之后，農業就進入到了工業化的、產業化農業的發展階段[2]方原：《倒懸的金字塔》，載《農業考古》，〔北京〕農業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然而，正是這種農業產業化的經營方式，卻日益加劇了中國的現代性危機，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工業農用資本占領了農村市場，形成壟斷資本經營，農業剩余價值流向城市，農業淪為附庸經濟，農民淪為工業廉價勞動力的后備軍，農村淪為廉價農產品的供應基地，比較昂貴的工業品的推銷市場，由此導致農村經濟社會日趨分化；另一方面，原來多樣化的農業變成單一規?；母吣芎?、高成本經營，導致農業生態環境系統持續退化，農業面源污染加重，主要表現在地力下降，土壤、水體遭受污染，超級雜草、超級害蟲出現，生物多樣性下降，食品營養不均衡，食品和水體受到污染等等環境和社會問題[3]蔣高明：《生態農業是對現代農業的“撥亂反正”》，〔北京〕《中國農村科技》2013年第7期。?？梢?，這樣的農業發展模式及其方向，其生態代價和社會經濟代價都極其巨大，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

建設性后現代對自然是持敬畏和尊重態度的。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它主張生態主義，認為人與自然之間應是一種動態的和諧共處的平衡關系。作為體現人與自然高度結合相處的農業生產方式，應當有別于現代產業化農業的其他多種發展方向。王治河、樊美筠總結了后現代農業的幾個特征：生態的，可持續的，再生的，和諧的，多元的，感恩的，以“共同福祉”為旨歸，以小為美的[4]參見王治河、樊美均：《第二次啟蒙》，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3頁。；是將傳統農業智慧和現代技術智慧有機結合的，能對農民及其社區提供經濟支持和文化價值的[5]Zhihe,Wang,Fan Meijun,and John Ikerd，Beyond the Dilemma Facing China's Agriculture-Toward a Chines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Agriculture.Problemy Ekorozwoju-Proble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Vol.8,No 1,p.43.。弗羅伊登博格則總結了后現代農業的三個重要的內涵特征：首先在環境上是可持續的，其次是有助于社會的公正和和諧，再次是在經濟上要切實可行，這三個內涵特征環環相扣，層層相關，共同指向社區的福祉[6]此處是〔澳大利亞〕大衛·弗羅伊登博格博士在“2008年后現代農業與西部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主要觀點，參見董慧：《后現代農業是可能的——“后現代（生態）農業與西部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北京〕《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8年第5期。。舒馬赫也提倡一種“小而美”的生產方式，它區別于產業化農業的地方有四：1．運用中間技術，是指易于分散、適應生態學規律的技術，其本質是使人的使用和發展具有人性的技術，而不是使人成為機器的奴仆；2．提倡大眾化生產，指的是自力更生或者民主的生產，人民的生產，一種人人可以采用的生產；3．提倡本地消費，是指盡可能將產品的終極使用保留在與生產環節相對完備的地理資源系統內；4．提倡循環農業，指的是整個農業發展建立在合乎地域性生物學要求的生產方法、流通方法的完善化上[7]參見〔英〕E.F.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鴻鈞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97-100頁。。這種具有“后現代”特征的農業發展，作為一種人與人、人與自然共生互助的交往式思路，為人性本身的改善，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改善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工業化背景下的農業產業化，只是彰顯了農業的貨幣化經濟功能。實際上，農用土地首先具有不可移動的能滋養萬物（包括糧食在內）的資源屬性，決定了其在“順天時、相地宜、盡人力”的農業要素中處于第一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地位，這使得農業成為一種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和生活保障的基礎性產業。除此之外，農業作為人類參與活動與自然高度結合的經濟過程，還承載了人類的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農民貨幣化收入、教育文化、環?？祻?、生態休閑、社會穩定等等經濟社會和政治多方面功能[1]何慧麗：《低碳鄉建的原理與試驗》，〔北京〕《綠葉》2009年第12期。。祖田修將農業的多功能性總結為：1．經濟功能，包括高效的食物生產、優良食品的供給、國民經濟、振興地域經濟等；2．生態環境功能，包括保全國土、保護生活環境、農業的可持續性，等等；3．社會文化等生活功能，包括一般性功能、社會交流、福利功能、教育功能、人性復原功能等等[2]參見〔日〕祖田修：《農學原論》，張玉林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2頁。?？傊?，農業是多元價值的產業。然而，其多元的價值追求在目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時常體現出對立和背離的關系：經濟功能注重成本、價格、產量和利潤；生態功能注重自然資源的協調、更新和可持續；社會文化功能注重其健康、美好和休閑。這樣，農業就注定是在一定的宏觀背景和現實條件制約下，一定的張力場中，矛盾著，動態地演化著，突顯了一方面的價值而淡化甚至屏蔽了其他價值。當前主要是彰顯了物質經濟價值而忽視了其生態的和生活的多樣化價值。

隨著發達國家對現代產業化農業的弊病的認知，以及在后現代時期對農業功能的系統反思，農業多功能的現實模式也日趨成型并迅速發展。作為對單一化、規?；F代農業的可替代選擇，各具特色的以滿足都市和消費者的多樣性需求功能為目標的小規模的農業經營方式出現了，一些有機農業、生態農業、景觀農業、休閑農業等新型農業發展起來了。在這方面，韓國是一個榜樣。韓國政府“在通過改善鄉村居民的生活條件和福利水平來促進農業社區的發展時，非常重視建立一個穩定的安全食品供應網絡，重視農業和農村地區的多種功能”。韓國政府明白，僅靠市場經濟原則還不能保證農業和農村發揮其多功能性，政府還必須“致力于鄉村社區發展，致力于國有土地、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致力于鄉村自然景觀的維系；致力于非交易性價值相關的社會利益維系，如保持鄉村傳統和文化等”[3][4]參見石磊：《三農問題的終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頁，第97-99頁。。中國政府在2007年提出致力于“生態文明戰略”發展以后，緊接著在2008年明確提出了要到2020年之前基本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農業生產體系，在這種具有后現代眼光的政策指導下，以農業的多功能性為發展方向，中國農業將會找到新的巨大發展空間。

總上，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到農業的多功能發展，這是從現代農業到后現代農業的發展，內含著從現代觀念到建設性后現代思想轉變的因子。

二、農民：從被消滅的客體到新農村建設的主體

農村城市化、農業產業化的方式，與減少農民、使“農民終結”的現代發展理念相伴隨。中國的農民遲早要被終結嗎？從現代化的普適思路來看，要。因為現代性主張對他者、對他人的種族主義立場，即盛行“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思維，在現代性那兒，農民是落后的代名詞，一直受到現代人、城里人的歧視。1967年，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著《農民的終結》一書，認為伴隨著大量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移，大量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遷移，傳統農民將變成現代意義上的農業生產者，即農場主和農場工人的過程。在歐洲最落后的一些小農國家，小農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了三分之一以下；在亞洲國家，日本農業人口1990年代降至10%，韓國降至10%以下。在中國，尤其是經濟學界，認為解決農民人口壓力和就業問題的道路是現代化，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是通過終結農民來終結農民問題，即通過工業化城市化所帶動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及其他產業轉移，帶動農業人口城市化[4]。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模工業化進程中，大約有4億多人已經進入城市。然而，從長時段來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或緩解中國的人口問題和就業壓力，今后仍有一大半人口必須依靠農業討生活。假若不考慮全球化進程對中國輸入型經濟危機的災難性影響，“假若中國經濟仍然可以像新中國成立以來50多年一樣平穩發展，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維持過去50年的增長速度，即由1949年的10.6%到1999年的30.8%，5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約20個百分點；1999年至2049年，即21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再增加20個百分點，達到50%……意味著7億—8億中國人在城市安居，比目前約4億人在城市安居增長了足足一倍”[1]賀雪峰：《鄉村的前途》，〔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36-37頁。。即便如此，還會有8億到9億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實事求是地看，直到如今，中國仍有7億左右人口在農村生活，有大約2億進城務工經商人口，而這2億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沒有真正融入城市，并且正是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來完成勞動力再生產[2]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如此看來，中國的農民并不能終結，不是想終結就終結了的。

在后現代看來，中國農民從整體和長遠而言不應是被消滅的，而是受尊重和被感恩的。建設性后現代從注重相互聯系的有機哲學出發，強調人與人的伙伴關系和系統聯系，強調“尊重他者”：后現代主義是從社區共同體中的人或者社會開始的，區別于現代意義上的惟一價值主體——個人，而他人或者社會只是工具的觀點；后現代主張事物或人之間的伙伴關系，區別于事物或人之間的競爭或支配關系的現代觀點[3]這是對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菲利普·克林頓（Philip Clayton）教授于2011年6月7日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做“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與生態文明”演講時的觀點的整理。；建設性后現代還因為對自然的敬畏，對大地的熱愛，格外尊重農民，認為沒有了人類中農民的聰明才智，所有的現代經濟在幾周之內就會停止運行，應該倡導創造一種“務農文化”，把農民看作是共同體中的人，讓他們受良好的教育，使之生活富裕，有足夠的閑暇時間，要建立一種公正和健康的生態服務體系，將城市的發展與農村的發展緊密聯系起來[4]參見董慧：《后現代農業是可能的——“后現代（生態）農業與西部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北京〕《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8年第5期。。從這個立場上審視中國農民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就可以得知：中國農民在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做出了對中國初步形成工業化體系的史無前例的貢獻。改革開放后至今，中國不僅創造了持續30多年每年接近二位數高速增長的奇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沒有發生戰爭，沒有對外擴張掠奪，內部也相對保持了穩定，并使中國的發展達至工業化中期社會，至少從經濟層面上頗有“中國復興”之跡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基礎性原因在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式的農戶理性行為。正是有著一定農戶理性（指農民家庭內部代際分工的智慧行為）和村社理性（指以村社為邊界的土地等財產權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的農民群體，他們在特定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和土地產權二級構造條件下，不期然成為中國現代化高速發展進程中各種巨大代價得以轉嫁的消納者和承受者，成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多次輸入型經濟危機能夠得以“軟著陸”的關鍵原因。2009年中國沿海企業受全球經濟危機打擊而大面積倒閉，有2500萬農民流動打工者失業，其中不再繼續外出的返鄉農民工中有64%在本地從事農業[5]溫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頁。。沒有中國農民在農村和農業領域中自我彈性消納的承受力，現代性在中國擴張的代價不堪設想。

其實，以建設性后現代的視角來看，到了工業化中期之后的中國，農民更應該是被反哺的，是有主體地位的；要以黨政主導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成為新農村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力量。中國當前農村年輕人大量外出務工經商，農村留守現象十分普遍。最近幾年，隨著國家惠農政策的實施，城市反哺農村力度的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基本醫療養老保障、困難救助……相對于大城市貧民窟的生活質量，農民生活水平、農村居住條件、農業生產，乃至農村社會關系，相對而言，還是不錯的[6]參見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5-46頁。。然而，要使農民真正地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中有尊嚴、有自信、高福利，高質量，真正成為新農村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性力量，關鍵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當下數量眾多的中國農民，在不利于他們的宏觀制度背景下，要實現“以人為本”，要實現生活和生產的健康、環保、舒適，就需要以村社為單元形成種種自助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合作組織。比如說以經濟合作社作為多功能生態農業發展的有效載體，以老年人協會作為社會和諧的載體，以文化組織作為鄉土文化復興的載體，從而彰顯農民合作起來的新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屬性，這樣，他們就從虛弱的被動的個體化客體而轉變為有力的組織性的主體力量。在這方面，國家要發力，要依靠政策為農民組織提供茁長成長的制度空間。

總上，農民不是包袱，而是動力；農民不是要被消滅的對象，而是應被尊重的主體。惟有以建設性后現代的眼光，方能較為客觀地看清中國農民的歷史地位和客觀作用。

三、農村：以作為生命空間的地域共同體的繁榮復興為使命

最近幾年，全國各地農村，以山東、安徽、江蘇、河北、河南、四川等省份為例，均發生了聲勢浩大的撤村并居、趕農民上樓的運動，又稱為“大村制”改革或農村新社區建設。地方政府為了獲得農民騰出來的宅基地，形成規模性的復墾面積，以換取城市建設用地使用指標，用各種方式拆掉農民舊村舊房，或者為農民建樓集中農民居住，或者動員鼓勵農民進城買房。就現實后果的表面上看，房子更漂亮，村容更整潔，農村更城市化了，但是，卻打破了農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環境、村社結構、村落文化，打破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和鄉村的穩定和諧。地方政府掀起的撤村并居運動，并不是農村發展的主要內容和本質精神。那么，農村到底該有著什么樣的發展愿景呢？

在后現代看來，在鄉村發展上，要建設性的對待鄉村歷史和傳統。王治河樊美筠設想了一個后現代的“五型”新農村藍圖：1.環境友好型，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共同繁榮，其根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2.資源節約型，旨在追求合理開發和利用資源，達到最適消費最少廢棄；3.農民尊重型，使農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得到很好的醫療保障，享受豐富多彩的消遣活動；4.社區繁榮型，建立一個“富有創造性的、愛心的、平等的、尊重多樣性的、精神富足的”有機和諧的共同體；5.審美欣賞型的，厚實而優美的鄉村大地，加上日月星辰布于天的四季天象，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之大美[1]參見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啟蒙》，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6-74頁。。這個后現代“五型”新農村建設藍圖，實際上是把農村作為實現一個綜合價值的最佳場所來看待，即作為一個具有完整“生命空間”的地域性共同體社會來看待。

那么，如何理解這個農村“生命空間”呢？農村作為自然循環、生命循環和代際循環的一個地域性生命共同體，人們從中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力和永恒、生命的韻律和豐裕，也滋生出了對祖先的感謝和對子孫的期望、以及對自然的敬畏和對他人謙虛的精神，具體而言它集生產空間、生態空間、生活空間為一體：作為“生產的空間”的農村地域，“是一個向外部開放的、具有自律性、獨特的多種產業復合體的經濟空間”；作為“生態環境空間”的農村地域，其基本概念是循環性、多樣性以及相關性，是人類和自然共生的空間；作為“生活空間”農村地域，是在人類的具體生活中體驗和展示出來的、具有感覺和愛戀的、充滿人性的生存和生活空間[2]〔日〕祖田修：《農學原論》，張玉林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傊?，農村地域社會是一個有著密切聯系的生活的、生命的世界，它更易形成“得體”的、富于多樣性、安定性和持久性的生活，里面充滿了一種綜合的文化品質，因而成為真正傳承人類文化的載體。連《人類共同的福祉》作者都強調美國家庭農莊對于美國這個現代化國家所居有的價值：“家庭農莊提供了一種社會環境，在這個環境里美國生活的核心價值得到了培養……它提供了一種好的生活，在這種生活里對美國的需要非常重要的獨立、勤勞、努力工作、遠見、合作和其他品質都得到了滋養。對于我們的大部分歷史來說，家庭農莊已經成了我們文化的發源地?！盵1]Herman E.Daly,John B.Cobb Jr，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eacon Press,1994，p.274.農村發展必須以地域這一“生命空間”為舞臺，以實現經濟、生態環境和生活這三種價值的均衡和諧，即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以作為生命空間的地域共同體的繁榮復興為使命。

結合中國實際而言，在工業化背景下，農業、農民、農村是個三農問題，但從后現代的視角來看，在生態文明的開啟階段，中國的農業、農民、農村在某種程度上卻是比較優勢：鄉村是食物資源的供給者，生態環境的保育者；內需市場的提供者，新興產業的發展地；傳統文明的載體和源頭，現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中國人數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輩輩共享村落邊界內的以土地、水和山場為主的資源，形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小農村落因而成為再造農民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基本場域，成為中國農民甚至中國人的實體性信仰?！爸袊?00多萬個自然村落就是300多萬個文化單元，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就是由這300多萬個文化單元聚合而成。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是其他任何民族文化都無法比擬的，誰想吃掉它都終將被它吃掉。中華民族得以五千年生生不息，靠的就是植根于300多萬個自然村落的傳統文化薪火相傳?！盵2]劉奇：《城市化背景下的鄉村價值如何定位》，〔長沙〕《中國鄉村發現?》2012年第9期?！爸袊迩晡拿鲗儆谵r耕文明，農耕文明的根在農村，不在城市。要使中國現代化成為有根的現代化，就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鄉村文明的時代價值?！盵3]張孝德：《世界生態文明建設的希望在中國——第7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觀點綜述》，〔北京〕《中國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由此可知在當下的中國促使作為生命空間的鄉村地域復興的重要性。

總之，中國農村的未來發展，是城與鄉陰陽互補的一體化的過程，而不是農村城市化的單向齊一化的過程。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農村讓城市更向往，由于電力、衛星通訊服務、電話、互聯網技術等現代元素的普及，教育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普及，可以把城市的好處帶到農村去，而不必花費巨大資金去建設超大城市，這是當前農村地域復興的科學技術條件相較于傳統農村的優勢所在。所以，鄉村的復興并不是簡單地回歸以往，也難以回歸以往。中國政府解決農村發展問題促進農村復興需要兩步走：一是在發展的框架內緩解問題，在中國工業化中期之后推進“以城哺農、以工建農”，大規模地投資于農村地區的生活條件建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以擴大內需，解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解決產能過剩，實現城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雙贏”；二是著眼于長期發展趨勢的新鄉村建設運動，探索一種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本辦法。即通過組織制度建設，對農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的三位一體之生命空間的恢復和重建，使農村在新形勢下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其特點是清潔、節能、美觀、多樣化；其核心是在實現可持續生產的同時，注重生活質量、生態環境和生命至上的取向；其參照物不再是城市，其發展不再是單一的經濟發展和貨幣量的多少，而是多元化發展和農民個體幸福感的滿足[4]參見何慧麗：《低碳鄉建的原理與試驗》，〔北京〕《綠葉》2009年第12期。。

綜上所述，從建設性后現代看來，農業從產業化到多功能化發展的轉變，農民從被消滅的客體到新農村建設主體身份的轉變，農村以作為生命空間的地域共同體的繁榮復興為使命，這三種新型發展趨向，就是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所在。這個新型發展趨向的轉型過程，并非單純的理性場所實現的過程，還包含著種種現實矛盾狀況和問題境遇發生的過程，也正因為矛盾或問題和欲轉型的理性目標被置于同一場所，才有可能提高農業從業者、科學研究者和政策制訂者的自覺認識，才有可能存在克服和解決的一定條件、空間和經驗。如此來看，注重三農問題矛盾解決的現實過程性，正是建設性后現代的思維方式發揮作用的地方。

〔責任編輯：曾逸文〕

本文系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2014RW00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