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憂患及其文化形態

劉波

倫理憂患及其文化形態

劉波

人類精神生活及其同一性是人類生存的最后文化防線，這道文化防線以倫理憂患的方式伴隨著人類發展進程。在文明史上，倫理憂患常以“道德咒語”的方式對歷史發展進行反思。中西方文明中具有終極意義的倫理憂患是“如果沒有上帝，世界將會怎樣？”和“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當下的“后”意識是人類對自身延續的精神鏈和文化鏈的倫理憂患。倫理憂患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對以物質力量為主導的發展方式進行倫理診斷、道德批評和文明預警，是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平衡力量。

倫理憂患 道德咒語 “后”意識 文化形態

劉波，東南大學道德哲學與中國道德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210096

“我們為什么在一起”和“我們如何在一起”作為文明的基本問題，其核心是倫理憂患，對于這兩個透著幽遠憂患意識的根源性問題的探索與回答構成人類的思想史精神之流，成為我們面對未來的文化后方和思想資源。人是一種文化存在，個體的人在其所構筑的社會系統中尋求生存的理由與勇氣，安身立命，作為整體的社會則追求系統的秩序與公正，由此建構一個精神的家園、文化的歸屬地，讓人的存在獲得意義。包爾生說過：“每種動物都希望過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這種天賦性質在沖動中顯示自己，支配著動物的行動。這個公式同樣適合人，他希望過一種人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包含人的一切，也就是說，過一種精神的、歷史的生活，在這種生活里為所有屬于人的精神力量和性格留有活動空間”[1]轉引自，何懷宏：《倫理學是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頁。。這一精神家園和文化屬地是作為個體的人和整體的社會的共同文化防線，其以倫理憂患的文化形態為表征，與社會的發展階段和人的生存狀況緊密關聯。

一、文明進程中的倫理憂患

人類社會作為一種文化存在，是人在進行物質生產的同時又生產出的一套符號系統，這一符號系統的構成框架概括為政治、經濟、文化三足而立的文化世界。政治向度考量的是如何使人類的制度最優化，從而實現人類社會的合理秩序；經濟向度主要考量是如何分配和增加財富，最終提高人類的整體社會福利；而從文化向度則透視社會和人的存在，提供指導人類活動的價值系統。按照丹尼爾·貝爾對文化的定義：“文化本身是為人類生命過程提供解釋系統，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盵1]〔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4頁。而倫理則是文化價值體系的核心，正如黑格爾所說，民族是倫理的實體，倫理是民族的精神。以倫理為核心的文化系統就是為人類個體的安身立命、人類整體的秩序安頓提供文化指導和干預，進行倫理診斷和道德評價。這一符號系統是人從事物質文化生產時同時產生的價值系統和信仰系統，不論何種文明體系，都有對至善的向往、對人性之善的肯定，并以此為前提為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為社會存在的合理性提供倫理診斷、道德批評和文化預警的文化，稱之為倫理型文化或文化的倫理向度。

倫理型文化是人類作為文化存在的一種情懷表達，按照樊浩教授的分析，這樣的文化向度是針對人的生命過程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而尋找解釋系統以獲得存在的合理性，是試圖超越生命過程中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2]樊浩：《文化與安身立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頁。。這種努力在各種文明中都有體現，或者說古今中西之文明就是各個民族所特有的解釋系統和超越傾向，而倫理憂患意識則是一個重要標志。

在原始社會，人們靠狩獵生活，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處于實體狀態，自然如同神靈，人們因無法解釋諸多自然現象而膜拜自然、對自然充滿敬畏之心。原始狩獵社會主要不是物質社會或者說主要不以物質占有為核心價值觀。其時，價值是一種精神上的、非物質的存在，時間是一種獨特的主觀感受，各種傳奇、各種神話使人類的初年成為神話時期，人類在各種神話中安頓心靈、尋求寄托，人與人的彼此相處以神的旨意、神秘的力量為合理性的依據。

當人類告別了刀耕火種、進入農業社會階段，也就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是安居樂業型的，人們生活在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方式中，時間對于人的意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季節更迭、循環往復。在這樣的產業模式下，中西方文明沿著不同的路線發展出中西不同的文明體系。作為近現代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均著眼于人以外的世界，古希臘取向于自然界，將世界劃分為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以尋求客觀世界的規律作為追求；希伯來文明取向于世界、自然的終極原因，是一種信仰主義，其締造了一個超越倫理道德情感、超越世俗權力、超越自然的上帝，古希臘文明與希伯來文明成為西方文化的源頭，締造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與科學、民主制度和理性精神。而中國文明則取向于人倫，世代定居的農業文明所產生的以血緣關系網所衍生的宗法制，家國一體的倫理政治的社會治理模式，使中國文明成為以道德為主體的倫理型文化，中西文明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構建精神同一性與文化同一性的出發點和運行路徑。

18世紀中葉，肇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將人類推進了工業時代。從這時起，人類開始有了關于未來和進步的想法，時間不再是循環式的、而是呈線性延伸的，未來是金色的，充滿希望的。中世紀農業社會以及以前，人類在神話、宗教中安頓心靈、尋找依托，工業革命帶來的進步主義思潮讓人類可以把希望寄托于未來而握在自己手中，工業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生活的物質條件，為人類建立起了一個指向未來的時間體系，并建立了這樣的信念：事物的發展必將經歷一條不平坦的路，不斷向前、向上發展，未來必定要超越現在，人類能夠創造自己的未來。從工業革命始，人類走出了以神話主導的原始社會、宗教主導的農業社會等精神力量為主導的傳統社會而進入了以經濟力量等物質力量為核心的現代社會，也開啟了“人類精神保衛戰”的進程，其以文明的終極憂患為主要表達形式，以衛道士和家園守護人的角色維護著人類精神生命及其同一性，從而守護著作為人的最后一道文化防線。

近兩個多世紀以來，人類一直生活在以經濟力量為主導的社會體系中。工業革命引發的技術革命的浪潮不斷沖擊和引導著農業、工業、交通、運輸、通訊等領域的變化和發展，人類對科學、技術和機器的依賴已經緊密到無法分隔的程度，已經是一個被技術和機器統治的時代。同時，自工業革命以來，亞當·斯密著述《國富論》打開了人類認識和理解自然、財富以及創造財富的新思路，諸如經濟學、經濟體、生產、分配、消費、利潤等等成為顯詞、顯學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有別于農耕時代，人們理解的世界圖景是以經濟為核心、以主要經濟指標為標志的，可以稱之為“經濟時代”。盡管經濟時代帶給人類無法估量的利益，人們的生活質量與生存條件都獲得了極大地改善，然而，其所倡導的價值觀和追求利益的道路破壞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帶來了環境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等等，通常被倫理學家稱為“時代危機”或“歷史轉折點”，就是指經濟時代給人類帶來的問題和困惑，就是倫理憂患。倫理憂患的文化形態形成于歷史進程中，同時表現出中西兩種不同的表達形式。

二、倫理憂患的文化表達

此種危機以及對危機的憂患始終伴隨著人類發展進程，作為一種終極憂患情懷的存在成為人類文化現象的一種表現形式，也是人作為文化存在實體的一種內在規定。此種終極憂患表現在中西兩個文明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西方文明中以尼采為代表發出的絕嘆：“上帝死了”；二是以倫理道德為主調和基色的中國傳統文化所感喟的“人心不古”。

在西方傳統中，從柏拉圖開始，哲學家就把世界分為兩個世界，塵世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并認為理念的世界、非塵世的世界更為根本，塵世的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擬，真理、本源這些第一性的、純理性的東西都在理念世界里。這一傳統一直持續到近代，康德的先驗理性、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都是理念世界的表達。人們雖然生活在塵世世界里，但理念世界才是人的追求和目的。到了19世紀，這一傳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尼采高呼，“上帝死了”，那個神的世界、絕對的世界沒有了。尼采是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他對于西方哲學劃時代的意義在于他直指18世紀理性主義所主張的自律的道德主體，認為這個道德主體是一種虛構、幻覺，尼采瓦解了它，讓意志取代理性，教導每一個人以某種巨人、英雄般的意志行為使自身成為自律的道德主體。從尼采開始，古希臘傳統的思辨的智慧哲學已經成為狹義的哲學，讓位于思考現實生活和生命的現代哲學，即哲學發生了轉向、轉向了人間，更加強調和關注我們生活的世界。存在主義強調：存在先于本質，就是這個世界的人的此刻實存，是先于本質的東西。到了后現代哲學，則是徹底解構，所有的世界都沒有確定的東西，一切都是現象、碎片，都是非連續的，一切都是細節、多元、相對、模糊、雜亂的，無規律可尋、也無需去尋，從而走向徹底的虛無。后現代解構的是人類的信心與信仰，其揭示了一些本質問題，但也造成了人類的精神危機和信仰危機，是終極憂患的極端形式。后現代哲學學派也意識到的這些問題，以美國學者小約翰·B·科布和大衛·格里芬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學派，已經著眼于從建設性的角度解讀后現代和人類文明現象。

以儒家思想為主調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國人只有一個現實的生活世界，孔子所追求的對形而上的反思與超越，不是對感性世界和現實時空的超越，而恰恰就是在生活的世界和感性時空中。按照李澤厚的分析，先秦儒家持守的正是一種執著于現實人生的實用理性，“它拒絕做抽象思辨，也沒有狂熱的信仰，它以直接服務于當時的政教倫常、調協人際關系和建構社會秩序為目標?！盵1]李澤厚：《哲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頁?？鬃诱f，未知生，焉知死。在儒家看來，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生的意義就在于生活的過程，是歷史性生成的過程。超越與不朽不在天堂，不在來世，就在人倫日常，就在個人修行。于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思想的著眼點就在當下，這樣的文化傳統不會有“上帝死了”的大喊，針對現世的各種不適與危機，則會有“人心不古”的哀嘆。同時，對于個體的生命秩序與道德準則，孟子所言：“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盵2]《孟子·滕文公上》。其規定了人性的依據，人異于禽獸之處在于“人之有道”，就是“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范體系，以“仁”為本體，“居仁由義”，通過“義”的分辨和“體”的陶冶，最后構建起“信”的道德信念，由此建立起人的主體性以脫離動物性，這就是儒家倫理對人的規定。而且對待道德原則，孔子持絕對的態度，規定了內圣外王的人格境界，從儒家的角度，對于中國人而言，得仁行仁、成仁成圣是最高的追求，“人人皆可為堯舜”。由此建立起人的精神生命的同一性。這個同一性既是變化的也是感受的，文化設計模式以及同時產生的憂患一直是一個“并蒂蓮”，從保守的意義上看是衛道士，似乎是“九斤老太”，以一副不受歡迎的道德嘮叨評價滾滾而來的歷史進程，從積極的意義上看，這種憂患又成為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神。

西方文明最大的心愿是“回到古希臘”，那是因為西方文明從未回到過古希臘，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原罪意識使得他們“回到上帝”成為根本的追求，其精神同一性在于通過上帝來溝通。中國文化在文明之初就設計了一個有別于禽獸的“人”的概念，即“人之有道也”，用“道”將“人”這一有限存在的實體與理想狀態的“人格”，即“道”之載體聯系起來，將特殊的個體與普遍聯系起來，使“我”意識到“我們”從而獲得精神的家園。這一文化設計運行到近代，在民族存亡的歷史關頭，這種文化同一性遭到質疑，讀書人檢討民族文化，喊出“打倒孔家店”，一直在傳統中延續、未曾邁出過精神同一性的中國文明遭遇危機，開始了持續一個多世紀的文化檢討與文化運動。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天下”指的是中國文化，表達的是一種積極的憂患，是對中國文化所依靠的精神同一性的“興亡”之憂患及擔起責任的擔當意識。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之咒”

中國傳統文化是最為典型的倫理型文化，有別于西方宗教文化的文明設計，中國文化在其文明的誕生、演化過程中有兩個核心要素使之成為倫理型文化，一是對人性善的假設前提和終極信仰；二是以建立在現世生活中倫理道德的統一性。以“倫”為核心的倫理型文化中的“道”，是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的最根本的依據與支撐，是人的存在最后的、終極性的東西?！按蟮馈鼻榻Y是倫理型文化的固有物與標識器，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此種大道的完美體現，在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們看來就是周朝的社會體制，最早的道德咒語也由此發出，形成了倫理型文化的思維模式，即道德的“后顧模式”。

從中國文化體系看，最早的思想動蕩可追溯到殷周之際的社會變革以及由此引發的思想評論。國學大師王國維說過：“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表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盵1]王國維：《觀塘集林·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頁。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最早遭遇社會轉型與變遷是在先秦氏族社會崩毀時期，當時的歷史情況是，“長治久安”的氏族社會的遠古傳統正在迅速崩毀，許多邦國在劇烈爭奪，戰爭頻發，社會轉型在即，國事變化多端。其時，物質文明在迅速發展，生產、消費大規模擴大，財富、欲望不斷積累和增加，貪婪、狡黠、自私、陰險等等人性的弱點暴露無疑，文明進步所帶來的罪惡與苦難未曾有過、令人震驚，家族、邦國、個體的生存信念及方式亟需理論資源加以支持。當時的諸子百家中的儒道如孔子、老子、莊子均道堯舜，希望以回到周朝、回到美好的古代作為救世良方，都以各自的表達體現出向古情懷和道德終極理想主義的特點，也為道德中國奠定了道德優先原則甚至道德第一原則的文化基因，成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最初表達。那么，什么“風”、何以“古”呢？所謂“風”就是風氣、習慣，是社會倫理的統一性，是當下的合法性問題；所謂“古”，就是傳統的統一性，文化統一性的最后規定，是人的精神家園的基石，在此基礎上的倫理道德規范表達的是道德歷史的同一性，所謂“下”就是對照此“古”，這種統一性的差異或反對，這樣的道德咒語正是道德社會的同一性與道德的歷史同一性之間沖突、博弈、解構、重構、調和、適應之過程的循環往復，是文明體系自身調整的一個信號。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是所謂“禮壞樂崩”的時代，傳統氏族社會的社會結構正在瓦解，“民散久矣”，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發展變化起伏更迭、變遷劇烈，西周以“禮制”為特征的統治秩序面臨崩潰，在這樣的動蕩時代，特別是面對社會道德衰落，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盵1][7]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8頁，第28頁。他東奔西走、周游列國就是想要恢復周禮，維護“禮”的統治秩序，主張維持原有的經濟結構以免破壞原有的氏族制度和統治體系，從而維護原有的道德秩序和倫常規則。而老子的“大道”情結則在于追求遠古“小國寡民”的原始時期：“有舟車，無所乘之；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2][3][6]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注校釋》，樓宇烈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90頁，第45頁，第43頁。，“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盵3]在這種社會中，人無知無欲，沒有追求和向往，一切人為的進步，從文字技藝到各種文明都應廢棄，一切都相對平靜、安寧、緩慢、柔弱，鄰國相望而不相侵，老死不相往來。大家都不過分發展，相安無事，沒有爭奪和毀滅。老子的“無為之治”實則是積極問世的政治哲學，理想的社會模式是小國寡民，社會風尚是不要發展、回歸自然的原始狀態所帶來的自然道德。莊子與老子有接續關系，但不同的是，莊子關心的不是倫理、政治問題，而是從關心個體生存狀況出發，抗議“人為物役”、反對異化，他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復和回到人的“本性”，反對“仁義”，也反對技術的進步，要求否定和舍棄一切文明和文化，回到原始狀態，無知無識，“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4]王先謙撰：《莊子集解》，沈嘨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4頁。，“生而不知其所以生”[5]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梁運華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2頁。，像動物一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氨МY入井”的寓言故事就是其反對技術進步的代表性主張，莊子的主張是人類文明發軔之初就出現的反異化的呼聲，是人類思想史上最早的反異化的呼聲，也是物質文明進步與精神生活沖突后“道德咒語”的最初形成。

西周覆滅以后，作為倫理實體的社會分崩離析，個體逐步獨立出來，中國社會第一次被啟蒙，傳統的統一性、社會倫理道德的統一性都面臨著合法性的危機，因此，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6]，孔子凄凄惶惶地“郁郁乎文夫，吾從周”[7]。這種對文明認同危機的擔憂最初就是由各個民族的文化英雄、文化天才覺悟到的，或者說就是其先知先覺的，這樣的倫理憂患常常是以“道德咒語”的方式出現以達到警醒的作用，先知們把主要是情緒性的道德咒語不斷提升和體系化，就成為一種對啟蒙、對歷史前進的一種反思，最終成為整個社會的文化自覺從而努力保持社會歷史前進的合理性。

歷史浪潮總是滾滾向前、世間萬物總是生生不息，歷史處于日日更新的進程中，變化無常是永恒的，向前看是日新的歷史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變化，以最終的“大道”來衡量、來評判則常常是迷茫與不解，甚至痛心與不安，于是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作為倫理型文化的中華文明最為典型地表達了倫理憂患的形成和作用，表征著文化自覺、倫理自省的天然性。

四、“后”倫理憂患

倫理憂患的另一個表達形式就是道德的“后顧模式”，或者說是一種倫理上的“后意識”。曾幾何時，“80”后、“90”后、甚至“00后”成為了時髦用語，代表了一個群體，表征的是不同于傳統甚至有些標新立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其實，這種“后”用語是一種“后”意識的表達。在歷史前進、代際更迭過程中，是所謂“過來人”對后一代的信心與信任問題，是對當下構建倫理統一性的價值基礎的信心問題，這種疑憂交錯的“后”意識本質上是人類對自身延續的精神鏈條和文化鏈條的倫理憂患，表達出來就是前一代已經成為“后”的一代對即將成為“后”的一代的憂患，是倫理憂患的當下表現形式。

歷史總是一代推動一代、代際更迭、永不停息，傳統社會中對于年輕人的成長只是將其當作社會整體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接受教育和評價、服從長輩的一代，而且總是傾向于認為有一種影響青少年的黑暗力量在起作用。23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下了一個結論：年輕人因天性而瘋狂的程度，一如酒之于醉漢。莎士比亞的劇作《冬天的故事》里，有一個牧羊人希望“10歲到23歲這段年齡給它一筆勾銷，不然就讓青春一覺睡過去”。社會和成年人群體都將年輕人看作是唐突的甚至是危險的，不僅要教育他們，甚至要管束他們。年輕人生活在長輩制定的一套價值體系和評判標準中。社會學理論將傳統社會稱之為“前喻社會”就是指的這種狀況。相對應的就是“后喻社會”，年輕人逐步成為掌控社會的主體。在迅速變遷和技術橫行的社會，年輕人顯示出了他們的優勢，他們反應迅捷、接受能力強，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他們比指導他們成長的長輩更快、更緊地擁抱了這個多變的世界，特別是在技術日益統治世界的狀況下，在某些時候，年輕人甚至成了“老師”和指導者，于是“后群體”從整體中獨立出來了，不必在價值體系中只有服從的義務，是聽話的對象、灌輸的群體，甚至是擔憂和指責的對象，所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F在年輕的一代因掌握新技術、新理念而成為一個有優勢的群體，他們與父輩們平起平坐地一同面對這個世界了，甚至由技術權威再變為文化權威來指導長輩，傳統又一次遇到挑戰，這是人際人倫層面的挑戰，是晚輩和長輩社會定位的一種社會角色和文化作用的一種根本性調整，是既有文明和文化體系遇到的重大問題之一。應對這個“后群體”和“后現象”，作為倫理憂患面對當下代際更迭的一種特定表達的“后”倫理意識，平衡著社會發展和人際關系。這種“后”倫理憂患意識是人作為道德存在物的一種文化心理結構的特有表現，是人類文明終極憂患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表現形式。

人類文明固有的疑憂交錯的“后意識”與不斷成長的蓬勃的“后一代”在后喻社會、在不斷發展的現代社會以及后現代社會博弈并演繹成“永遠的‘后’”與“永遠的道德”的文化形式，形成所謂“后”倫理憂患。

歷史長河總是義無反顧地滾滾向前，所謂“不息江河萬古流”，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因任何憂患而停滯。同時，不絕于耳的憂患之音讓我們的心靈與理智從世俗的喧囂中掙脫出來，反思人的行為與后果，對以物質力量為主導的發展方式進行倫理診斷、道德批評和文明預警。因此，歷史總是在瀟灑前進的，而人的精神、文明總是后顧的，歷史的瀟灑是建立在文明后顧之上的，歷史的悠久取決于文明后顧的厚度?！昂箢櫋狈绞降膫惱響n患是文化保存與發展的保證，如果沒有憂患，文化就會喪失；但如果過度憂患，就會走向保守，表現出對未來、對青年一代的懷疑與缺乏信心。歷史總是在理性為主的歷史主義與情感為主的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中前行，演繹著瀟灑的歷史與“后顧”的文明之變奏曲。

[1]樊浩：《文化與安身立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李澤厚：《哲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

[4]何懷宏：《倫理學是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孟子·滕文公上》。

[6]王國維：《觀塘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8]王弼注、樓宇烈校注：《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

[9]王先謙撰、沈嘨寰點校：《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10]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

〔責任編輯：天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