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合:媒介與新生代外來工的社會關系研究*

陳 娟

一、研究背景暨問題的提出

在《傳播的社會結構與功能》(1948)一文中，美國政治學家、傳播學先驅哈羅德·拉斯韋爾歸納了傳播的三種社會功能:守望環境、協調社會各部分以回應環境、使社會遺產代代相傳①。這三種功能更多地關注了社會認同功能中的社會控制，而羅伯特·E．帕克則對傳播的功能做了更具備人文關懷的劃分:社會認同與社會區隔。②與拉斯韋爾視角的不同，帕克的視角呈現了傳播學強大的人文內涵，即傳播可以作為一種人文關照，參與到社會認同中來，而不是在“守望環境、協調社會各部分以回應環境、使社會遺產代代相傳”這種劃分中，將傳播學定格于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③。

長期以來，我國對媒介功能的研究一直停留于兩種范式:即吳廷俊所區隔的“體制與媒介經營范式”和“政治與媒介功能范式”④，前者以“媒介經營”為關注對象，后者以“媒介事業”、“產業化”為研究重心，后者致力于媒介的“政治控制”研究，這兩種范式的研究缺陷非常顯著:過度追隨資本與權力，導致學術研究的人文關懷缺失。加之學術研究的“路徑依賴”及“文化慣習”，我們忽視了媒介對于社會認同的影響研究，對媒介與社會認同之間的關系研究也有所遮掩。而事實上，由于近三十年來迅猛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發展帶來的城市外來者問題已成為顯著命題。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志明指出，“目前80后、90后已經占到農民工的70%以上，和老一輩相比，他們的訴求由‘進城掙錢，回鄉發展’轉變為‘進城就業、融入城市’;由過去足額支付勞動工資，向參加社保轉變;由過去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向要求分享企業經濟效益和城市發展成果轉變”。⑤2013年，人民網曾發過一條微博，一個在北京六年的河北青年說:“只有在陌生人找我問路的時候，才感覺自己屬于這個城市”。但在當下的傳播學界，這一西方傳播學界傳統的媒介功能研究視角缺失，這種缺失導致國家與社會對這一問題缺乏深刻的認識，對這一群體的關注與投入也相應不足。反映在城市外來者身上，則表示為他們無法獲得由媒體所提供的社會融入指引。兩者結合，則形成了今天非常顯著的外來者“陌生人”⑥問題:由于缺乏對城市的認同、融入，從社會控制的角度出發，自然無法完成社會秩序的深化⑦，導致了諸多社會的不穩定。

在社會學領域，大眾傳媒與社會關系整合之間的緊密關系早已受到關注。⑧由于現代社會的關系建構和社會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農業社會充分整合的人際模式(如宗教、血緣、宗族、禮俗等)，更多地依托于跨越時空限制的非個人化中介手段，即大眾傳媒，那么，在外來者進入城市后的社會化進程中，大眾傳媒的角色變得不可忽視。典型的現代社會應當建立在“傳統聯系的削弱、理性觀念的發育和社會分工的專業化這三個基礎之上”，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與周圍社會秩序的關系通過媒介的中介作用來加以確定”。⑨由媒介作為中介的社會秩序深化可以幫助完成社會認同，這也為本研究給出了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當下的城市外來者希望“進城就業、融入城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需要他們融入城市，在這一背景下，通過媒體的中介手段增強外來者與城市之間的融合，減少社會偏失便成了一個亟待關注的問題——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這種融合將直接帶來社會的“不折騰”，減少社會管理的成本。

2009－2010年間，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黃亞生與中山大學、《南方都市報》聯合發起了對廣東省外來務工人員的調研，其結果具有顯著意義:中國的外來者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受益非常低。這個結果非常殘酷:由于出生的差異，一個龐大的群體與其他群體在資源獲得、上升空間等各個層面存在不可逆轉的差距。對于第一代外來者而言，除了讀書、入伍、提干、婚嫁等方式，他們中的大部分無法完成與城市之間的溝通和融合，雖然也使用媒體，但媒體對他們來說多是娛樂和消遣符號?！拔冶容^機靈，做了三個月就是拉長了，那時候(1994年)一個月掙1000多，我覺得挺好……看什么電視啊?連續劇嘍!我們女孩子就看言情劇，他們男的(指著身邊的老公)就看武俠的(笑)。報紙很少看，雜志有看，就是《知音》、《佛山文藝》什么的。我老公做采購，他一個月2000多，還有外水(油水)。那時候是最好的，沒那么多歧視，賺得也多……那時候要買了房子就好了，我們2000年的時候拿了20萬回他家(廣東羅定)建房子，建了4層，真傻啊，現在買不起了。不知道為啥，我們那時候根本沒有想要留在城市?！雹馊欢?，對于今天的外來者而言，通過媒體融入社會秩序已被他們挖掘并視作一個渠道:2014年兩會期間，廣東團外來工代表易鳳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許多新生代是在用手機看新聞，或者學知識”。?在東莞和深圳，已有工廠聘請新聞從業者給工人們講解新媒體的使用，其中深圳還出現了專門的社會組織來培訓外來者，讓他們學會通過網絡媒體進行維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媒體介入社會秩序的深化、幫助外來者完成與城市之間的融合已迫在眉睫。

與美國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夾雜著對社會秩序深化更為不利的因素，即戶籍制度。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大量非城市居民涌入城市，城市享用著他們的廉價服務，卻利用戶籍制度將這一群體拒之門外?，F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推動了戶籍制度的松動，并對外來者進入城市做了一定的準備，外來者因自身原因也對認識城市、融入城市提出了訴求，兩者交織，將進行“現代社會的關系建構和社會整合”的工具——媒體推上了歷史舞臺。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媒體依然將其社會融合功能置之度外，結果必然是外來者與其暫居的城市之間無法完成融合，成為游離于城市與鄉村之外的“邊緣人”，也就必然會引發各種社會失序。目前，在任何城市，我們都能看見龐大的商業圈與金融區、產業園，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和消費也與國際同步，但我們也不難看到，外來者聚居所帶來的城市貧民區及邊緣群體的繁衍已成為城市的“斷裂”面和社會矛盾所在。對于這樣的一個“斷裂”社會而言，如果要維持一個基本整合的狀態并持續發展，就不僅要致力于“斷裂”狀態下社會成員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差異的彌合，還要致力于對社會意識和文化認同進行疏導和管理。這也就是說，城市管理者必須通過媒介的中介功能，為這些外來者提供進入城市所必須的各類信息儲備，并提供暢通的表達渠道，為外來者融入城市做好準備。

二、研究視角與理論框架

近年來有關媒體與外來者的研究中基本有以下視角:(1)媒介排斥論，主要研究媒體在報道農民工形象時影響了該群體的社會身份建構(李艷紅，2006，2009;許向東，2009);(2)媒體在外來者話語權與利益表達上的缺失(楊敦顯，2007;黃典林，2009)，這類研究強調了媒體在外來者話語權與利益表達上的責任，這種表達悲憫外來者的利益缺失，但在大眾傳媒如何促進外來者與城市的融合上甚少建樹;(3)外來者的媒介使用研究(馮恩大，2005)，馮恩大認為，提高外來者的媒介素養可以幫助其融入城市生活，但如何通過媒介資源的重新分配來幫助這個群體融入社會則沒有完成。

本研究認為，至少在當下的城市化進程中，媒體因其跨越時空限制的非個人化中介手段，成為一種理想化的社會文化融合工具。外來者需要通過媒體來熟悉他所居住的城市的事件、習俗、事件，完成對他所居住的城市的感性觸摸和理性思考，也只有這樣，社會秩序的深化才能最終完成，解決外來者在城市中的文化融合和沖突問題。

基于這樣的視角，本文在具體研究方法方面采取了問卷調查與民族志相結合的調查方法。在當下以“發展”為主旋律的基調下，本研究試圖通過對佛山市外來者的媒介使用情況進行調研，結合相關社會理論和社會背景的分析，依循傳播學中受眾研究的相關傳統，對下列三方面的問題進行探討:(1)外來者如何選擇媒體?這種選擇對他們認知城市、融入城市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2)轉型社會對媒介整合社會功能的需求放大，當下中國媒體如何調整自身以便有效服務于社會發展的這一需求?(3)通過對佛山市外來者的媒介使用情況進行調查，我們需要考察媒介使用情況與社會整合之間的關系。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本研究從大眾傳播層面對快速轉型背景下的外來者社會認同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建議，也為觀察大眾傳媒與當下中國社會轉型之間的關系給出一些新的認知。

三、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樣本構成如下:在有效訪問的297份問卷中，男性的比例為 45．5%(135人)，女性占 39．1%(116人)，有15．5%(46人)沒填此選項。調查對象中年齡的最小值為18歲，最大值為39歲，均值為26．12歲，其中年齡為23歲和25歲的調查對象比例最大，分別為14．8%(44人)、12．5%(37 人)。

60．3%(179人)的調查對象為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的調查對象比例為35．7%(106人)，有2．4%(7人)的調查對象不清楚自己的戶口性質。從整體上來看，調查對象以農業戶口為主。在調查對象中，已婚人士占36．0%(107人)，未婚人士比例達63．3%(188人)，未婚比已婚高出27．3%的百分比。這與調查對象的年齡分布有關。沒有學歷為小學及小學以下的調查對象，具備初中、高中、中轉/技校文憑的分別占 7．7%(23 人)、10．1%(30人)、21．2%(63 人)，有36．4%(108 人)的調查對象學歷為大專，有23．9%(71人)的調查對象學歷為本科及以上，大專及大專以上的調查對象占到60．3%(179人)。

表1 媒體使用

將“從不”“偶爾”“有時”“經?！薄邦l繁”分別記1分、2分、3分、4分、5分(以下情況同)，調查對象使用報刊、廣播、電視、電腦、手機的均值分別為 2．39、2．43、3．43、4.36、4．38?？梢?，調查對象使用新媒體比較多，手機與電腦的使用率最頻繁。相比之下，傳統媒體的使用較為遜色。在傳統媒體中，電視的使用率又比報刊、廣播高，報刊與廣播的使用均值幾乎持平。

表2 媒體可信度

由此可見，調查對象對媒體的信任度并不夠高。其中，最低值為網絡，均值是2．97，手機的可信度也并不高，均值為3．00。從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比較來看，傳統媒體的可信度較高，其中最高的為電視，均值為3．34。結合上文數據可以發現，調查對象雖然經常使用新媒體，但卻不太信賴新媒體。

調查對象在網上經常做的事情排名前三的是瀏覽新聞、使用微博、博客空間、QQ聊天，均值分別為 3．81、3.81、3．79。他們最不經常上招聘類網站和玩游戲，均值分別為2．48、2．58;在手機上，調查對象使用移動QQ的均值為3．83，學習為3．16，最不常使用手機聽廣播，均值為1.99。

表3 上網活動

調查對象對媒體所發揮的各項功能——信息傳播、輿論監督、宣傳、廣告功能、娛樂功能、教育的評價均值分別為 3．76、3．49、3．81、3．90、3．83、3．58，即普遍認為媒體所發揮的輿論監督與教育的功能較低，信息傳播功能一般，宣傳與娛樂功能相當，廣告功能最高。五項功能的均值都處于一般與較好之間，可見調查對象對這五項功能都普遍具有較好的認可。但是，大部分的調查對象極少在自身利益受損時向媒體投訴或者向媒體反映看不慣的現象，也很少在微博上@大V，也沒有@給這個城市的各級官員，媒介參與的意愿不高。

調查對象最關注的是與其生活切身相關的社會類新聞，但他們認為，媒體在幫助自己融入城市生活中意義不大。其中，媒體在幫助打工者融入陌生社會這個問題的表現上得分最低，其次是真實報道打工者。在讓打工者表達觀點與心聲、提供打工方面的政策法規兩方面，媒體表現一般。媒體在幫助打工者維護合法權益、提供有用的工作和招聘信息方面表現得要略好一些。

調查發現，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外來者會選擇多種信息獲取及溝通方式(包括各種聚會、旅游、閱讀書籍等)，而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則使用手機上網，完成一般社交、娛樂及新聞信息獲取——他們對手機的依賴程度要遠遠超過自己的理解，但與此形成悖論的是:他們又往往不信任手機上的信息;較之后者，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對這個城市的依賴程度要低很多，他們并不勉強自己生活在任何一個城市——當然，他們一定會選擇留在城市(可以是不同的城市)，這幾乎沒有太大的認知差異，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則希望留在城市，但城市留給他們的空間卻很小;同樣希望留在這個城市，但男性比女性更依賴于媒體的信息獲取，而女性則通過天生的語言優勢完成第一步的社會融合，人際溝通對她們的幫助更大，隨后還有可能通過婚嫁的形式徹底融入當地社會;粵語成為融入佛山的一個顯著標示，與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外來者相比，佛山的外來者更愿意講粵語，并將學會粵語視為自己適應當地生活的一個標志。

最后，幾乎所有的調查對象都認為有必要專門為打工者辦一份媒體。他們最希望從媒體上獲得技能培訓信息、維權指南，求職招聘信息與相關的政策法規這兩項的均值相等，排第三位。成功的創業經驗的均值最低，大部分人認為這項內容沒有其他內容那么重要。

與廣東省農民工代表易鳳嬌的表達相一致，新生代外來者對城市融入的意愿非常強烈，他們對自己“被邊緣化”的身份非常尷尬，也積極地從媒體上尋求幫助，但傳統媒體對他們的社會關照明顯不足。應該說，由于外來者從最初的社會關系中“脫域”(disembeding)出來，對新的社會關系的“再嵌入”(re－embedding)必須借助于現代社會逐步發展起來的抽象中介系統，即媒體才能完成。然而，目前媒體關于外來者的呈現基本為被動反映，這是媒體在當前權力機制和市場模式下的必然后果。結果顯然與社會需求相悖，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外來者對媒體的信任度并不高，媒體參與的意愿并不高，但他們卻都非常強烈地希望有一份專門為外來者創辦的媒體。我們的第一個問題獲得了答案:外來者對媒體有著期望，但普遍對當下媒體所提供的內容并不滿意。因此，他們更多通過手機和電腦搭建自己關系網，以社交網絡的方式獲得各種信息，而不是通過學習融入社會。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說，城市管理者也遠遠沒有將社會認同與媒體關聯起來。即便外來者已經意識到媒體與其認識城市、融入城市之間的關聯，城市管理者并沒有將媒體推進外來者與城市的融合視為社會認同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沒有推動媒體服務于這一需求。在第二個問題中，我們認為轉型社會對媒體的需求在放大，需要媒體將城市的規則告知外來者，并敦促其遵守規則。但事實上，一部分市場化媒體雖然觸摸到了外來者與城市的沖突，也試圖努力為外來者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話語空間，但殘酷的現實是:外來者們還沒有學會公共領域的這種表達。因此，在外來者的表達上，媒體基本是媒體立場，而非外來者立場。

因此，就媒介使用情況與社會整合關系而言，目前也處于斷裂狀態。一位來自湖北的女性(已婚)告訴我們:“我覺得城市生活應該是多姿多彩的，看書、逛街是我喜歡做的事情，但是我感覺這邊很缺乏這些東西。廣東人業余時間喜歡喝喝茶打打牌，但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覺得這邊工人的業余生活很不精彩，媒體也發揮不了該有的作用，無論是作為一種消遣還是作為信息的傳播渠道，它對我們的業余生活幫助不大?！彼南壬c她一樣，都是外來者，在目睹了自己與本地居民不可跨越的壕溝(本地人的一些福利，以及他們不需要為房子付出太多努力)時，她被迫接受了這種不平等:“我覺得根本就不能適應這邊的生活，特別是業余生活?！?/p>

四、結論與討論

與帕克所生活的那個社會不同，雖然這些外來者(大部分來自農村)遠離了農業社會充分整合的人際模式，但他們卻沒有通過大眾傳媒這一非個人化中介手段來確認自己。這里有兩方面的原因:(1)大眾傳媒的缺失;(2)社交網絡的興起。

在目前的社會管理制度下，每一個打工者都處于混沌的原子狀態，他們顯然也沒有自我救助與溝通的組織。而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中國的大眾傳媒發育并不完整，這也就是說，中國的傳媒史并不像歐美國家，完整經歷了不自由到自由、政黨報刊到商業媒體的演化，而是將他國兩百多年的媒介史融合于短短的三十多年間，這就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媒體發育不良——當西方媒體順應社會的發展積極探索移民報刊、公民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社區新聞的時候，我國的媒體還在政黨報刊、商業報刊之間徘徊，在某些特殊時期甚至淪為工具。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給予了媒體巨大的商業機會，但在這個機會的崛起時，我們并沒有來得及梳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大眾傳媒應如何配合社會的變化，履行其“社會責任”。鮮有學者會去梳理我們的媒介理論，媒介理論似乎也與社會的發展并無多大關系，70年前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的思維還在影響著媒體。因此，在城市化不斷前行的今天，大眾傳媒并沒有系統地擔當起帕克筆下“適應”與“同化”的工具這一職責。雖然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杜威(John Dewey)、庫利(Charles H．Cooley)和帕克(Robert E．Park)都深信，“大眾傳媒尤其是報紙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重建美國社會道德與政治輿論共識的代理人”，但在中國的現實背景下，我們的媒體顯然在重建社會道德與政治輿論共識上選擇了集體無視。的確，在“體制與媒介經營范式”的主導下，我們的大眾傳媒把自己的受眾定位為特殊的“商品”，致力于向廣告商推銷自己的商品，自然，作為城市邊緣群體的外來者，也就順理成章地為大眾傳媒所拋棄——這種拋棄充滿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挑釁。至于這種拋棄的后果，媒體顯然無須承擔。然而，誰會為這種拋棄買單?在絕大多數城市管理者的“刻板成見”中，媒體與他們的社會管理并不多大關系，他們更期望“媒體不要亂發表意見”?。

社會矛盾顯示，當下的城市化進程與城市管理并不匹配，這里當然有城市化進程過快的原因，但也直接與城市管理者的觀念相關。中國的城市管理中尚未有新聞、傳播理念的切入，他們沒有意識到政府的信息傳播以及政府與民眾的溝通需要一個更專業、更“公共領域”的空間，即大眾傳媒，而我們的媒介也尚未考慮這一出路。在邁克爾·舒德森的《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一書中，作者以社會學為背景，將客觀性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加以考察，對新聞專業性和媒介機構進行了研究。作者將報業融入了整個社會體系，將不同歷史時期的美國新聞理念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們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媒體角色、新聞理念因社會的變動而變動。?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現代新聞業應社會民主變革中各個階層(特別是中產階級)對于新聞的需要而誕生，這也提示我們，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管理者也需與時俱進，正視新生代外來者與城市的各種斷裂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認識到媒介在社會認同中的作用并嘗試推進媒介的這一功能。

在麥可·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中，我們也看到了這一訴求。布洛維強調，社會學要回到社會之中，與公眾展開溝通性的對話，同時以公民社會的存在和維系為己任。?對于當下的媒介而言，也必須回到社會轉型的現實中來，幫助新生代外來者與城市展開對話，完成他們對城市的融入。

與第一代外來者的原子狀相比，今天的媒介新技術改變了以往的社會關系模式，社交網絡的興起為外來者群體提供了類“充分整合的人際模式”，也就是將這些被“脫域”的原子凝聚為一個集體——這個“集體”將個人處于一個個社會關系網絡中，起到分散、緩解壓力的作用。帶著“進城就業、融入城市”的夢想，但他們的這一需求未能在傳統媒介那里獲得滿足，因此，新生代外來者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種社交網絡——這是絕大多數第一代外來者不會選擇的社交模式，建立了自己虛擬的城市圈子。這也就可以解釋，今天的勞動力市場上那些外來者“工廠附近有網吧么?”、“一個月休幾天?”、“宿舍有 wifi嗎?”這樣的問題。技術的發展把這些原本呈原子狀的打工者們聯系到了一起。在調研中，一位縣城出生，認為自己是城里人的大專生這樣說:“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融入城市，主要是網絡，它會介紹一些美食、影片的資訊，可以豐富我的業余生活。其他的，就沒有了?！钡珜τ谀切┑蛯哟蔚拇蚬ふ?，手機和網吧似乎已成了他們全部的信息來源，以及對自我進行認知的渠道。

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外來者們，往往可以相對從容地確認自己在整個社會關系網中的位置，而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則需要從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去求證自己的社會關系。當無法從大眾傳媒中獲得自身社會關系時，作為有固定工作、較好收入的受教育程度較高者而言，他們更多的是掌握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生活、工作模式，隨時準備走向下一個城市，他們學習粵語的意愿最低，追求一份標準化的城市生活(比如星巴克、肯德基)。由于大眾媒介在他們融入城市進程中的缺失，他們對自己居住的城市沒有歸宿感，也會沖擊他們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認同。而對于學歷在大專以下的打工群體中的大多數人而言，他們對自身社會關系的確認無法從工作中獲得，也無法像前者那樣，從書籍、聚會、旅游這樣的溝通活動中獲知——當然，也無法通過大眾媒介獲得，由此，他們選擇了“漠視”，轉入社交網絡。

社交網絡更注重個體社會關系的延伸，這種延伸注重對個人關系的數據挖掘，也有助于外來者“孤獨”的時候避免孤立，幫助他們建構起自身的社會關系，但是，這種社會關系是虛擬的人際關系，這點在調研過程中不斷呈現，他們對網絡的不信任也由此而來;對于外來者的城市化而言，這種社會關系的建構也是一種缺失，無助于其城市化。應該說，大眾傳媒已融入現代人的生活，而這種融入伴隨著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淡漠、家庭的縮小、學校的專業化而愈發凸顯其重要——客觀的新聞報道、專業的新聞評論能幫助我們獲知對社會進行理性判斷的正確信息——但這恰恰是社交網絡無法提供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交網絡只能幫助這些新生代外來者虛構自己的社會關系，提供一種類似鴉片式的虛擬環境，而無助于他們對這個社會進行理性判斷。

無助于社會認同與融合，社交網絡也無力幫助新生代外來者完成“進城就業、融入城市”之夢，因此，我們必須把視野重新回歸大眾傳媒。較之社交網絡的自媒體，傳統媒體的從業者無疑要更專業，也更能系統地幫助外來者進入城市、適應城市?！皞鞑ヒ环矫鎺砦幕攸c的散播，擴大了文化領域，另一方面傾向于使共同理解的新觀點產生，將不同的文化影響帶到傳播的中心。傳播的社會功能看起來即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造成和維持理解與文化團結?！?另外，“傳播的表現要義是在社會轉型當中尋求新的調解形式，重新定義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共同體的關系”。?在城市外來者與城市日益突出的矛盾中，我們必須堅持為他們提供一套可行的信息傳播結構和完整的內容，一方面淡化他們因新環境的陌生而帶來的對以往生活經驗的依戀，另一方面也為他們提供一套可參考的城市生活模板，并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媒體保持與不同階層人群的聯系，確認自己的社會關系，減少生活無序的焦慮，將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問題與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圍。

而一個意外的結果是，對于沒有做好準備，在與新媒體的爭奪中丟失了傳統陣地的傳統媒體而言，從公共社會學的視角出發，為新生代外來者準備融入城市的媒介內容有助于其生命力的延續。對于美國報業而言，社會轉型期“新聞業的問題之一就是將移民及其后代變成當地報紙讀者的一員”，“赫斯特的成功即有報紙對移民讀者的不斷吸引，其報紙每六年即可有一批新的訂閱人群，他們明顯主要來自移民群體”。?這樣的機會是否能為今天的傳統媒體所把握?當然，由于新生代外來者的經濟地位還相對較低，從經濟收益的層面來說，傳統媒體將其納入視野還需要有足夠的勇氣與智慧，但從公眾利益的層面而言，這的確是一個絕佳的機會。當然，如果城市管理者對傳播有足夠的認識，并致力于通過傳播來推進社會認同與融合?，那么，傳統媒介必然會因城市化的有序化推進而涅槃。當然，本研究的主題是媒介如何幫助外來者完成社會融合，傳統媒體的轉向是一個全新的命題。

注:

①哈羅德·拉斯韋爾:《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頁。

②此觀點可參見羅伯特·E．帕克《移民報刊及其控制》，陳靜靜、展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③這里的社會控制是一個中性表達，傳承社會遺產顯然也是社會控制的一部分。

④吳廷俊、陽海洪:《新聞史研究者要加強史學修養——論中國新聞史研究如何走出“學術內卷化”狀態》，《載新聞大學》2007年第3期。

⑤深圳新生代外來工揾工日記:《從進城掙錢到融入城市》，載《南方日報》2014年3月6日。

⑥1908年，齊美爾寫了一篇《陌生人》的文章，提出了“陌生人”概念，“陌生人是群體本身的一個要素……他的內在的和作為環節的地位同時包含著一種外在和對立……進行叛逆的和引起疏離作用的因素在這里構成互相結合在一起和發揮作用的統一體的一種形式?！痹邶R美爾的概念中，我們看到，“陌生人”是在物理空間上接近，社會空間上疏遠的那個群體。參見齊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頁。

⑦帕克創造性地提出了四種遞進的社會秩序深化過程。第一個階段是競爭，這是社會互相作用的低級的、普遍的和基本的形式，是沒有接觸的互相作用;第二個階段是沖突，在這一階段，競爭性彼此有意識地確認對手或者敵人;第三個階段是順應，它意味著敵意的停止和沖突的中斷，在這一階段，沖突雖然仍然以潛在的力量遺留下來，但不再以公開行動的形式出現:第四個階段是同化階段，此時，個人和團隊都知曉其他團隊的記憶、情感和處世態度，他們共享彼此的經驗，互相在一種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融合。參見丹尼爾·杰·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頁。

⑧如英國社會理論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現代性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具有的“脫域”(disembeding)機制，即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與此相關的過程則是社會關系的“再嵌入”(re－embedding)，即重新轉移或重新構造已脫域的社會關系，以使這些關系與地域性的時空關系相契合。這一“脫域”和“再嵌入”的過程，必須借助于現代社會逐步發展起來的抽象中介系統才能完成。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5、69 頁。

⑨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頁。

⑩資料來源:深訪。劉＊＊，1975年出生于廣東梅州，1992年到深圳打工，2005年由于工廠倒閉來到佛山，現經營一家雜貨鋪，一家三口的月收入約為8000元。她的“根本沒有想要留下來”折射出第一代外來者與城市之間的平行線關系。

?深圳新生代外來工揾工日記:從進城掙錢到融入城市，載南方日報，2014年3月6日。

?如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在成立10周年的時候，還專門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舉行了“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十周年論壇之工人文化與新媒體研討會”。

?在佛山的調研中，研究者發現，被訪問的上下官員對媒體的態度有所轉變，與幾年前希望媒體能宣傳自己功績不同，他們現在更希望媒體不去關注自己和自己所管理的城市。

?參見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麥可·布洛維:《公共社會學》，載《社會》2007年第1期。

? ? Park，Robert．E，“Reflections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Vol．44，No．2，pp．187 －205，pp．273 －289．

?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頁。

?比如為新生代外來者提供免費報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