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對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影響的實證研究

張小鳳

(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逐步加深，工業化水平逐漸提高，第二、三產業蓬勃發展，越來越多農民逐漸脫離農業生產，加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大軍，進城務工成為很多農民新的職業，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數量隨之縮減，糧食生產得不到保障。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糧食依賴進口程度不斷加強，尤其2003年之后糧食進口量迅速攀升，至2013年凈進口量高達8402.1萬t，是1993年(622萬t)的13.51倍?？梢?，越來越依賴進口使得糧食安全得不到保障。而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保證種糧農民數量，才能從根源上解決糧食自我供給不足的問題。

圖1 我國糧食凈進口變化趨勢注：數據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統計資料。

而有關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的研究，目前學術界不乏有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研究的報道。朱寧[1]認為影響農民積極性的最直接原因是農民經濟利益上的矛盾和損失，導致農民生產經營行為越來越短期化，及農民與城市居民的福利等利益矛盾。朱寧指出的這些矛盾現在都得到重視和解決，但仍不夠徹底，效果也還不夠明顯，特別是城鄉之間“二元”結構所引致的矛盾和問題依然是我國現在和今后發展過程中需注意解決的。游宏炳[2]認為要通過調整“二元”社會結構減少農民數量，來保護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業持續穩定發展。他認為農民很多，補貼很少，耕地面積也有限，粥多僧少，不利于農業生產發展，不利于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數量減少，分到每個農民頭上的補貼增加，人均耕地面積也更大，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會上升。但如果進城務工農民能真正成為居民，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那么沒有進城的農民對于種地的積極性卻不一定高于進城成為城市居民的積極性，畢竟進城當居民一直是很多農民所希冀的生活。張紅宇[3]認為農民積極性很低，根本原因在于種糧的比較效益低下。調動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積極性，必須建立對主產區和種糧農民利益保護的長效機制，通過糧食規?；洜I，使種糧農民能夠取得比較穩定的收益或增加收入。糧食規?；洜I能夠增加農民收入，提高種糧比較利益，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但實現難度較大，特別是在南方，土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農田多為梯田，機械耕種難度很大，基本沒法實現規模經營，因此這方法推廣范圍有限。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研究視角下的學者們認為，化肥、農藥、地膜等農業生產物資價格一路飆升，使國家出臺的糧食直補、農業稅減免等支農政策效果減弱，大大影響了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4-5]。呂連生[4]等指出可采取對農民直接補貼農資漲價的做法，保證農民實際收入的穩定增長，調動農民積極性。譚仲池[5]認為應健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調控體系。生產資料價格過高必然會增加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支出，挫傷農民積極性，但如果只是單純調控生產資料價格，杯水車薪，并不能徹底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丁昌選[6]在指出當前要進一步推動農業發展，必須進一步理順和調整農業生產中產權不夠明確等生產關系，認為社會保障對全民公平，才能從根本上變身份農民為職業農民，從而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發展的積極性。

綜觀現有研究，無論是從上游控制生產資料價格，或是建議推行糧食規?；洜I，還是鼓勵農民進城建造城鎮以減少農民數量，抑或是從制度層面明晰產權，在當前我國以第二、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發展結構的背景下，都沒能徹底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為此，本文試圖以最大化農民收入為目標，探尋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的方法。

1 收入對農民從事農業積極性影響的實證分析

收入是影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的根本。無論是耕種還是拋荒從事非農職業都是為了提高收入，都是農民尋求約束條件下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我國現有收入分配體制，決定了農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劣勢地位。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組成。由圖2可知，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大幅增加，且增長速度不斷加快，特別是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最快，超過其他收入的增長速度。

1.1 模型構建

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解釋變量X，以第一產業就業比重為被解釋變量Y，建立以下模型來考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農民從事農業積極性的影響，并從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獲取1985—2012年的相關數據進行檢驗。

Y=α+βX

Y=ln(y)，X=ln(x)

1.2 結果檢驗

1.2.1 平穩性檢驗 在建立模型之前，為避免“偽回歸現象，先對所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使用ADF檢驗方法，檢驗結果(表1)表明，二階差分序列Y和X分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兩個變量都不存在單位根。因此，Y和X兩個序列都是二階單整序列，可以建立協整關系。

圖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變化趨勢注：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3》。

表1 Y、X的ADF檢驗結果

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結果

依據表2得到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1.2.2 序列相關性檢驗 殘差序列的Q統計量檢驗，結果(圖3)顯示，一階自相關系數和偏自相關系數都超過了虛線部分，殘差序列存在一階自相關。

通過拉格朗日乘數檢驗(LM)，對殘差序列進行序列相關性檢驗，設定滯后階數為2，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T*R2=19.36，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拒絕原假設，殘差序列存在二階正相關。

表3 殘差序列的序列相關性檢驗結果

使用AR(1)AR(2)模型來修正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的自相關性，修正之后，Q統計量檢驗結果如圖4所示。從圖4可看出修正之后，不存在自相關性。

圖3 殘差序列的一階相關圖

圖4 修正序列相關后的回歸方程的相關圖

回歸估計結果為：

其中，R2=0.9947，D.W.=1.15。

對修正后的回歸模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使用ADF檢驗，結果見表4。

表4 ADF檢驗結果

檢驗結果顯示，t統計量的值為-5.001209，小于0.01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2.656915，修正后回歸模型的殘差序列e為平穩序列，表明序列Y和X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

2 實證結果

從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R2=0.9947，模型擬合優度較好。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呈正相關關系。因此實證分析證明，收入對于農民從事農業積極性的影響非常大，要想真正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的積極性，減少土地拋荒，就要增加農民收入。

3 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的對策建議

布坎南認為尋租的內涵就是只要資源的所有者想多得而不愿少得就會去尋求租金。因此每個人都會在約束條件下，在租值消散之前，提高個人收入，增進福利。假設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是理性經濟人，力圖在個人能力范圍之內尋求個人報酬最大化，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那么農民就會開始尋租活動，找尋能為他帶來最大利益，福利最大化的工作和機會。因此收入對于農民從事農業積極性的影響不言而喻。

3.1 加大直補惠農政策的實施和監督力度

近年來，強農惠農政策對于促進農民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還需要進一步提升。農民一直是社會的弱勢群體，需要各級政府的扶持和幫助，惠農政策的大力施行無疑能夠吸引農民從事農業，把勞動力留在土地上。首先，應保護農產品價格，避免出現“谷賤傷農”的現象。其次，要加強直補政策的推行力度，讓農民能直接得到更多補貼，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積極性。再次，應當加強直補資金發放的監督力度。很多地方的農民盡管土地拋荒閑置，也能因為擁有土地而得到相應的補貼，這樣“類均等化”的給所有持有土地的農民發放補貼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應當加強調查和監督力度，讓補貼和耕種面積相掛鉤，只發放補貼給真正種地的農民，把閑置土地的農民的補貼也發放給種地農民，由此不僅能激勵已經在種地的農民繼續加大種地面積，也能鼓勵閑置土地的農民加入到種地的隊伍中。但要在調查和監督過程中，注重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3.2 加大加強農民的社會保險發放

相比較于農業，非農產業對于農民的吸引性更強，很大原因在于社會保險的發放，農民入城務工能夠享受到更多的社會福利，基于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放棄土地，轉從非農業也就在情理之中。雖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推行范圍不斷在擴大，財政補助標準在也提高，帶動了農民轉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長[7]。但是相比較于城鎮居民所享受到的社會保險，農民所享受的社會保險還是太少。因此應該將農村中的直接耕種土地的農民特別化，讓他們和城鎮居民享受到一樣的社會保險，以鼓勵更多農民工返鄉務農，也激勵種地農民繼續留在農村種地。

3.3 繼續發展農業科技，增加農業創收

從事農業生產所能得到的收入越高，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就越高，因此應繼續加強對農業科技發展的支持力度，創造條件讓更多的“袁隆平”研發出更多更先進的農業科技，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使農民在同等耕種條件下，收成更好，得到更多回報。近年，已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返鄉就業，如果農業回報越來越高，就能吸引越來越多的返鄉勞動力加入到種地的隊伍中來，這一方面能改善農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能改變我國種地農民高齡化的現狀。

參考文獻：

[1] 朱寧. 保護和調動農民積極性是發展農業生產力的根本途徑[J]. 科學經濟社會，1993(1)：42-44，38.

[2] 游宏炳. 解決農業問題還要調整 “二元社會結構”[J]. 經濟研究參考，1993(7)：44-49.

[3] 張紅宇. 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積極性穩定增長機制研究[J]. 農村經濟，2005(3)：3-8.

[4] 呂連生，儲昭斌. 農資直補的政策建議[J]. 經濟研究參考， 2005(81)：45-48.

[5] 譚仲池. 健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調控體系[J]. 紅旗文稿，2006(9)：12-15.

[6] 丁昌選. 從生產關系角度分析我國農業發展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 經濟研究參考，2011(23)：59-60.

[7] 朱雋. 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多輪驅動”農民增收[N]. 人民日報，2012-0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