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視角下我國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選擇

劉 倩

(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其中，家庭農場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出現。然而，家庭農場的經營方式在我國并不是新事物，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寧波就出現了家庭農場的雛形。近年來，家庭農場在上海松江、湖北武漢、吉林延邊、浙江寧波、安徽郎溪等地有所發展。據統計，農業部確定的33個農村土地流轉規范化管理和服務試點地區，已有家庭農場6670多個[1]。雖然家庭農場在我國的發展已有一段時間，但發展仍不成熟，人們對家庭農場的理解各有不同，一些人質疑家庭農場的經營方式，認為家庭農場1/3是虧本的、1/3達到保本，只有1/3才會盈利[2]；而另外一些人則寄家庭農場予厚望，稱家庭農場為“中國夢”的鄉村基石。

筆者認為家庭農場經營能否引領我國農業走向現代化、能否促進農民增收以及能否讓農民在土地上實現“中國夢”，關鍵在于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選擇。經營模式發揮著聯結家庭農場的組織紐帶作用，適合的模式能促使家庭農場間協同發展，有助于實現區域農業產業化；相反，不適合的模式則會使家庭農場游離在農業產業化之外，處在自生自滅的原始發展狀態。本文基于共生理論，從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具體情況出發，提出共生模式是現階段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有效選擇。

1 共生理論綜述

共生是生物科學中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由德國微生物學家德貝里在1879年首次提出并將其定義為“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3]。一般認為，共生系統由共生單元、共生環境和共生模式三個要素構成。其中，共生單元是構成共生關系的基本能量的生產和交換單位，是構成共生體的基本物質條件；共生環境則是指影響共生單元的外部因素，通常以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來影響各共生單元，因此共生環境是共生關系賴以存在和持續的基礎；共生模式是共生單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結合的形式。

共生理論最早是應用于生物學領域中，隨著各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如今“共生”理念已經廣泛應用于哲學、工業生態學、經濟管理學等諸多社會科學領域。如日本學者黑川紀章[4]認為共生理念已成為城市設計方面哲學思想的主體，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兼容的共生理念。Frosch等[5]首先提出了“工業生態系統”的設想，認為工業生產可以參照生物種群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在企業之間開展資源的相互流通、利用進行工業生產。20世紀末我國學者開始在共生視角下研究工業生產問題，目前大多學者集中于對工業生態園區進行研究，如魯成秀[6]認為生態工業園區是一種新型的產業組織形態，通過區域內物流和能源的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合理設計，可實現園區污染零排放的目標。共生理論在經濟管理中也得到廣泛應用，我國著名學者袁純清[7]最先運用共生理論研究小型經濟，從經濟學的角度系統地闡述了共生理論，他認為共生是指共生單元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中按某種共生模式形成的關系；孫天奇[8]、段云龍[9]、羅哲[10]及錢書法[11]等學者運用共生理論研究不同規模的企業如何通過共生模式實現合作共贏；張建華、余建輝[12]基于共生理論的視角下，從環境誘導機制、共生動力機制及共生阻尼機制等方面研究閩臺旅游合作問題；陳四輝[13]引入共生理論，對“泛珠三角”的區域合作展開分析研究；王娟娟[14]運用共生理論，比較分析了甘南農牧交錯區的單一發展模式、競爭發展模式以及合作共生發展模式等農牧業發展的幾種模式，并且對每一種模式下產生的經濟效益作了評價，認為合作共生模式是甘南農牧發展現狀下的最優模式。

盡管共生理論在多種學科已得到廣泛應用，但在共生視角下研究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文章還比較鮮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家庭農場經營的現狀，引入“共生”這一新的視角，對我國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進行探討。

2 我國現行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

家庭農場在我國發展已有一段時間，雖沒有形成全國規模，但各地也探索出一些經營模式，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2.1 “單打獨斗”型家庭農場經營模式

目前這種經營模式在我國是較為常見的一種模式。該模式操作起來較為簡單，且農戶在經營管理方面有較強的自主性。然而，家庭農場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所需的資金、技術等都是由農戶自主提供，因此這種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經常面臨著資金短缺、生產技術低下、與市場脫節及農戶承擔較大風險等諸多問題，是一種較為初級的經營模式。

2.2 “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模式

“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模式是一種以專業合作社為依托，將農業生產類型相同或相近的家庭農場集中在一起組成利益共同體，它通過市場信息資源共享、農業生產資料的統一購買和使用，在農產品的生產、銷售、加工、運輸、貯藏等階段，為家庭農場提供包括資金、技術、生產資料、經銷渠道等多種的社會化服務。在這種模式下要求合作社具有較強的實力和完整的組織體系。但由于受制于資金、技術和管理水平的約束，大部分專業合作社也只能提供一些簡單的社會化服務，組織體系還很不完善，難以帶領家庭農場走向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

2.3 “家庭農場+龍頭企業”模式

這種模式一般是以龍頭企業為核心，通過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方式帶動家庭農場發展。而龍頭企業與家庭農場的合作實質上是“訂單模式”的合作，家庭農場經營者在這種合作模式下的談判能力較弱，企業為牟取較大利潤而不惜損害農戶的利益，農民往往淪為龍頭企業的農業雇傭工人。三農學者黃宗智[15]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人口龐大、人地比例懸殊較大的國家，如果將大部分的農民變為純粹的農業雇傭工人，為農業企業勞動，那么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并且使農民原本薄弱的福利再次受到損失。因此，家庭農場與龍頭企業進行簡單合作的模式也不是一種適合我國農業、農民長期發展的模式。

2.4 “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模式

家庭農場在實際的生產經營過程中，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往往會采取與專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合作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專業合作社作為家庭農場的發言人和談判者，就農產品收購價格以及收購方式等與企業進行談判，這在一定程度上能保障了農戶的利益。但這一模式仍然沒有觸及到我國家庭農場經營面臨的本質問題，如資金短缺、土地流轉困難、技術水平低下以及經營主體缺乏等。另外，由于該模式下的合作本身并沒有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因此建立的這種合作關系是很不穩定的，且農戶隨時都將面臨著專業合作社逆向選擇的風險。

3 合作共生模式的選擇

3.1 合作共生模式選擇的背景分析

3.1.1 合作共生模式選擇的制度基礎 在我國現行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土地細碎化問題嚴重，土地集中較為困難，加上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我國家庭農場走土地密集的大規?；r業道路是行不通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學者提出適度規模家庭農場才是我國農業的基本組織形式，但是要在適度規模下獲得大規模經濟效應，創新家庭農場經營模式是必然選擇。

我國農業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內一直處于“以農哺工”的狀態，呈現農村生產要素單方面向城鎮流動的局面，這極大地限制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我國提出的“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的改革方向，為工商企業與家庭農場合作共生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市場機制和政府引導的雙重作用下，工商企業與家庭農場集群進行城鄉之間要素的平等交換，有助于推動家庭農場發展和促進區域農業經濟共同發展。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筆者認為現階段選擇合作共生模式，把分散的家庭農場聯結起來，通過合作實現家庭農場集群與工商資本的結合，從而實現農業的區域產業化經營，這才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

3.1.2 家庭農場經營面臨的問題 當前，我國家庭農場有所發展，但也面臨著一系列經營難題，主要表現在：一是資金短缺。農戶的自有資金不足、融資困難以及政府對農業的補貼有限，導致家庭農場經營資金不足，從而制約著家庭農場的發展；二是規模難以擴大。知名學者馬慶斌[16]指出較大的土地規模是保證家庭農場實現機械化、專業化生產的前提。然而眾所周知，現階段我國農村土地仍承擔著大部分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盡管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且推行了一系列戶籍制度改革，但面對城市融入的困境，大部分農民仍然不愿意把土地長期流轉出去，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因此一直難以擴大；三是經營管理水平較低，科技投入不足?，F階段，大部分家庭農場經營者文化水平偏低，運營組織與統籌管理的能力較差，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習慣遵循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而學者賀雪鋒[17]通過大量的實地調研指出，科學技術的應用水平是決定我國農業經營規模的增加能否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一個主要因素，由此可見，科技投入不足也是阻礙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四是經營面臨“后繼無人”的問題。由于農村發展機會相對較少，加之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適應現代城市的就業和生活，大多不愿再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目前，我國家庭農場的經營者大多是60后，家庭農場經營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問題。

在現行的農業制度、政策下，根據我國家庭農場經營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基于共生理論，筆者提出了發展我國家庭農場的新模式，即各家庭農場在政府項目的引領下形成以各家庭農場為內核的家庭農場集群，通過該集群與工商企業進行產業合作，以實現政府牽頭的區域產業發展項目為目的，以生產要素的流動和資源重組為主要內容的合作共生模式。

3.2 模式分析

家庭農場經營合作共生系統中的共生單元主要由家庭農場、龍頭企業及地方政府組成，各個共生單元在市場的主導下以及政策的推動下進行能量交換，進行資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家庭農場經營者擁有的土地、勞動力、農業技術等要素與工商企業擁有的資金、管理等要素以及地方政府擁有的資金與項目優勢融合在一起，就能實現資源的優勢互補。

在共生合作模式下，各共生單元之間的要素流動都是雙向的，從而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如圖1所示，家庭農場一方面吸收龍頭企業所提供的資金、技術、先進管理等生產要素，另一方面家庭農場的勞動力、初級農產品等生產要素向企業流動，支撐企業的生產發展。同樣，地方政府與家庭農場，以及龍頭企業之間的要素流動也是雙向的，因為只有在彼此之間產生直接或間接的物質、信息、能量交換的情況下，才能形成相互依賴的關系，產生單方所不能達到的整體效益，如協同效應、增值效應等。

圖1 家庭農場經營共生模式圖

家庭農場經營共生模式在實施上應特別關注龍頭企業與家庭農場的合作和利益分配。在龍頭企業與家庭農場的具體合作上，龍頭企業可以把工廠建到家庭農場附近，在農村直接開展合作。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企業出現的“用工荒”以及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因為在同樣的工資水平，甚至更低的工資水平下，人們更愿意選擇家鄉的工作機會，這樣可以工作時兼顧家庭；另一方面工廠為農民提供就業的機會，保障了農民的基本生活、養老所需，使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減弱，這樣就更有利于農地流轉?？偟膩碚f，合作共生模式下，家庭農場的土地流轉問題和企業的用工荒問題都能同時得到解決。

此外，從利益分配角度考慮，龍頭企業與家庭農場可以采取雙向持股的形式進行合作。之所以采取雙向持股，一方面是力圖使家庭農場的經營成果與企業利益聯系起來，防止企業為獲得高利潤而損害家庭農場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家庭農場持有企業的一部分股票，因此能參與企業經營成果的分享，這樣家庭農場經營不僅能直接獲取農產品生產的效益，而且還能分享到農產品的加工、銷售環節的收益，這極大地拓寬了家庭農場經營收入的來源，能促進農戶收入的提升。家庭農場經營共生模式其實強調的是一對多的合作模式，即將多個家庭農場在政府項目的引領下聚合在一起，共同聯合經營，這樣能獲得單個家庭農場無法收獲的規模效益以及品牌效應。

企業與家庭農場合作，有助于解決家庭農場經營面臨的資金短缺、技術低下以及管理不善等問題，從而帶動家庭農場的快速發展。通過地方政府與家庭農場及龍頭企業之間的合作，地方政府通過土地、稅收優惠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企業進駐，從而帶來大量勞動力的聚集，這樣會帶動區域服務業的發展，提高地方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為地方政府拓寬財稅來源。地方政府在整個共生系統中，不僅要對家庭農場和進駐企業之間合作利益的分配進行協調，還要執行一定的約束、監督功能，防止因為任何一方出現違約的情況而影響到整個共生系統的穩定。

3.3 效益分析

3.3.1 提高家庭農場的收入水平 一是在合作共生模式下，由于家庭農場經營融入了現代科技、機械化操作、科學管理等現代化生產要素，增加農產品產量的同時又提高了品質，加之規?；纳a與品牌化的經營，自然能大幅提高收益；二是農業勞動有“農忙”和“農閑”之分，在農閑時，合作企業為家庭農場的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工作機會，這能讓農場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有助于增加農戶的收入；三是龍頭企業與家庭農場雙向持股的合作形式，也使農戶能分享到更多的生產經營附加值。

3.3.2 改善農村環境 本文所指的農村環境包括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的初期，農業生產主要是綜合生產，即農戶種田兼養禽畜，在這種“種養結合”的生態農業模式下，農業生產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此外，由于當時我國的工業化水平較低，打工的浪潮還沒來臨，農業兼業化還并不是十分嚴重，大部分的農民常年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鄉村呈現出一片生機與活力。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農業有效勞動力大量減少，綜合型的農業生產不復存在，同時為降低勞動強度并保證產量，各種化肥與農藥廣泛使用，農村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都在逐步惡化。

在合作共生模式下發展家庭農場，能在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的同時改善人文環境。一方面是家庭農場與龍頭企業合作，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面對市場對“綠色食品”的需求，不再片面追求農產品的產量，而是更重視產品的“綠色”與“原生態”，這就要求改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發展生態農業，實現農業生產的良性循環，從而保護農村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企業進駐后，農民在家鄉就有了工作機會，對緩解目前農村“空心化”的現象能起到較大的作用，這就會使農村的人文環境得到有效改善。

3.3.3 加快城鎮化進程 本文所指的城鎮化是指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接近城鎮居民，而不是采取的“空間平移、集中貧困”[18]的粗放方式推進城鎮化進程。采取合作共生模式運營家庭農場，農場經營者的收入會有較大的提高，能夠達到一般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對于流轉出土地的那部分農戶，其收入來源于流轉出土地的租金收入和外出到企業務工的收入，這相比單一的外出務工，其收入水平也會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隨著合作共生企業的進駐，人員的大量集中對服務業的需求增加，勢必帶動地方第三產業發展，有助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局面。因此可以說，共生模式下的家庭農場運營，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有助于積極推進我國城鎮化的進程。

3.3.4 塑造職業農民 目前農村存在嚴重的“土地撂荒”、“空心化”問題，農業經營正面臨著“后繼無人”的狀況。出現這種情況不僅因為農業生產率低下、勞動強度大和從事農業經營收入水平較低，還因為農民這個職業被認為是“不體面”的職業。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民開始被冠以貧窮、低素質的標簽，使得新生代農民大多都想逃離農村，遠離農業生產。筆者認為，在共生模式下發展家庭農場，不僅能因收入提高而脫離貧窮標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家庭農場的經營者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農民，實質上是從土地上走出來的企業家，這將使得從事農業生產成了一種“體面的職業”。此外，由于家庭農場經營強度融入先進的生產技術及管理水平，且要與市場緊密對接，這就要求農場經營者具備一定的科學文化素質和現代管理水平，這將使農民的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去除農民沒文化、低素質的標簽。因此我們說，在共生模式下的家庭農場，農場經營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農民企業家，農業經營成為一種體面的職業。

4 政策建議

4.1 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

近年來，我國農業生產中由于基礎設施薄弱而導致抗災能力弱，造成農業綜合生產水平低下，這已成為困擾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大問題，這一問題在家庭農場中也應高度注意。在家庭農場經營共生系統中，農業基礎設施是影響該系統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如交通和網絡通訊等基礎設施是各共生單元之間信息、技術、人才、資金和政策等系統因子聯系的通路，若通路不暢，則共生單元間的能量傳輸效率就低下，會導致整體共生能量不足，進而影響共生單元之間的互動發展。反之，則會加速資源的流動，市場配置效率得以提升，這會大大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因此，提高基礎設施質量和水平是保障共生系統暢通，促進家庭農場經營合作的重要條件。應該看到，加大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單靠政府投入是不夠的，地方政府組織多渠道融資，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不斷完善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

4.2 增加對農村人力資本的投入

只有不斷地增加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大幅提升農村人力資本，才能使家庭農場經營者更好地運用現代農業生產技術進行生產。另外，農村人力資本的提高可以使家庭農場經營管理與企業的管理理念相融合，從而提高共生單元之間的溝通能力，使合作共生系統產生合力，輸出更大的能量。要真正提升農村人力資本，就必須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農業職業教育的投入和農民培訓的投入。

4.3 完善地方政府協調監督的職能

家庭農場經營合作共生模式能否發揮其應有的效益，地方政府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只有協調好龍頭企業與家庭農場之間的利益分配，充分保障各方的利益，才能促進兩者的共同發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還要對龍頭企業和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進行監督，防止他們為追求經濟利益而串謀，做出危害農業生態環境、威脅食品安全的選擇，進而影響家庭農場經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政府在家庭農場的發展中起到了紐帶作用，地方政府只有做好了協調、監督的工作，才能使整個共生系統得到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光全. 中國家庭農場模式初探[J]. 理論與當代，2013(4)：39-42.

[2]羅寶. 三問家庭農場[N]. 安徽日報，2013-04-18(1).

[3]李良賢. 基于共生理論的中小企業競合成長研究[M].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1：11-30.

[4]黑川紀章. 城市設計的思想與手法[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36-75.

[5]FROSCH, ROBERT A. Nicholas E.Gallopoulos.Strategies for Manufacturing [J].Scientific American, 1989(9)：4-105.

[6]魯成秀，尚金城. 論生態工業園區建設的理論基礎[J]. 農業與技術，2003(3)：17-22.

[7]袁純清. 共生理論及其對小型經濟的應用研究[J]. 改革，1998(3)：101-105.

[8]孫天琦. 準市場組織的發展與“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的金融組織結構研究——以銀行業為例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01(10)：1-12.

[9]段云龍. 互惠共生—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小企業的戰略選擇[J]. 云南財經學院學報，2005(4)：12-16.

[10]羅哲. 集群視角下的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共生研究[J]. 開發研究，2005(5)：104-107.

[11]錢書法，肖寧. 企業共生模式演進及啟示[J]. 商業研究，2006(17)：40-44.

[12]張健華，余建輝，洪元程. 基于共生理論的閩臺旅游合作機制研究[J]. 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1)：58-61.

[13]陳四輝. “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研究——基于共生理論的視角[J]. 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115-123.

[14]王娟娟. 基于共生理論選擇農牧交錯區農牧業發展模式——以甘南為例[J].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104-110.

[15]黃宗智. 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8-60.

[16]馬慶斌. 城鄉一體化——中國生產力再一次大解放[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39.

[17]賀雪峰. 關于“中國式小農經濟”的幾點認識[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1-6.

[18]溫鐵軍，董筱丹，石嫣. 中國農業發展方向的轉變和政策導向：基于國際比較研究的視角[J]. 農業經濟問題，2010(10)：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