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文獻綜述

劉春玲 劉星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摘要：本文對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文獻進行梳理，第一部分對盈余管理相關文獻進行回顧和總結，第二部分對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相關研究進行分析。盈余管理文獻部分從國內外回顧了以下幾個方面：定義、識別、操縱手段、計量方法、經濟后果。其研究在國內外均相對成熟。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部分近幾年在我國受到大量學者的關心和研究，本文主要回顧我國相關研究。

關鍵詞：政府關心；盈余管理；政府補助

一、盈余管理相關文獻

（1）盈余管理的定義

盈余管理起源于早期創造性會計，與兩權分離的股份制公司組織形式發展相關（Mathews，Perera.1991）。Healy在1985年開始了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后來會計界逐漸展開盈余管理研究。對于盈余管理的定義，國內外學者一直未達成共識，筆者對國內外學術界幾個被廣泛引用的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SchiPPer（1989）在《盈余管理的評論》一文中這樣解釋盈余管理：在GAAP準則框架下，企業管理當局故意采取能夠達到預期盈余水平的一些措施。

Healy 和 wahlen（1999）對盈余管理的界定是最廣義的，他們認為，管理者們在財務報告中使用估計判斷、構造交易并改變財務報告，以此來誤導股東而不讓其了解公司的潛在經營業績或者為了滿足協議中要求的會計盈余指標。

Scott（1997）提出盈余管理是在公認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和）公司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

在我國，劉峰（2007）認為盈余管理就是在現行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條件下，對現行制度所存在的漏洞最大限度的進行利用。

綜上看來，學者們對盈余管理的內涵理解存在幾個共同點：第一，盈余管理的公司自主發生的主導者均為企業管理當局；第二，盈余管理的對象為企業對外報告的盈余信息。但是學術界一直存在一定的爭議和分歧：即盈余管理行為是否在公認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之內。

（2）盈余管理的識別

Simpson（1969）的研究證明，企業的投資者能夠通過各種分析和渠道感知企業是否進行盈余管理。Beaver、McNichols、Nelson（2003）和Durtschi、Easton（2005）的研究表明，企業為了避免損失而進行盈余管理并發現其進行盈余管理的證據。

Bartov（1993）研究證明企業通過長期資產和投資處置的時間安排實現利潤平滑和降低權益負債率從而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說明企業在資產銷售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盈余管理。Lo、Wong、Michael（2010）研究發現企業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存在一定的關系。McNichols、Wilson（1988）研究表明，當公司收益異常高或者異常低的時候，都會選擇能調減收益的備抵壞賬處理方法。

王躍堂、周雪、張莉（2005），代冰彬、陸正飛、張然（2007）研究均證明了我國上市公司進行長期資產的減值的動機可能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動機的不同會影響減值類型的選擇。岳衡、陳溪、趙龍凱（2007）通過對1996-2005年間中國上市公司的凈利潤的實證分析我國盈余數據的異常分布現象，說明“有限記憶”的行為特征，對管理者造成影響，成為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個動機。

（3）盈余管理的操縱手段

盈余管理的手段有許多種，上市公司常用的盈余管理手段有以下四種：具體應計項目、成本分配和收入轉移、信息披露、真實交易。Marquardt、Wiedman（2004）、Jones、Roberts（2006）、Balsam et al（2003）等對此分別做了研究。

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非經常性損益、關聯方交易、債務重組等。王俊秋、唐加威（2008）、胡志穎、王丹丹（2010）、谷長輝（2010）等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做了研究。

（4）盈余管理的計量方法

國外學術界對盈余管理的計量研究主要集中于應計利潤的研究方法。應計利潤的研究方法有三種，一種是應計利潤總額法，一種是具體項目法。另外，分布檢測法也不應忽視，是由Burgstahler等（1999）發展起來的新方法。

我國學者基本上認可國外盈余管理的計量方法理論，但在某些小方面我國學者卻有著自己的見解。我國學者的見解具體有兩方面的體現：第一，瓊斯模型的修訂。盡管Dechow，Sloan和Sweeny（1995）修正了瓊斯模型，并創建了DDS模型。陸建橋（2002）拓展了瓊斯模型：在修訂的瓊斯模型的基礎上，在自變量中增加了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變量；第二，分布檢測法。分布檢測法是通過檢查報告盈余在臨界點附近的不連續分布來計量盈余管理。我國許多學者通過這種方式繪制了我國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分布圖，將分布檢測法進行了深化。

（5）盈余管理的經濟后果

針對盈余管理的經濟后果，國外研究并沒有取得一致性的結論（Healy and Wahlen，1999），多數研究已證明盈余管理具有正面的經濟后果。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盈余管理會降低會計數字的可靠性，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產生負面的經濟后果。

第一，盈余管理與市場反應。以會計數字披露的短期市場反應作為衡量標準，現有研究（DeFond和Park，2001；Balsam等，2002；Baber等，2006；Gleason和MillS，2008；Coles等，2006）表明，投資者對會計數據中的盈余管理部分進行折價。

第二，盈余管理與未來業績?，F有研究（比如，subramanyam，1996；Chaney等，1996；Tucker和Zarowin，2006；Bowen等，2008）發現，管理人員通過盈余管理向市場傳遞私有信息，從而提高股票價格的信息含量，使得股票價格能夠反映企業未來的收益情況。但也有研究（Keung等，2010）發現盈余管理水平與后續公司盈利能力顯著負相關。

第三，盈余管理與IPO和SEO后續業績下滑。Teoh（1998a）、Anarony（2000）以及Jennifer（2008）都發現上市公司在IPO之前存在顯著的盈余管理行為，并且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IPO后的業績下滑幅度越大。

第四，盈余管理與監管機構處罰。以是否遭受到監管機構的處罰作為標準，Deehow等（1996）和Beneish（1997）發現在被處罰的問題年度前，公司存在顯著的盈余管理行為。DuCharme等（2004）發現，SEO前盈余管理幅度較大的公司，其后來受到監管部門的處罰概率較高，處罰金額也較大。Chandra、Ralph（2004）甚至研究認為，盈余管理是企業失敗的因素之一。

在我國，孟焰、王偉（2009）利用1999-2005年中國股市數據證明，投資者在做出定價決策時，區分了扣除非經常性損益每股收益和每股非經常性損益信息，并對扣除非經常性損益每股收益給予了比每股非經常性損益更高的定價。丁方飛、伍中信（2010）發現長期資產減值準備所產生的應計盈余明顯地降低了會計盈余的質量，市場不能識別長期資產減值準備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

二、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相關研究

我國的政府與企業間也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出于考慮地方政績與經濟利益，政府可能會干預企業行為。因此出現了地方政府參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以美化報表達到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是我國所特有的。但是也有一些學者是從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影響的角度來研究盈余管理問題的。陳曉和李靜（2001）是我國最早開始研究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的學者。他們通過分析地方財政行為在提升上市公司業績中的動機、手段和作用，發現，為了在資本市場上爭奪資源，地方政府積極參與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他們還發現，一些處于配股邊緣或者盈虧邊緣的上市公司更容易獲得地方政府補貼，并且那些給予的地方政府補貼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占了公司利潤的很大一部分。

陳冬華（2003）通過建立經驗模型來討論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與政府補貼的關系，檢驗了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補貼收入的影響。他發現如果在上司公司的董事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董事具有地方政府背景時，那么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的補助就很可能更多，對其所產生的影響也越大。而這種政府補助可以使上市公司與當地同行業的公司或者外地的上市公司相比，更具有競爭優勢。

劉浩（2004）以1998-2000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沒有利用政府補貼對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但是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比例對其所獲得的補貼收入有比較顯著地正向關系。

王鳳翔、陳柳欽（2005）研究發現，在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上市公司）有清晰財產界限的條件下，政府會出于某種目的，通過補貼干預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的活動。雖然地方政府依賴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并不是一種好的選擇，但是這樣可以促進新企業的建立、發展，可以促進產業的發展，而在實際工作中政府使用補貼的經濟手段來干預經濟也是一種進步。

楊瑾淑和羅煒陽（2006）研究認為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和提升公共激勵績效，通過給予上市公司財政補貼，影響公司的經營業績收入和提升公共激勵績效，通過給予上市公司財政補貼，影響公司的經營業績。

證監會《關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發行工作的通知》的規定出臺之后，龔小鳳（2006）以2001-2003年間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檢驗證明政府采用各種方式補貼上市公司，使其避免被ST摘帽，證明政府存在為保住殼資源或再融資而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

楊瑾淑和羅煒陽（2006）選取了2000-2002年的所有增發新股和配股的公司，研究證明地方政府提供的財政補貼對于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存在顯著影響。地方政府的主要動機是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并提升公共治理績效。

唐清泉和羅黨論（2007）基于2002-2004年的上市公司接受財政補貼的數據，發現政府會因為社會目標給予上市公司政府補貼，在主要考慮的因素中解決就業問題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研究中還發現公司的再融資的動機不是政府給予公司補貼的考慮因素，而這一結論與陳曉和李靜（2001）對1997-1999年政府補貼的研究結論不一致。

李秀玉（2009）通過實證發現，國有上市公司所處地區政府干預程度與企業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在政府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的問題上，國外的學者與國內學者的研究角度有很大的不同。國外學者在研究中主要是關注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治理的影響和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關系。他們中的很多是從國家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效率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地方政府的行為。如，Fox、Heller在1999年對俄羅斯進行研究，發現很多地方政府在上市公司中的角色是介于外部人和內部人之間而存在的，地方政府常常會為了能夠給公眾提供公共物品、加強社會穩定等目的，利用在上市公司作為股東的身份，與當地上市公司有著緊密的聯系，參與其的經營管理活動。

Blamchard和Shieifer（2000）研究發現，當地方政府成為企業事實上的大股東和直接利益相關者時，出于機會主義動機的考慮，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建立貿易壁壘，分割市場，使得資源無法自由流動，競爭受限于行政權力。

Zhou（2001）以我國煙草工業為例研究，發現當企業的成長性下降、面臨激烈市場競爭時，地方政府會實施貿易管制來保護企業。

Poncet（2002）發現1992-1997年，地方保護主義導致了中國內部貿易流密度降低。也就是說，本地制造的產品占本地消費總量的份額不斷增加，并且這種增加是以減少消費本國其他地區制造的產品為代價的。她認為，保護性的貿易政策是地方宮員與地方利益集團（包括國有企業）相互影響的結果。

Pablo Henrandez de Cos，Isabel Argimon和

Jose Manuel Gonzalez-Paramo（2001）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分析國有股對西班牙制造行業業績的影響，他們建立了一個平面數據回歸模型，回歸結果證明政府官員任上市公司董事會給公司業績和效率帶來負面影響。

綜上，筆者從國內和國外，首先對盈余管理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和梳理；然后，歸納和總結了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的相關文獻。對于盈余管理，從國內外研究來看，盈余管理的內涵、計量方法以及經濟后果等被研究頗多。對于政府關心與企業盈余管理相關研究，我國大部分研究證明地方政府普遍參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美化報表。國外學者在研究中主要是關注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治理的影響和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關系。他們的研究也證明了政府可能參與企業管理以達到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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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春玲（1988-），女，漢，河南信陽，助教，會計學碩士，單位：湖北經濟學院法商學院 研究方向：會計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