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與新時期黨的群眾路線的契合性研究

○繆開金 奚潔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精神財富，也是推進協商民主建設的重要路徑。因此，協商民主與新時期黨的群眾路線的契合性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黨的群眾路線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內在的契合性

中國社會主義的協商民主既吸收借鑒了現代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又是自身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開始形成的中國共產黨與多黨派政治協商實踐和機制的延續和發展，一開始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

首先，群眾路線與協商民主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理論淵源上具有同宗、同源性。作為中國共產黨根本工作路線的群眾路線，它的理論基礎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歷史前進的主體力量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并“系統地運用在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路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則是我們黨把群眾路線理論與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獨特創造。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曾指出：“必須教育擔任政權工作的黨員，克服他們不愿意和不慣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狹隘性，提倡民主作風，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數同意，然后去做?！?949年，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是黨的群眾路線與協商民主在國家制度層面上結合的歷史起點。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后，毛澤東同志強調：“通過政協容納許多人來商量事情很需要”，使黨的群眾路線與協商民主結合的體制通過人民政協制度得到繼續保存。長期以來，人民政協在社會協商對話中所體現的廣泛性、平等性、協商性、權威性和回應性等原則和特征與黨的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基本精神完全相吻合。

其次，協商民主與黨的群眾路線在價值目標上具有統一性，都是新時期政治參與的重要形式。政治參與是指在國家政治運行過程中公眾表達自己思想、愿望和利益以影響公共決策和國家行為的一切政治活動。協商民主的價值目標是要使公共政策能充分反映群眾的利益訴求，并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不斷提高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度。而協商民主強調的就是公民和社會各階層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是社會利益分化和多元文化社會實現民主，彌補選舉民主、大多數決定制度缺陷的一種新的探索，是對間接民主、代議民主和遠程民主的完善和超越。如果說，協商民主視野下的公眾參與模式強調參與是民眾的權利，群眾路線則強調與民眾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責任，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強調了共同的價值目標。故有人說，相對于傳統的精英政治參與模式，“群眾路線是一種逆向政治參與模式”，也不無道理。而兩者共同的價值立場，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相信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其正確的態度就是在進行調查研究和民主協商時，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尊重群眾，平等待人，要采取同志式的、討論式的商量態度。

最后，協商民主與黨的群眾路線在運行機制上具有統一性，尤其是基層社會存在高度的交叉重疊。人民政協制度及其運行機制一直是黨的群眾路線重要體現，也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載體，長期來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紐帶。近年來我國積極地探索和實踐除人民政協之外的多層協商民主，其中典型的有公共政策聽證會、城市社區民生、民主懇談會等。有關政府部門在作出涉及公共利益的決策前，通過座談會等形式平等而公開地向利益相關的主體說明政策主旨、可行性和實施方案等內容，并接受與會者詢問和建議。這些協商民主的形式和路徑與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機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黨的群眾路線貫穿于協商民主建設，以促進協商民主更好地實現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精神內涵，具有深厚的思想和實踐基礎。協商民主建設中堅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可以獲得更加豐富的實踐資源和思想智慧。

一是有利于協商民主主體、內容和制度結構的更加豐富和廣泛。在協商民主建設中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必然要求突出強調協商主體的群眾性和多樣性。尤其是就人民大眾關心的問題進行協商，就不應局限于政府官員、政治代表、媒體評論家和其他精英，應該涉及全社會的各類和各層次的群體。而且在協商的內容、協商制度的構建上都更具豐富性。

二是有利于協商議題的確定更具科學性、民主性。推進協商民主的目標之一是要提高政策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在當前中國社會利益訴求多元化的背景下，協商民主議題的設置必須優先考慮與民生、尤其是與群眾利益直接相關，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因此，議題的選擇和議題的協商都要廣泛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從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真正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是實現公共政策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有效途徑。

三是有利于提高協商民主的規范化、制度化。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我們黨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制度，有效地促進了各級領導干部傾聽群眾呼聲，與群眾商量，以解決實際問題。這些制度本身就是協商民主的制度體現，同時也為提高協商民主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四是有利于增強黨員干部的民主協商意識，促進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各級領導干部是關鍵。向群眾學習，與群眾商量，為群眾辦事是群眾路線的基本觀點，從思想上增強這樣的觀點和意識，對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全國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實踐及其成效，已經初步證明了這一點?？傊?，把群眾路線和協商民主緊密結合起來，有利于拓寬協商民主渠道，創新協商民主形式，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使其獲得更為廣闊的生長空間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三、在黨的群眾路線中嵌入協商民主，為黨的群眾路線注入時代新內涵

協商民主倡導平等、參與、對話、合作、包容、妥協、公共利益、理性、共識等具有鮮明現代性內涵的理念和要素，它們在本質上與黨的群眾路線是相通的，同時這些協商民主理念和要素的嵌入，也為群眾路線的傳統內涵增添了現代性特征，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重要表現，是我們黨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創新和發展。

第一，協商民主強調了公共參與，是決策中群眾路線價值觀與方法論的統一。忽略了“群眾路線”的決策，往往難以避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問題，導致一方面很多時候群眾真實的愿望和訴求無法進入決策過程，長官的喜好和意志成為決策的主要依據，另一方面政策實施過程也缺乏群眾評價的有效機制與渠道。協商民主，強調決策中的公共參與性。因此，其合法性不是來源于少數人的個人意志，而是源于正確科學的決策程序，是多種意愿平等討論，通過一定的協商程序，最終消除分歧而達成共識。其結果不僅建立在廣泛考慮相關個人或群體的需求和利益基礎之上，而且還建立在利用公開審視過的理性指導原則及其協商這一事實基礎之上，實現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價值觀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方法論的統一。

第二，協商民主強調以群眾利益攸關方的有序參與為基本動力，是群眾組織動員和有序參與的統一?，F代社會異質化和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不同群體與個體在從業經歷、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等呈現多元化的現象。因此，以有效的方式為各種利益群體和個體提供合法的整合手段，保證其政治參與渠道的暢通和參與過程的有序性，已經成為當下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面臨的重大課題。

協商民主鼓勵立法和決策的利益相關方積極參與公共協商，在參與過程中公開自己的偏好和理由，并尊重他人的意見。實質上就是組織、動員和引導群眾積極參與協商，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規范進行協商，在取得政府和利益攸關方的認同和支持基礎上實現自己的正當利益訴求。此外，公民參與意味著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相關議題、制度和政治體系之間的聯系和互動，通過經常性的公民有序參與，建立起公民之間、公民與共同體機構、公民與議題、公民與決策，乃至公民與整個共同體之間建立密切的、相對穩定的、規范化的聯系，逐步形成能夠有效地維護公民個人及共同體的利益的制度。所以，它是組織動員群眾共同參與和提高群眾有序參與水平和能力的統一。

第三，協商民主強調公共倫理的基本原則，促進了依靠群眾和教育引導群眾的統一。堅持尊重群眾，是群眾路線的重要含義。尊重參與主體的平等地位和公平的對話程序是協商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是為了回應西方社會面臨的諸多困境，特別是多數人難以有效地參與公共決策的狀況。協商民主旨在強調公民對于公共利益的責任，強調對民意的質的提升，即通過不斷地對話和協商，使各方都能了解彼此的立場，擴寬彼此的心胸，進而把私利提升為公利，以彌補代議制民主制度的缺陷。

從中國的實踐層面看，現在一些地方實行的民情懇談會，由于長期以來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缺乏必要的、正常的溝通渠道，因此，最初有些村民的發言無序、非理性和情緒化比較突出，有“火藥味”，顯得沖動。因為與村干部有矛盾，故意抬杠、亂起哄或對某些村務不了解、不理解而對村干部產生誤會。有些村干部私心太重，處事不公，辦事不與村民商量，置村民利益于不顧，造成干群關系緊張。但是，經多次協商、懇談后，情況逐漸有了變化。村民們參會

發牢騷、罵娘不僅自己覺得沒意思，也引起其他村民的反感，有些對村干部的疑慮和誤會因合情合理的解釋和坦誠的交流而得以消除，即使有意見，表達逐漸更加理性。在懇談會上提的問題由原先瑣碎的小事轉向關注村集體的大事?？梢?，協商民主實現的過程本身既是干部轉變領導方式和提高領導水平的過程，也是教育、引導群眾和群眾自我教育的過程。

四、協商民主與群眾路線的契合，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大創新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眹抑卫眢w系、治理能力所強調的治理，同管理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治理在內涵上包含了協商的基本精神，更強調扁平化的運行規則，強調行動者之間的合作、說服和相互的調節?！爸卫砭W絡就是一種潛在的協商制度”。

首先，協商民主指明了治理過程中相關者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和途徑——公共協商。公共協商是治理贏得合法性的必要條件之一，“那些聲稱具有強制性力量的各項建議之所以能具有強制性的效力，其原因在于這些決策代表了一種公正無私的觀點，它平等地對待所有人的利益。但只有當決策在原則上對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參與的適當的公共協商過程開放時，這一預設才能得以實現”。

其次，協商民主是處理日益復雜的公共事務的有效機制，尤其在充滿深刻分歧與道德沖突的公共事務治理中更是如此。對此，古特曼和湯普森就指出，應該經由協商來審視所有涉及深層道德爭論的政治問題。盡管并不指望通過協商來產生一致性意見，但協商能形成理解和相互的尊重，從而會使深層次的道德沖突更易于處理。

第三，參與共同治理的主體更加多元和民主。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以及群眾組織、社會團體和普通群眾等多元主體一起進行國家治理，而不是僅僅依靠一種力量，也是民主的一種表現。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網絡是治理最關鍵的特征”。與此相應，協商民主首先意指的就是多方力量之間就分歧和沖突進行對話，其間的活動者不僅僅是政府，還有自由而平等的普通群眾。在治理過程中，協商民主可以重塑政府官員與公民之間的合作關系，促使政府官員更加負責，創造更有凝聚力的共同體，在協商合作中解決單靠政府所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并使政府的決策及其執行具有更廣泛的公共可接受性和民主合法性?？梢妳f商民主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的重要一環，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重要途徑。

協商民主與黨的群眾路線的契合，有利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國家對現代化建設各領域的有力有序有效管理，同各種范疇、各種層次、各種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結合，做到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全覆蓋。這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大創新。在西方，協商民主建立在三權分立、多黨競爭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基礎上的。在我國，協商民主是建立在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土壤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之上的。它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確保廣泛多層次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與各級黨委的議事規則和政府工作規則的平臺相聯系，實現各協商平臺職能與黨委、政府工作規則和決策程序的有效銜接，使國家治理體系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