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空間”、關系網絡與身份認同
——民國時期上海知識群體的休閑生活（1927-1937）

胡悅晗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浙江 杭州，310016）

“集體空間”、關系網絡與身份認同
——民國時期上海知識群體的休閑生活（1927-1937）

胡悅晗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浙江 杭州，310016）

本文引入“集體空間”概念，透過茶社、酒樓與咖啡館三個主要的城市休閑消費場所，考察民國時期上海知識群體如何通過休閑生活獲得身份認同，建構社會關系網絡。研究發現，這些城市休閑消費場所具有的“非日常性”餐飲消費功能被淡化，其作為一個構建社會關系網絡的空間場所的功能逐漸凸顯。一方面，它們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內部不同亞群體的聚會場所從而不但具有半私密化特性，甚至具有了與某個群體相聯結的象征意味；另一方面，這些空間場所又因其為公共營業場所而具有開放性，使得不同知識群體都可將其作為活動據點。上海知識群體通過不同的方式占據、爭奪、表述城市公共空間，使其兼具公共性與私密性的二重特點，建構自身的社會關系網絡，獲得群體身份認同感。

集體空間；關系網絡；上海；知識群體；身份認同

都市公共空間是都市人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和活動的共享空間，是界定在與市民公共生活息息相關的場所。不論戶內戶外，產權公有或私有，只要是對市民開放的空間，有小型的結社或大型的群眾公共活動，均屬公共空間范圍。①參見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都市文化理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220頁。然而，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的劃分與界定一直含混不清。體制化的“領域”與物質的“空間”的混淆，使得市民社會理論模式很少關注人們在私人和公共空間之間是如何實際運動的。②［美］米米·謝勒爾，［英］J·厄里：《城市與汽車》，載自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主編：《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頁。針對此問題，馬拉勒斯提出“集體空間”的概念。在他看來，“集體空間從嚴格意義上講既大于公共空間又小于公共空間，這樣的空間越來越顯得既不公共化又不私人化，實際是同時兼有二者的特色：他們可以是用作私人活動的公共空間，也可以是允許集體使用的私人空間?！雹郏酆桑莞爻鞘醒芯啃〗M：《城市狀態：當代大都市的空間、社區和本質》，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

明代中后期以降，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茶社、酒樓等各種休閑消費場所在江南城市中日益普遍。城市中的酒店與茶坊并不限于供應流動人口的飲食之需，它們的存在等于是在城市中創立一個開放空間，它提供居城者一個開放性的活動場所，容許任何具基本消費能力者進出其間。④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臺北《新史學》第11卷第3期，2000年9月。隨著近代上海開埠以來五方雜處、城市人口與經濟的急速增長，茶社與酒樓的數量與種類也日益增多，其裝飾格調也摻入了西化的元素。象征著西方異國情調的咖啡館自開埠以來引入上海，更受到上海新興中產階層與大眾的青睞，與茶社、酒樓同成為二三十年代上海主要的戶外休閑場所之一。對于民國時期上海知識群體而言，茶社、酒樓與咖啡館分別肩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他們以群體的方式光顧其中，并度過了大量的休閑時光，將其作為半公共、半私人性質的“集體空間”，更將其視作自身生活品味與社會身份的象征，籍此完成了個體社會關系網絡的建構，確立了群體的身份認同感?；诖?，本文擬透過上述三個休閑空間，管窺1927至1937年間上海知識群體休閑生活的主要特點及具有的社會功能。

一、茶 社

在白吉爾的論述中，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識群體已經忘卻了茶館?！皩δ贻p的知識分子來說，咖啡館讓茶館失去了魅力。但在老城和工人聚居區，甚至就在租界，茶館依舊是人來人往的地方：商人來茶館談生意，工人在茶館準備罷工，老人在茶館里聊天?！雹伲鄯ǎ莠旣悺じ袢R爾·白吉爾《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王菊、趙念國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226頁。青年時期的章克標也認為，“茶館在實際上的效用，我知道第一是在消耗時間”，“茶館業的興隆，是和社會上閑散人的多少成正比例的?！雹谡驴藰耍骸恫桊^》，載自章克標《章克標文集》（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頁。盡管白吉爾描述出二三十年代上海知識分子對新興咖啡館的趨之若鶩，但其關于茶館的觀點則未免失真。二三十年代的許多上海知識分子仍然在茶社中度過大量閑暇時光。

老上海的茶樓由來久遠，創辦最早至今仍有跡可尋的，是清咸豐元年開設在朱行鎮上的沈復興茶園。及至清同治初年，滬上茶肆開始逐漸興旺，多以樓、館、園、閣、居、社冠名，如鴻福樓、滬江第一樓、金鳳閣、怡珍居等。③楚焰輝、金志浩：《老上海的茶樓》，《新上海檔案》2006年第11期。民國時期編纂的《上海指南》中提及，“茶館極多，價亦不一。大抵自三四十文至六七十文左右。榻茶均一角，向例兩人一碗或一壺，間有數處，則每人一壺，早茶廉于午后之茶，亦有早晚同價者，又有不賣晚茶者”。④林震編：《上海指南》卷5“食宿游覽”，北京：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8-9頁?？梢?，茶館以其價格低廉而被上海民眾普遍接受，成為日常休閑的去處之一。

王笛在關于民國時期成都茶館的研究中指出，“茶館作為一個傳統的人們追求娛樂的公共空間，通過吸收新的文化形式，成功地轉化為現代和新文化的一部分，再次顯示了其適應環境的能力和隨機應變的靈活性?！雹萃醯眩骸恫桊^：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頁。民國時期的上海茶社也體現出這種雜糅傳統與現代文化于一體的特性?！吧虾５牟璧陿I，既然發達到了如此的極盛，自然，隨茶店而起的副業，也必然地要滋生出來”。⑥郁達夫：《上海的茶樓》，《良友》第112期，1935年12月11日。有的茶館吸取了咖啡館與酒吧等西式餐飲場所的裝飾格調。許多茶社的店面裝潢、桌椅擺設日益精致，且兼營咖啡、點心等多種飲料與副食品：

城市里有一種茶社，……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紅磚砌的墻柱，有紅木的桌子，有藤制的幾和椅子，有白銅的水煙袋，有潔白而且灑上花露水的熱的公用手巾，有江西產的茶壺茶杯。到這里來的先生們當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閑，宏亮的語音表示上流人的聲調，顧盼無禁的姿態表示紳士式的舉止。⑦葉圣陶：《生活》，載自葉圣陶《葉圣陶散文（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6頁。

廣東茶館兼售饅頭、水餃、燒麥等物，以同芳為最。⑧林震編：《上海指南》卷5“食宿游覽”，北京：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8-9頁。我們聚首的地點通常在大東茶室，這也是老上海值得懷念的一個角落。那茶室是廣東人開的，就設在南京路上。隨便什么時候走進去，泡上一壺大紅袍，可以足足呆上半天甚至一天。不斷有各種甜食和剛出屜的小籠包子送到桌前，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錢包來任意挑選。那時，我們都還是單身漢，誰先來誰就先占好桌子。隨后，圈子越來越大。于是，我們一邊嚼著馬拉糕或蝦餃，一邊海闊天空地無所不談。⑨蕭乾：《懷念上?！?，《蕭乾全集》散文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83頁。

中國文人士大夫向有品茶之好。飲茶是一種優游光陰、寄閑托意的“雅事”。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吃茶盡管仍然是一種雅致的趣味，但這種趣味中已經摻入了現代西方文化的影響。在一篇關于吃茶趣味的隨筆中，茶館中的女招待、具有異國情調的咖啡、煙酒、甜點，都是精細的都市生活品味的體現：

冬天，風吹來冷冷的，平時間的嗜好街頭的□步，公園里的散步，在北風習習里是都不適合咧，那沒上那里去？吃茶屋的暖氣的□□里去坐一會是冬之最好去處。吃茶屋在上海盡多著，尤其是虹口。二年來的吃茶卻時常到靜安寺路霞飛路地洋茶鋪子里去，吃茶的趣味究竟是怎么樣？時常有人問，吃茶的確是都市人生的享受的一種趣，味呢當然是為了不同場合的人而各異。逛過盧森堡公園，瞧過三百米突高的埃菲爾鐵塔的人們時常告訴我們咖啡鋪子吃茶，在巴黎是如何的流行與有韻味，吃茶在上海灘不及巴黎那么的普遍流行，不要說巴黎便是東京，京都都不如，可是它的趣味并不因之減少，吃茶鋪子里又很漂亮的女侍者，像安琪兒般得微笑的媚視，尤其是洋吃茶鋪子里的豐滿的輪廓，均韻的淡抹濃妝的異國情調的□人，怕誰的記憶都不會逝去。文藝趣味的朋友之于吃茶屋尤其是魅悅，二三人的小集茶，咖啡，麥酒，卷煙，也許是雞尾酒的助談。會從閱讀作品的檢討，乃至于藝術主觀，見解，社會問題，以及其他的一切一切。許多許多優美的創作便孕育吃茶屋里。夏天公園是情侶的圣地，冬天吃茶屋便取而代之，這是不可或忘的事實。你戀愛過么？吃茶屋的軟的椅子，個別的小□甜的飲料，精美的糕點。是一輩子縈憶在情侶的記憶中。閑來的吃茶的確是上海風景的尖銳趣味化的一椿，也是一輩子縈憶在都市尖端人的記憶中的。①佚名：《吃茶趣味講座——上海風景之一》，《民國珍稀短刊斷刊資料匯編》（上海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7年版，第3192-3193頁。

最為上海知識分子提及的是新雅茶社。新雅茶店開設于1927年，據1931年《上海商業名錄》，新雅茶店應名“新雅商店”，址在北四川路虬江支路口。②葉中強：《上海社會與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頁。新雅“是一家廣東茶店，一開間、二樓的茶室，座位也并不多，較之南京路同樣是廣東茶館的“冠生園”要小得多”。③季小波：《“新雅”是上海最早的文藝沙龍》，載自蕭乾主編：《海上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1-82頁。新雅不算是咖啡館而是一家餐館，但下午四點至六點，二樓的餐廳成了喝下午茶的好去處。④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27頁。由于飲食與社交結合的模式，酒樓、茶館的空間成為社交需求的消費對象，酒樓、茶館也因此成為一個人際互動的重要場域，相隨于此空間的消費過程，人與人的互動關系也隨之頻繁、復雜。⑤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09頁。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報人、現代派作家、詩人、戲劇家與左翼知識分子，都頻繁光顧此地，在這里加深與老朋友交往，結識新朋友與同行，構建并維持著他們社會關系網絡：

當時微音（指小報文人林微音，筆者注）正在為《時事新報》副刊寫小文章，拿到稿費愛坐茶館。由于這茶館地段安靜，尤其是餐具消毒的可靠，店主還經常請茶客參觀他茶具等得可靠消毒，便吸引了我們中愛坐茶館的人。如傅彥長、朱維紀、張若谷、黃震遙、戴望舒、劉吶鷗、邵洵美、葉靈鳳等。只要在座有邵洵美，那所有茶點費或者中午便飯等，概由洵美包辦付賬。而這家廣東小茶館，也由于常在寫文章朋友的文章里出現，便逐漸出名了，營業也好了起來。后新雅遷到南京路，規模大了好幾倍時，二樓的茶座分了東西廳，擴大了，茶客除寫文章的朋友之外，還有戲劇界如應衛云、袁牧之等，……⑥季小波：《“新雅”是上海最早的文藝沙龍》，載自蕭乾主編：《海上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1-82頁。

虬江路四川北路口新開新雅茶室，為文人藝術家每日下班后常聚之所。曹禮吾、曹聚仁、葉靈鳳、姚蘇鳳，畫家張光宇、正宇昆仲及魯少飛諸人，皆在此相識?！鞈i、傅彥長、張若谷，自稱“藝術三家”，亦新雅?？??！鋾r葉秋原從美國歸，以政治經濟學碩士任職申報館，亦常來新雅，與藝術三家友善，……①施蟄存：《浮生雜詠》，載自施蟄存：《文壇漫憶叢書·散文丙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頁。

文化界熟朋友，在那兒孵大的頗有其人。傅彥長君，他幾乎風雨無阻，以新雅為家；他坐的檔口，正對著樓梯口，他說這樣可以研究來客的心理?！宜貋聿粣酆贸詮V東點心，所以不長去。后來南京路的新雅開張了，那才是大場面，……因為交通便利吧，我倒常去。②曹聚仁：《新雅·大三元》，載自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05頁。

我們論語社朋友下午大都在新雅吃茶，東南西北無所不談，在談天中構思題材，在談天中結識朋友。③林達祖、林錫旦：《滬上名刊“論語”談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頁。

茶話會不定期地在茶室舉行，多次是在南京路的新雅酒店，每人要一盅茶，幾碟點心，自己付錢，三三兩兩，自由交談，沒有形式，也沒有固定話題。④馮和法：《柳亞子的文藝“沙龍》，載自中國革命博物館編：《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54頁。

那時，許多青年作家都聚集在茅盾先生周圍，先生便組織了“月曜會”。每逢星期一這天，便在“新雅”碰頭。一方面互相交換大上海當時的情況，一方面也可以從茅盾先生那里得到指導和教益。⑤端木蕻良：《文學巨星隕落了——懷念茅盾先生》，載自《北京日報》1981年4月9日，轉引自文化藝術出版社編：《憶茅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210頁。

資訊的交換是社交活動的一環，甚至，有時社交的目的就在于資訊的交換。文人知識分子在茶樓里的交流時常圍繞著自己賴以謀生的文章展開，他們在交談中相互分享看法，交換意見。三十年代蕭乾在上海大東茶室度過的時光，“談生活，談文藝，還談對某篇文章的看法。那時的大東茶室也說得上是個文章交換所。當我收到一些寫得好而只是篇幅對報紙副刊來說太長了的文章，我就帶去轉給他們編雜志。同時，他們也把手頭一些很有前途的新人短稿轉給我—有的我還用來支援為《武漢日報》編《現代文藝》的凌淑華?！雹奘捛骸稇涯钌虾！?，《蕭乾全集》散文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第583頁。而知識分子的散漫特性也會使得茶社里的談話流于膚淺而無法深入。在馮和法的回憶中，“每次集會，既是分散漫談，所以，當時談了些什么，已少印象?！ぁぁの覀円话胧遣粫務蔚?，何況到會的人比較雜，除了自己相熟的以外，彼此不知底細，自更不會有深刻的談話?！雹唏T和法：《柳亞子的文藝“沙龍》，載自中國革命博物館編：《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54頁。

相較于各種門檻壁壘森嚴的高檔餐飲場所，地處市中心地區大馬路的新雅茶社以其開放性、包容性與多樣性成為不同職業與階層的三教九流均可接受的消費空間?！吧倘?、掮客可以談生意做交易；情侶愛人可以傾心曲、談情說愛；詩人、文士可以談藝術、修辭；音樂家、歌唱家可以談舞蹈和書法；沒有話題可談的人，可以坐聽別人家的高論雄辯，誰也不會來強迫你發言?！雹嗾驴藰耍骸痘貞洝?，載自章克標：《章克標文集》（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頁。章克標以嘲諷的語氣揭示出在茶社中海闊天空、侃侃其談的知識分子在不經意間透出的“有閑”優越感：“這些人當然是被列入‘有閑階級’的蕓蕓眾生之列的，……這里因此而成了盛會，長久不衰地持續下去”。⑨章克標：《回憶》，載自章克標：《章克標文集》（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頁。

二、酒 樓

近代上海的酒樓及中西餐館為數眾多。1934年中國旅行社編輯的《上海導游》中提及上海的酒樓，“上海為五方雜處之地，故食品亦五花八門，各色俱備：有中菜有西菜，有大宴賓客之大酒樓，有三五良朋聚食之小吃店。而中菜之中，又分京館，川館，粵館，徽館……等等，西菜中又分歐美大菜與俄羅斯大菜?！雹庵袊眯猩缇帲骸渡虾в巍?，上海：國光印書局，1934年版，第173頁?！叭粽埧蛨雒骈煷笳?，多赴西餐室或小有天、別有天等餐館?！幸黄废?、一枝香等，又專做大幫或熟客，茍偶然光顧一次亦不見歡迎?！扑劣|處皆是，論貨論價均不相上下”。①陳伯熙：《洋場之衣食住》，載自陳伯熙編著：《上海軼事大觀》，民國史料筆記叢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頁。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識分子緣于各種社交需要，時常光顧各色酒樓餐館。作家與自由撰稿人的聚餐,一來包含友情因素，二來也有聚合同仁，強化群體凝聚力之意。豐子愷到上?？偸亲≡谒鸟R路一個小旅館里?！拔业醚负?，即以論語社的名義，假座淮海路嵩山路口的覺林素菜館為他洗塵。是隨意小酌，沒有外客，客人就是豐子愷，陪坐者邵洵美和我，還有一人是邵家總務盛毓賢，飯后要由他付款?！雹诹诌_祖、林錫旦：《滬上名刊“論語”談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頁。1922年，嚴芙孫、張枕綠等一批脫胎于民國初年鴛鴦蝴蝶派的舊派文人在上海發 起“青社”，同年8月6日，“在上海東亞酒樓第二次聚餐”。此后，“也是因為話得投機，想約作不定期的茶話或聚餐，聯絡感情，談論文藝。以后差不多每月有一次集合”。③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史料部分”），（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甲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第354-355頁。施蟄存回憶，“現代書局在上海文化街福州路尚，新舊文人出沒于此。各書局編輯部即在店樓上，或附近，常有本地或外地同人光臨。茶酒聯歡，亦不可下少。因此又多一交際任務?！雹苁┫U存：《浮生雜詠》，載自施蟄存：《文壇漫憶叢書·散文丙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

也有經濟條件優越的知識分子將上館子視為家常便飯。從劉吶鷗1927年1月初的日記看來，舉凡上海有名的飯店，像先施酒樓、西洋大菜間、惠通、天津館等等，都是他三餐光顧的地方。⑤彭小妍：《五四文人在上海：另類的劉吶鷗》，載自彭小妍：《海上說情欲：從張資平到劉吶鷗》，臺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版，第164頁，第170頁。盡管彭小妍在文中所寫為“新亞”，但根據上下文中“新亞”的先后地址可推知，此處“新亞飯店”即“新雅飯店”。辦《無規列車》和《新文藝》的期間，北四川路的新亞飯店是他們常去的地方，后來去南京路的新亞，因為那里地方較大。⑥彭小妍：《五四文人在上海：另類的劉吶鷗》，載自彭小妍：《海上說情欲：從張資平到劉吶鷗》，臺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版，第164頁，第170頁。盡管彭小妍在文中所寫為“新亞”，但根據上下文中“新亞”的先后地址可推知，此處“新亞飯店”即“新雅飯店”。戈公振“個人收入甚豐，以無家室之累，一個人漂東泊西，非常自由；他的膳食，是沒有一定的，走到什么地方，想用膳了，就走近附近館子店隨意叫菜，據他告訴人：上海大小菜飯館，他幾乎沒有一家不曾到過的，有許多菜館的堂倌，對他很熟識，這也是個環境所賦予的一種特性。 ”⑦象恭：《文壇畫虎錄》，《十日談》第26期，《民國珍稀短刊斷刊資料匯編（上海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7年版，第14379頁。

外地知識分子來滬期間，也常常受到在滬好友招待，在酒樓飯店歡聚一堂，一飽口福。朱自清1932年8月下旬從英國留學回來，到上海，即受到原先在白馬湖春暉中學時任教的同事兼好友夏丏尊、葉圣陶等人的款待：“下午在公司購物，赴開明晤夏丏尊，約至聚豐園吃四川菜，甚佳，甚佳。在座有光張燾夫婦、圣陶夫婦、調孚、愈之、伯祥、雪邨諸君，談笑甚歡。飯畢至精美吃冰，圣陶做東。 ”⑧朱自清：《朱自清日記》，1932年8月17日，《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第158頁。此時剛剛結束英國留學，到上海。

左翼知識分子的聚餐摻雜著來自黨內上級組織旨在聯系需要團結的對象以及掌握當前文藝動態與青年作家思想的政治任務。他們借助小飯館作為掩護。王淑明回憶，左聯領導小組開會，地點“通常也不固定，記得常常是在小飯館里，由一個人按時間先到，占好座位，第二、第三個人再先后進去。每人吃一杯冰淇淋，或者叫一碗陽春面，邊吃邊談。談的聲音很小，并要注意左右四鄰座位上客人的舉止動靜，聲音面貌，以防止有人盯梢和竊聽談話的內容?！褪切★堭^，也不時掉換地方，以免敵人熟悉了會盯梢”。⑨王淑明：《我與“左聯”二三事》，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頁。樓適夷回憶了魯迅初到上海后約請魯迅吃飯的情形：

（1927年10月初），阿英來通知我去見魯迅，他說這是黨的意思，是潘漢年根據上級領導的指示，說魯迅到上海了，應該接待他。用濟難會的王望平名義。濟難會是黨的外圍組織，是救濟革命受難者的?！@次會見中有個王望平，又叫王弼，他是濟難會的干事，由他出面請客，約魯迅到興華樓吃飯。興華樓是安徽幫飯店，在橫浜路上，樓上可以請客，底下賣散座。這飯店不是著名的，因為離景云里近，魯迅出來方便點，就定在這里。①樓適夷：《我談我自己》，載自上海魯迅紀念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樓適夷同志紀念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時任左聯執行書記的茅盾時常與青年作家一齊聚餐，談論當前文藝問題與作家創作狀況，以達到掌握作家思想動態的目的：

他很喜歡青年作家，想一星期或者兩星期約幾個人或十幾個人聚餐一次，談論當時的文藝思潮和新發表的作品。他采取了舊社會撇蘭聚餐的形式，即使由他親手畫一叢蘭草，有根有葉。每條根子上四角、五角、六角、七角、一元不等的數碼，折了起來，不讓人看見，只讓你拿筆圈上葉子。大家圈完蘭草葉子之后，再打開看根子，由葉到根，看看號碼，便知道自己該出多少錢。而茅盾同志往往由他先圈葉子，一元和一元以上的根上號碼，總由他首先號著。這都是聚餐的時候，在一家餐館里臨時作地。所選的餐館，大都是中等的小餐館，一個房間一張桌子。在這會上，我認識了王統照、陳白塵、蔣牧良、朱凡、端木蕻良……有時人多了，自然形成兩處談話，茅盾同志就會說：“來，大家一道談吧，不要分開”。他關心當時文藝思潮和文藝問題，也關心每個作家的創作。他講的不多，總喜歡聽別人的談話。這個撇蘭聚餐會直到盧溝橋七七事變發生，才行停止。②艾蕪：《回憶茅盾同志》，原載《四川文學》1981年第6期，轉引自文化藝術出版社編：《憶茅公》，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頁。

一些處于外圍位置的知識分子在這樣的聚餐中得以相識。任均回憶，“大概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吧，有一天，住在上海的一小部分文藝工作者們曾經有過一個類似座談會或是聚餐會性質的小規模的聚會。地點是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飯館里。記得當日除魯迅和茅盾兩位先生之外，還有好些朋友都在座。自己和葉紫兄就是在這一次聚會中認識的?！雹廴吴x：《憶葉紫——略記他在上海時的一段生活》，原載《文學月報》1940年6月15日，葉雪芬編：《葉紫研究資料（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25頁。

上海的地方精英知識分子由于擁有復雜的社會關系，故較之常人有更多的社交需求，因此出入酒樓餐館更顯頻繁。僅以黃炎培為例。在《黃炎培日記》中，僅1928年2月至3月間，黃炎培在各種酒樓、餐館吃飯的記錄如下：

黃炎培1928年2月至3月間酒樓、餐館聚餐表④此表據《黃炎培日記》第3卷中相關內容制作。參見黃炎培：《黃炎培日記》，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2-60頁。

人類學者研究飲食文化時指出，攝食的選擇涉及到社會群體的認同。以選擇性的攝食來表達自己的品味，以利于和其他社會群體作區分。①巫仁?。骸镀肺渡萑A——晚明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86頁。從上表可知，黃炎培的聚餐地點以功德林與西門路飲食所居多，其中尤以功德林為甚。查閱《黃炎培日記》可知，黃炎培在1928年3月以后外出聚餐時也多以功德林為首選?！渡虾в巍分性?，“素菜館之著名者，當推功德林與覺林，然此僅適宜于宴客之用，以其陳設清潔，座位舒暢”。②中國旅行社編：《上海導游》，上海：國光印書局，1934年版，第176頁。據此可知，黃炎培選擇的宴客地點以氣派、體面為首選，隱然可見其精英知識分子的社會身份。黃炎培聚餐的時段多半選在夜晚，一同聚餐的既有中華職業教育社同仁，亦有湯爾和、潘序倫等好友，體現了黃炎培在上海的多重社會關系往來。

明清時期，由于商業的發展，流動人口的增多，商業市鎮與城市的酒樓在發展上除了補充“日常性”飲食外，更往“非日常性”的方向發展：在食物內容上力求精致、豐富，由“日常性”飲食轉往“夸富性”飲食方向發展，除此，更在空間形式與空間利用上力求發展，空間形式上利用建筑裝潢制造豪華感，而在空間利用上則增添其聲色之娛。③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15頁。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酒館各具特色，既有面向大眾日常飲食需要的中低檔場所，亦有集娛樂、住宿等多種功能于一身的高檔場所。酒精的麻醉與致幻作用將暫時地使飲酒者脫離現狀，酒成了超越現存禮俗、秩序以及種種道德桎梏的媒介物，酒與禮已經構成了相互抗衡的兩個方面。④南帆：《叩訪感覺》，上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01-102頁。想要掙脫社會規范束縛的文人知識分子不但有喝酒嗜好，更有以此作為文人群體身份認同之象征。因此，酒樓承載了許多文人知識分子的記憶。發生在酒樓里的趣事軼聞，成為知識分子反復回味的話題。梁實秋回憶了胡適在酒館里打牌、吃花酒的情形：

胡適之先生也偶爾喜歡摸幾圈。有一年在上海,飯后和潘光旦、羅隆基、饒子離和我,走到一品香開房間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價響,有人認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觀。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聲,局勢十分緊張。胡先生坐莊。潘光旦坐對面,三副落地,吊單,顯然是一副滿貫的大牌?！翱鬯呐?打荒算了?！焙壬揭粡埌装?地上已有兩張白板?！半y道他會吊孤張?”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詞,猶豫不決。左右皆日：“生張不可打,否則和下來要包!”胡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滿貫的大牌,且早巳聽 張,如果扣下這張白板,勢必拆牌應付,于心不甘。猶豫了好一陣子,“冒一下險,試試看?！迸镜匾宦暟寻装宕蛄顺鋈? “自古成功在嘗試”,這回卻是“嘗試成功自古無”。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現錢不夠,開了一張支票,三十幾元。那時候這不算小數目。胡先生技藝不精,沒得怨。⑤梁實秋：《麻將》，載自梁實秋：《梁實秋散文》（四），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3頁。

有一天中秋前后徐志摩匆匆的跑來,對我附耳說：“胡大哥請吃花酒,要我邀你去捧捧場。你能不能去,先去和尊夫人商量一下,若不準你去就算了?！蔽覇栆灰ゼs努生,他說,“我可不敢,河東獅子吼,要天翻地覆,惹不起?！蔽疑蠘侨ジ嬖V季淑 ,她笑嘻嘻的一口答應：“你去嘛,見識見識,喂,什么時候回來?”“當然是,吃完飯就回來?！焙壬剿貞晡茨苊馑?也偶爾叫條子侑酒,照例到了節期要去請一桌酒席。那位姑娘的名字是“抱月”,志摩說大概我們胡大哥喜歡那個月字是古月之月,否則想不出為什么相與了這位姑娘?！胂笳绽咳艘獙憲l子召自己平素相好的姑娘來陪酒。我大窘,胡先生說“由主人代約一位吧?！奔s來了一位坐在我身后,什么模樣,什么名字,一點也記不得了。飯后還有牌局,我就趕快告辭。⑥梁實秋：《槐園夢憶——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載自梁實秋：《梁實秋散文》（二），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164頁。

趙景深回憶，“我們四個，時常到小酒店里去喝酒；本來我是涓滴不飲的，田漢說：“哪有文人不飲酒的呢？”我想想，好像很對，似乎不喝酒對于學做文人的條件很欠缺，加以葉、何二公都是善飲的，我就勉強喝了一點?！雹呲w景深：《文壇回憶》，重慶：重慶出版社出版，第252頁。三五好友舉杯暢飲，難免有酩酊大醉之經歷。舊派小說家文人尤好如此。范煙橋“性好飲，飲少輒酔，酔則昌言無忌，滔滔如川不絕”。①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史料部分”），《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甲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第546頁、第548頁、第556頁。許指嚴“生平喜飲，往往借著一杯濁酒，澆他胸中的塊壘?！雹谖航B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史料部分”），《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甲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第546頁、第548頁、第556頁。朱大可“不常飲，飲則盡佳釀五六斤不醉”。③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史料部分”），《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甲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第546頁、第548頁、第556頁。新文學作家中也不乏嗜飲之人。鄭振鐸就因喝醉酒而被人抬回：“我們那時候，學會了喝酒，學會了抽煙。我們常常到小酒館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來。他（指謝六逸，筆者注）總是和我們在一道，但他卻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來，見到天井里的一張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時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抬到了樓上，代為脫衣蓋被?！雹茑嵳耔I：《憶六逸先生》，載自秦人路、孫玉蓉編：《文人筆下的文人》，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64頁。而知識分子的酒品、酒風也各色各異。在章克標的回憶中，傅彥長“絕不同別人較量，不稱雄稱霸、自夸海量，但也不脫班、落伍，或臨陣脫逃，總是慢慢地跟著、伴著，一種君子儒雅的喝酒風度?！戎車娜顺跃?，還是較為文明的，雅致的，他們常常大叫大吼，卸衣赤膊，擲碗揮拳，乃至大吐大嘔，狼籍滿桌，沾及衣衫?！雹菡驴藰耍骸痘貞洝?，載自章克標《章克標文集》（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頁。

三、咖啡館

咖啡館作為一種公共空間，曾被選為法國大革命最具影響力的場所之一，因為這場革命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是在咖啡店里策劃或發生的。⑥W·Scott H aine.TheWorld of the Paris Cafe: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1789-1914,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7.民國時期，咖啡館，作為一種異國情調的消費方式，伴隨著商業社會的繁榮日益受到以城市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的歡迎。⑦章斯睿：《從情調消費到大眾消費——1949年前后上?？Х瑞^的命運》，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集刊）（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頁。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大量涌現的咖啡館：霞飛路上的DD’S、文藝復興、巴爾干、特卡琴科、君士坦丁堡、偉多利,南京路上的沙利文,靜安寺路上的沙利文分店、DD’SCafe、飛達、凱司令、皇家,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上的巴塞龍那、賽維納、立德爾,北四川路上的公啡、上海珈等,多以其精雅的布置和濃郁的歐陸風情,成為一批熱衷“現代生活”體驗的在滬文人,舉行“咖啡座談”、建構文學想象的“思想旅行”之地。⑧葉中強：《民國上海的“城市空間”與文人轉型》，《史林》2009年第6期?！翱Х鹊甑拇_是現代生活之一大象征?！雹嵛颉犊Х鹊曛械呐?，《申報》1928年8月20日。張若谷把咖啡館放置在都市中產階級市民生活的背景之下，總結出時人熱衷于去咖啡館的三種樂趣：（1）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亞于鴉片和煙酒”；（2）咖啡館提供與朋友長談的地方，“此乃人生之樂”；（3）咖啡館里有動人的女侍。⑩張若谷：《現代都會生活象征》，上海：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版，第3-8頁，轉引自王敏、魏兵兵、江文君、邵建：《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1843-1949）》，（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頁。上海的咖啡店主要集中法租界及日租界。（11）黃震遐：《我們底上?！?，《申報》（藝術界）1928年12月30日。他對上海的咖啡館也有大段描述：

上海霞飛路的“巴爾干”為俄國人所設,這是我們在上海幾家珈琲店中最愛坐的一家。我們一群,雖然都是自稱為無產階級者,上海最貴族的Marcel與Fedral二家,倒也進去喝過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還是這座亞洲的“巴爾干”半島。記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彥長,田漢,朱應鵬與我,在那里坐過整個半天。我們每人面前放著一大杯的華沙珈琲,……大家說說笑笑,從“片萊?；?油煎肉餃類西點——引者)談到文學藝術，時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種問題上去。（12）張若谷：《珈琲座談》，上海：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版，第3-4頁。

除了坐寫字間，到書店漁獵之外，空閑的時期，差不多都在霞飛路一帶的咖啡館中消磨過去。我只愛同幾個知己的朋友，黃昏時分坐在咖啡館里談話，這種享樂似乎要比絞盡腦汁作紙上談話來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談話時的樂趣，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獲得，這絕不能普渡眾生，尤其是像在咖啡座談話的這一件事。大家一到黃昏，就會不約而同地踏進幾家我們坐慣的咖啡店，一壁喝著濃厚香醇的咖啡以助興，一壁低聲輕語訴談衷曲?！@種逍遙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①張若谷：《咖啡座談·序》，上海：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版，第6頁，轉引自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6頁。

坐咖啡館里的確是都會摩登生活的一種象征，單就我們的上海而言，有幾位作家們，不是常在提倡“咖啡座談”的生活嗎？……這里的“俄商復興館”和那邊的“小沙利文”，是他們足跡常到的所在……②張若谷：《俄商復興館》，《戰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3年版，第143－146頁。

上海的咖啡館一方面是展現現代都市文明的重要場所，一方面它也代表著中產階級的文化想象。③王敏、魏兵兵、江文君、邵建：《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1843-1949）》，（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頁。具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現代派作家等知識分子充分享受著在咖啡館里品咖啡、交談的逍遙與悠閑?！霸谀抢镉鲆娏宋覀兘袢瘴乃嚱缟系拿她彵鶑]、魯迅、郁達夫等，并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里高談著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雹苌髦骸渡虾？Х取?，《申報》（藝術界·咖啡座）1928年8月8日。劉吶鷗等人經常光顧的咖啡廳是南京路的沙利文咖啡廳，北四川路也有好幾家，像青島，下午喝咖啡，晚上跳舞。⑤彭小妍：《五四文人在上海：另類的劉吶鷗》，載自彭小妍：《海上說情欲：從張資平到劉吶鷗》，臺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版，第170頁。

在咖啡館的聚會中，一班文人共同的文學品味，和他們時常出沒的公共空間形成了一種互動的關系；而當他們再進一步借由報刊版面來宣傳自己在咖啡館里的文藝聚會，并歡迎文學同好加入時，他們上咖啡館談文論藝的文學活動也就從休閑活動變成了一個塑造自我形象的方式，也像是一個制造機會的場合，拉攏文藝青年，形成“文化班底”的策略。⑥陳碩文：《上海三十年代都會文藝中的巴黎情調（1927-1937）》，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0頁。由章衣萍、華林、徐仲年等一批從事通俗寫作的文人發起的上海文藝茶話會，時常在酒店、咖啡館等場所聚餐，為會員們提供一個閑暇交流的時間與空間：“我們的文藝茶話，沒有一定的會所，沒有很多的費用，有時在會員的家里，大多數的時間還是在這□□里的花園、酒店、咖啡館。我們沒有一定的儀式，……我們也沒有一定的信條，……只要你愛好文藝，總是來者不拒的?！雹哒乱缕迹骸墩務劇拔乃嚥柙挕薄?，《文藝茶話》第1卷第1期，《民國珍稀短刊斷刊資料匯編（上海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7年版，第19575頁?！八麄兪且愿星闉橹行?，以純文藝的立場來結合的。其中主其筆的是華林，徐仲年，黃天崖等諸先生?！雹嚓愡_仁：《參加文藝茶話會記》，《文藝茶話》第1卷第8期，《民國珍稀短刊斷刊資料匯編（上海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7年版，第19698-19699頁。

與曾樸客廳里的沙龍中缺少女主人不同，這些由男性知識分子發起的文藝茶話會時常邀請各種女性作家到場。他們用源自西方的文學與藝術的語言辭藻在這些女性面前表現他們的優雅風范，并制造出他們對于女性得體舉止的期望。⑨Michel Hockx.Gentility in a Shanghai literary Salon of the 1930s.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Edited by Daria Berg&Chole Starr.Routledae Press.2007.P69.盡管他們聲稱沒有準入門檻，但在他們關于自身團體活動的字里行間顯出他們以有閑階層自居，滿足于小眾范圍內自娛自樂的趣味：“華林先生結婚了！……華林先生就在我的住所來請客。所請朋友，多是常到文藝茶話會的，……我把華先生結婚的消息記載下來，只是供給終日勤苦的人們在工作后的消遣，算是一種談笑而已，不必天下人都學做這樣的文字，不必天下人都整日的閱讀這文字?！雹獯禾Γ骸洞蠹液门笥丫蹠淮巍?，《文藝茶話》第1卷第9期，《民國珍稀短刊斷刊資料匯編（上海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7年版，第19738-19739頁。然而，當他們開始將自娛自樂的活動以《文藝茶話》的雜志形式出版后，這種原本只有周末閑暇時間才可為之的活動日益商業化、市場化，成為他們從事文字與出版工作的職業生活的一部分。（11）Michel Hockx.Gentility in a Shanghai literary Salon of the 1930s.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Edited by Daria Berg&Chole Starr.Routledae Press.2007.P70-p71.

具有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現代職業作家與懷揣革命理想的左翼文人都把咖啡館作為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閑暇之處。位于租界內的咖啡館空間為革命者提供了某種“感覺結構”，而在這一“感覺結構”中，革命者找到的很可能是某種歸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種存在的自在和認同，并以此對抗著權力中心的控制和壓迫。而這種認同感的背后，是對咖啡館所表征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想象與訴求。①王瓊、王軍珂：《咖啡館：上海20世紀初的現代性想象空間》，《粵海風》2006年第4期?！拔铱梢宰谛】Х鹊弥樽淼娘嬃先ハ?，我可以冷冷地視察夜市里的罪惡”。②（？）平：《海上生活三部曲》，《橄欖月刊》。位于虹口區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館，不僅是魯迅與許多左翼知識分子的會面地點，更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搖籃地?！斑@是一個猶太人開的店，因為是外國人常去的地方，巡捕包打聽是不大注意的?！雹蹢罾w如：《左翼作家在上海藝大》，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頁。1929年10月中旬，“左聯”第一次籌備會即假公啡二樓舉行，參加者有馮乃超、彭康、陽翰笙、錢杏邨、蔣光慈、戴平萬、洪靈菲、柔石、馮雪峰、夏衍、潘漢年等。④葉中強：《民國上海的“城市空間”與文人轉型》，《史林》2009年第6期。夏衍回憶，“我記得我參加黨召集的第一次籌備會議，是在一九二九年是月中旬，地點是在北四川路有軌電車終點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館二樓，……籌備會一半是每周開一次，有時隔兩三天也開過。地點幾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館二樓一間可容納十二、三人的小房間?！雹菹难埽骸稇袑づf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46-147頁、第227-230頁?！霸谝粋€盛夏的晚上，杏邨、伯奇和我在善鍾路、霞飛路口的一家外國人開的DD咖啡館和周劍云見了面，……（商量發展電影事宜，筆者注）過了一天，我們三個又在赫德路杏邨家里開了一個小會，研究今后對策?！雹尴难埽骸稇袑づf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46-147頁、第227-230頁。馮乃超也回憶，“在川北公寓的附近，有一家大概是希臘人或猶太人開設的糖果、罐頭食品的商店，它的二樓，辟了一個咖啡店，名字就叫什么‘公啡咖啡店’，它的顧客很少，我們倒是常去，有時就在那里開會；幾乎被我們包下了?！雹唏T乃超：《革命文學論爭·魯迅·左翼作家聯盟——我的一些回憶》，蔣錫金筆錄，《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3期。已故喜劇藝術表演名家金山，有一天“得到‘文總’委員許滌新的通知，到霞飛路一家白俄咖啡館參加“文總”會議?！雹鄷?、紹武：《夏衍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頁。

在魯迅的心目中，咖啡店代表著一種“有產階級”的浮紈，它所表征的生活方式，與那些“革命文學家”們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相左的。但事隔一年，魯迅非但踏進了一家“革命咖啡店”，且被其內的年青“革命作家”奉為“旗手”、“盟主”。于此可見：上海的咖啡館除了它的“階級屬性”和為傳統側目的“時髦”和“浪漫”外，亦是一個適合文人聚會、討論并結構關系網絡的城市媒介。⑨葉中強：《民國上海的“城市空間”與文人轉型》，《史林》2009年第6期。一方面，咖啡館隱喻著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象征著作為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似乎是與民族解放、革命理想根本對立的。然而，城市中產階級市民群體，尤其是知識分子，卻通過進入咖啡館內飲咖啡，獲得了具體真切的現代性體驗與感官愉悅。⑩王敏、魏兵兵、江文君、邵建：《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1843-1949）》，（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頁。對于現代中國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咖啡的意義是通過它與小眾的精英唯智主義的連系而產生的，特別是作為剛萌芽的中產階級革命情懷的展示客體，都是通過咖啡這個媒體而完成的。（11）

四、結 語

公共空間在本質上是開放的，誰能夠占有公共空間并定義城市的形象，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①包亞明《空間、文化與都市研究》，《文匯報》2005年11月6日，第6版。1927至1937年間的上海知識分子多以群體化的方式出入茶社、酒樓與咖啡館等城市“集體空間”。一方面這些空間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內部不同亞群體的聚會場所從而不但具有半私密化特性，甚至具有了與某個群體相聯結的象征意味。如葉靈鳳、曹聚仁等報人時常聯絡通氣、交流行業信息的新雅茶社，馮雪峰、夏衍等左翼知識分子密謀文藝路線動向與走勢的據點——公啡咖啡館以及黃炎培、史量才等地方精英知識分子用以結交社會名流的功德林餐館等。知識群體“置身于這些空間，以某些方式利用它們，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社區的感覺”。②包亞明《空間、文化與都市研究》，《文匯報》2005年11月6日，第6版。

而另一方面，這些空間又因其為公共營業場所而具有開放性，使得不同知識群體都將一些空間場所作為活動據點。報人、現代派作家、詩人、戲劇家與左翼知識分子等不同群體都時常光顧新雅茶社?！拔乃嚥柙挄钡幕顒訄鏊矔r?？缭讲枭?、咖啡館、酒吧等不同類型的“集體空間”?！拔覀冊谡加谐鞘锌臻g的同時，反過來也被城市空間所占有?！雹郯鼇喢鳌犊臻g、文化與都市研究》，《文匯報》2005年11月6日，第6版。知識群體在這些空間場所里交流的話題五花八門、無所不涉，既有職業工作內容，亦有私人生活瑣事，兼具“私人”與“公共”雙重性質?！肮病迸c“私人”這一對源自西方的分析概念的邊界因放置在茶社、酒樓與咖啡館等近代上海的集體空間里而變得模糊。

明清時期作為“非日常性”生活空間的酒樓、茶館已經日益遍及城市，開始作為一個家庭之外的日常性戶外活動空間。④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臺北《新史學》第11卷第3期，2000年9月。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新興的茶社、酒樓與咖啡館已經成為知識分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戶外活動場所。這些場所具有的“非日常性”餐飲消費功能被淡化，其作為一個構建社會關系網絡的空間場所的功能逐漸凸顯。知識群體在占據城市“集體空間”的同時，以不同的話語對其進行修飾與表述，將光顧這些空間的行為視作有別于“普羅大眾”的社會身份象征，從而具有非日常性與周期性夸示消費的特點。受到西方物質文明的影響，近代上海的酒樓、茶社等地在店面布置、服務功能等方面摻入了西化元素，吸收了外來咖啡館、酒吧的裝飾風格與服務項目，使得其承載的文人雅好品味與西人之異國情調相融合。但茶館、酒樓與咖啡館在近代上海的發展并不均衡?？Х瑞^在近代上海呈不斷上升的繁榮趨勢。而在30年代城市娛樂格局的巨大變化中，大部分茶館被迫退出了原來占據的娛樂市場空間，讓位于其他更受市場歡迎的現代娛樂場所。⑤樓嘉軍：《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華東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99頁。知識分子無論主動接納抑或被動抗拒，他們都不得不適應上海的城市空間變化。異國情調在與文人雅好的較量中最終獲勝。

（責任編輯：劉 麗）

The “Collective Space”，Social Network and Identity——T he Leisure Life of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1927-1937）

Hu Yueha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0036）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collective space"concept to visit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how to get identity through leisure and construct social networ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eahouse,restaurants and cafes three major consumer sites in citie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non-routine"food consumption function is weakened in these urban leisure consumer sites but its functions as a place for social network increasingly prominent.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become a meeting place for intellectuals within the different sub-groups,thus not only semi-privacy features,and even has symbolic meaning linked with a group;on the other hand these places have openness as public spaces and business premises,so that differentgroups can use them as the activity bases.Shanghai intellectuals occupy,compete,and present urban public space in differentways,re-construct their own social networks,access group sense of identity,which makes itboth had the public and privacy features.

Collective space； Social network； Shanghai； Intellectual； Identity

G248

A

1008-7354（2014）06-0011-11

（11）Laikwan Pang,.The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af?Culture in Republican Shanghai.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no.1 (March 2006)：24-42.彭麗君：《民國時期上海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主體性及他們的咖啡文化》，《文化研究月報》，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4313.htm。

胡悅晗(1980-)，男，湖北襄陽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師，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亞洲研究所2010-2011年度訪問學者。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生活場域與階層再生產——以民國時期北京、上海知識群體為例（1927-1937）”（項目編號：13YJC84001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