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瀾書院與廣州十三行商

摘要：在廣東書院發展史上，文瀾書院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它不僅是廣州西關紳商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時一個因緣際會下的附屬產物，還是清代書院制度與廣東書院文化發展下的時機選擇，更是廣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動融入地方士紳圈和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的著力舉措。文瀾書院不僅為行商帶來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與榮譽，為其贏得了在商言商、遇紳而紳的身份認同，更為行商家族實現“由商入仕”的發展戰略提供平臺與契機。

關鍵詞：行商；行商家族；文瀾書院；士紳；西濠

中圖分類號：G6492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0X（2014）04-0108-0710

廣州文瀾書院位于今天的下九路文瀾巷一帶，創設于清代嘉慶年間（1810年），民國20年代最終消亡社會亂治之手，前后約百年。前半個世紀里，文瀾書院不負眾望，堅守本意，是廣州西關文化興盛的參與者與見證者，也是十三行商們結合公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雙贏舉措，更為行商們進一步贏得了在商言商、遇紳而紳的身份認同。后世學者為文瀾書院著文立傳，多以再現文瀾書院創設緣由和所需人力、物力條件為研究之重。本文在此基礎之上，擬從書院創設背景入手，討論文瀾書院對于行商在實現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雙贏的基礎上實現身份認同的轉變和家族“由商入仕”發展戰略的意義。

一、文瀾書院——廣州十三行商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中的選擇

文瀾書院產生的直接前因在于廣州西關官濠（西濠）的年久失修。關于廣州西濠沿革，于阮元《廣東通志》中專有記載。西濠原位于廣州西南部，本與其他東、南濠涌一般，各自奔海。因著廣州地勢東北高，西南低，西關偏又河道網布，臨近珠江，是以長久以來，西濠時通時塞，與民不便。自宋始，經略使陳峴曾設濠通江，及至元明兩代，隨著廣州城的遷延拓展，西濠水利翻修事業時廢時舉。入清之后數十年間，雨季則泥沙堵塞造成水不通而漫岸，旱季河道干涸不便民生，不通舟楫。加之河涌邊居民常常填埋河岸改建民房，加劇了水災頻發與瘟疫叢生。盡管如此，伴水而居處，西濠周邊畢竟繁華起來，當時十三行商館與屋舍大多都建筑在西關。乾嘉年間，潘、盧、伍、葉四大行商家族都擇居于此，首富潘家的海山仙館位于顏慶橋附近，伍怡和家族后來居上，置宅于十八甫，葉大觀家族世居在十六甫與泮溏，以經營茶葉外銷致富的盧廣利家族住在十七甫。除此之外，清中后期，廣東許多科舉名人也誕生于此，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狀元梁耀樞居住于十一甫，同治十三年（1873年）甲戌科榜眼譚宗浚居住于西關叢桂里，家居西關多寶坊的咸豐九年（189年）探花李文田年26歲便考中探花，其他舉人進士舉不勝舉，如此效應，不少富商巨賈引為“風水寶地”，寧愿搬遷至此。西關繁華日盛，對西濠的疏浚與維護工作終于提上日程。

嘉慶十五年（1810年），廣州六脈渠、玉帶河一帶已被率先疏浚，為民所贊。西關紳民聞訊，紛紛繞濠商議，提請解決辦法。西關士紳何太清、顏平章、莊清槐、高仕釗、龔在德、潘如彥、鐘啟韶、張衍基、蕭鉞揚、張如芝牽頭報求官府，經時任廣東布政使曾燠批準并動工，得以“東南起濠口，西南盡柳波涌，斷者續之，涸者浚之，弇者廓之，室之據其中者移之，橋之卑而舟航難達者高之，濠之廣以丈之尺為率，橋之高之水平為準。民不知勞，吏不相擾，數月之內，波澄堤固，委輸演漾，頓其舊觀”。

至此并未完結。據曾燠所述，西關紳民擔心日久西濠仍陷淤塞，必須“置有公所，設立經費、歲時聚集，輪值管理，隨時挑挖”。十三行商潘敬能堂、盧廣利、伍怡和、劉東升、葉大觀堂，潘麗泉、梁天寶、謝東裕、李萬源、麥同泰、黎西成共立契約，主動捐送位于太平門外下九甫繡衣坊后界洪恩里，共計洋商公產房屋十二間。此屋舍原為乾隆五十年間義豐行商蔡昭復私產，因其拖欠夷賬，官府查封并派員估算后以時價11 820兩白銀變抵欠賬，下令洋行承買，遂成商會公產。以此建立永久清濠公所，并附以其他屋舍出租經費用以維持疏浚所需，更擴建屋舍創設了達百年之久的文瀾書院，以振西關文風。

于事件始末中很難發現十三行商人是如何具體介入此項地方公共事務中的。比如說，清濠前的輿情調研與地勢勘察，行商與地方士紳應是共同參與了，但能否明晰西關士紳向廣東布政使曾燠報求疏浚西濠的行為中，行商是直接參與或是背后助推？行商是否為疏浚西濠捐輸錢物？如果捐輸錢物了，是由地方政府勸捐或者是行商主動捐輸？創設永久清濠公所與文瀾書院的提議是何時醞釀的，尤其就后者而言是早有預想擇機而設或是恰逢時機順勢而為呢？這些問題的提出有助于還原行商參與清理西濠與創設文瀾書院的前情后事，更有助于從側面反映清代中期的廣州十三行商擁有何種的社會地位與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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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周珊：文瀾書院與廣州十三行商

在史料得以更多挖掘之前，我們可以做一些合乎邏輯的推理。首先，據呂鑑煌輯錄《文瀾眾紳錄》中所載，疏浚西濠的工程由西關士紳何太青等具文呈請，這里面沒有提到過西關豪商。工程結束后，時任兩廣總督蔣攸铦曉諭西關眾紳士，需協同完成善后事宜，這里面也沒有提到洋商巨賈。只在關于設立永久清濠公所與文瀾書院之時，對行商主動捐輸公產流露贊同。這說明，地方公共事務中涉及與官府公文往來事宜，只有士紳被賦予權力，商人的地位雖自明清大有提高，但在影射到身份、地位與榮譽的情況下，商人仍然無法介入官紳議政的核心規程內。

其次，身處由商入仕的轉型期，行商家族必然察覺到，參與疏浚西濠工程是一個難得的契機，不但得以兼顧公私利益以期雙贏，還通過創設文瀾書院進一步經營官紳商人際網絡。

廣東布政使曾燠于嘉慶十五年（1810年）到任廣東，遍訪民情獲悉廣州城內水利之患，廣州城內六脈渠、玉帶河一帶先行開展疏浚工作，隨即西濠工程也參與其中，可以說，這是清中期廣東地方官府關于廣州城內水利事務的一次全面主持，工程量不可謂不大。清中期之后的地方官府很難單獨完成這些公共事務，一則是由于清政府相關例則拘束使然，清政府有例則，涉及主干河流的水利工程由河務管理官員負責，朝廷撥付經費，而地方上的支流疏浚和維修工程則由州縣官自行招募人力與經費，相應的，工程是否有必要修繕以及如何修繕也均由地方主管官員處置。261二則，清政府官吏貪墨行為的普遍與辦事效率的低下早已為時人詬病，在許多的公共事務中，比如辦學、賑災、濟困等民間事務上更多仰仗地方士紳，因為他們更負責、更有效率。三則，這個時代，城鎮中的士紳、鄉村中的鄉紳在地方事務管理上掌握著比過去大得多的話語權，他們以非正式或私人性參與地方政治的行為是得到政府和公眾普遍認可的。11所以，此次疏浚西濠的前情后事、方方面面都有地方士紳推動和襄助的身影。但這絕不意味著地方士紳單獨持有工程的主導權，有理由相信，行商家族獨具的長遠眼光促使其必然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并尋求機會實現利益最大化。

廣州十三行商的角色比較特殊。在商言商，其顯性角色是商人身份，在清朝的商業行政管理制度中，他們與內地牙行商人是同一性質。據清政府規定，紳士不得從事經紀行業，十三行商恰好歸于此，換句話講，行商的職業不允許其位列紳士。不過，行商可以繞過法律，他們被當成紳士，是公開的秘密。163這是因為，一方面，十三行商既是民商，也是官商，是清政府特許經營外貿的“紅頂行商”，大多知名行商都會捐納三或四品頂戴，雖然獲益有限，不具實權，但畢竟具有了接近官紳的顯性身份。另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經過百年發展的廣州十三行商，不獨兢兢業業恪守商人職責，還非常重視家族成員由商入仕的轉型培養，這里面原因很復雜，但是擺脫賤民身份與自欺欺人的頂戴榮譽，以科舉士人身份真正融入地方士紳圈，參與地方政治是非常重要的理由。疏浚西濠是地方官府比較重視的水利工程，且事涉自身與公共利益，造福鄉梓，名利雙收，行商不可能放棄這樣一個能夠自然介入“唯一能合法代表當地社群與管理共商地方事務參與政治過程的集團”的機會283，也不會忽略投身公益慈善事業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力，所以，與從前被官府勸捐和攤派不同，行商參與疏浚西濠工程是主動與自愿的。

最后，隨著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位列“四民之末”的商人有著更大的活躍度，地位得以明顯提高，尤其是清中葉后的地方公共事務里，常常是紳商一體，共同參與。除了錢財之外，商人家族往往通過捐官或者直接培養子弟參加科考進而出仕，不僅如此，大凡巨商或世商均有著良好的文化素養與談吐，樂于結交士紳，附庸風雅，并與之締結婚姻。他們通過投入慈善公益活動或者興辦文化事業，積極尋求公共事務的參與甚至主導，積攢口碑與威勢，進行政治投資，由此經營著政紳商之間的復雜關系網絡。所以，振興文運的感慨與追求為行商家族歷來就有，籠絡科場士子以達到進一步融入士紳圈主導地方事務的目的也不是一次疏浚西濠事件才突發奇想的。文瀾書院的出現既是時世需要，也是行商的長遠打算，恰逢西濠疏浚工程，行商應是處處主動，且書寫神來之筆，上助朝廷解決政務，下而惠及西關居民，前與西關士紳成功合作，后將贏得士子追捧且造福后世。

二、清代書院制度與廣東書院文化發展下的文瀾書院

因是異族入駐中原，為壓制輿論，清初采取抑制書院的政策，雍正后逐漸放寬了限制，官辦與民間書院先后興起。文瀾書院的產生固然是在疏浚西濠的前提下，由地方政府、士紳與豪商共同促成的，但自清中葉開始，書院發展的興盛景象也極大地推動了地方紳商“以振文風”的熱情。

有學者對清代書院的發展情況進行統計40-41，在地區分布上，清代19個省級區域中，廣東省以新建和重建31間書院高居榜首，呈現了教育與文化迅猛的發展態勢；觀察以時間為坐標的發展軌跡，經歷乾隆朝的高調繁榮后，嘉慶朝的發展有急轉直下之感，這個階段恰恰是清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雖然在歷史的慣性下，書院的發展仍未停止，但與前代對比顯然緩慢許多。然而，整個大環境的變化似乎并未影響到廣東地區興建書院的熱忱。根據劉伯驥先生在《廣東書院制度沿革》79中的介紹，筆者對廣東地區自宋代至清末的書院沿革與發展情況進行了統計。嘉慶以前（包括嘉慶皇帝在位2年，以下同）的廣東書院建成數量上看，康雍兩朝大約平均每年建成書院一間有多，而到乾嘉年間，平均每年建成書院便近兩間了，這說明了清中期后書院文化確實走向了興盛，也是雍正乾隆年間兩次降諭獎崇的結果。單列廣州府（包括番禺與南海）情況，嘉慶以前，共創建書院14間?？滴跄觊g7間，6間官辦；雍正期間無；乾隆年間3間，1間官立；嘉慶年間7間，4間官立。19世紀以前除卻雍正年間，其他年份均是好些年才建成一間書院，而自嘉慶五年（1800年）后，書院建成密度便很高了，且此后私立書院逐漸增多，文瀾書院便是在廣東書院文風興盛期而應運而生的。值得一提的是，文瀾書院問世后十五年，兩廣總督阮元便創建了清代著名書院學海堂。學海堂最初選址并不在今天我們熟悉的廣州越秀山上，而恰恰是創辦于文瀾書院內，其辦學宗旨與方向與文瀾書院完全不同，而辦學手段卻有借鑒之處。

廣東文史專家黃泳添先生曾根據光緒三十三年廣州城區圖為底本繪制了當時廣州城區（以越秀區為主）書院坐落圖，雖時過境遷，然而清晚期的書院發展格局還是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來：以清代廣州府衙為圓心、以半徑一公里的范圍（32平方公里）為范圍，形成了一個層次鮮明的文化圈，它大概相當于今天廣州東到德政路，南到大南路，北到越華路，西到解放路一帶，涵蓋了清代上百所的合族祠書院。筆者對比了康雍乾嘉四朝廣州府書院14間書院，除卻文瀾書院位于廣州西南地的西關處，竟再無法找到第二間在其附近，此種情形即使延至清末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梢?，在廣東書院文風興盛之際，西關地區紳商聚集之地興建書院是應時應景的，且長期占據了特殊地位。

文瀾書院的獨樹一幟，不僅在于位置，更在于它的性質。與十三行商不同，廣東鹽商所捐建的書院多為省辦書院，山長多為翰林進士出生的大紳，專課八股文，例如粵秀書院、越華書院、應元書院等，此類官辦和私立書院或為開課考課為主的應試場所，或成講求理學或博習經史詞章的講學之所。而文瀾書院并不開課授學，業余協助官府疏浚西濠，主業卻是一個以匯聚紳商來舉辦文會活動的公益場地，后來更成為紳商社交集議之會所。大約因其非主流書院，所以關于書院更具體的一些情況并不容易知曉，無論是就中國書院發展史，還是廣東地區的書院概觀研究，文瀾書院都被其他著名書院的光芒所遮掩，長期湮沒于人們的視野之外。

三、行商家族“由商入仕”——文瀾書院不負所望

永久清濠公所與文瀾書院所在屋舍原本傾頹，一直未得用。值此疏浚西濠之機，十三行商捐出屋舍，以修濠后所余工錢進行翻修，眾多屋舍得以出租用以永久清濠經費，并于嘉慶十五年（1810年）最終成就書院，正所謂“一舉眾善備，種福無涯矣”。391-393余后的百年里，文瀾書院以其特別的管理規程催生并發展了廣州西關地區的官紳商網絡。

首先，由于書院基地為行商捐送，盧、潘、伍、葉四大家族被推舉為遞年輪值，屬于常駐，除每年入冬后應約集西關眾士紳商討并處理西濠的違建違占行為之外，還需要配合經由公推程序產生的當地士紳對書院行使日常管理責任。這些士紳必須是居住在西關的官員或者有“功名”傍身。最初約定為八位，發展到 “文風日盛”，需要增加至十二到十四位才能維持書院管理的正常運轉。制度將行商置于左右書院發展的位置，建立了與地方士紳間的常態和廣泛的聯系，堂而皇之地介入地方文教事業的管理發展中，它不同于過去行商與地方士紳的聯系主要是建立在機緣的、小眾的或者單向輸出的基礎之上。文瀾書院士紳名單中輯錄了行商家族及其后人中的大量精英人物，表明行商家族“從商入仕”的轉型獲得了極大成功。即使至186年十三行被付之一炬，但其家族影響力未必受到實質性的削弱，這正歸功于19世紀早期開始的家族從業轉型，以及對地方士紳圈持之以恒的滲透。

再者，入院門檻之高反而使得士子爭相以進入為榮，書院規程首款明確了入院條件“凡寄居西關須稅業三十年后進庠中式始得入院送報，到院時必須通知當年值事及各老前輩查確并無欺飾及身家清白者方可列入”。也即，具有西關籍貫，擁有一定財力且獲取功名者才夠資格進入學院，缺乏功名的一般富戶也無法進入書院，表明了其傾斜西關士紳的初衷，但行商家族的發展格局并未受到限制。當然，這種要求并非絕對，許家并非世居西關，但以其經營商業于西關，亦作西關論。行商家族中一些通過捐納而獲取功名的人不受條件限制，另外，伍家捐地捐款給文瀾書院，院例規定他們永遠可以以非科甲出身的一人加入文瀾書院，并參與祭祀和分胙，后來行商潘家同例。

三者，書院每年有春秋二祭的大敘會和若干次小敘會，參加者囊括上至知名士紳，下至剛考中秀才者。西關人都認為能參加文瀾書院的活動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如終身未能青一衿，被認為是畢生一大憾事。文會征文被送往西關地區外正身榜名的老師審閱，以示公正。比如，歷任廣東粵秀、越華和羊城書院的山長，清代畫家謝蘭山便曾擔任文章的評閱老師。征文獲獎者予以物質鼓勵，更以致送賀儀的名義重獎科舉功名者以及入仕者。狀元喜儀銀三十大元，榜眼探花二十大元，授翰林和主事中書知縣各八大元和四大元，舉人、副拔貢、恩貢、新進生員均贈大元。文會活動中，從第一至第一百名參與者均獎勵不等錢物，由此可見文瀾書院文會盛況，士紳云集。通過對文瀾書院成員組成的統計，自嘉慶至光緒年間，書院產生甲班（進士）29人，其中行商家族就占7人；舉人 172人，副貢 24 人，拔貢 11人，優貢4人，其余歲考、科考、官立學校畢業生不可勝數，西關士林幾乎被納入其中，如果以張仲禮先生對中國紳士社會地位的分析，獲取貢生功名以上者即為上層紳士，那么，文瀾書院成員以上層紳士為主流。從清末民初文瀾書院的社會活動來看，其成員的組成層次對廣東地方政治產生了實質的影響。表1文瀾書院甲班進士名錄（行商家族成員）姓名功名、授職家族梁同新道光十五年進士，欽點翰林，官至順天府尹行商梁家，梁經國四子梁肇煌咸豐進士，授翰林編修，官至江寧布政使，曾代左宗棠行代理兩江總督梁同新子易學清同治七年進士，官至戶部主事，清末藏書家行商易家梁肇晉同治十三年進士，禮部主事梁同新子，梁肇煌弟潘寶鐄光緒二年進士，欽點翰林行商潘家，潘有度長子潘寶琳光緒十五年進士，欽點翰林潘有度次子伍銓萃光緒十八年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鄖陽知府行商伍家行商襄助官府由來已久，不少行商的頂戴花翎便是通過捐輸錢財而獲取的。從前，他們通過“邀封翎頂”的方式換取一定程度的體面和便利，19世紀初，隨著對“由商入仕”家族發展戰略持之以恒的推動，行商家族逐漸出仕者甚眾，且不乏京官，在廣東地方士紳圈內日漸嶄露頭角，發展中的文瀾書院造就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網，雖至清末，書院文風日漸頹廢，但影響力和參院者的號召力還被晚清政府或者民國廣東政府所倚重。劉祿山在《話說西關文瀾書院》提到，書院中活動的士紳通過文會之誼，上通翰林院士，借之彈劾來粵官員，所以外省來粵官員往往會事先拜訪書院的主事者以求庇護。書院的主事者通過選舉產生，往往為當地豪紳，所以這無疑為地方勢力與官府間加深利益牽扯提供平臺，也許這正是行商希求的局面。

四、結語

清中葉廣州文瀾書院的創設是行商家族發展“由商入仕”戰略的成功范本，頭戴“紅頂商人”的大帽辛苦經營了一個世紀后，行商發出了“寧為一條狗，不為行商首”的悲鳴，這是血與淚的傾訴。事實上，文瀾書院創設的前幾年，行商們已不堪重負，紛紛謀求退出。也許，在行商家族看來，退出十三行并不意味著退出歷史舞臺，出科入仕正是他們為家族后人選擇的另一條道路。不僅如此，文瀾書院的創設還以小見大地印證這樣一種現象，即在明清商品經濟發展的背景下，長期位列“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獲得了顯著提高，商人的士大夫晉升途徑越發多樣與順暢，通過捐納官位、籠絡士子、提升自身儒學修養、締結士商婚姻等方法，成功地滲透地方管理，這些變化逐漸促使整個社會價值系統發生微妙的調整。